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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列朗（Talleyrand）曾说：“不是活在1780年的人，不懂得生活的乐趣。”当然，他还必须属于上层阶级，而且是对道德没有偏见的人。
我们很难为道德下定义，因为各个时代均从当时的习性与好恶出发给道德下定义。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以私通来缓和一夫一妻制，好像美国人以离婚来挽救一夫一妻制一样。而高卢人认为明智的私通对家庭的害处——至少对儿女的害处——小于离婚。总之，私通的行为在18世纪的法国非常盛行，而且通常都能得到谅解。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中区别“束缚”（bind）和“牵系”（attach）两词时，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对妻子是有义务的束缚，对情妇却是情感的牵系。”（One is bound to one's wife, attached to one's mistress.）据当时的报道，“当朝权贵20人中即有15人是与未曾和他们结婚的妇女生活在一起”。拥有情妇和有钱同样是必要的。爱显然是肉欲的：画家布歇将之绘成粉红色，弗拉戈纳尔则给它加上花边并增添光彩。布丰则露骨地说：“爱除了肉体之外没什么好处。”
然而，处处还有美好的爱情存在，克雷比永的儿子就是一例，哲学家当中的爱尔维修也一直迷恋他的妻子，而达朗贝尔不管莱斯皮纳斯的兴趣如何变化，一直对她很忠实。卢梭则在这个时代里从事个人的道德改革。我们是否还要表扬一下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有些妇女把伪装美德当作一种时尚，但有些妇女欣然接受恢复婚前守贞和婚后重视贞节的道德信仰，以免自己受辱而成为那些登徒子的晋身之阶。至少一夫一妻制已不再是羞耻的标志。那批登徒子也结婚了，他们重新发现家庭生活的乐趣；他们宁愿寻求二人结为一体的深长情趣，而不愿永远只是触摸变化多端、华而不实的爱恋。许多刚开始显得很轻浮的妇女，在儿女出生后也就安定下来了。有些人甚至在卢梭的劝诫之前，就开始亲自抚育她们的子女。而通常在母爱抚育下成长的孩子，长大以后也很孝顺。卢森堡夫人在经历年轻时期一段惊险刺激的生活后，成为一位模范妻子，忠于丈夫，并温柔地照顾卢梭。莫雷帕伯爵曾臣侍于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曾被长期流放，他去世时，他的妻子回忆说，他们“共同生活了50年，而未尝一日分离”。我们听了太多——我们自己也谈了不少——违背婚姻誓言，而得以晋身历史的女人。至于坚守忠贞、至死不渝的，则听得很少。克罗扎小姐12岁时就许配给后来的舒瓦瑟尔公爵，对他迷恋她野心勃勃的妹妹，她一直耐心地忍受着。在他被放逐后，她仍然陪伴着他，即使是颇通世故的沃波尔也称誉她为圣人。黎塞留伯爵夫人始终不渝地爱着她的丈夫，即使在他拈花惹草期间也不例外，她感激命运惠予她死在他的怀里。
变态、色情和卖淫仍然持续着。法国的法律要求对鸡奸惩以死刑。1750年，在格雷韦确有两位鸡奸者被焚死，但法律通常对成人之间的自愿和私下的同性恋行为视若无睹。经济的道德则昔今不变。卢梭的《爱弥儿》一书中有一段记载食物和酒的掺杂伪造。当时的政治道德也和今天一样，有很多热心的人民公仆，如马勒泽布、杜尔哥和内克尔，但也有很多人靠金钱和关系获取职位，然后利用职权做违法的勾当，假公济私。许多闲荡的贵族吸取农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但是，公私的慈善机构也有不少。
大体说来，18世纪的法国人是温和的，虽然他们性伦理的法则违反了基督教规的公正。就看卢梭的一生吧，虽然取悦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仍有那么多人来援助他、安慰他。通常这些同情他的人又都是他曾辱骂过的贵族。男女关系的骑士精神已经没落，但在法国军官对待和他们同阶级的战俘的行为中继续存在着。暴躁而且充满敌意的斯莫利特（Smollett），1764年在法国旅行时写道：“我很敬佩法国的军官，特别是他们的豪侠和勇气，尤其是他们对敌人的慷慨和仁慈，甚至在可怕的战争中他们也是如此。”戈雅（Goya）也许太夸张了一些，他用画笔绘出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军对待西班牙的残酷情形。法国人的确可能很无情、残忍，不过那是因为战争和刑罚把他们锻炼得如此。他们都很狂烈，在大学中动辄挥刀打架，常以街头暴动代替选举。他们都很冲动，常常不加考虑就决定事情的好坏。他们是盲目的排他主义者，他们无法了解为何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那么野蛮，不说法语而说其他语言。德尼斯夫人拒绝学习英文的“面包”（bread）一词：“为什么他们不都说‘pain'（面包）？”也许他们比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更爱荣耀。不久，就会有数千人高呼着“皇帝万岁”（Vive l'Empereur）而死去。
当然，法国人的礼貌风度很卓越。路易十四时设立的礼仪习俗被虚伪、讥诮和肤浅玷污了，但本质上它们还存在着，因此他们的知识阶级拥有今天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与之匹敌的美德。卡萨诺瓦（Casanova）说：“法国人是那么有礼，那么谦恭，以致你不知不觉中很快被他们吸引。”不过，他接着说他从来无法信任他们。
他们爱好清洁也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在法国妇女中，这成为她们主要的美德之一，而且终生不变。穿着整洁也是良好礼仪的一部分。宫廷中的男男女女，有时由于华丽的衣饰或繁复的发型破坏了文雅的韵味。男人所留的辫子发型，萨克斯曾加以反对，认为在战争中给敌人以把柄，太危险。他们像法国妇女一样，头发勤加抹油擦粉。妇女们把头发梳得太高，以致不敢跳舞，唯恐触到烛架而着火。一位德国来的访客量出某位法国女士的下巴正在她的脚和头发顶端的正中间。美容师们以不断变换发型致富。整洁并不沿用到妇女的头发上，因为她们整理一次头发需时太久，除少数特殊人物外，所有妇女都为了维持同样的发型不变而数日不用梳子。有些女士则随身带着象牙、银或金制的刮刀（grattoirs），以便优雅而痛快地搔头。
脸部的化妆和现代同样复杂。莫扎特1763年从巴黎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你问我巴黎的女人美不美。我该怎么说呢？她们涂抹得像纽伦堡的娃娃，她们用那令人厌恶的手法把姿容破坏无遗，一个诚实的德国人看到这样的女人能分辨得出她本来是不是美女吗？”妇女们随身携带化妆品，和今天的妇女一样，在大庭广众前重施脂粉，而不觉得难为情。德莫纳科夫人在临上断头台前还涂抹胭脂。女性的衣服式样既诱惑又不方便：低领，花边的紧身胸衣，令人着迷的珠宝，大篷裙和通常用亚麻或丝绸做的高跟鞋。布丰、卢梭和其他人反对妇女的紧身裙，但它们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直到大革命时期才被废弃。
多彩多姿和充满欢乐气氛的社交生活，也是巴黎吸引人的地方。波蔻（Procope）、雷让（La Régence）、格拉多（Gradot）三处咖啡馆款待知识分子和叛逆者，那也是城中游手好闲的人打发时间、和情人幽会的所在。文学、音乐和艺术的先知们则在沙龙大放光彩。门阀或财阀们使凡尔赛和巴黎在宴会、招待会和舞会的衬托下显得一片欢欣。在上流社会中，所谓艺术还包括饮食和说话在内。法国的烹调是全欧洲人羡慕向往的。法国人的机智精练使所有的话题显得贫乏，使厌倦掩蔽了光辉。18世纪后半期，说话的艺术衰退了；雄辩的激昂压倒了说话的艺术，说者胜过听者，机智由于过多和常不慎伤人而贬损了身价。自己也会刺痛人的伏尔泰提醒巴黎人说：机智而无礼会变成粗野。沙洛泰也认为“对机智的爱好……把科学和真正的学问”驱出了沙龙。
在打扫得极为整洁并点缀着许多雕像的公园里，人们悠闲地漫步，也有人带着小孩或牵着爱犬，伶俐的少年追逐着灵巧地装作无处可躲的少女。杜伊勒里的花园在当时可能比现在还美。且听维基·勒布朗夫人的叙述：
当时，歌剧院很近，就毗连着皇家歌剧院。夏天，表演在8点半结束，所有的高雅人士全出来了，甚至在未结束前就出来，在园地上散步。当时，女人流行戴很大的花束，花香，加上她们头发上散发出的脂粉香味，很自然地使空气中充满了芬芳……据我所知，在大革命爆发以前，这类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在露天的月光下，有各种音乐演奏……经常有大批人聚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