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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蓬巴杜夫人的庇护下，激起法国大革命、产生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凡尔赛的一栋公寓里形成了。
虽然有同业公会和柯尔伯特（Colbert）的规定，及误以黄金为财富的重商主义者点物成金的迈达斯（Midas）神话的严格束缚，法国的经济还是奋力成长着。为了增加输出、减少输入，并对金和银采取“有利的平衡”，以保持政治和军事的实力，法国和英国的国家经济都采用了有助于维持经济秩序的一些规定，却妨害了革新、投资和竞争，以致损及生产。古尔奈、凯奈、米拉波、杜蓬等人士说，这一切规定和限制完全违反了自然。人类有获取和竞争的本性，而假如人的本性能免于不必要的束缚，则他生产的产品的数量、种类和品质的优越将会震惊全世界。因此，这些重农主义者说，让本性统驭，让人们依据他们天生的才能去发明、制造和交易。或者如古尔奈曾说过的“让他自己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这句名言由来已久。约1664年，柯尔伯特问商人勒让德尔“我们（政府）该如何帮助你们”时，他回答：“随我们自己去做，别管我们”。
古尔奈是法国第一个坚定的重农主义者。毫无疑问，他知道布瓦吉耶贝和沃邦对路易十四在封建政度下加诸农业的严苛限制所做的抗议。他深为蔡尔德爵士的著作《贸易和利润概览》（Brief Observation concerning Trade and Interest，1668年）感动而把它译成法文（1754年），他可能还读过康蒂永（Richard Cantillon）的《商业本质论》（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1734年）的法文版（1755年）。一些人把这本书的问世视作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开端——对财富的来源、生产和分配的一种合理的分析。康蒂永说：“土地是获取财富的资源（来源或资产）。”但是“人的劳力是生产财富的工具”。他不是以黄金或钱来为财富下定义，而认为财富是“生活的维持、便利与舒适”。这个定义本身就是经济理论的革命。
古尔奈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最初在加的斯（Cadiz）经商。他把业务扩展到英国、德国和荷兰之后，定居巴黎，并被任命为商务总督（1751年）。他旅行法国各地、巡行一番之后，首先观察到同业公会和政府的一些规章对经济投资和交易限制的情况。对自己的见解，他没留下任何成文而有系统的陈述和说明，但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杜尔哥（Turgot）把他的意见归纳编写出来（1759年）。他力言即使不把当时的经济规条删除，至少也要削减。任何人都比政府更了解何种程序有利于他的工作，当每个人都能随意追求自己的利益，则货品将能增产，财富也将增加：
一些仅以自然为基础的、独特而原始的法则，依据这些法则，所有商业中存在着的价值，彼此都能维持均衡，而且有决定性的一定价值。就好像人的身体以其特有的重力维持其本身的重量一样。
也就是说，价值和价格是根据供求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而这个关系由人的本性来决定。古尔奈下结论说，政府只有在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时，及以荣誉和奖励来刺激产品的质与量时，才能干涉经济。主持商业的特吕代纳先生接受了这套说法，杜尔哥则给予言论上的支持，并承认它的正直性。
凯奈采取的重农主义路线则稍微不同。身为地主的儿子，他虽然学的是医科，却从未对土地失去兴趣。他以医药和手术的技巧赚了一大笔财富，并成为蓬巴杜夫人和国王的御医（1749年）。在他凡尔赛的寓所里，他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异端人物，包括杜克洛、狄德罗、布丰、爱尔维修、杜尔哥等。在那里，他们除国王之外无所不谈，他们异想天开，想把国王变成“开明的暴君”，作为和平改革的力量。沉浸在理性的时代里，凯奈觉得把理智应用到经济学的时机已经来到。在工作上他是一个颇有自信的专断者，却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在世风日下的环境里以廉洁著称。
1750年，他认识了古尔奈，不久对经济比对医学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他很谨慎地以笔名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撰写了数篇文章。《农场》（“Farms”）一文中把农场的荒芜归之于苛税和政府的征集。《谷物》（“Grains”）一文则叙说小农场无法有效地使用最富生产力的方法耕作的情形，而赞成由企业家来经营的大规模农耕——我们现在对庞大农业的展望。政府应该修筑道路、河流和运河，免除所有的运输税，并免除所有农作物的贸易限制。
1758年，凯奈出版了一本《经济实况》（Tableau Économique），这本书成为重农主义者的宣言。虽然此书是在国王监督下，于凡尔赛宫中由政府印制，它仍指责奢华是对财富的浪费，而用这种财富本可创造更大的财富。根据凯奈的看法，只有大地的生产才能构成财富。他把社会分为三个等级：一、生产阶级，指农民、矿工和渔夫。二、随意阶级，指可以从军或经营管理事务的人。三、不生产阶级，指将大地的产物制成有用物品的匠人，及将产品转交给消费者的商人。因为加诸第二或第三等级的税终究都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依照凯奈的看法），因此最科学、最方便的税制是加于每块土地每年所获净益的单税制。赋税应由国家直接收取，而不应假手私人金融业者。政府应该是绝对世袭的君主政体。
由于他们低估了劳力、工业、商业和艺术，凯奈的建议在今天似乎失效了，但当时的一些人认为那是极富启发性的启示。他的信徒中最让人信服的米拉波认为，《经济实况》一书是历史上最崇高的发明之一，其价值远超过金钱所能估计。米拉波继承了一大笔财产，生活得像一个王公贵族，以民主主义者的姿态从事写作，他将第一部书取名为《人类之友》（L' Ami des Hommes）或《人口协定》（Traitéde la Population，1756年），从而赢得了“人类之友”的盛名。在出版了这部大作之后，他才受到凯奈的影响，于是他根据所受的影响修订此书，并增订为一部六册的巨著，发行了40版，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思想与心理上曾产生重大影响。
米拉波并不像马尔萨斯（Malthus）1798年一样受到人口增加的困扰，他认为国家的伟大决定于人口的多寡，而这必须要“他们获得生存的方法时，则人类增加得有如谷仓中老鼠的繁殖”——这种现象我们在现在仍可见到。他下结论说，对食物增产者应给予种种鼓励。他认为财富的分配不均阻碍了食物的生产，因为富人们占去了可能是肥沃农场的土地。在序言中，米拉波对国王说，农民是：
最富有生产力的阶层，他们看到的只有脚下抚育他们和你的保姆——大地。他们永无休止地做着最累人的工作，每天祝福你，但除了和平与保护外对你别无他求。你用的是他们的汗和血（但你毫不知觉）来赏予那一群百无一用的人，这批人却总告诉你，一个君王是否伟大，在于他所能分给他的群臣的赏赐的价值和多寡而定。我曾亲眼看见一位穷苦的妇人因抗拒强制执行而紧握住家中所剩的最后一件器皿——一只锅——时，一个税吏砍断了她的手。伟大的君主，你作何感想？
在《税理》（Théorie de L' Impôt）一书中，革命性的米拉波攻击向农民收税的人是攫食国家要害的寄生虫。愤怒的财税官员们于是谏请路易十五把他监禁在万塞讷堡（1760年12月16日）。凯奈请来了蓬巴杜夫人调停，路易十五于是将他释放（12月25日），但禁止他离开勒比农的宅邸。米拉波首先适时地研究了农业，然后于1763年印行了《乡村哲学》（Philosophie Rurale），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前最精博的经济论文”。格里姆称之为“重农主义派的《摩西五书》”。
他的儿子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在绝望之余，为了双方的安全把儿子送进了监狱。但到他死的那一年，他一共写了40本书。像他那个儿子一样，他既蛮横又放荡，为钱而结婚，控告他的妻子不贞，把她送回娘家，然后找了个情妇。他曾指责专制的拘捕状（lettres de cachet）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暴政，后来又力劝内阁发了50份以助他训诫他的家人。
处在这一时代，我们很难了解重农主义者的出版物引起的骚动，及他们活动的热诚。凯奈的门徒敬重凯奈有如经济学中的苏格拉底，他们的著作付印之前都要先呈给他审阅，而凯奈对他们的著作贡献意见。1767年，一度为马提尼克岛总督的里维埃发表了亚当·斯密所谓的“最清晰、与学理关系最密切的论述”——《社会政策的自然和基本法则》（L' 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在经济理论中（论述中说），有些法则与牛顿在宇宙中发现的法则一致，由于忽视或违反了这些法则，才产生了经济的弊病：
你希望一个社会能获取最高度的财富、人口和权力吗？那么，把它的利益委之于自由，并使之普遍化。凭借这种自由（那是勤勉的基本因素）和享受这种自由的愿望——由于竞争的刺激及经验和先例的启迪——你可以相信每个人都会为他自己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而努力，结果，也就会以他特有的利益致其全力于公众的利益，不仅为统治者的利益，也为社会每一份子的利益贡献出他的特殊才能。
杜蓬概述了给予这个学派以历史名称的“重农主义”（Physiocratie，1768年）的主张。杜蓬同时把这个学说刊登在两种期刊上，其影响遍及瑞典和托斯卡纳。他在杜尔哥手下担任制造业者的总督察一职，杜尔哥下台时他也跟着下台（1776年）。在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上，他曾帮助美国与英国进行商谈（1783年）。他被选为“名人会议和国民大会”的会员（1789年）。为了区别他和会中另一位名叫杜蓬的会员，人们以他代表的市镇地名称之为“内穆尔杜蓬”（Du Pont de Nemours）。因为反对雅各宾党人（Jacobins），在对方得势时他即遭受迫害。1799年他流亡美国，1802年返回法国，但1815年他终于在美国定居，从而建立了美国最有声望的家族。
表面上重农主义的学说有利于封建制度，因为封建领主仍然拥有法国1/3的土地。但在1756年以前，他们几乎未曾付过任何赋税，于是地主对于将必须缴纳所有税款的意见感到非常恐慌，他们也无法接受封地的税转移到他们领土内货物的运输上。日渐具有新的人性尊严思想的中产阶级，在想到他们是国内一群不事生产的阶级时，感到异常愤怒。哲学家们虽然大体上同意重农主义者依赖国王为改革力量的说法，却无法和他们一起行动与基督教谋取和平。1763年拜访过凯奈的休谟，认为重农主义者是“13世纪中叶设立的索邦神学院毁灭以来，今日所能找到的最荒诞不经、最傲慢的一群人”。伏尔泰在《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L' Homme aux Quarante Écus，1768年）一书中讥讽他们。1770年，意大利人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出版了《论货币》（Dialoghi sul Commercio dei Grani），同年狄德罗将之译成法文。伏尔泰曾谓柏拉图和莫里哀的思想对这已成为经济学“灰暗科学”的杰作，一定具有很大影响。加利亚尼与巴黎的机智者嘲笑重农主义者唯有土地才能生产出财富的观念。（他认为）免除谷物贸易的所有规章一定会毁了法国的农民，聪明的商人把谷物输出国外时，一定会在国内造成饥荒。这正是1768年和1775年发生的情形。
一则故事说，路易十五曾经问凯奈，如果他是国王的话，该怎么办。凯奈回答说：“什么也不做。”“那么谁来治理国家呢？”“法律！”于此，重农主义者所指的“法律”，是人类的天性与生俱来并管理供与求的法则。国王同意尝试。1754年9月17日，他的内阁废除了国内谷物——大麦、黑麦和小麦——出售和运输的所有的税赋和限制，1764年除了必须达到某一限定的价格外，这项自由扩展到谷物的输出。由于供与求的经营得法，面包的价格曾一度降低，但1765年的歉收又使它涨得远超出正常价格。谷物的缺乏在1768年至1769年达到了饥荒的程度。农民们在猪圈里挖取食物，吃瘦弱的动物和草。在一个拥有2200人的教区中，有1800人靠乞讨度日。人们抱怨他们面临着饿死的威胁时，投机者却把谷物输出国外。批评家们在《饥饿协定》（Pacte de Famine）中指责政府从这些垄断者的经营中获取利润，而1761年剧烈的变相“饥饿协定”在以后几年仍持续着，以致人们竟指责仁慈的路易十五获取高价面包的利益。很显然，一些官员难辞其咎，但路易十五是无辜的。他曾传令一些商人在丰收之年收购谷物，储存起来，在荒年时再拿出在市场出售。可是出售时的价格往往使赤贫者负担不起，政府的补救措施行动太慢，它进口谷物，再转售给最缺乏的省份。群众要求政府恢复管制谷物的贸易，国会也参与这项请求。就在这时，伏尔泰出版了《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政府终于让步了，1770年12月23日，准许谷物自由贸易的御令被废弃。
虽然遭受了这次挫折，重农主义的概念在国内外仍然流行着。1758年的一道敕令，确立了羊毛和羊毛产品的自由贸易。亚当·斯密1765年拜访凯奈时，深深地被他的“谦和与简朴”吸引，也更加强了他自己对经济自由的偏好。他批评说：“这个制度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指明手工艺者、制造业者和商人全属于不事生产的阶级。”但在结论中他说：“虽然有这些缺点，这项制度可能是目前为止有关政治经济问题中最接近事实者。”重农主义者的见解与英国减低输出和输入税的愿望极为一致——英国当时已是各国中最大的输出者。财富在不受政府对生产和分配加以限制时增加较快一说，在古斯塔夫三世治下的瑞典、利奥波德大公治下的托斯卡纳、查理三世治下的西班牙都得到了共鸣。杰弗逊爱好最不管事的政府，一部分就是附和重农主义的原则。亨利·乔治也承认他赞成不动产单税制，是受了重农主义者的影响。自由企业和贸易的哲学给予美国的商业阶级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刺激了美国工业和财富的快速成长。在法国，重农主义者为中产阶级免除国内贸易和政治发展遭受的封建和法律的束缚阻碍，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凯奈在去世之前（1774年12月16日），有幸见到自己的一位友人当上了财政主计长。假如他能再多活15年，就可以看到，许多重农主义者的理想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