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

整个西欧的资源率皆耗尽。其中尤以普鲁士为最，14岁以上的孩子都被征调，农田荒芜，商人由于毫无交易而破败。奥地利现在人多钱少，而且失去俄国有力的财政支援。西班牙已将哈瓦那和马尼拉让给英国，而她的海军几乎全被摧毁。法国破产了，其殖民地失去了，海外贸易几乎皆在海上丧失无余。英国亟需和平，以便巩固其所获。

1762年9月5日，比特派遣贝德福德公爵起程赴巴黎，与舒瓦瑟尔磋商解决办法。如果法国愿意割让加拿大和印度，英国将归还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而法国可在英国的同意下，保留腓特烈在威塞尔和古德兰的西部省份。皮特用激烈的语气和声调斥责这样的提议，但由于舆论支持比特，11月5日，英、葡与法、西签订《枫丹白露和约》（The Peace of Fontainbleau）。法国放弃加拿大、印度和梅诺卡岛。法国对普、奥两国的关系，同意保持中立态度，而且从日耳曼西部的普鲁士领土上将法军撤出。进一步的《巴黎和约》（The Peace of Paris）于1763年2月10日签订，仍给予法国在纽芬兰（Newfoundland）附近捕鱼的权利，并保留在印度的一些交易站。西班牙割让佛罗里达给英国，从法国获得路易斯安那。在技术层面上，这些协议破坏了英国口口声声在反对的片面和约，但实际对于腓特烈来说，是一件大好消息，因为他仅仅剩下两个敌对的国家——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了，而且，他现在颇为自负地相信，能用他的力量去对抗这两个灰心已极的敌人。

玛丽亚·特蕾莎为情势所迫，不得不跟她最痛恨的敌人议和。所有主要的同盟均已弃她而去，加上10万名土耳其人正向匈牙利进军。她派了一位使者向腓特烈求和。他接受了，1763年2月5日至15日，在胡贝图斯堡（Hubertusburg，靠近莱比锡），普、奥、萨克森和日耳曼诸侯签订条约，从而结束了“七年战争”。血洒遍野，而欧洲各国在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后，终于在欧陆将旧有的现状恢复了：腓特烈占有西里西亚和格拉茨，威塞尔和格尔德兰。他从萨克森撤退，并答应支持玛丽亚·特蕾莎的儿子约瑟夫作为罗马帝国的王储，即未来的皇帝。最后签署的时刻到来，腓特烈的友邦祝福他，度过“你一生中，最愉快的一天”。他回答说，他生命中最愉快的日子，可能要结束了。

这次战争造成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对于奥地利来说，不仅永远失去西里西亚，而且欠下1亿埃库的战债。奥地利国王一贯拥有“帝国”封号的传统声望，至此宣告结束。腓特烈将玛丽亚·特蕾莎当作一位奥匈帝国的统治者在应付，而根本不把她视为是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女皇。帝国境内的日耳曼诸侯，如今各自为政，而且很快就会臣服于普鲁士在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的声威。哈布斯堡的权力衰微了，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的权力高涨。如此，为俾斯麦（Bismarck）做好铺路工作。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开始以整个日耳曼为念，而不以个别而骄横的邦国为考虑。日耳曼文学也激起了“狂飙运动”（Sturm und Drang），终于达到歌德和席勒代表的巅峰。

瑞典失掉2500条人命，结果除了一身债以外，别无所获。俄国有12万人在战斗、流离和疾病中死去，不过很快即可获得补充。而她向西推进，为她的现代史打开了新纪元。瓜分波兰一事，如今成为必然。至于法国的结局，殖民地和商业大批失去，而这次几近破产，逼使她向着崩溃之路又跨前一步。而英国的收获远超过其领袖们当时所能了解的：控制海洋，控制殖民世界，建立大英帝国及开始了182年的世界霸权。而对于普鲁士来说，几为焦土一片。1.3万住家被摧毁，上百个城镇成为废墟，数千家庭破亡绝灭。18万普鲁士人（根据腓特烈的估计）死在战场上、营地中，甚至有更多的人死于药品或食物的匮乏。而某些地区，仅有老弱妇孺在耕作。1756年，普鲁士计有450万人，而到了1763年，仅剩下400万人。腓特烈如今成为日耳曼的英雄（除了萨克森）。他在离开6年之后，终于胜利地进入柏林。这个城市虽然贫困，每个家庭虽在悲伤，还是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并当作救星似的在大声欢呼。这位老战士钢铁般的精神，终于被感动了。“我亲爱的同胞万岁！”他喊道，“我的孩子们万岁！”他是一位能够谦虚的人。在受人欢呼的时刻，他没有忘记作为一位将领所犯下的错误——除了拿破仑，现代将领中最伟大的一位就数他了。而且他仍然能够看到数以千计的普鲁士青年抛头颅、洒热血，在为西里西亚捐躯的情景。他自己也付出了代价。虽然才51岁，却已未老先衰了。他背已偻、脸已皱、消瘦不堪、齿牙尽落、半边头发又已白，并饱受胃痛、腹泻和痔疮的折磨。他认为，如今最适合他的地方，就是为伤残所设的养老院了。他亟思借和平的、有秩序的政府，以赎前愆。

“七年战争”政治方面的主要结果是大英帝国的兴起和普鲁士升为第一流强国。经济方面主要的影响是走向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那些庞大军队无疑是批量生产下集中消费的光荣市场，而且，哪位客户能像这一位这样答应尽早摧毁所购货物，以便购买新的、更受欢迎呢？道德方面是战争使悲观主义、犬儒主义盛行和道德沦丧。生命如草芥，死亡随时到来，受苦成为家常便饭，抢劫遍地皆是，所以唯有抱着“得乐且乐”的生活态度了。1757年，格里姆在伐里亚曾说：“使我无法想象，贫穷的可怕和人的不义，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然而，这还只是开始。苦难对宗教的助力，一如其阻碍：如果少数人因为罪恶的可怖实际转而支持无神论的话，大多数人却向神灵接近，以满足对于为善终必获胜的信心。一次对宗教的反动，将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发生。而德国新教在废墟中被救活了。假如腓特烈一旦失败，那么普鲁士很有可能会像1620年以后的波希米亚，经历一次天主教信仰和权力的复辟，而且是强迫性的。想象得以战胜实际，实为历史的一大幽默。 H0rv0fTFqRup0l7p9+ka+jP2MiX3d4d/Tth6wC+sMdqsdsVE1cgJN2mVnIphuy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