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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年，狄德罗因他的《论盲目》（“Letters on the Blind”）一文中几段侮辱性的句子被捕入狱，关在维辛市（Vincennes）。卢梭给蓬巴杜夫人（Mme.de Pompadour）写信，请求开释他的朋友，不然允许将他一并下狱。在那个夏季，他数度奔波于10英里外的地方，从巴黎赶到维辛市，探访狄德罗。途中，他经常随身携带一份《信徒报》，以为步行休息之际充当浏览的读物。就这样，他偶然看到第戎学院（Academy of Dijon）悬赏征文的启事。论文讨论的问题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道德可能产生污染的影响，或具有净化的作用”。他跃跃欲试，因为快37岁了，正是该为自己创立声誉的时候。然而他是否拥有关于科学或艺术或历史的足够知识来进行这一问题的讨论，而同时不至于显露自身在教育程度上的缺陷呢？他在1762年1月12日写给马勒泽布（Malesherbes）的信件中，以特殊的情感描写他在这次旅途中突然获得的启示：
遽然地，我感到自己为千百道耀眼光芒弄得头昏目眩。许多生动的鲜活的观念涌上心头，其以如此的力量、如此的混乱，将我投进不可言喻的兴奋中。我感到天旋地转起来，有如喝醉酒似的。一股强烈的心悸压迫着我。呼吸的困难，竟然使我无法移动脚步，只好躺在路边树下，在如此兴奋的情况中，度过将近半小时。动身时，我发现自己胸前的背心被泪水沾湿了……啊！如果我能将自己在树下看到的、感到的写下1/4，那么我将可以把我们社会制度的所有矛盾，一一予以澄清了；我将可以简单地指明人性本善，而我们的制度使之败坏的道理了。
最后一句是他所唱的生命之歌的主题，至于那沾满背心的泪水，正是法国和德国浪漫主义取之不竭的源泉。现在，他能将自己的一颗心掏出，以反抗巴黎所有的矫揉造作、道德败坏、追求肉欲的艺术、势力的阶级划分、有钱人通过对穷人的剥削来过着冷酷奢华的生活，及以科学取代宗教、以逻辑取代感情而造成的干涸枯竭的心灵。一旦向这样的堕落宣战，他是能辩解自己所持的教养上的单纯、自己的村野举止、自己对社会的不快、自己对恶意中伤和不相干机智的厌恶，及自己对在友辈的无神论气氛中所持的挑战性的宗教信仰的。此时，在内心深处，他再次成为加尔文的教徒。他追随某种思想上的情绪，回想起早年灌输给他的道德观念。在回答第戎学院的信函中，他欲将自己出生地日内瓦的地位置于巴黎之上，更欲对自己与别人说明何以他在“佳美小屋”的生活是如此愉快，而在巴黎的沙龙里过着可怜的生活。
到达维辛市之后，他将自己打算显露一手的意愿告诉狄德罗，狄德罗极为赞成，并劝他以最大可能的力量攻击当代文明。几乎没有别的对手敢于采取如此的立场，而卢梭的地位将会因其独特而大为突出。
卢梭返回住宿的旅社，一心渴望摧毁当时的艺术与科学的地位，而这正是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科学、艺术、手工艺的百科辞典》中准备予以颂扬的：
我以很独特的格式，写作这部论文……我晚上难以成寐，即致力写论文。我闭着双眼，在床上思考，我的心反复地以无法令人相信的努力和注意，三番两次地改正我的修辞……一俟论文完成，我将它交给狄德罗。他对这篇论文感到满意，而且指出其中某些认为应该加以修改的错误……除了格里姆以外（我想），我没有再给别人看就送出去了。
第戎学院把他的论文评为第一，给他首奖的荣衔（1750年8月23日）——1块金牌和300法郎。狄德罗怀着特别的热心，安排这部《论艺术与科学》（Discours sur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的出版事务，然后通知作者：“你的论文之好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从未有过这样成功的例子。”似乎巴黎已认清此时此地，正值启蒙运动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大声地向理性时代挑战。
这篇论文的开头，似乎在赞扬理性的胜利：
观乎人自求进取，即其自身从一无所有，努力创造，实为一项高贵而瑰丽的景象，而理性之光拨开由人性笼罩的所有浓云密雾，超越了自己，而其思想，在尽善的天国翱翔，迈着巨人的步伐，有如太阳照射这广阔的寰宇。还有更伟大的、更了不起的，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与反省，研究人本身、认识人的本性、人的责任及人生目的。我们见到的这一切奇迹，在最近几代之中已重新出现。
伏尔泰对这篇论文令人出神入迷的开端，必然展露赞许的微笑；这是对理性学派注入的一股新血，其对那些意欲破除迷信的人可谓最佳伙伴。而且，这位年轻的英雄“洛金瓦”（Lochinvar），岂不是已经对百科全书派做了一项贡献吗？但是某些论证已有令人（指伏尔泰）失望的转变了。卢梭认为所有这些知识上的进步，已使政府更为有力地摧残个人的自由；它已运用世故的伪善，取代了未开化时代具有的简朴德行和直接语言：
真挚的友谊、诚恳的相互敬重及完全的信赖，已被人们抛弃。妒忌、怀疑、恐惧、冷淡、隔阂和欺诈的谎言，时常被掩盖在客套的、虚伪的外表与骗人的面具之下，而这些却为人大言不惭地视做坦白和文雅，并认为应该用以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导和表率……让艺术和科学取得原有的地位，提供有益的贡献吧！
这种因知识与技艺的进步而造成的道德和品性的败坏，几乎成为一个历史定律。“埃及一俟成为哲学和文学之母，即立刻被征服了。”希腊一度充满英雄人物，曾经两度击败亚洲。其时，学问停留在初生阶段，而斯巴达的德行并非如希腊的理想一样被雅典的矫饰、诡辩学派的论证及普拉克西特列斯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取代。但是，当那“文明”达到巅峰状态之际，即为马其顿菲利普的一击所毁，然后，自动套上了罗马的枷锁。罗马在其还是一个接受斯多葛式训练的农民和士兵组成的国家时，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但是一俟它松懈地耽于伊壁鸠鲁的享乐，在赞美奥维德、卡图卢斯和马提雅尔的淫秽之际，便成为罪恶的渊薮，及“国家之间的笑柄，甚至是野蛮民族的俎上的肉”。在文艺复兴时代，罗马复活了，艺术和科学再次腐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力量，以致意大利积弱到无法抵抗侵略的地步了。法兰西的查理八世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统治了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而且所有他的大臣都将这个出乎意料的胜利归之于以下的事实：意大利的王子和贵族以最大的热忱，致力于智力的培养与探求，而不求实际行动，及军事上的研究发展。”
文学本身也为衰败的因素之一。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哲学造成的离心效果。在这些“爱智者”中，有人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物质；另外有人使我们相信，除了物质，别无其他，及除了宇宙之外，别无其他（上帝）主宰；第三派声称，德行和罪恶徒有其名，除了力量和技巧之外，其他不起作用。这些哲学家“败坏我们信仰的基础，摧毁了美德。他们轻视地谈笑‘爱国主义’和‘宗教’等老式的字眼，并将其才干贡献于摧毁和损坏那些人们视之为神圣的事物”。在古代，如此谬妄无法长期地存在于人们心中，但是现在由于印刷术的使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有害的思想，将会永远存在了。卢梭的结论是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而且“极易看出，日后的帝王将自他们的国土上尽最大的努力，以驱逐这项可怕的艺术，一如他们从前鼓励其发展”。
看看那些从来不知道哲学或科学、文学或艺术的人表现的活力和优异：居鲁士时代的波斯人，塔西佗描述下的日耳曼人，或者“我们时代的淳朴之国（瑞士），其著名的勇气几为任何灾祸无法征服，而其忠诚也无败坏的例证”。此外，这位骄傲的日内瓦人又补充说：“即使对这许多为我们难以隐瞒甚至闻所未闻的恶行，那些幸福国度里的美洲野人，采用孟德斯鸠简单而自然形式的简易政府，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柏拉图的法则，及哲学所能提供的最完美的政府远景。”那么何为结论？其为——
在一切时代中，奢华、放荡和奴役，都是由于我们傲慢的奋斗努力以图从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单纯快乐境界里强自出头所遭受到的惩罚……让人们记取教训，明白大自然亟欲保护他们以免科学的伤害，正如一位母亲从她的儿子手上夺去一件最危险的武器。
对具有学术地位的学院所提的问题，卢梭的答案是：学而无行，陷阱也；唯一真正的进步是道德的进步；学问的进展，若没有加以净化，反而会败坏人类的道德；文明并没有将人类提升到更为高贵的地位，反而使人自乡村淳朴的天真无邪和欢乐异常的天堂中坠落。
在论文的结尾，卢梭对自己的观点再加以检讨，他面对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的科学、艺术、文学和哲学，仍然感到心有余悸。他记起友人狄德罗正在准备编一部百科全书，以对科学有所贡献。突然他发现某些哲学家——例如培根、笛卡儿等人——皆是“崇高的教师”，所以他提议，那些活着的、有才干的人物，如果担任国家统治者的顾问，是应该为大家欢迎的。西塞罗不是成为罗马元老了吗？而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不是被任用为英国首相了吗？狄德罗可能忽略了这些线索，但卢梭还有最后的话：
至于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上天没有赋予我们如此伟大的才干……让我们默默无闻算了……让我们将指导人类的责任留给别人，而将我们局限在处理自身事务上算了……美德！淳朴心灵的崇高科学……岂不是你的原则，而铭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不是需要学习更多你的律令法则，而不去倾听良心的呼唤吗？……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对此，我们必须学习满意知足。
巴黎人不知采取何种立场来对待这部论文：以严肃作品视之，或以充塞夸张、矛盾和言过其实的恶意文章视之？据某些人的说法，卢梭根本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种（卢梭自己有此记载）。狄德罗信仰科学，但对它自囿于习俗和道德的限制深为不满，所以明显地同意卢梭的夸张手法，视之为鞭笞巴黎社会的必需；而宫廷大臣对这篇论文，无不击节赞赏，而认为早应给予骄横的、行将毁灭的哲学家如此指责。当然，有很多敏感的人，一如这位笔锋犀利的作者，对巴黎那种喋喋不休和无聊的机智深感不快。卢梭在此已经指明任何文明社会遭遇的诸般问题。技术所结的果实，换来工业社会的繁忙、紧张、新奇、嘈杂和特别的气息，这是否值得？启蒙运动是在逐渐损害道德吗？如此追随科学，以致达于彼此毁灭，而跟从哲学，以致使任何坚定的希望趋于破灭，这是明智之举吗？
十几位批评家起而卫护文明：里昂学术院的博尔德，卢昂学术院的拉卡特，柏林学术院的福尔梅，及最温和的波兰前国王、现为洛林大公的斯坦尼斯拉斯。学者们指出卢梭的非难仅仅是扩大蒙田在《论野蛮》（“On Cannibals”）一文表现的怀疑而已。其他人也听过帕斯卡自科学返归宗教的呼吁，还有成百上千的“硕学之士和圣者”，世世代代地在谴责文明为一种病态、一项罪恶。神学家可以声称，在卢梭的理论中，所谓人从自然状况的“幸福”和“无邪”沦落至此，仅仅是伊甸园故事一项新瓶装老酒的玩意儿而已。“文明”取代了“原罪”的地位，是人类之所以堕落的原因——而这两项无非是寻求知识的欲望，导致福荫的结束促成。老于世故如伏尔泰者，茫然不解于一位年已37岁的人，何以会写出一篇有如幼小孩童所写的愤世文章，去反对科学的成就、优美态度的福祉及艺术所具有的启发性。艺术家如布歇，对卢梭的讽刺抨击，可能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艺术家如夏尔丹和德拉图尔，却攻击卢梭在使用无法认知的通则化概念，以为推论的根据。而士兵们对这位软心肠的音乐家，当然是大为喝彩，因为他提高了军人的品质和永远处于战事的精神的地位。
卢梭的朋友格里姆，抗议任何返回自然的举措。“魔鬼似的胡说！”他大叫着，并提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自然是什么呢？”贝尔注意到“很少字眼，一如‘自然’一词，使用得如此含糊……因为‘这个来自自然，所以是好的、对的’。如果你根据的前提是这样的话，那么所得的结论一定是不确的。我们从人类自身找到很多坏的事物，而这些毋庸置疑地是大自然的杰作”。卢梭抱持的有关原始自然的概念，当然将其浪漫地理想化了。自然（没有社会限制和保护的生活）是张牙舞爪的，而其间最高律法无非是杀人或被杀。卢梭喜爱的“自然”，有如在沃韦或克拉伦斯所见到的，无非是文明化的“自然”——经人修饰过、驯服过的。他事实上也不愿返归原始状态，并接受其间的肮脏、不安及暴行。他向往的是自给自足、尊重长上的农家生活。他希望解除文明社会所加的限制和规则，及理性和节度形成的古典的处世方式。他痛恨巴黎，喜爱“佳美小屋”。到了晚年，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Les Rêveries d' un Promeneur Solitaire）中，卢梭将他的感觉予以理想化了：
我天生最相信人类，而40年来，这一信念从没有一刻被蒙蔽淆惑。突然地，循着他人和事物的轨迹，一起崩溃了；我陷入成百上千的陷阱……浪费在我身上的虚伪情感，使我一度相信这些仅仅是欺瞒和曲解而已，此外并不含有其他意义。于是我又很快地陷入了另一极端……对人类，我开始厌恶……我从未真正习惯文明社会，其间全都是忧虑、义务和责任，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的独立性，使我永远无法臣服于希冀与他人相处的必要限制。
他大胆地在《忏悔录》中承认，第一篇论文“虽然充满活力和热情，在逻辑和法则方面，却是绝对欠缺。所有我写的作品中，在推理方面，这一篇算是最为薄弱的了，也是最无律则（散文韵律？）、和谐的一篇”。
无论如何，他对批评者提出了有力的答复，所以再度维护他的矛盾的论据于不坠。对斯坦尼斯拉斯，他例外地对自己的话礼貌地作了一次修正：经过思考之后，他决定不再主张烧毁图书馆，或关闭大学和学术院，“所有如此的做法得到的效果，可能将欧洲再度带回野蛮世界”。而且“人类一旦腐败，最好是求知，而不是无知”。不过他根本无意撤销对巴黎社会的指责。为了表明他不参与这样的社会，他放弃了长剑、彩带和白袜，而代之以简朴的服装和中产阶级的小假发。马蒙泰尔说：“如是，自那一刻起，他选择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及自己所戴的面具。”果真如此，那么他所戴的面具是如此之好、如此之牢靠，以致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而改变历史的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