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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布利（Mably）一家对卢梭形成一种知识上的崭新刺激。市长格兰德是三位闻名遐迩的兄弟中的老大。另外两兄弟一位是近似共产主义者的加布里埃尔，一位是近似唯物论者的孔狄亚克，而卢梭与他们兄弟三人都见过面。当然，他又爱上马布利夫人了，可是，这位夫人和蔼宽大，以致对他的爱情并不在意。因此，卢梭不得不专心于自己的职责——教导她的两个孩子。他向马布利先生提出他关于教导的计划和观念，其中一部分与自由教育的原则吻合。而这一原则在22年后的《爱弥儿》一书中，有其古典的、浪漫的发挥；另外一部分却与他后来舍弃文明的立场矛盾，因为它们承认艺术和科学对人类的发展有其价值。由于时常跟里昂学院的博尔德（Bordes，伏尔泰的朋友）教授这样的人来往，卢梭吸收了很多启蒙运动的观念，因此学会了取笑一般人的无知和迷信。但是，他仍然停留在尚未成熟的阶段。一天，卢梭向公共浴室内窥看，他看到一位年轻妇女的裸体，他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返回自己房内，他立刻写了一封大胆的信给她，但是没有署名：
小姐，我几乎不敢向你承认，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看到你，这令我感到快乐，而为了爱你，又如何地令我受苦……原因不在你那轻盈的、苗条的身影，虽然赤裸着，也不失任何韵味；也不在那优美的形态，那适度的轮廓……也不完全为了散布你全身清新的百合香味……而是为了你脸上那柔和的嫣红……当我吟着诗句，恶作剧似的于你罗衣尽褪之后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时，我见到了你脸上泛起的红潮。
他现在的年纪已大到足以爱上“年轻”的妇人了。几乎所有出现在他面前的女孩子，无一不引起他的企求和梦想，其中尤以苏珊为最：“啊！只有一次，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我的唇与你的接触了。啊！何等美的记忆，我怎能失去你呢？”他开始思及婚姻，可是他也承认：“除了奉献我的一颗心之外，别无他物。”因为没有钱，苏珊与别人结婚了，而卢梭只有求诸梦寐之中了。
他不但不适合扮演成功的情人角色，而且也不适合做一个好教师：
我几乎具有一位家庭教师必须具备的学识……而我生来就有的温柔性情如果不含性急的成分的话，似乎也有利于我的工作。当一切顺遂于心，而我所见的痛楚，虽为我所不能原宥，终究被克服了，那么我就是一位天使。可是一旦事与愿违，处处不顺心，我就成为魔鬼了。如果我的学生不了解我所教的，我就性急了，而一旦他们显露出执拗不驯的性格，激怒了我，以致气急之下我恨不得把他们杀掉……我决心离开我的学生，因为自知不能合适地、成功地教导他们。虽然我认为如果不自动请辞，他们也绝不至于开除我，马布利先生对这一点跟我一样的清楚。
就这样，卢梭伤心地辞去了教职，或者说被客气地解聘了，他怀着以图奋发的心情，回返尚贝里，再度回到姆妈的怀抱寻求慰藉。华伦夫人仁慈地接纳他，让卢梭与她的情夫同桌共餐。但是他对这一处境并不感到满意。他埋首书堆和音乐中，构想出一套以数字取代符号的音符系统。他决定前往巴黎将自己的发明呈献给科学院时，人人都表示赞赏。1742年7月，他返回里昂，找人写介绍信，以便将他推荐给巴黎的名流人士。马布利将他推荐给了丰特内尔和凯吕斯伯爵，而博尔德将他推荐给了黎塞留。卢梭自里昂动身，搭乘公共驿车赶赴巴黎，一路上梦想着伟大的未来。
这时，法国正在进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由于战场是在外国领土，巴黎仍然继续过着富裕享乐的生活。知识界在热烈地讨论学术，戏院正在上演拉辛的剧本，沙龙里充满了异端邪说和机智诡辩，主教们在阅读伏尔泰的著作，乞丐在与娼妓竞争，小贩在叫卖物品，艺术家在为面包流汗。1742年8月，卢梭来到这个扰扰攘攘的大都会，他已经30岁，口袋里只有15利维尔。他在靠近索邦学院的卡德列斯街上的圣奎丁旅社预订了一个房间——“一条下流的街道，一家可怜的旅社，一间简陋的套房。”8月22日，他将所写的关于音乐概念的新符号递交给科学院。而科学院的学者以优雅恭维的委婉词句，否决了他的方案。拉莫（Rameau）说明如下：“你的符号非常好……其所以未被接受，在于它们仍须经过心理上的程序，如此，同样无法增进实用的效率。我们目前所用的音符，一旦出现在眼前，根本用不着再加思索。”卢梭承认这一说明所持的理由正当而无法驳倒。
同时，他所携的介绍函件使他得以接近丰特内尔，这位先生已达85岁高龄，所以过于注重精力的保持，不愿劳神，只好对卢梭无以为助了；马里沃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和戏剧作家，十分忙碌，不过，对卢梭的喜剧初稿《水仙花》（Narcisse）也曾阅读一遍，并提出若干修正意见。初到巴黎的卢梭，即与狄德罗见面了。狄德罗比他年轻1岁，那时尚未出版过重要的著作：
他喜爱音乐，在理论方面知之颇稔……而且对我讲述他在文学上的一些想法。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更加密切，这种关系持续了15年；可是不幸我们从事了同一行业，否则这种关系可能会永远地维持下去。
他与狄德罗不是上戏院观戏就是下棋。在棋会中，卢梭遇见菲利多尔和其他的好手，而“无疑地，到最后，我在这方面远超过他们所有的人”。嗣后，他找到门路得以进入银行家贝尔纳的女儿杜潘夫人（Mme.Dupin）的家和她所设的沙龙中，而与她的继子弗兰克伊开始了一段友谊。与此同时，卢梭在经济上已有捉襟见肘之感了。
他开始寻找职业，这样才不至于完全依赖朋友的供养。由于贝桑瓦尔夫人（Mme.de Besenval）的帮助，他获得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一职。战事迭起，路途险峻，使他费了不少心力，方于1743年春天抵达威尼斯，随即向大使蒙泰古伯爵报到。这位伯爵先生，据卢梭所记，几乎是一位不学无术的人。作为他的秘书，除了说明文件之外，尚须负责起草的工作。卢梭在出席威尼斯议会时，说明法国政府传来的消息，是用意大利语发表的——这是他在都灵学的，他没有忘记，这时刚好派上用场。他对自己的地位感到骄傲，而在访问一条商船没有受到礼炮的欢迎时有所抱怨，因为“较不重要的人，也曾有此礼遇”。他跟大使先生常为了谁应接受由秘书核发法国护照所收的费用而发生争执。卢梭分得一份，所以显得比以前富裕多了。他吃得好，出入歌剧院与戏院，欣赏意大利的音乐，而且与意大利的少女谈恋爱。
一天，为了“不让同事们视他为大傻瓜”，他到妓女拉帕多娜那里。他要求她高歌一曲，而她照做了；他给了一个杜卡特，然后打算离去，但是她拒绝了，因她认为无功不受禄，所以他满足了她。随即，他返回旅舍，而“自我说服地感觉到如此行为的结果不可轻视，以致我的第一步是要求医生开药给我”。但是，医生“说服我，如此行为造成的伤害，并不会太厉害”。不久，朋友为他举行一次宴会，会中最出风头的是美丽的妓女苏莉妲。她请卢梭到房间，随即将自己的衣服脱光。“突然地，我不但没有被欲火吞噬，反而感到血管中流过一阵如死一般的冷战，而觉得恶心，所以颓然坐下，随即像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后来，他对自己表现的无能有所说明：因为这位妇人的一个乳房变形了。苏莉妲轻蔑地嗤之以鼻，骂他“不要再理女人好了，去研究数学算了”。
蒙泰古自己的薪水都被上级拖延不发，所以连卢梭的也一并被扣留了。他们吵了一架，结果这位秘书被解雇（1744年8月4日）。卢梭向他在巴黎的朋友抱怨，结果一纸查询性质的公文传到了威尼斯，大使的答复是：“我必须通知你，我们被卢梭先生欺骗如何之深的情形。他自视甚高，不可一世，使他的脾气、他的犯上，成为不能忍受的事，加上他的疯狂，才使我们发现他原来的真面目。我赶走他，犹如赶走一个恶仆。”卢梭只好返回巴黎（10月11日），向政府官员提出申辩，但是没有获得任何补偿。他请求贝桑瓦尔夫人施以援手，但她没有照做。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她，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法国大革命的炽热：
夫人，我错了。我以为你是公正的，然而你只是在称谓上属于贵族。我应记取这项教训才对。我应察觉，像我这么一个低微的外国人，若想对一位绅士有所抱怨是多么不合适的一件事。假如命中注定，再将我置于这样一个窝囊大使的掌握之下，我将忍受下来而不发半句怨言。如果他缺少尊严，心地又不高尚，那是因为贵族的本性原来就不具备这一切；如果他在最不道德的城市里，与所有卑鄙的事物为伍，那是由于他的祖先创造了足够的荣耀，作为他的荫庇；如果他结交歹徒恶棍，如果他本人即为其中之一，如果他剥夺下级人员的薪水，啊！夫人，那么我将会认为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以庆幸我生来不是凭自己才华获得提升的贵族后裔。那些祖先——他们是何许人？没有名望、没有财富的那些人，也就是我的同类。他们具有才能，靠自己的努力建立名声。可是播种善恶种子的大自然，却为他们留下不幸的子孙。
卢梭在《忏悔录》中，针对这点又补充说：
我所做的控诉，合乎正义但不被接受，这在我心中撒下了反抗这一愚蠢社会制度的愤怒种子，在这一社会制度之下，公众的福利及真正的正义，常为我所难理解的法律秩序牺牲掉了；而此之所谓法律秩序，无非在加强对压迫弱者的公共权威的承认与加深当权者的邪恶。
蒙泰古返回巴黎时，交给卢梭“一笔款项，以清偿所欠债务”。“我接受送来的钱，用之清偿一切债务，所以，我仍然像从前一样囊空如洗。”再度搬进圣奎丁旅社，卢梭以抄写乐谱维持生活。当时，一位出版商德克·德奥丽恩斯听说他贫困的情形，便把乐谱交给他抄写，同时给他50个路易。卢梭只收下5个，而将其余的视为超支部分，悉数退还。
他赚得太少，不足以供养妻子，然而他认为若加强节俭，仍可维持一位情妇。坐在圣奎丁旅社的餐桌上与他共餐的人，有旅社女主人、一些一文不名的教士及一位在旅社打扫或缝纫的年轻妇女。泰蕾兹·勒瓦瑟尔（Thérèse Levasseur）的胆怯，一如卢梭，而对贫穷虽不如卢梭那样引以自傲，但如卢梭一样时觉羞惭。教士取笑她时，卢梭代为解围，她因此视他为保护人。不久，他们彼此相恋（1746年）。“一开始，我就对她提出声明，不会放弃她，也会娶她。”她承认自己不是处女，然而向他保证，她仅犯过一次罪行，而且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宽大地不予计较，而且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一位20岁的少女仍然保有贞操，无论如何，在巴黎是少有的。
她是一个单纯的女性，全然没有魅力，而且绝对不会卖弄风情。她不会像一位沙龙女主人那样高谈政治、阔论哲学，但是她会煮饭、料理家务，并能耐心地忍受他的怪脾气和奇特的生活方式。通常，他称她为“管家”，而她称他为“我的男人”。他很少带她去拜访朋友，因为她的心智永远停留在未成年的阶段，一如他的道德感停留在未成年一样：
起初，我试图改进她的心智，但是一切的努力终归化为泡影。她的心智一如自然形成的，那是教养无能为力的。我敢于承认，虽然她能勉强写几个字，但她从未了解如何将书读好，她永远无法依序地说出一年的12个月份，或者分辨数字的不同。无论我如何不计一切麻烦，努力地教导她，她仍不知道怎样算钱，也不晓得核算任何事物的总数。她讲话时，在她心上出现的字眼，时常跟她想用的刚好相反。我从前曾以她使用的词句，编成词汇以娱卢森堡先生，而她那种颠三倒四的用语，常被我最亲近的朋友引为笑谈。
她的怀孕使卢梭“陷入最大的困境”。他怎样处置这个小孩呢？有些朋友告诉他，将不想要的孩子送到弃婴收容所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所以小孩一出世马上就被送走了，虽然泰蕾兹不赞成这样做，她的母亲却同意（1747年）。以后8年中，泰蕾兹又生下了另外4个小孩，卢梭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卢梭从未有过孩子，认为他编造这个故事，借以掩饰自己的性无能，但是他对逃避责任这件事情，曾多次表示歉疚，使这种说法无法成立。他私下对狄德罗、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都忏悔过这件事，而不齿自己的行为。他在《爱弥儿》一书中也隐约地予以承认，他对伏尔泰将此事公开的行为怒不可遏。他在《忏悔录》中坦然地承认，并为此深自悔恨。他是不适合过家庭生活的，因为他的身心属于流浪者，他是赤裸裸的神经质的人物，无论在体能上或精神上都是流浪汉。他未能以冷静认真的态度照顾自己的孩子，从此就无法成为一个十足的男人。
这时，他的运气颇佳，终于找到收入很好的工作了。起先，他担任杜潘夫人的秘书，接着成为她侄儿的秘书。弗兰克伊就任岁入征收长官（rceiver general）时，卢梭被提升为年薪1000法郎的出纳。他身披金色彩带，脚穿白色长袜，头戴假发，腰佩长剑，一派文人装扮；他出入贵族家庭，也模仿他们的衣着。在此，我们可以想象他分裂人格造成的不协调。他受到好几家沙龙的接待，而且认识很多新朋友：雷纳尔、马蒙泰尔、杜克罗斯、埃皮奈夫人，及交往最密、影响他一生的格里姆。他参加霍尔巴赫男爵家举行的盛宴，在这种场合，狄德罗使用反对他的人对他的称呼“笨驴的颚骨”。在这个亵渎神灵的地方，卢梭的天主教信仰多已消失。
他也作曲。1743年，他开始融合芭蕾和歌剧，写成他所谓的“雅乐”（Les Muses Galantes），用以颂扬阿那克里翁、奥维德和塔索等人的恋情。这部作品于1745年，在税务官拉波普林家中发表并获得赞许。提莫却予以轻视，说它是自意大利作曲家抄袭而来的仿造品，不过，黎塞留很喜欢它，委托卢梭修改一出由提莫和伏尔泰试作的芭蕾歌剧。1754年12月11日，卢梭给法国文学界泰斗伏尔泰写了第一封信：
15年来，我努力工作，使自己能获取你的青睐与垂爱，以此你善待年轻的缪斯，并由此发现天才。但是经过为一出歌剧谱曲的工作，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乐师。不论我这微弱的努力获得的成功如何，将会为我造成足够的光荣，以获知于你，而其也会表达赞美和深邃的尊崇，使我有此荣誉，成为你谦卑的、最服从的仆人。
伏尔泰回答说：“先生，你将两种才具结合于一身，而这两项才具至今仍常被认为是分开（而不能为人皆有）的。因此有两个适当的理由，使我应该敬重你、喜欢你。”
如此友好的信件竟成为他们二人敌对关系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