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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因素加在一起，瓦解了英国的基督教教义。教会和政党的盛衰相联结，上层阶级财富的增加和对娱乐的要求，通过贸易和旅行引起的国际主义观念的成长，对非基督教的宗教和民族的日渐认识，繁多的宗派及其相互的批评，科学的发展，对自然主义和不变法则的信念的加强，对《圣经》所做的历史性和批评性的研究，贝尔的大字典和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之类的划时代著作的输入或翻译，国家检查出版制度的摒弃（1694年），理性威望的兴起，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在哲学中对世界和人类提出自然解释的新尝试，及综合上述一切的自然神论者将基督教降为对上帝和永生的一种信仰运动。
这个运动以1624年舍伯里封地赫伯特爵士的《真实论》开始；17世纪和18世纪初经过查尔斯·布兰特、托兰和科林斯诸人而成长；现在则在威廉·惠斯顿、伍尔斯顿、廷德尔、米德尔顿、查布、安尼特和博林布鲁克身上以累积的效果向前推展。威廉·惠斯顿继牛顿之后成为剑桥卢卡斯（Lucasian）数学教授，由于发表一些怀疑三位一体的思想而被解职。他在《原始基督教辩正》（1712年）中为阿里乌教派辩护，而且苦心证明《旧约》的预言和基督无关。基督教的维护者放弃由预言而起的争辩、并将基督的神性放在《新约》中有关的奇迹上时，伍尔斯顿在《救主奇迹六论》（1727—1730年）中大放厥词。伏尔泰说：“基督教从未受到任何基督徒如此大胆的抨击。”伍尔斯顿辩称，这些奇迹有的令人难以置信，其他则荒诞不经。他发现尤其难以相信基督曾经诅咒无花果在复活节这么早的时节里不结果子。他怀疑，如果耶稣像处死加大拉的猪群（Gadarene Swine）
而把英国饲羊者的一群羊处死时，这些人将如何对付他，他们会“吊死他”，因为英国法律规定这种事要处以死罪。伍尔斯顿认为，基督复活的故事是十二使徒蓄意欺骗他们的听众而编撰出来的。他以他仍然是“坚如巨石”的基督徒这项声明来掩饰这一切。然而，他的每篇论说都致力谴责一位主教的骄傲和他们的贪婪，因此他们控告他诽谤和亵渎神明（1729年）。法庭判他罚款100英镑，并要他保证将来会检点。由于无法筹措需要的款额，他进了监牢。伏尔泰捐出1/3的数目，剩余的款项筹足后，伍尔斯顿获释了。这次审判无疑为《救主奇迹六论》一书做了宣传，在几年中卖出了6万本。作者不详的《伍尔斯顿的一生》（1733年）道出了他在走进圣乔治广场时——
一位兴高采烈的年轻妇女迎接他，并以下述的态度招呼他：“你这个老家伙，你还没被人吊死？”伍尔斯顿对此回答道：“好女人，我不认得你。敢问一声，我什么地方冒犯了你？”这个女人答道：“你写文章侮辱我的救世主。要不是我那亲爱的救世主，我这可怜有罪的灵魂将如何下场？——我那为了像我一样邪恶的罪人而死难的救世主。”
自然神论者的宣传到了廷德尔手中达到最高峰，他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学生。在一段平静而可敬的生活（主要是以皈依天主教而又改宗闻名）后，他在73岁时出版第一卷《与宇宙同老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1730年）。3年后去世时，他遗留下第二卷的手稿。后者落入一位主教手中，他把它毁了。我们或许可以从150封企图反驳的回信中，估计第一卷的影响力。巴特勒主教的《宗教类比》（Analogy of Religion）和贝克莱主教的《细心哲学家》（Alciphron），均由此而来。
廷德尔对所有神学的奇想未尝稍假颜色。他问道，为什么上帝要将他的启示给予一个小民族——犹太人，并让他们单独拥有4000年的时间，然后派遣他的儿子带给他们另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在1700年后仍然只限于人类中的少数民族所有。利用这种愚蠢方法造成这种延迟和不当结果的是什么样的神？先是惩罚寻求知识的亚当和夏娃，然后仅仅因为出生而惩罚他们所有子嗣。我们听说，《圣经》里的荒唐事情是由于上帝要使他的圣道适合于他听众的语言和观念所致。胡说八道！为什么他不能明白地向他们说明简单的真理？为什么他要用传教士做他的中间人，而不直接向每一个人的灵魂说教？为什么他允许他那特别显明的宗教成为迫害、恐怖和倾轧的发动机，又经过几个世纪的反思后，人们为何在道德上不比过去更好？——实际上，反而比在异教礼拜式下更加凶暴残酷！难道苏格拉底或西塞罗没有比历史上的基督教更好的道德？真正的启示是在自然本身，在人天赋的理性中；真正的上帝是牛顿显示的上帝，根据不变的法则庄严运转的神奇世界的设计者；真正的道德是与自然谐和的理性生活。“凡能如此调节自然欲望，使最有助于合在一起考虑的理性的发挥，身体的健康和感官的快乐（因为他的幸福包含在这里），或许可以确定，他绝不会冒犯他的造物主，根据事物的本性统治万事万物的造物主，只能期望他有理性的创造物会根据它们的本性行事。”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与宇宙同其长久”。
米德尔顿从历史的角度继续予以抨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他担任了圣职。在一而再地打击正统信仰时，他表面仍然继续信奉基督教。他写过他那个时代几篇最佳的散文，他的《西塞罗传》（Life of Cicero，1741年）虽然借重前人之作，但迄今仍是令人赞赏的传记。他把《罗马通信》（Letters from Rome，1729年）送往英国，信中以学者的态度详细揭示了天主教仪式中异教礼拜的残渣——供香、圣水、圣物、奇迹、还愿物和摆设在圣堂前的灯火，及古代的大祭司成了罗马教皇。信奉新教的英国鼓掌喝彩，但不久即发现，米德尔顿的历史倾向同样会困扰新教与天主教神学。沃特兰为《圣经》毫无错误的真理和《圣经》的启示辩护以反对廷德尔时，米德尔顿在与《沃特兰博士书》（1731年）中警告新教神学家，倘若坚称《圣经》里所有的传说均为真实的历史，是自取灭亡；知识的进步迟早会拆穿这些无稽之谈，而且迫使基督教护教者羞愧地退而采取一些较为温和的立场。接着，米德尔顿运用一种显示他的历史研究影响他的宗教信仰的辩词：即使基督教神学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好公民将支持基督教和基督教教堂作为社会秩序的一个屏障，用以阻止潜伏在人类内心的野蛮行为。
最后，米德尔顿发表了他最有分量的著作，《纵论据云历来存在于基督教会的神力》（A Free Inquiry into the Miraculous Powers Which Are Supposed to Have Existed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through Successive Ages，1748年）——休谟稍后列为优于他自己同时代的短论《谈奇迹》（1748年）一书——他先承认正宗的《新约》赋予基督或使徒的奇迹的权威力量，继则打算证明归于圣父、圣人和教会殉道者的奇迹，在基督教第一世纪后，不足采信；若仅提到那些故事，适足以证明它们的荒诞不经。有些教堂的神父明知这些故事虚构但仍予认可，米德尔顿引述饱学的教会史学家莫斯海姆（Mosheim）以暗示他的恐惧，“那些稍微仔细研究第四世纪最伟大和最神圣的学者著作的人将会发现，每当宗教利益要求这么做时，他们全都准备欺骗、撒谎，毫无例外”。
米德尔顿的著作有许多缺点。他忘了他也曾建议以不分青红皂白的欺骗来支持基督教，他也忽略了某些奇特的经验。无论如何，《纵论》一书的影响将返回到《旧约》，然后到《新约》的奇迹上，这种批评方式和米德尔顿过去用在教父时期的方法相同。而他的天主教对手说他的辩词将削弱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超自然架构，当属正确。或许米德尔顿的本意就是如此，但他保留他教会的高位直到去世。
博林布鲁克皈依自然神教，这在贵族政治圈里是一个秘密。在他一生谨慎不许发表的著作中，除了培根和洛克外，他几乎轻贱谩骂了所有的哲学家。他称柏拉图是神学的谎言之父，圣保罗是狂热的空想家，莱布尼茨是“妄想的骗子”。他称形而上学家是“博学的狂人”，还形容所有认为灵魂与肉体不同的人是“空论的疯子”。他嘲笑《旧约》是无稽之谈和谎言的混杂物。他自称信仰上帝，但拒绝接受基督教其余的教义。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而不确定的。“我们必须经常存疑……对宗教、政府和哲学，我们必须怀疑每一样已有的东西。”他留下了怀疑论的最后一个慰藉——相信进步，所有社会都经过“由新生到腐化，由腐化到新生”的轮回。
1744年，博林布鲁克继承了巴特西的家产，离开法国到那里度过他多病及绝望挣扎的余年。在他的政治势力丧失而肝火旺盛时，原来的朋友背弃了他。他第二任妻子的去世（1750年），扼杀了他对生活的兴趣。“在这个世界里我一年比一年孤立”——自私的报应。1751年，他患了由脸部开始蔓延的癌症。他口述留下虔诚的遗嘱，但拒绝任何牧师随侍。经过6个月的垂死挣扎，对他自己或人类不抱任何希望后，他终于于12月12日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