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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18世纪的历史有两个主题：古老封建政权的崩溃，给予前者精神和社会支持的基督教近乎崩溃。国家与宗教在互相支援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衰落，似乎也使另一个卷入同样的悲剧中。
在这两个方面的重大变迁中，英国上演了第一幕戏。在政治的舞台上，她在1642年至1649年的内战中废除一个封建的贵族政治和斩下一位国王的首级而比法国大革命早了147年。在宗教方面，自然神教抨击基督教比法国的伏尔泰运动（Voltairean Campaign）早半个世纪；霍布斯的唯物论比梅特里（La Mettrie）的唯物论早一个世纪；休谟的《人性论》（1739年）和他的短论《谈奇迹》（“Of Miracles”，1748年）早于法国的知识分子在《百科全书》（1751年）中抨击基督教。伏尔泰到英国之前，已在法国学到怀疑论——部分是向英国被放逐的博林布鲁克学的；但他在英国的3年（1726—1728年），目睹正教式微、天主教蒙羞、新教瓦解为软弱的宗派，及自然神教论者除了相信上帝之外诘难基督教的每一样事情，都使他震惊不已——而这些正是伏尔泰要带到法国的挑战。伏尔泰说：“在法国，我被认为太少宗教信仰；在英国，则被认为太多宗教信仰。”
孟德斯鸠于1731年访问英国，他报道说：“英国没有宗教。”当然，这只是夸张。就在那时，约翰和查理·卫斯理正在牛津建立循道宗教派运动，孟德斯鸠这位贵族则多半在贵族或文坛的圈子里活动。他告诉我们，在这些团体里，“如果提到宗教，每个人都会嘲笑”。这似乎也太极端。现在且听听几乎晓得上层阶级每个男女和异端分子的赫维爵士说的：
这种基督教的神话……现在（1728年）在英国被推翻了，因此任何一个上流社会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几乎和过去耻于承认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一样，羞于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即使是以见解自豪的妇女，也小心地让人晓得她们不屑受到基督教的偏见限制。
在那些高贵的阶级或心灵中，宗教意味着英国国教教会的幻梦，或非国教派的“狂热”。约翰逊不久将狂热阐释为“徒然相信秘密的启示”——字面上是“内在的神”。英国国教以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对抗汉诺威王朝和得胜的辉格党而丧失了荣誉和影响力。现在它已顺从了国家，它的教士也成了统治阶层卑微的扈从。乡间的教区牧师是讽刺文学或粗俗揶揄的上好笑料，菲尔丁对教区牧师亚当的尊重是例外。阶级差别在教堂中很普遍。富人拥有靠近讲坛的特别座位，商人坐在他们后面，一般老百姓坐或站在后面。礼拜仪式结束时，老百姓留在他们的位置上，身份地位高过他们的人神气十足地陆续退出。在伦敦有些教堂里，太多的穷人涌进教堂时，带着假发的教友纷纷逃出，同时锁上座位，出外呼吸更新鲜的空气。
有些英国国教的主教，像巴特勒、贝克莱和沃伯顿，都是饱学之士，其中两位品格高尚。但大多数高级教士都设法谋求升迁，与宫廷里的怀疑论者和贵妇人玩弄政治手腕，而且奢侈地浪费许多教区的收入。我们听说，钱德勒主教由利奇菲尔德升到达勒姆花了9000英镑；温切斯特的威利斯主教、坎特伯雷的波特大主教、伦敦的吉布森和舍洛克主教死时“无耻地富有”，有些人留下价值10万英镑的遗产。萨克雷（Thackeray）不喜欢他们：
我知悉雅茅斯夫人（乔治二世的情妇）以5000英镑的价格出卖主教职位给一名教士……他是那个时代唯一借这种手段担任教职的高级教士吗？我探访乔治二世的圣詹姆斯教堂时，我看到成群的教士登上宫廷贵妇的楼梯；偷偷摸摸的教士把钱包悄悄放在她们膝上。皇家礼拜堂的牧师在不信教的老国王面前用德语讲道或闲谈，老国王在蓬座下打着哈欠……声音大到牧师……在圣坛上失声痛哭，因为这位信仰的捍卫者兼主教职位的分配者不愿听他讲道！
英国国教变得大为宽容其教徒之间不同的神学和宗教仪式，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迹象。皮特形容英国国教是“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和亚米念（Arminian）新教派的牧师”。也就是说，官式的教义是宿命论，仪式是半天主教，自由主义的精神则允许英国国教教士拒绝加尔文的宿命论，并采用荷兰异教徒亚米念自由意志的垂训。宽容程度日增，因为信仰衰落。像休谟的异端邪说，若在17世纪的英国，必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今只对英国的思想潮流激起轻微的涟漪。休谟形容英格兰“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对宗教事务最是冷漠”。
法律规定所有的英国人都得信仰国教。星期日不去做礼拜会遭到每次缺席罚款1先令的处罚；任何允许这种不上教堂的人与其同住者，每个月罚款20英镑。然而，这些法律难以强制执行。天主教礼拜式为非法，也只是法律规定而没有实际执行。执行任何祭司职事的天主教神父将被禁监终生。一项同样的惩罚打消了任何天主教徒兴办学校的念头：在100英镑罚款的惩罚下，任何父母都不可能将子女送到海外接受天主教教育。只有那些宣誓效忠和奉英国国王为国家主权人（承认英国国王是教会的领袖），而且宣布反对变体论的公民，才有资格购买或继承土地。任何拒绝接受这些宣誓的天主教徒不得担任文职或军职工作，不准执行法律业务，不准提起任何法律诉讼，而且不得居住在伦敦10英里范围之内。此外，这样的天主教徒可能在任何时候被逐出英国，如果返回英国，他可能会被处死。然而，实际上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时代，天主教徒照样把他们的财产和教义传给他们的子女，他们可以在他们的礼拜堂和家里望弥撒而不受妨碍，他们有许多人照规发誓而心灵则保留信仰的自由。
几乎所有虔诚的英国新教徒，现在都参加了与国教存在分歧的宗派。伏尔泰嘲笑并乐于见到他们的繁多宗派：独立会教派信徒（清教徒）、长老会教友、浸信会信徒、公理会教友、教友会信徒、苏西尼派（Socinians，唯一神教派教友）。长老会教友在丧失政治权力后，变得宽容多了。他们并未认真地相信宿命论，同时他们许多人也默然安于人身的基督。1719年，长老教会牧师大会以73票对69票决定，牧师候选人应当不必同意正统三位一体的教义。教友会信徒的财富而不是人数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时，他们变得更能安于人的习性和罪恶。忧郁的倾向几乎感染了即使是在兴盛之中的所有非国教信徒。上层阶级使星期日成了狂欢的日子，中下阶层——以非国教派的人民为主干——继续过着清教徒“黯淡的星期日”（blue Sunday）。在家里的晨祷后，家人到礼拜堂参加持续两小时的礼拜式。回到家里，父亲向妻子儿女朗读圣经或虔敬信仰的书籍，他们坐在没铺地毯的地板坐垫上。下午和晚上他们通常还要去做礼拜，一起祈祷，聆听另一次宣讲，歌唱响亮的圣歌借以寻求一些乐趣。在那个神圣的日子里，不准唱凡俗亵渎的歌曲，不可以打牌，大致说来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在安息日避免外出旅行，这样好让拦路强盗休息一天。
伏尔泰回顾英国的宗教情形，发现里面有许多东西可以教给仍然保持不宽容的法国：
观察一下伦敦的皇家证券交易所……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那里一起从事贸易。在那里，长老会教友信任再洗礼派信徒，国教徒信赖教友会信徒。在这种自由集会解散后……有些人去参加犹太人集会，其他人则去喝上一杯。这个人走了，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在一个大桶中洗礼；那个人去割除他儿子的包皮，对着这个男婴细诉一大堆希伯来话——话的意思连自己也完全不懂；其他人（教友会信徒）回到他们的教堂，在那里戴上帽子以等待天堂的神灵启示；所有的人都心满意足。
如果英国境内只准许一种宗教存在，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断独行；要是只有两种宗教，人们会互相残杀；但是由于宗派众多，他们全都快乐地生活而且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