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林布鲁克

他们人多势众，派系纷杂。一派仍然拥护詹姆斯二世，与“觊觎王位”者一同策划，他们不久将因年轻活泼的王子查理的罗曼史而兴奋。一派围绕在威尔士王子路易·腓特烈的四周，他是国王的政敌和继承人。反对华尔波尔的有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蒲柏、菲尔丁、阿巴思诺特（Arbuthnot）、汤姆逊、埃肯赛德（Akenside）、盖伊。他们嘲笑他的举止，揭露他的德行，抨击他的政策，而且谴责他不大力奖掖使威廉三世和安妮王后统治下的政府呈放异彩的一群作者。渴望执掌政权的托利党人在幕后主使，操纵诗人，在国会里兴风作浪，一心一意准备取代在位的大亨们。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查斯特菲尔德和刚崛起的皮特（Pitt）道出了他们的目的，博林布鲁克则由他致命的笔坚定不移地予以维护。

博林布鲁克曾于1723年接获皇家赦免状，允许他返回英国，恢复他的家产。但是，由于华尔波尔的影响力，他被视为犯有多重叛国罪、忠贞可疑，而被摒弃于政府和国会之外。但他仍是一个权势人物。英国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的伦敦寓所，迷惑于他英俊潇洒的风采、他世故的才智和他姓氏的高贵。在那里和他的乡间别墅，他和斯威夫特交换讽刺文章，跟蒲柏交换异端邪说，与盖伊唱和民谣；在那里，他努力将饥饿的托利党人和失意的辉格党人联合起来反对华尔波尔；在那里，他创办一份杂志——最初（1726年）称为《乡绅》（The Country Gentleman），接着改为《工匠》（The Craftsman），10年来，周复一周地抨击华尔波尔所做或打算做的每一件事。博林布鲁克本人撰写措辞严厉的攻击性文章，这是这个时代最为才气焕发的政论文章，19封信的连载（1733—1734年）——《政党论》（A 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是嘲弄华尔波尔的。查斯特菲尔德写信给他的儿子说：“在我读到那些文章之前，我并不晓得英语语言的渊博和威力。”

博林布鲁克的性格是他的致命伤。在他的意志受到阻挠或他的意见跟人相左时，他优雅的举止（这是他唯一的道德典范）就离他而去。1735年6月，他和反对党的名义领袖普尔特尼争执，然后愤怒地返回法国。在那里，他和他的侯爵夫人定居在枫丹白露附近，以哲学治疗他的创伤。他的《历史的研究与其用途书简》（Letters on the Study and Use of History，1735年）形容历史是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历史事件以人、经济和国家在其中做过无数的实验。因此，历史是人性最佳的向导，也是解释目前现象和预期未来的最佳指针。“历史是以实例教授的哲学……我们在历史中彻底看透了人类。”我们应该“以一种哲学的精神潜心研究历史”，目标不只在领悟原因、结果和一定的关系，也在以迄今证明最适合人类发展和幸福的方式持身。这种研究的困难在于“很少历史不带谎言，更没有一部历史没有一些错误……虚妄的精神已经由教会的历史学家传到其他的历史学家身上”。不过，不屈不挠的学者以谎言对付谎言，或许可以在谎言之间努力寻求事实的真相。

1736年，博林布鲁克以《爱国主义的精神书简》（Letters on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返回政坛。这些信函攻击华尔波尔政府的腐败，而且要求一种不顾自己、献身英国政治的新精神：

无论是蒙田撰写他的《散文选》时，笛卡儿在建立新世界时，或是……牛顿在以实验与高等几何为基础，从而发现并建立真正的自然法则时，所感觉到的知识上的喜悦，都比不上他觉得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谁决心尽他了解的全力，并把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花在谋求国家福祉时的喜悦。

他的希望转向年轻的一代。1738年访问英格兰时，他和现在带头反对华尔波尔的威尔士王子路易·腓特烈结交为友。博林布鲁克现在向腓特烈的私人秘书发表他最著名的作品，《一位爱国国王的构想》（Idea of a Patriot King）。腓特烈死于1751年，但他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三世从这些文字中获得了一些政治信条。基本上，这篇短论就像伏尔泰和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将在下一个世代中梦寐以求的，以仁慈的君主政治为依归。博林布鲁克辩称，英国现在是腐败得无人能加以拯救，除非有一个超乎党派、甚至超乎国会之上的国王亲自揽权，排斥并惩处贿赂行为，在位并统治。但这位爱国的国王将不视他的权力是神授的君权，而是公众的信托，不是绝对的权力，而是受到子民的自由、报业自由和国内风俗习惯的限制，同时他将根据人民福祉受到的影响裁决一切的争端。他将促进贸易作为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在英国，他将强化海军作为国家独立和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监护者。

《一个爱国国王的构想》试图联合丧失职位的托利党人和心存不满的辉格党人，建立一个服膺辉格党原则的新的托利党，抛弃拥护詹姆斯二世的政策，寻求调和土地与商业、自由与帝国、私人财富与公用事业。参照伯肯黑德爵士的摘记：“辉格党人去洗澡时，博林布鲁克偷走了他们的衣服。”这篇短论的发表（1749年）成了年轻狂热者起而投效的口号。身为“国王的朋友”，他们指望君主政体能净化英国政府。它形成了约翰逊和皮特兄弟的政治哲学。它激起了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自由的保守主义，他的《英国宪法的辩白》（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35年）赞誉博林布鲁克为托利党民主政治之父，是“彻底重组公众的心智而为未来托利党掌握政权奠下基础”的人物。博林布鲁克和迪斯雷利的影响力将挫败的托利党改造为今日英国前进的保守党。 GRlmw9PhN1TQ1jn8soDXXg3aelwpzWqkf7dvt350OhiiB0KGuzL4MhrOg1qpOrx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