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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二世与卡罗琳王后

他的儿子和敌人接到这个消息,认为这是上帝过分延迟的公正行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将乔治一世的遗嘱交给乔治·奥古斯都时,他把它塞进口袋里,而且从未公布它的内容。有些人说遗嘱秘而不宣,是因为他建议将汉诺威和英国分由两位君主统治;其他人则宣称,他留给孙儿路易·腓特烈、情妇或妻子肯德尔公爵夫人和他的女儿普鲁士女王大笔遗产将会使国库空虚。

与他父亲一样,乔治二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25岁时,他在尤金和马尔伯勒公爵麾下在奥登纳德英勇作战。60岁时,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在戴廷根获得胜利。他经常把军营里的那一套带到宫廷,火气十足地大声叫喊,随意称他的大臣为“恶棍”“臭木头人”“小丑”。但他孜孜不倦地处理国王的事务,说正确的英语,虽然带有浓重的威斯特伐利亚口音,急躁而谨慎地注意国会赋予他的权力限制和收入,13年来坚决地支持罗伯特·华尔波尔使英国人保持松懈和和平。与他父亲一样,他经常回到汉诺威,使人人皆大欢喜。与他父亲一样,他和威尔士王子口角,正如贺拉斯·华尔波尔所说的,因为“痛恨长子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与他父亲一样,他也有情妇,就像赶时髦似的;但不像他的父亲,他深爱他的妻子。

卡罗琳,勃兰登堡—安斯巴赫马格雷夫·约翰·腓特烈的女儿,是在乔治一世的姐姐、普鲁士第一位女王索菲娅·夏洛特的夏洛滕堡宫廷里长大的。她在那里遇到了莱布尼茨,欣赏哲学家、耶稣会教徒和新教神学家的辩论,而且扩展宗教自由主义和宽容态度到令人反感的程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向她求婚并要求她改宗,她都拒绝了,并嫁给汉诺威选帝侯“小红脸”乔治·奥古斯都(1705年)。两人历经考验,她都对他至死不渝。乔治待她苛刻,还把他的风流韵事写在长信中详细地告诉她。但他敬重她的智慧和人格,让她在他长期去国期间(在华尔波尔的协助下)统治英国,还让她在他返国时左右他的政策。

在她丰满、艳丽的青春逝去后,除了一双纤纤玉手和少许的优雅举止或谈吐外,她的身体别无吸引她丈夫的动人之处。然而,他爱慕她胸脯的挺实。她脸上满是天花的疤痕,嗓门大而低沉,热爱阴谋和权力。但逐渐地,英国人开始喜欢她由衷的幽默,他们了解到她为了做个贤惠的妻子和女王,在健康和幸福方面做了怎样的牺牲。英国的知识分子惊异地看到这个粗鲁的勃兰登堡女人对文学、科学、哲学和音乐的鉴赏力。

她的宫廷几乎成了沙龙。在那里,她接待过牛顿、克拉克、贝克莱、巴特勒、蒲柏、查斯特菲尔德、盖伊和蒙塔古夫人。她支持蒙塔古夫人在接种预防方面的创举。她曾使弥尔顿的一个女儿免于贫困。在公众和国王情绪的变化中,一直支持亨德尔。她拿出私房钱鼓励年轻而需要帮助的才能之士,她曾以一笔养老金拯救异教徒威斯顿,她保障了拥护詹姆斯二世的苏格兰人的宗教自由。她安排过英国国教主教的任命,根据他们的学识而不是由于他们信奉正教。她本人是对不朽论抱着怀疑的自然神教者,不过她认为英国国教应当得到政府的资助,以协助加强人民的道德和平静。伏尔泰说:“这位王后必然是为鼓励艺术、为人类谋幸福而降临人世的……她是坐在王位上的和蔼可亲的哲学家。”

即使在临终时,她也有足够的智慧来笑对死亡。她一直不让国王以外的任何人知道她染患了严重的脱肠症,她奉劝当时50岁的国王在她死后再娶。他的答复忧伤而诚挚,反映了当时的风气:“不,我将只有情妇。”她高声说道:“噢,亲爱的,那并没有什么妨碍呀!”他以非比寻常的心情悼念她的死去:“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值得替她扣鞋子的女人。”23年后,遵照他的遗嘱,安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王后棺木被打开,这样他的遗体才能放在她的旁边。 e0/3tNySJySjLHHh01f7JSNQdiwp4470o6RmxWdqBvBtTHjLH9FUCbUaqcIx8XxE



罗伯特·华尔波尔

由于他勇敢奋战,对付一批求取官禄、酷嗜战争的政敌,华尔波尔才能给予英国20年的繁荣与和平。他不是圣贤,他也许是英国历史上贪污最厉害的大臣,不过他也是最有才干的大臣之一。在那个贪污腐败的时代,才智之士只有通过贪污才能掌权。

身为古老的诺福克家族(Norfolk family)的长子,华尔波尔原来打算献身宗教。他在伊顿学院念的便是宗教。在那里,他和未来的政敌博林布鲁克是同学。但他的兄弟相继死亡,他成了家产的继承人。由于他的家族控制了3个选帝侯区,他轻而易举地由神学转向政治。25岁时,他进入下议院成为辉格党的一员(1701年)。他的关系、财富、机智和善于理财的特长,使他赢得国防大臣的职位(1708年)。1712年,获胜的托利党免除了他的职务,并以贪污的罪名将他关进伦敦塔。不过,银币的味道已经无处不在,迷漫得致使嗅觉麻木,他不久即告获释,之后再度当选,入阁成为财政大臣(1715年)。政治的错综复杂使他于1717年辞职。1720年,南海公司倒闭,证明他事先的警告是正确的,甚至他的政敌也深信他是领导英国恢复财政稳定的最佳人选。正如我们见到的,再度出任财政大臣(1721年)后,他以英格兰银行支持南海公司的债务而停止了人民的惊恐。该公司欠下的700万英镑逐渐全部还清了。感激不尽的这群英国赌徒以22年的大权报答华尔波尔。

乔治二世的登基暂时中断了华尔波尔独揽大权的局面。这位新登位的国王曾誓言永不宽恕所有曾经为他父亲效力的人。他撤免了华尔波尔的职务,要求康普顿爵士筹组新内阁,但康普顿不久就显示并承认他才能不够。卡罗琳建议丈夫再度起用华尔波尔,华尔波尔以应允给予国王和王后更多的财富来停止这一争执。康普顿爵士感激地接受了伯爵爵位,而由华尔波尔再度掌权。“首相”的头衔首次用在他身上,最初这一称呼是滥骂之词。他也是第一位以唐宁街十号作为官邸的首相。

他只在大学念过一年,这在英国历任首相通常具有的教育背景上,显得微弱。他的举止或谈吐鲜少文雅。麦考利(Macaulay)说:“他不谈政治时,他只能谈女人,他肆无忌惮地谈他最热衷的话题,连当时最直言不讳的人都吃惊不已。”他的儿子贺拉斯并不因为他只读过几本书而反对他:“他了解人类,而不是他们的著作;他顾及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制度。”他懂得足够和乔治一世交谈的拉丁文,因为乔治一世不懂英文,而华尔波尔不懂德文和法文。他几乎具备了英国人所有的特质:果断、直率、恳切、温厚、脚踏实地;他讲究饮食,但在必要时会勤奋工作;他炫耀他的财富而不是他的佩剑,这一点或许也像英国人。

他几乎毫无道德可言。多年来他公开和人通奸,完全不顾贵族礼仪。他和卡罗琳王后取笑她丈夫的情妇,在卡罗琳死后,他建议她的女儿招来这些贵妇以分散国王的哀伤。他嘲笑宗教,在卡罗琳垂死之际,他派人召请坎特伯雷大主教。“让这出闹戏上演吧,”他提议,“大主教会演得很好。你要他演多短,他便演多短。他对王后不会造成伤害,也不会有任何好处,但会满足所有聪明而善良的傻瓜,如果我们不装得像他们一样是大傻瓜的话,他们会叫我们为无神论者。”他不相信高贵的动机或为人着想的行业。与马尔伯勒公爵一样,他利用公职大饱私囊。他为他的儿子贺拉斯和其他亲戚谋求政治利益。他耗费20万英镑在霍顿的地产建造了一幢豪华大厦,并在宅邸里装饰了据贺拉斯估计价值4万英镑的绘画。他为人慷慨,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政敌的话)他无法分清英国人和他自己的财产。

与黎塞留用钱招兵买马、亨利·夸特勒(Henri Quatre)用钱使敌人不能动弹一样,他也用钱收买国会议员。在一切较为温和的争辩都失败后,华尔波尔用钱作为最后的手段。自查理二世以来形成的议会腐败,已经到了只有用大笔金钱才能操纵下院(无论是好是坏)的地步。华尔波尔保留了一笔秘密准备金——甚至还有一个特别房间——用以收买议员、选票和编辑。据说,他每年花费5万英镑津贴报刊,以刊载说明他的观点。1725年,他怂恿乔治一世设立巴斯最高荣誉勋位,成员包括国君、大书记官和36位骑士。对于华尔波尔来说,一如对于拿破仑而言,用绶带统治人们似乎比用金钱经济得多。

他用这些腐败的方法保持英国的繁荣和平静。他通过这些手段达到目的虽不正当,但这些目的也显示了他性格较好的一面。他是一个好心的人,不顾一切政党政治的骚乱、阶级利益的阻挠、盲目的爱国主义者要求战争的叫喊,他决心使他的国家保持平稳。他说,让睡着的狗安睡。这是他的座右铭,虽然这使人们难以区别他是以征服或以改革实行统治,但他赢得了贤明的美誉。他的政敌也承认他不是存心报复或爱记仇的人,他的友谊比一般政客更可靠,甚至更可信赖。他没有长远寻求荣耀的阴谋,但在问题发生时,他每每都能精明、宽容而老练地予以解决。因此,除了他保守的对外政策外,英国最后宽恕了他的一切过错。

他的经济立法打击了地主阶级与商业阶级之间的一项妥协。他寻求降低土地税,并支持严惩侵犯财产的行为,同时他欢迎资本主义的兴起。他以出口奖励金和进口税照顾商人和制造商,似乎对乡村没有地产的劳工和市镇中逐渐增多的无产阶级的贫困毫无感觉。他似乎觉得财富的分配不均是自然的能力分配不均无法避免的结果。除了那些奖励金和税金外,远在法国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和亚当·斯密之前,他就提倡自由贸易的政策。在一年内,他减轻了106种出品货品和38种进口货物的关税;他废除了许多对美洲殖民地贸易的限制。他辩称,英国的经济在国家限制最少的情况下将最为繁荣。时间证明了他的观点。无论分配如何不均,国家的财富迅速增加,政府的岁收增加了。以极度俭省而有效地运用这些收入,华尔波尔赢得了“英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商务大臣”的美誉。

他最大的败笔是他的著名的《消费税法案》(1733年)。烟酒的走私者减少关税的财库收入,同时加重一般财产税,使超出应缴的数目。为了遏止这种形式的私人企业,华尔波尔计划对这些物品课征消费税(“除去”给政府的一部分),而不论其贮藏在英国哪个地方、在什么时候出售。税务官员(“消费税官员”)获得授权在任何时间搜索任何住家,凡经发现藏有应缴关税的货品者均将遭受罚款或监禁的处分。与进口、走私、销售或消费烟酒有关的每个人都起来抗议。下院反对华尔波尔的议员们抨击这种关税和强制执行的方式是暴君专断的行动,而且严重侵犯英国人的自由。正如腓特烈大帝对这件事的评语:“国会议员们告诉华尔波尔说,他可以赔偿他们普通的损失,但这个建议超出他们舞弊的限度。”——或许他们希望代替他控制公共资金。成千本小册子大肆谩骂这位大臣。群众涌到英国国会大厅,在几十个火堆中焚烧华尔波尔的肖像,而且企图在他离开圣斯蒂芬教堂时对他施以私刑。英国激怒到了处于革命的边缘。卡罗琳王后忧心军队的忠贞问题,也为新王朝的安危焦虑不安。华尔波尔取消了这项措施,承认失败。从那一刻起,他大权旁落。他的敌人开始在旁虎视眈眈。 e0/3tNySJySjLHHh01f7JSNQdiwp4470o6RmxWdqBvBtTHjLH9FUCbUaqcIx8XxE



博林布鲁克

他们人多势众,派系纷杂。一派仍然拥护詹姆斯二世,与“觊觎王位”者一同策划,他们不久将因年轻活泼的王子查理的罗曼史而兴奋。一派围绕在威尔士王子路易·腓特烈的四周,他是国王的政敌和继承人。反对华尔波尔的有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蒲柏、菲尔丁、阿巴思诺特(Arbuthnot)、汤姆逊、埃肯赛德(Akenside)、盖伊。他们嘲笑他的举止,揭露他的德行,抨击他的政策,而且谴责他不大力奖掖使威廉三世和安妮王后统治下的政府呈放异彩的一群作者。渴望执掌政权的托利党人在幕后主使,操纵诗人,在国会里兴风作浪,一心一意准备取代在位的大亨们。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查斯特菲尔德和刚崛起的皮特(Pitt)道出了他们的目的,博林布鲁克则由他致命的笔坚定不移地予以维护。

博林布鲁克曾于1723年接获皇家赦免状,允许他返回英国,恢复他的家产。但是,由于华尔波尔的影响力,他被视为犯有多重叛国罪、忠贞可疑,而被摒弃于政府和国会之外。但他仍是一个权势人物。英国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的伦敦寓所,迷惑于他英俊潇洒的风采、他世故的才智和他姓氏的高贵。在那里和他的乡间别墅,他和斯威夫特交换讽刺文章,跟蒲柏交换异端邪说,与盖伊唱和民谣;在那里,他努力将饥饿的托利党人和失意的辉格党人联合起来反对华尔波尔;在那里,他创办一份杂志——最初(1726年)称为《乡绅》(The Country Gentleman),接着改为《工匠》(The Craftsman),10年来,周复一周地抨击华尔波尔所做或打算做的每一件事。博林布鲁克本人撰写措辞严厉的攻击性文章,这是这个时代最为才气焕发的政论文章,19封信的连载(1733—1734年)——《政党论》(A 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是嘲弄华尔波尔的。查斯特菲尔德写信给他的儿子说:“在我读到那些文章之前,我并不晓得英语语言的渊博和威力。”

博林布鲁克的性格是他的致命伤。在他的意志受到阻挠或他的意见跟人相左时,他优雅的举止(这是他唯一的道德典范)就离他而去。1735年6月,他和反对党的名义领袖普尔特尼争执,然后愤怒地返回法国。在那里,他和他的侯爵夫人定居在枫丹白露附近,以哲学治疗他的创伤。他的《历史的研究与其用途书简》(Letters on the Study and Use of History,1735年)形容历史是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历史事件以人、经济和国家在其中做过无数的实验。因此,历史是人性最佳的向导,也是解释目前现象和预期未来的最佳指针。“历史是以实例教授的哲学……我们在历史中彻底看透了人类。”我们应该“以一种哲学的精神潜心研究历史”,目标不只在领悟原因、结果和一定的关系,也在以迄今证明最适合人类发展和幸福的方式持身。这种研究的困难在于“很少历史不带谎言,更没有一部历史没有一些错误……虚妄的精神已经由教会的历史学家传到其他的历史学家身上”。不过,不屈不挠的学者以谎言对付谎言,或许可以在谎言之间努力寻求事实的真相。

1736年,博林布鲁克以《爱国主义的精神书简》(Letters on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返回政坛。这些信函攻击华尔波尔政府的腐败,而且要求一种不顾自己、献身英国政治的新精神:

无论是蒙田撰写他的《散文选》时,笛卡儿在建立新世界时,或是……牛顿在以实验与高等几何为基础,从而发现并建立真正的自然法则时,所感觉到的知识上的喜悦,都比不上他觉得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谁决心尽他了解的全力,并把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花在谋求国家福祉时的喜悦。

他的希望转向年轻的一代。1738年访问英格兰时,他和现在带头反对华尔波尔的威尔士王子路易·腓特烈结交为友。博林布鲁克现在向腓特烈的私人秘书发表他最著名的作品,《一位爱国国王的构想》(Idea of a Patriot King)。腓特烈死于1751年,但他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三世从这些文字中获得了一些政治信条。基本上,这篇短论就像伏尔泰和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将在下一个世代中梦寐以求的,以仁慈的君主政治为依归。博林布鲁克辩称,英国现在是腐败得无人能加以拯救,除非有一个超乎党派、甚至超乎国会之上的国王亲自揽权,排斥并惩处贿赂行为,在位并统治。但这位爱国的国王将不视他的权力是神授的君权,而是公众的信托,不是绝对的权力,而是受到子民的自由、报业自由和国内风俗习惯的限制,同时他将根据人民福祉受到的影响裁决一切的争端。他将促进贸易作为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在英国,他将强化海军作为国家独立和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监护者。

《一个爱国国王的构想》试图联合丧失职位的托利党人和心存不满的辉格党人,建立一个服膺辉格党原则的新的托利党,抛弃拥护詹姆斯二世的政策,寻求调和土地与商业、自由与帝国、私人财富与公用事业。参照伯肯黑德爵士的摘记:“辉格党人去洗澡时,博林布鲁克偷走了他们的衣服。”这篇短论的发表(1749年)成了年轻狂热者起而投效的口号。身为“国王的朋友”,他们指望君主政体能净化英国政府。它形成了约翰逊和皮特兄弟的政治哲学。它激起了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自由的保守主义,他的《英国宪法的辩白》(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35年)赞誉博林布鲁克为托利党民主政治之父,是“彻底重组公众的心智而为未来托利党掌握政权奠下基础”的人物。博林布鲁克和迪斯雷利的影响力将挫败的托利党改造为今日英国前进的保守党。 e0/3tNySJySjLHHh01f7JSNQdiwp4470o6RmxWdqBvBtTHjLH9FUCbUaqcIx8X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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