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化

一名外国的观察家估计当时伦敦的妓女总数有5万名，在市内的酒店，在路旁的旅店，在花园、舞厅、音乐厅、戏院，都有妓女的踪迹，她们坐在埃克塞特街和斯特兰德的窗边兜拉生意。盖伊在他的《闲谈》（Trivia）一书中，描写德鲁里巷内的情景说：

她每晚在路上漫步逍遥，

委顺的身体不拥抱固定的对象；

她的俗艳丝带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穿着刚洗过的宽袍，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她用谄媚的语调安慰身边轻信的人说：

“我高贵的船长！迷人者！爱人！我的爱人！”

法律并不怜悯她们，妓女拉客若被发现，要被带到监狱中，遭受鞭打和枷刑之灾，《葬街报告书》于1731年5月6日描述一名妓女的遭遇：

昨天，著名的尼达姆老妓在圣詹姆斯街道附近的公园地带受到枷刑，并遭受民众严厉的凌辱。她的病况相当严重，身体斜靠枷板，但仍然被群众投掷石块，相信她在一两天内即将死亡。

只有最穷困的娼妓才会遭受枷刑之灾，一般而言，妓女可以贿赂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她们的嫖客也可能把她们保释出来，而且有些执法人员，也许认识他们从前的女相好，因而存有一份同情之心，法律只规定处罚滥交的女人。伦敦的100名男人中，以处男之身走进结婚礼堂的，也许不到10人，大家公然指责恶行，却私下蔑视美德。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于1749年出版的《欢场女子回忆录》，详细描写勾引异性的各种技巧，是18世纪也是现在最猥亵又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根据权威方面的资料，我们得知“有相当大比例的伦敦市民，没有经过结婚的手续，过着一种违法的同居生活”。由恋爱而结婚的人数虽然逐渐增多，这在理查森（Richardson）和菲尔丁（Fielding）的小说中有所表现，但大部分的婚姻仍由双方家长安排，仔细衡量女方嫁妆和男方实际或未来的收入后才加以撮合。1753年制定的一条法令，规定未满21岁的男女结婚，必须征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由于这一法令的实施地区仅限于英格兰一地，许多英国的私奔者越过边境进入苏格兰，苏格兰乡村的牧师采行一条较为宽大的规定。有些贪财的牧师，在伦敦舰队街附近的酒店、妓院、阁楼或其他地点，替人主持秘密的婚礼，使热恋的情侣得到进一步的方便（舰队街上有一所收押负债者的监狱）。该地区附近几乎每家酒店都有一位这样的牧师，任何人只须缴交一笔费用，便可请他主持婚礼，而不必接受询问或提出结婚许可书。据说，有一位牧师每年替6000对新人证婚。婚姻在热恋中达成，在现实中破灭，数以千计的女性被遗弃，登岸的水手在一天中结婚、恋爱而后拔营他去。为结束这项罪行，英国国会于1753年颁布法令，规定婚礼必须在教区教堂内由英国国教牧师主持者方为有效，婚礼必须在结婚预告公布于教堂门口连续3个礼拜天后，才能举行。违反这一规定者可能被强迫遣送到国外的殖民地，但教友派教徒或犹太教教徒的婚姻，不受这一法令规定的限制。

1857年以前的民众，如未获得国会特别决议的批准，一律不准离婚，欲获得这项批准须花费巨额代价，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除中产阶级外，通奸普遍存在，英王乔治一世与乔治二世即为典型人物，戏剧家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于1700年写道：“这个社会的每个人，天生一对抽芽的鹿角。”盖伊于1728年在《乞丐的歌剧》一剧中，让培岑夫人问她丈夫关于女儿波丽的情形，她问道：“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女儿波丽，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她只爱丈夫一个人而已？……所有的男人都是爱情的窃贼，他们更喜爱属于另外一个男人的女人。”但一般而言，英国女性的道德水准比法国女性高。在中产阶层方面，由于清教徒传统思想仍很强烈，贞洁流于过分守礼，女人可能是男人梦想中的妻子——忍耐、勤劳而又忠贞。这一双重标准，是强加而又为人接受。良家妇女平时尽管听到粗俗的言语和阅读菲尔丁和斯莫利特等小说家的作品，但她们受到片刻的注目和礼遇之时，也会羞怯而脸红，甚至昏晕过去。

各阶层的女人都自然而无可挽回地被视为屈居于男人之下，骄傲反抗一如玛丽·蒙塔古夫人，虽然语带尖刻，但也承认这一事实：“我现在并不争论男女两性的平等，我不怀疑上帝和大自然把我们推入次一等的阶级，我们是天地万物中的较低部分，我们应该委身服从优越的男人。任何基于虚荣与愚昧而不承认这一事实的女人，等于反叛上帝的法则和大自然中不可争辩的次序。”短暂的清教徒统治使女人的地位更加贬低，一名学生断定说：“1750年的女人在英国的地位达到新的低潮，比12世纪的女人地位高不了多少。”

社会道德、经济道德与政治道德达到了最低点。被安妮女王阻止的赌博风气，又被乔治一世和二世恢复而盛行于贵族之间。王宫内有一名特别掌门侍从官，主宰宫中的赌博。富人与穷人都喜欢打牌，难得不下赌注，而又经常玩弄手法骗钱。有钱的浪子在一局赌赛中输赢200金币，并不稀罕。德文郡公爵在一次赌赛中，输光一宗地产。查斯特菲尔德于对儿子说教期间不忘豪赌一番。乔治一世时代赌风盛行的程度，恐怕后世无可与之比拟，怀特俱乐部、查令十字街、莱斯特广场、黄金广场、巴斯等地都设有赌场。贺加斯在一幅名为“放荡者的行程”的画中，画着男男女女在怀特俱乐部赌博的情景，而无视于房屋失火的情况，他们决定要赌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著名的俱乐部于1733年被烧毁，旋又获得重建，恢复旧观。乔治二世禁止这类有组织的赌博，但允许政府发行的彩票（彩票首创于1569年，1826年宣告废止）。政府利用一切方法鼓励民众购买彩票，其情绪高昂得使佣仆抢劫主人，伙计抢劫老板，以夺得彩票，一赌财运。

喝酒比赌博更为普遍，啤酒或麦酒是全国性饮料。伦敦的男人每人每年消耗100加仑酒，即每天消耗1夸尔。酒比水更安全、更美味。潮湿的气候使人更需要饮用甜酒、五味酒、白兰地酒、杜松子酒、甘露酒、威士忌酒，而葡萄酒是大众喜爱的医疗用酒。到处都有酒馆和卖酒的商店，在霍尔本教区内的7066家住宅中，有1350家贩卖酒类。地主与国会很高兴看到威士忌酒的畅销。自从开启了小麦和大麦更广大的市场，种植大麦的面积几乎占全国可耕地的1/3。较高阶层的民众，渐渐有以威士忌酒代替葡萄酒的趋势，这是因为英、法两国屡次交战阻碍了英国与波尔多和波尔图之间的商业，而德国人和荷兰人趁机带来了他们喜爱的烈酒。喝酒如同赌博，由政府起带头作用：安妮女王时期的英国首相哈利，据说曾经醉醺醺地出现于女王御前；另一首相博林布鲁克有时彻夜饮酒。罗伯特·华尔波尔的父亲决心不让清醒的儿子看到他醉酒的样子，但他的儿子还是学会了饮酒买醉。

人们对杜松子酒的兴趣增加后，政府反而备受困扰。1684年英国的蒸馏酒总量为52.7万加仑，1735年增加到539.4万加仑，但人口并无相对增加。相反，医生向政府提出警告说，喝杜松子酒已经使伦敦人口的死亡率大为增高。米德尔塞克斯的一个大陪审团把贫穷与死刑的原因，归之于杜松子酒。贩卖杜松子酒的零售商人于门口挂一招牌，保证顾客只要花费1便士便可喝得酩酊大醉，商人还在地窖内免费提供草床。

警觉的统治者设法课税以达到禁酒的目的。国会于1736年通过议案，规定每加仑杜松子酒课征20先令的税额，而贩卖杜松子酒的商人每年须缴50镑的执照税。穷苦的嗜酒者纷纷起来暴动。正如华尔波尔预料的，禁酒令导致走私、私酿和秘密交易，贩卖杜松子酒的店铺增至1.7万家，酿造量超过700万加仑，犯罪案件也随之增加。因此，这项议案被宣布弃置，执照税降至20镑，税额也降为每加仑1便士，人们于是开怀畅饮。1751年，一连串适当而巧妙的措施（如将法律上无法追回的小额债款转给酒商），产生温和的改良效果。哲学家贝克莱（Berkeley）谴责上流社会把恶劣风气传染给社会大众，并向贵族提出警告说：“两端同时燃烧的国家，其元气瞬必消耗殆尽。”

商业界的道德水准也相当低，商人依靠走私、剽窃和买卖奴隶以赚取大量财富。大家纷纷抱怨泰晤士河河水被商业废品和人体排泄物污染，抱怨苹果汁与麦精使葡萄酒品质变劣，抱怨面包中掺入明矾和铅粉，抱怨不新鲜的肉类有害健康。当局拟订对策旨在阻止此类商业劣行之际，商界人士却大声疾呼争取“人人不受约束而自由过活”的权利。

政府干涉自由，但主要用于强募青年从军。在多种财物诱导失败、海军乏人服役后，政府从1744年开始，派遣“征兵队”前往各地，利用诱骗、药物或其他方法，使人加入英国海军服役。用酒把人灌醉是最简便的办法，因为人们在酒醉时，能使之签下一年或更长时间的服役期限。海军上将弗农于1746年说，这些人上船服役后，“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因为他们永远不得上岸，只是从一条船换至另一条船上工作……从不考虑他们经历的困苦艰难”。大文豪约翰逊说：“如果有办法进入监狱的话，没有人愿意当海员，狱中囚犯比海员住得好、吃得好，而且通常还有较好的同伴。”以强迫方式得来的海员，通常身心虚弱，但经过火刑和鞭笞的粗鲁管教与无情淘汰后（斯莫利特在其《罗德利克冒险记》一书中对此有夸张的描述），那些幸存的船员就成为大海上最强壮、最得意的战士。

海上掠夺仍被大家默认为商业上的一种方式，但在海军力量强大后，海上掠夺日趋式微，奴隶的买卖开始蓬勃发展，英、法、荷、葡等国的船只竞相载运非洲黑人售予美洲的基督徒。在《乌特勒支条约》中，西班牙把每年运入4800名奴隶到西班牙殖民地的供应权，从法国转移给英国负责。在1790年运入美洲的7.4万名奴隶中，法国载运2万名，荷兰载运4000名，丹麦载运2000名，葡萄牙载运1万名，而英国载运3.8万名——超过总数的一半。英国的一名权威人士说：“根据最低估计，1680年至1786年，仅英国一个国家，就运送200多万名黑人进入美洲。”有些黑人奴隶在英国家庭中服劳役，报纸刊登捕获逃跑奴隶归还失主的酬金诺言，有一则广告刊登“出售一名约12岁黑人男孩”的启事。巴黎于1762年以前，可以买卖奴隶，甚至从16世纪至18世纪的罗马教皇，也蓄有来自土耳其的操桨奴隶。教友派教徒于1727年展开一项结束英国参与奴隶买卖的运动，结果获得斯梯尔（Steele）与蒲柏的支持。循道宗教徒进一步推展这一运动，但废除黑奴的运动，在1772年以前并没有获得实际进展。

政治风气反映出当时强烈的商业精神的胜利，没有贿赂几乎办不成任何事情，几乎每名官吏皆有定价，官位可以出卖，国会内的选票如同商品可以买卖，国会议员出售其免除邮费的特权，贵族贩卖其家中的职位，他们“对企图阻止金钱收买国会提名人选或下议院议员名额的努力，多方设法阻挠”。人口仅一小撮的“荒废自治市邑”在国会中所占的代表名额，与人口众多工业发达的州郡所占的名额一样多，这些自治市邑易于受到有钱有势者的控制。握有经济力量的商人，为了取得同等的政治影响力，以约每席1500镑的代价，获得提名进入国会。总而言之，这半个世纪是英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残酷的时期。在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英国如何因政府与商人的完满、合作而享负盛名，这是历史学家不容易解释的一件事。

在道德水准与政治风气堕落之际，仍有许多富有人道的事迹：有一些设备不够完善用以收容老弱病残和穷困民众的救济院；另在同业公会的会员商店中，主人有如父亲一样仁慈地对待学徒；有收容孤儿、教育孤儿的家庭；也有解决生活难关的所谓“钱箱会”（box clubs）互助社团。1755年，里斯本发生地震，英国捐出10万镑给葡萄牙，作为救济难民的费用。这一感人的国际慈善例子，是现代世界的创举。英国境内在1700年至1825年，一共新设154家医院和药房。伦敦在1700年至1745年，即新设4家，大部分由私人捐款筹设。18世纪前半期最完善的医院，是由托马斯·科拉姆船长筹设的弃婴医院。贺加斯于1740年亲绘一张科拉姆的画像，送给医院留念，画中的科拉姆身体圆胖，银发飘逸，一片慈祥，右手持着钦定的特许状，脚下踏着地球。科拉姆曾是一艘商船的船长，在他赚取财富退休后，他看到伦敦婴儿的死亡率奇高，看到许多由于母亲无力养育或父亲身份不明的婴儿被遗弃的景象，而大为震惊。他因而说服高贵的仕女签署一项成立弃婴医院的请愿状，从乔治二世那里获得特许状和2000英镑。他的募捐请求得到大众意外的慷慨支持，伟大的亨德尔捐赠一架风琴和目前珍贵异常的《弥赛亚》总乐谱，他还指挥多次音乐会，募得1万镑基金。1739年，董事会委托西奥多·雅各布森（Theodore Jacobsen）设计宽敞的医院建筑与院落，成为后来伦敦市内最值得骄傲的名胜之一。 mfdgik2fsyliONwBH0SRMjPqlpk02OlyKwZTcWkk7mmgHhufVW9ciLgc4PsK6O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