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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年游历英国的笛福，满怀爱国热情地描写英国是“这个世界上最繁荣、最富庶的国家”。他描写青绿的田地和丰收的农作物，他描写绵羊遍地的牧场，茂盛的青草变成肥胖的乳牛，在乡间嬉戏、闹饮的农夫，及组织农民的地主、组织地主的贵族，他也描写制定法律的庄园领主，这种庄园偶尔也成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庇护所。舞文弄墨者如果没有遭到乡村生活的烦扰、虫害、劳苦和盗贼劫掠，他们往往容易把乡村生活理想化。
1715年英国的乡村生活，与一千年来的情况非常相似。每个村庄的几乎每个家园，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自己栽培食物，自己裁制衣裳，并从邻近的森林里伐木建屋和做燃料；每个家庭自己烘焙面包，猎取鹿肉，做腌肉，自制牛油、果酱和干酪；自己纺纱、编织和缝纫；自己鞣皮制鞋；大部分厨具、农具、工具和狩猎用具，也要在家里制造。因此，家中的父母子女不但在夏日田野中工作，而且在漫长的冬夜里，也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家庭成了工业与农业的中心。家庭主妇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多才多艺的女主人，要照顾丈夫、养育十几个子女，还要裁制衣服，酿造麦酒。她是家庭的药剂师，要照管花园、猪羊和家禽。婚姻就是伴侣和助手的结合，家庭即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的有机体，因此，家庭也就成了团结、繁殖、恒久不移的坚强理由和基础。
如果农民得以在田地上保留古老方式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对这种由家庭负起多种生机的任务感到满意。他们还记得从前地主允许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把家畜放在领主的公地上啃草，也还记得可以在溪流中自由捕鱼、在森林内自由伐木的光景；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领地被地主封闭了。这种现象是从16世纪开始形成的，使一般农民的生活收支很难获得平衡。虽然农奴制度不存在了，也不再有正式的封建租税，但企业化的地主与投资于土地的都市商人，挟着更多的资本、更好的器具、更进步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他们实施了大规模的耕种方式，这是耕耘狭小土地的自耕农办不到的事情。在1688年乔治国王时代的英国，约有18万名这种自由的不动产的所有者。伏尔泰约1730年写道：“英国有许多拥有价值20万法郎财产的农民，他们并没有不屑于继续在那块使他们富有的土地上耕作，他们愿意在那块土地上自由谋生。”但这段话也可能是伏尔泰为了刺激法国人努力工作的宣传文章。无论如何，1750年，拥有田地的自由农人数已经减少了。较为富有的地主们，逐渐把小块的土地买下来；原有的小型农宅土地，渐渐变成大型的农场，可以使用改善的方法和新机器来创造利润。农民变成了佃农或受雇的“帮手”。盛行于1715年的英国耕地制度，是依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把村子的土地分割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农民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到了一块或几块小耕地。合力耕作是必然的趋势，单独的经营受到了阻碍，生产也就随之落后了。大地主辩称，联合的大规模耕作方式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方便羊群的放牧和增加羊毛的产量。毫无疑问，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经济的进展在人类社会造成了变动和迁移的骚乱，但它对这项骚动至少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农业的技术主要在这种大农场上获得进步。创造利润的动机，把荒地变成耕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刺激了新工具、新方法的发明，助长了牲畜繁殖的试验，也完成了沼泽地的排水工程，做好防止土壤流失和开垦林地的工作。1696年至1795年的10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一共增加了约200万英亩的耕地。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于1730年倡行四阶段的农作物轮耕制度，可以免去每年1/3的土地休耕的浪费现象：第一年种植小麦或燕麦，第二年种植大麦或燕麦，第三年种植苜蓿、裸麦、豌豆、萝卜和甘蓝，第四年种植萝卜；然后带引羊群来吃萝卜或把萝卜踏入土中，腐化以后可以使土壤肥沃，因此下一年的小麦将会得到丰收。邻居讥笑他，并称他为“萝卜汤森德”。等到汤森德耕地上的农作物增产了30%以后，邻居不但不再讪笑他，反而纷纷模仿他的轮耕办法。由于汤森德是一名子爵，其他的贵族跟随其后，改善土地的利用方法。英国领主对农业产生兴趣，形成了一种风尚，领主的话题从打猎、养狗谈到萝卜、肥料，农业上的事情，无一不包。
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原来是一名律师，由于健康欠佳，他回到父亲的农场上。他敏锐的头脑被植物生长的奇迹与利润深深吸引，但他不愿看到浪费的耕作方法——农民把9磅或10磅的种子，随便撒播在一英亩的土地上，结果其中2/3的土地不长作物，其他1/3的土地，则因播种太密集而无法繁茂。他在法国和意大利旅行期间，努力研习农事技术，回去后买下一块农田。他发明了一些使生产量加倍的方法，震惊了附近的居民。约1730年，他开始使用有4把犁刀的犁田用具，不再仅把田里的杂草推开，而且可以将杂草连根挖除。他最具有决定性的一项发明（约1733年），是一种由马拉动的条播机器，经两道并行而特别宽深的条沟，把养分供给种子，然后借着条播机上的耙把种子掩入土中。条播机可以节省种子和劳力，而且可以在已播种的行间进行翻土、空气接触、灌溉及除草的工作。这项在播种与犁田方面看似平凡的改良，对所谓农业革命实有功劳，其在18世纪造成的影响，以使用土地的价值加以评估，即使把通货膨胀指数计算在内，增产的数量竟高达10倍之多。土地生产力的增加使农场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城市工人，增多了都市的人口。没有都市人口的增加，则不会发生工业革命。
农民与城市工人都没有分享到日渐增加的财富，农村地主被大规模的竞争压榨得不成样子，农村工人的工资微薄，而他们唯恐失业，又不得不接受。让我们听听著名学者特里维廉（Trevelyan）以下的描述：
为了经济收益而付出的社会代价，是自耕农的减少和没有土地的劳工的增多，就整个大局而言，这是必然的罪恶。如果农业方面的大收益，能够加以公平分配的话，弊端就会少一些。但地主的租金、教会的什一税、自耕农与中间人的利润不断急速上升，而劳工没有获得高薪的合理补偿。他们不再有使用公地的小小权利，家人也没有参与服役工业的机会，因此南方的州郡多半陷入依赖和贫穷的境地。
抽税和慈善捐款，稍微缓和了财富自然集中的现象。英国的富人不同于法国贵族，他们要负担支持政府的大部分税金。1536年开始实行的《济穷法案》（Poor Laws），要求每一教区负责救济濒临饿死的民众。有谋生能力的失业者被送到习艺所，没有谋生能力的以及伤残者则住在济贫院。儿童可以依据契约充当学徒，住宿在主人家中习艺。实施这一制度所需的费用，来自教区民众的捐税。根据国会委员会的一项报告，1763年至1765年，在习艺所诞生或由习艺所收养的婴儿，在1766年还幸存的，只有7%。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世纪。
自给自足的乡村家庭，不论是好是坏，总阻滞了劳动力的专业化，延缓了工业革命的发生。新兴的资本家，当他有100个家庭在各自的屋顶下替他织布纺纱、并有一套自我约束的竞争原则时，他为什么还要花钱设置工厂？在约克郡，这种家庭工业1740年生产10万匹布，1750年生产14万匹布。迟至1856年，约克郡的棉织品只有一半是工厂生产的，仍有一半是家庭产品。这些忙碌的家庭实际上是工厂的发端：家长邀请仆人和外人参加工作，加盖房间放置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家庭作业的规模扩大后，加上道路改良和海运畅通后而拓展的广大市场，家庭工业本身产生了对更精良工具的需求。起初的发明是手工器具而非机器，一如约翰·凯（John Kay）的飞梭（flying shuttle），能够安置家中。等到需要机械动力的机器发明后，工厂制度才取代家庭工业。
转变是渐进的，其时间差不多一个世纪（1730—1830年）。也许“革命”一字对于如此缓慢的变化来说，是一个过于戏剧化的名词。与过去脱离关系的过程，并不如从前历史记载的传奇化那么明显。工业发展的历史与文明一样古老，从13世纪以来，各项发明即以快速的步伐进行着，但丁时代的佛罗伦萨城内，工厂和诗人一样多；伦勃朗时代的荷兰境内，资本家和艺术家也一样繁多。但就蒸汽、电气、油业、电子学与原子能等方面的进展而言，过去两个世纪（1760—1960年）的工业转变和哥伦布以前的欧洲经济变迁速度比较起来，可以构成一次真正的革命。这一革命不但改变了农业、运输、通讯和工业的根本结构，而且彻底改革了政治、习俗、道德、宗教、哲学与艺术。
有许多因素汇合在一起，迫使工业发生变革。1742年罗伯特·华尔波尔（Robert Walpole）内阁垮台后引起的多次战争，增强了加速生产和分配合理化的呼声；食物增产后造成的人口增加，给农业和工业带来了广大的国内市场，也激励了机器的改良与道路的拓筑；操作机器需要技术，因此导致劳动力的专业化与分工制度，使生产增加。从法国移住英国的胡格诺新教徒及其他移民，带来一笔逃难的存款和手艺，1738年第一部纺纱机的发明者，即为法国新教徒的后裔。英国国会采取保护关税的措施（即1721年的《棉布法案》，禁止使用外国进口的印花布），减少来自国外的竞争，使英国纺织工业得以完全控制国内市场，而商人对立法日增的影响力，有利于英国经济的扩张。在中下阶层社会中，清教徒传统加以随后兴起的循道宗运动，激励民众勤奋、进取和节俭的美德，资本得以累积，财富获得保障，中产阶级似乎享受着上帝的特别恩典。
同时，矿业发展大量扩增，作为工业燃料的煤炭供应量增加。从前木材是家庭与商店的主要燃料，但森林逐渐稀疏而至于灭绝，在中世纪英国已知的69处森林中，到18世纪末，65处森林已经不知去向，木料必须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美洲进口，价格愈来愈贵，引起人们对一种更为便宜的燃料的需求。但当时的挖煤方法仍然是原始的，竖坑不深、通风不良、沼气与碳酸气使挖煤工人窒息，矿坑抽水直到萨弗里（Thomas Savery）与纽科门（Thomas Newcomen）两人的蒸汽引擎出现以后才获得解决，其实这一难题是发明蒸汽机的主要动机。尽管存在以上困难，煤炭产量不断扩增，1750年，家庭与工厂燃煤早已染黑伦敦的天空。
煤炭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在于除去铁中所含的其他矿物质，而使其熔化成更纯、更强韧、更具延展性的铁块。熔化需先融解，融解又需高热，14世纪以来，一直都用木炭（烧焦的木头）在鼓风炉中生火，吹送大量空气进入炉中，但由于木材供应不足，木炭也日趋昂贵。西蒙·斯特蒂文特（Simon Sturtevant）于1612年建议使用煤炭作为熔铁的燃料，达德利（Dudley）于1619年宣称他使用这种方法后，熔铁费用减少一半，但他那些使用木炭的对手，联合起来把他赶出熔铁行业。约1709年，亚伯拉罕·达尔比一世（Abraham Darby I）在煤产丰富的煤河谷（Coalbrookdale），成功而经济地用煤炭熔化铁矿石，并完全除去铁矿中的易变元素。当时所称的焦炭，人们远在1590年即已知晓。亚伯拉罕·达尔比二世继续发展以煤块或焦炭熔铁的技术，并改良鼓风炉，以水车为抽风工具，不久他成为英国铁块的最大销售商人。1728年，英国设立第一家旋转式铁工厂，铁块可连续通过滚筒，随意压铸成各种形状。1740年，本杰明·亨茨曼（Benjamin Huntsman）发明坩埚处理方法，把金属放入黏土钵中加热精制，炼成高级的钢料。煤炭与铁块结合的种种发展，使工业革命的各种机器得以顺利发明出来。
18世纪的前半期，与16世纪和17世纪比较，没有特别快速的发明成果。可能需要半册书的篇幅，方能完全列举过去遗留给这个时代的发明。现举科学、工业、航海不可缺少的时钟为例。时钟在17世纪几乎已经改良完成，1758年达到准确的程度，每600天才有一分钟的误差，要等到1877年才有进一步的改良。工人虽常为发明的根源，但把发明认为是技术失业的威胁，这种敌视行为在1663年迫使英国第一部锯木机不得使用，1767年才成功地开始使用。不良的道路状况进一步阻碍工业的发明，交通困难妨害市场的拓展，因此难以刺激增加生产的动机。海运日渐扩张，海外几乎全是以农业主的殖民地，非常渴望布匹等制成品，这对发明的刺激渐增。创造利润的动机也推波助澜，国会通过法案准许拥有14年的专利权。国外贸易的竞争是另个一刺激因素，技术优良而工资低廉的印度劳工制成的纺织品，激励英国商人设法改良机器设备，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创造发明以纺织机器为首，展开伟大的变革。
1733年约翰·凯发明的“飞梭”，是纺织界的第一项杰出发明，工业革命可以说从这里开始。除了少数情形，在飞梭发明以前的布匹宽度，不会超过织布工人两手张开的距离，因为工人在操作时，必须把梭子用一只手从织布机的一边抛过另外一边，而用另一只手接住；约翰·凯把轮子、木槌与木棒结合为机械装置后，只要用手重拍一下，梭子就可以从纺织机的一边向另一边快速移动，自动停留在任何事先决定的地方，因而节省相当多的时间。他计划在科尔切斯特的一家工厂装置飞梭时，织布工人把他当作剥夺工人生计的攻击对象，他逃到里兹（1738年），把专利权交给织布商人，以换取一点费用。他们拿去了这项发明，但拒绝支付使用费，他提出控诉，却被诉讼费用拖垮。他回到家乡伯里，民众群起骚扰（1753年），进入他家抢劫，并威胁要杀害他。一个妇人热诚地欢迎他的飞梭，大叫：“棒！棒！上帝造物固然神奇，但人类的发明终于胜过上帝。”约翰·凯在法国较能受到接纳，法国政府采用其发明，并付给他一笔奖励金。1760年后，飞梭才克服一切反对势力，开始为一般人普遍采用。
纺织工业的一个障碍是织布工人织布的速度，较纺纱工人纺纱的速度快。1738年以前以人工纺纱为主，有些家庭仍有这种人工纺车，作为怀念过去的装饰品。同年，一名法国新教徒移民后裔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发明一种纺织机，显然是根据约翰·瓦特（John Wyatt）拟就的图案发展而成的：用一套滚轴将生棉或羊毛织成的丝线制成棉花卷，再由棉花卷制成精细丝线，然后在纺锤上进行纺纱，这只需要极少的人工。保罗与瓦特把专利卖给约翰逊博士的朋友爱德华·卡夫。卡夫于1742年在北安普敦的一家工厂内装设了5部纺织机，这是英国和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一连串纺织工厂的开端。
现在，铁既然可用于制造强有力的机器，而经济情况又急需大规模的生产方法，剩下的问题便在如何找到某种机械动力以廉价地替代男人的肌肉和女人的耐力，最早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水力。自古以来，有成百个国家利用水流，悠闲地转动大风车来推动抽水机、风箱、滚轮和铁锤，甚至15世纪以后笨重的铁制机器也以水车为动力；18世纪续以水车为机械动力的主要来源，延至20世纪，犹见水车滚动；现在的水力设施，是将水力转变为轻便的电力。风力的不定令人难以信赖，在南方平静的土地上，更很少利用风力，但在北方高纬度地带，风力可用以转动风车，风车底端的手摇辘轳可把“车帆”送入“风眼”内转动。这一粗陋而不稳固的机械，在18世纪的北部各省中，达到使用的最高峰，之后趋于没落。
同时，发明家努力使蒸汽机的用途达到经济有效的地步。这是一段历史悠久的过程：从三世纪海罗的蒸汽门、蒸汽玩具，中经杰罗姆·卡丹（1550年）、詹巴蒂斯塔·波尔塔（1601年）、所罗门·考斯（1615年）、乔万尼·布兰卡（1629年）、乌斯特侯爵（1663年）、塞缪尔·莫兰德（1675年）、惠更斯（1680年）、邓尼斯·佩平（1681年）、托马斯·萨弗里（1698年），而直到1712年纽科门的蒸汽机——这是老生常谈的故事。1712年，可能又是一个工业革命诞生的年代，因为纽科门的“火力机”装有活塞、横杆和安全瓣膜，可以有效地把深矿内的积水抽送出来，它成为未来75年间蒸汽操作抽水机的基本模型。
随着机器外形的增大与价格的上涨及需要机械动力以推动机器，企业家觉得以工厂替代家庭工业，较为有利可图，工厂招集员工，并将机器、厂房设在有利的河流旁边，以获得动力及运输之便。如前所述，工厂并非新奇事物，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和柯尔伯时代的法国，早已有几百家工厂。若把“工厂制度”定义为一种工业经济，其产品必须在工厂内制造，那么，在19世纪以前，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工厂制度的存在。但在约翰·凯和保罗的发明完成后，纺织工厂开始逐渐取代家庭的纺纱和织布工作。1717年，托马斯·洛姆（Thomas Lombe）在德比设立一家660英尺长的纺织工厂，300个工人操作2.6万部纺车，不久在斯托克波特、利克、伯明翰、莱姆斯特、北安普敦等地，也设立类似规模的工厂。
购置机器、获取原料、雇用劳工、管理工人、运销产品、拓展市场，皆需资本。提供资本和管理资本的资本家，也是从前就有的现象，但在资本需求日增的时代，愿意出资冒险的资本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地位逐渐上升。在理论上仍然控制着欧洲大部分工业的同业公会，抗拒资本家对生产和分配的改组，但同业公会制度注定适用于手工业，而不适于机器工业。这种制度只能供给地区市场的需要，不能满足全国市场的需要，至于国际市场更不用谈了。这一制度不能满足军队、城市与殖民地日渐增高的需求，它受到传统方法和规范的阻滞，并演变恶化为一群专事剥削学徒与雇工的小集团。资本家比他们更能控制产量、分销渠道，知道以钱赚钱的技巧，而国会为了急于扩展工业力量，以应付远地商业和战争的需要，对资本家难免有所偏爱。
随着工厂与资本制度的扩张，工人与工作的关系因而改变。工人不再拥有工作的用具，也无法决定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在决定工资和产品品质方面，工人仅占次要地位。商店不再是家宅的前庭，生意不再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工人的工作不再是一连串的过程，以制出一件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它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冗长、重复而又与个人无关。制造出来的成品再也显不出他自己的手艺，他从工匠变成一名“工人”。这就是令亚当·斯密（Adam Smith）印象深刻的分工制度。那些与妇女儿童争夺工作机会的男人的饥饿状况可以决定工人工资的多寡，煤矿工人平均一天的工资是1先令6便士，建筑工人是2先令，铅匠是3先令，这些价格，1700至1770年变化很小。约1750年的男性织布工人，周薪6先令，女工5先令6便士，童工2先令6便士。女性纺纱工人的周薪，在2先令到5先令之间，6岁至12岁女童工的周薪，在1先令到1先令6便士之间。1760年以前的物价，低廉而又稳定；有时工厂给工人发放一点津贴，以便供给他们在工作时间内购买食物和饮料之需，而且大部分矿工可以得到免费的煤炭。
雇主们认为工人懒惰、嗜酒、不可靠、无信仰，因此工人不能得高薪。1739年，一名雇主说，使工人勤劳工作和节制饮酒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在睡眠与休息以外的所有时间，必须一直努力工作，以便获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1714年，一位作家写道：“需求是促使穷人奋起工作的唯一动力，舒解他们的需求是明智的，而治疗这些需求的企图则是愚昧的。”工人一星期工作6天，每个正常工作日的时间为11—13个小时，中间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但吃饭逾时的工人，会被扣除日薪的1/4。雇主们抱怨工人放下工作，参加定期市集、奖品争夺赛、宗教纪念宴会和前往绞刑现场参观。为了防止这些节日和其他活动影响工作的进展，雇主喜欢在工厂附近储备一批失业工人，以便在紧急情况和需要遽增的时候，调用入厂工作。在淡季，雇主可能暂时遣散工人，让他们向地方商人借贷维持生活。
具有依赖性的劳动阶级，逐渐在城市中形成。爱德华六世时代的一条古老法律，禁止工人阶级联合组织团体，国会于1720年重申这一禁令。但短期雇工不断合组团体，向国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他们组成的“联合会”（不是同业公会），变成18世纪末期英国工会运动的先驱。1756年，下议院接受格洛斯特郡纺织工人的请求，颁布一项维持法定最低工资的命令，并禁止纺织业削减工资。但第二年下议院取消这项命令，采取由劳动力供求来决定工资的政策。自由企业制度和放任政策的时代从此开始。
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交通与运输的改良。英国有优良的海岸线和河川，一半人口居住在距离海边不远之处，可用以运送货物。河川深入内陆，具备天然的水道，但道路状况常成为英国人民生活的麻烦所在，道路土质松软，冬天的车辙坚硬而深陷。春夏降雨后，许多道路形成溪流或处处泥泞，陷入泥土中的马车，必须由另外一组备用的马匹或牛只用力拉出，行人也不得不改道由邻近的田野或森林通行。1745年，查理王子率领一群苏格兰暴民南下侵至德比时，英军为道路交通不便所阻，无法北上镇暴。这一事件后，英国政府方才基于军事目的，建筑一个收缴通行费用的道路系统，“适于军队、马匹与马车在任何时候均可通行无阻”（1751年），但仍有强盗出没路途，使运输费用高昂。
出得起钱的人可以乘坐马匹或私人马车外出旅行。如果是长途旅行，他们可以在沿途的驿站租用健壮的马匹。当时在欧洲西部，到处都有驿站。用“post”一词来代表“驿站”，是形容邮件的转递，信差利用驿站收递邮件和更换马匹，以此法送信，每日可行120英里。即使如此，查斯特菲尔德在1749年抱怨道：“从最好的来说，我们信件如此不规则地传递，甚且经常完全误投。”他认为一封信从维罗纳寄到伦敦要8天，是“不寻常的勤奋行为”。旅行大部分依赖驿马车，由一名马车夫驾2匹或4匹马，车内可搭载6名旅客，外面有武装警卫保护。每星期有2班或3班驿马车从伦敦定期出发，开往英国南部的主要城镇，平均时速7英里，从伦敦至纽卡斯尔需时6日。
国内贸易为道路所阻，仍然相当原始。批发商人常随同负重的马匹，在城镇之间往来载送货物，小贩则挨户叫卖商品。五颜六色的招牌是商店与住宅的主要区别，货物储于店内，通常并不放列橱窗供人欣赏。商店几乎都是杂货店，出售衣服、药品和铁器。英文称杂货商人为“grocer”，因为他出售各类货品。亨利·科沃德（Henry Coward），一位杂货商人，从糖到铁钉，什么都卖。每个城镇皆有市集日，天气晴朗时，商人把货品样本展示给大众。但地区商业的主要中心，是一年一度在伦敦、林恩、波士顿、盖恩斯博罗、贝弗利、斯陶尔布里奇等地举行的定期市集，其中以在斯陶尔布里奇的市集规模最大。每年8月、9月，市集形成了真正的城镇，那儿有行政、警察和法庭，英国工业的一切产品，几乎都可发现。全国厂商聚集一处，比较彼此产品的价格与品质，也可互诉行业的苦衷。
由于握有海洋控制权，英国对外贸易日渐扩张。18世纪前半期，对外输出的价值和总数，比从前增加一倍多；1700年自各港口出发的船舶总吨数为31.7万吨，1751年增至66.1万吨，1787年增至140.5万吨。利物浦及其码头每隔20年要扩大一倍，自世界百余处地区进口的物质满足富人的嗜好与胃口，同时给贵妇带来迷人的化妆品，用以摆饰其梳妆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购买廉价品，高价在欧洲各地出售，利润丰厚得引起15名公爵和伯爵、12名伯爵夫人、82名爵士、26名牧师和医生的兴趣，联合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英国贵族并不如法国贵族那样蔑视商业，他们出资分享繁荣。属于中产阶级的伏尔泰，乐于见到英国贵族对贸易感兴趣，他于1734年告诉法国人：“伦敦居民比巴黎多，都市比巴黎大，只是由于英国人爱好贸易，英国也因此拥有200艘战舰，又有能力资助盟国的君主。”
大商人开始与持有土地的贵族竞争财富和权势、决定对外关系、出钱煽动战争以增加市场、资源和贸易路线。买卖食糖、烟草和奴隶的英国商人，控制布里斯托的居民生活。船主统治着利物浦。煤矿业主支配着纽卡斯尔。乔赛亚·查尔德（Josiah Child）爵士是一名拥有东印度公司5万英镑股票的大商人，他的财富足以与许多贵族媲美。他在旺斯特德建造的花园，是英国的名胜之一。休谟于1748年写道：“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祖先遗留的家财，加以君王封赐的头衔和徽章，是社会阶层的主要区别。在英国，这种区别较偏重于现有的富裕。”上层社会与中产阶级之间互相沟通融合。富商的女儿嫁给拥有土地的贵族，商人的儿子自落魄贵族手中买进地产，上流人士进入商界法界和行政界服务。贵族制度变成财阀政治，金钱取代出身，成为掌握权力的关键。
欧洲的银行家当时几乎可以提供一切财政方面的服务。他们接受存款，保护客户免受火灾与盗窃的损失；他们安排客户之间的转账付款方式；他们发行银行汇票，客户可以在需要之时以金银兑现。由于持有汇票者不会同时要求兑现，银行可以发行5倍或10倍于准备金价值的汇票。如此扩大后的货币流通，为工商企业带来额外的资本，有助于欧洲经济的扩展。银行家以土地、建筑物和其他物品为抵押品，有时仅凭个人信誉，即放心把钱借贷出去，借以刺激工业的发展。交易信函和信用状促使商业流通顺畅，资本仅凭银行票据移转即可易手，甚至可以越过边界，转入敌对国家的生意对象手中。
与荷兰、意大利和法国一样，英国也有联合股票公司，当时称为“projecters”，是有组织的工商业协会，发行股票，保证分红，有价证券与股票均可转让。基于这个目的，于1698年在伦敦正式成立了一家证券交易所。18世纪初期的股票投机生意相当活跃，由经纪商操纵股票价值的升降起落，笛福于1719年对这些操纵股票的商人有如下描写：
如果乔赛亚·查尔德爵士想买股票，他首先委托经纪人装出一副愁眉苦脸、摇头叹息的样子，故意暗示有坏消息从印度传过来……然后经纪人也许真正抛售一两万镑的股票，证券交易所立即挤满了抛售股票的人，大家都不买进，只想卖出，股票就开始跌价6%、7%、8%、10%，或许更多。然后奸诈的经纪人，另有一套收买的手法，他在跌价4.5%卖出1万镑的股票后，再开始小心翼翼地私下买进低于定价10%或12%的股票10万镑。再过几个星期，经纪人又采取完全相反的办法，使大家争先抢购，经纪人就把买进来的股票卖出去，一买一卖之间就获得10%—12%的利润。
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初启，企图赚取增值利益的人们就散布投机的风浪。英国南海公司的兴亡经过，与法国约翰·洛拥有的密西西比公司的情形先后呼应，异常相似；1714年，英国的国债达5200万英镑，每年须付利息350万英镑，博林布鲁克子爵、乔纳森·斯威夫特等人纷纷指责这笔足以拖垮英国的年息。英国政府有鉴于此，计划把3100万镑国债过户给南海公司，欢迎大众以政府汇票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国王乔治一世兼任南海公司的总督，当局大事鼓吹南海公司的专利特权必能带来厚利，同期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成功“制度”，也刺激英国掀起一股投机热潮。在南海公司宣布接受政府汇票后的6天内，2/3的汇票持有者接受建议换取股票。还有许多人买进南海公司股票，使一个月内，由每股77镑涨至123.5镑（1719年）。南海公司的董事会为求继续得到政府的合作，决定拨出大量的赠送股，免费送给内阁阁员和乔治国王的两名情妇。当时尚未担任首相职位的罗伯特·华尔波尔警告下议院注意这一“危害国家的股票买卖行为”，他说这项计划是“煽动普遍的错觉迷雾，保证从不足基金中获致红利，用人为方式提高股票的价值”。他相当准确地预测这项计划终将失败，同时指出假使这项计划牵涉及一般民众，其失败必将惹致民众普遍而危险的不满情绪。他主张南海公司股票的上涨幅度，至少应有某种限制。下议院拒绝接受他的警告。1720年4月7日，国会两院批准南海公司的提议。
4月12日，南海公司发行每股300镑的新股票，立即卖空。英国政府支付南海公司持有的政府汇票利息后，南海公司于4月21日宣布1720年的夏季股息为10%，接着利用这一热潮，于23日进一步发行每股400镑的股票，民众争先抢购，数小时内即告售罄。5月28日每股涨至550镑，6月2日再涨至890镑。7月，南海公司又发行每股1000镑的股票。整个上流社会的人士，诸如公爵、牧师、政治家、音乐家和诗人等纷纷认购，伦敦的证券街成为热闹抢购的场所，这一景象只有在几乎同时的巴黎基萨波街才可以看到，国境两边的人类天性自然显露无遗。酒店、咖啡店、服装店内到处有人买卖股票，男男女女每晚都要计算他们究竟增加多少财富，也计算假使他们多买或快买的财富增多程度。
一般民众渴望投入投机生意，因此发行86种次要的股票。制银公司、设立医院收容私生子的慈善机构、提炼石油的公司、负责自西班牙进口驴子的公司，纷纷出售股票。一名商人宣布组织“一家收益庞大的事业，但无人知道是何种事业的公司”，不到中午就卖出1000股单价2英镑的股票，这名商人下午却潜逃无踪。
小型的股票公司开始反抗南海公司，这产生不利的影响。华尔波尔及其他人再度提出警告，并卖出他们自己的股票。6月11日，乔治国王下令除国会特许的公司外，一律不得发行股票，因此大部分的小型投机事业宣告倒闭，民众的投机热潮也冷却下来。有关西班牙政府严格限制在美洲殖民地内贸易的消息传扬出来，7月又传来法国密西西比公司在巴黎溃败的消息。约翰·布朗特爵士与南海公司的其他董事们，秘密售出他们持有的股票，获致高利。股票价格在8月不断下降，到9月2日每股下降到700镑。
大众竞相抛售股票的风潮演变为崩溃性的态势，伦敦的证券街拥挤得令人窒息，股票价格降到570镑，到400镑，到150镑，再到135镑（9月29日）。英国的好几百个家庭在这场大乱中失去积蓄，破产与自杀事件相继发生，持有南海公司股票为抵押品而对外贷款的银行纷纷宣告破产。英国各地民众集会要求制裁南海公司的董事，却宽恕公众的虚荣和贪婪。国王从汉诺威匆匆赶回伦敦召开国会会议。南海公司的会计员逃往法国，携带许多足以使董事们获罪的资料。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于1721年1月查阅南海公司的账簿，发现有“不公正与贿赂的事件”。即使在国会接受贿赂已然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的时代，这也是令人惊愕的一件事。南海公司的董事花费57.4万镑，用以买通政府官员。
部分国会议员主张严厉处罚有罪的董事，其中一人提议把他们缝在麻袋中，活活丢入泰晤士河。议员热烈争辩，甚至彼此指名挑战决斗，还有一名议员过于紧张和激动，第二天不治去世。下议院传讯董事与政府官员，财政大臣约翰·艾斯拉拜被判监禁在伦敦塔内，包括历史学家吉本的祖父在内的该公司董事们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每人只准许留存约10%的财物。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主要发起人之一，后来又首先抛售股票的约翰·布朗特爵士是一名最具有“宗教风度”的人物，他“经常痛斥当时的偷窃与贿赂腐败的风气”及富人的贪得无厌。
对南海公司事件预言准确的罗伯特·华尔波尔，劝告大家稍歇愤怨，采取温和的对策。他说服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吸收约1800万镑有问题的股票，以缓和南海公司崩溃的危机。那时南海公司尚有一笔足够的准备金，用以提前折现33%的股票。南海公司不再享有特权和往日的光彩，改以贩卖奴隶图利，但生气逐渐凋零，终于在1853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