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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西蒙的记载中，有段特殊的文字，描写法国摄政时代曾经名噪一时的一位发迹青年：
阿鲁埃，我父亲与我雇用的公证人之子，因为写了一些极尽讽刺与非常不礼貌的诗而被放逐到图尔（1716年）。若非这位阿鲁埃化名为伏尔泰而成为一位大诗人和学会会员，而且是文艺界的显赫人士，甚至在某些人中身居要津的话，我便不会记载这一琐事以自娱。
这位年轻新贵现年21岁，自称为“瘦、高、憔悴，没有臀部”。或许是因为这一缺陷，他一个接一个地跳换主人或女主人，他的闪烁诗篇与敏捷机智，他吸收与大事宣扬异端学说及扮演的勇敢的角色，使他在贵族圈中也大受欢迎。在索镇，他尤其得意，他以讽刺摄政而得梅因女公爵的欢心。菲利普二世将皇家马厩里的马减半时，阿鲁埃便讥讽道，他若解雇群集在摄政宫廷的半数笨驴，岂不更佳！更糟的是，他散布攻击贝里公爵夫人道德的某些诗句，他不承认那是他的作品，但这些诗句后来刊印在他的集刊中。他几乎终生采取否认这一策略，为了抵抗带有威胁的检查。摄政能够容忍对他本人的讽刺文章，因为它们通常是不当的非难；但对他女儿的攻击则深深刺伤了他的心，因为那些大都是真实的。1716年5月5日，他公布一道命令：“将阿鲁埃先生，遣送至图尔。”那是位于巴黎南方300英里的一个小镇，以气味充斥的制革厂出名，后来再以精美的织布闻名。阿鲁埃的父亲说服摄政将放逐的地点从图尔改到卢瓦尔河上的苏利，后者位于巴黎南方100英里。阿鲁埃去了，受到亨利四世的大阁臣之子孙苏利公爵以家客之礼相待。
他在那里除了自由外，一切都享受得到。不久，他发表一篇诗，名为“给奥尔良公爵的一封信”，抗议他的无辜，要求获得释放。结果获准，并于该年年底返回巴黎。他的诗有时猥亵，经常浅易近人，但相当聪颖。因此，人们在咖啡桌上谈论的一些匿名的美妙讽刺诗，都被视为他的作品。1717年初，出现一篇针针见血的苛评，它的每一句均以“我已发现”开头，如：
我已发现巴士底狱和成千的其他监狱，
里面都是勇敢的公民和忠实的臣民。
我已发现人民在苛政奴役下痛苦度日。
我已发现军队死于饥饿、口渴……和暴力。
我已发现一位扮作女人的魔鬼……统治这个国家……
我已发现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崩毁……
我已发现——
而且这个包含一切——耶稣会会员崇拜……
我已发现这些罪恶，而我尚未满20岁。
很明显，这些诗行是攻击路易十四和门特隆夫人，而且它们的作者必定是耶稣会会员的敌人詹森派教徒，而非亵渎的怀疑论者，因为后者对耶稣尚存善意。这些诗行实际的作者是勒布伦，后来他曾向伏尔泰请罪，因为他让伏尔泰无辜地为他受罪。但人们褒奖阿鲁埃写下这篇诗；文学界人士聚会时，人们不断请求他朗诵该诗，而且没人（除了作者）相信他的否认。给摄政者的报告，不但控告他这篇诗，而且包括——很明显是公正的——一篇拉丁文题字：“一个小孩（路易十五）在位；而一位歹毒、乱伦的罪恶昭彰者在行统治……人民信心已动摇（约翰·洛的银行的失败）……国家牺牲于对皇室的希望；一位继承人卑鄙地预谋王位；法国即将灭亡。”1717年5月16日，一张逮捕令公告“阿鲁埃先生受捕，并送进巴士底狱”。这位诗人在他的房间里大为吃惊，除了身上衣服外，所有的东西都不准他带。
他连向他当时的情妇苏珊·利夫里道别的时间都没有，他的朋友勒菲弗·热努维尔取其位代之。阿鲁埃富有哲学意味地原谅他们——“我们必须忍受这些琐事。”几年后，勒菲弗去世，伏尔泰在他的回忆诗里写下这些：
他记得你与那可爱的埃及利亚（苏珊）
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日子里，
我们三人彼此爱着。
理智、愚昧、爱情、童稚而可爱的错误，
将我们三颗心牢系为一，
那时我们多么快乐！
甚至贫穷，那欢乐时光里的黯然伴侣，
也不能毒害我们的欢乐之流。
年轻、快乐、满足、没有顾虑、不计未来，
我们把全部意愿寄托在眼前的欢愉——
我们哪还需要无用的富裕？
我们有更好的东西——快乐。
苏珊和富裕的热努维尔侯爵结婚，伏尔泰登门拜访时，她拒绝见面。他自我安慰道：“所有她现在用以装饰的钻石和珠宝，抵不上她旧日的一吻。”他直到51年后才和她再次见面，那是他回到巴黎就死之日，时年83岁，他设法拜访这位84岁的侯爵寡妇。伏尔泰有魔鬼的一面，但也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
他在巴士底狱并不觉得难受。他获准由人送进书本、用具、亚麻布衣衫、睡帽和香水；他常和政府官员共餐，与犯人和守卫玩撞球和滚球游戏；他还写下了《亨利亚德》（La Henriade）。《伊利亚特》是他差人送进的许多本书之一。他为什么不与荷马抗衡？又为什么把史诗只限于稗史？当时活生生的历史，关于亨利四世的欢乐、鲁莽、英雄气、淫荡、宽容、慷慨，那种冒险、刺激的经历，为什么不适合作为史诗的材料？这位犯人不得用纸写字，因为他手中一旦有了纸，便能成为锐利的武器，所以他将前半部的史诗写在书行之间。
他于1718年4月11日获释，但不得在巴黎逗留。在靠近索镇的沙特奈，他写信给摄政，要求宽谅。摄政再度予以宽恕，并于10月12日允许“阿鲁埃·伏尔泰随时可以进入巴黎”。
他何时、如何使用新名字呢？很明显，大约是在他被囚禁于巴士底狱之时。我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名字是在刚刚提过的敕令里。有些人认为那是英文字母“AROUETL”的颠倒，而以V代U，以I代J，克雷基女侯爵将它归之于接近巴黎的小农场韦尔泰（Veautaire）；伏尔泰从一位表兄那里继承这座农场，但未得到领主权，但像巴尔扎克一样，阿鲁埃运用其智慧取得领主地位，并于他的第一出戏的题词中签名为“阿鲁埃·伏尔泰”。很快，他只用一个名字便能在欧洲各地表示身份。
《俄狄浦斯》这篇戏剧的发表是法国文学史上的大事。高乃依已于1659年上演他的《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于公元前330年作过《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一个24岁的青年，向他们挑战简直是一种侮辱。尤有甚者，这是一篇乱伦的故事，可比喻成摄政者和他女儿之间的关系——这正是阿鲁埃被捕下狱的原因。在梅因公爵夫人的宫廷里，这位诗人即如此解说，而大为得意。以他素有的胆识，伏尔泰请求摄政能否将该作题献给他。摄政踌躇了一阵，却允许题献给他母亲。此剧首次公演订于1718年11月18日。巴黎的戏剧迷形成两派——一派拥护摄政，另一派赞同梅因公爵夫人。人们认为两派将以嘘声和欢呼声互斗，而使演出大为混乱。但是，这位聪明的作者编进某些部分取悦某派，另一些部分则取悦另一派。其中以形容赖斯王（King Laius，像菲利普二世）如何解散耗费的皇宫禁卫来缓和拥护摄政者的情绪；耶稣会会员也乐于见到他们的学生从路易大帝学院上演的戏剧中获益。不过，自由思想家狂热地欢呼，第4幕第1场里的两行诗，那也是伏尔泰生命的主题曲：
我们的牧师并不像愚蠢的百姓所想象的那样；
他们全部的学问都在于我们的轻信。
两派轮流喝彩，终局则受到全体一致的赞赏。据说，伏尔泰垂死的父亲，在到达巴黎的第一天晚上，对他无用、声名败坏的儿子，仍然震怒异常，但当获知他诗篇的光彩和戏剧的胜利后，不禁流出光荣的眼泪。
《俄狄浦斯》史无前例地连演45天。即使高乃依的侄子，年老的丰特内尔，也予以称赞，虽然他曾向伏尔泰建议说其中某些诗行“太过强烈而且充满火药气味”。这位蛮横的青年以不礼貌的双关语回答：“要修正我的缺点，那我得先拜读你的《田园诗》。”巴黎的人民坚信乱伦的俄狄浦斯就是摄政者，而约卡斯塔就是他女儿。贝里女公爵勇敢地面对谣言，看了几场演出。摄政者也让此剧在他的皇宫戏院上演，并欢迎作者光临他的宫廷。
几个月后，一位恶意中伤的匿名诗人，发表一篇名叫《质疑菲利普》的苛评，在其中菲利普二世被控毒害幼王与篡夺王位。伏尔泰被怀疑是作者；他辩解其清白，但在许多类似的情况下，他已被视为声名狼藉的说谎者，因此只有作者相信他的无辜。菲利普二世在怀疑中特示恩惠，仅劝他暂时离开巴黎。他回到苏利城堡（1719年5月）。一年后，他又获准回到巴黎。在那里，有段时间他成了贵族的贵宾。
有鉴于钱财是哲学家的宝藏，他运用敏锐的才智了解财政的问题与妙诀。他与银行家交朋友，并因帮助巴黎兄弟会而取得供应军队粮饷与军火的合约，获利颇丰。我们的英雄是发国难财者。他不采用约翰·洛的那一套方法，而是深思远虑地投资、放钱、取息。1722年，他的父亲去世，经过一些诉讼，伏尔泰继承了每年4250法郎的养老金。同一年，他从摄政那里获得2000法郎的年薪。现在他已是有钱人，不久就要成为百万富翁。除了在宗教上，我们不能够将他视为一位革命家。
很幸运地，由于教育的关系，他的第二部戏剧《阿尔泰米雷》（Artémire）失败了（1720年2月15日）。他从包厢跑上舞台，与观众争论这部作品的优点。他们赞赏他的演说，但仍不同意他的论调。经过8次上演，他就将此剧收回。那年稍后，他在一次集会中宣读他的作品《亨利亚德》的一部分，结果受到一些批评；他以一种维吉尔的姿态，将手稿投向火中；埃诺从火焰中抢回这些纸张，并自喻为抢救《埃涅阿斯纪》的奥古斯都，他还说伏尔泰现在欠他一首诗和“一双精细的袖边”。后来，摄政本人倾听这篇诗的诵读，这位诗人便又轻易地恢复了他的自豪，不论到哪里，他都要朗读一部分。1723年，他访问博林布鲁克和他的法国妻子于奥尔良附近的苏尔斯别墅，他们赞扬他的诗超越“所有出现于法国的诗作”。他佯装怀疑。
同时，他和有爵位的怀疑论者交换哲学观点，也听到破坏英国基督教的自然神论者的言论。他开始怀疑英国在科学和哲学上已经超过法国。然而在拜访博林布鲁克或览读英国自然神论者以前，他已经是博林布鲁克的异教信仰者。1722年，他接受卢比蒙德伯爵夫人的邀请，陪同她赴尼德兰。她是寡妇，34岁，聪明而美丽，他24岁。在布鲁塞尔，他遇到一位诗人敌手。卢梭
称赞《俄狄浦斯》，而指责伏尔泰不敬神。伏尔泰很少能耐心地忍受别人的批评，他反击卢梭的《后世颂》（Ode to Posterity），说：“你知道吗，我的主人？我认为这首诗颂将永寄不到它的地址。”他们互相攻讦，直到卢梭去世。在伏尔泰和伯爵夫人继续赴荷兰途中，她向他表明对宗教的怀疑，并询问他的观点。他在《给幽兰妮的信》那篇以潺潺的诗行写成的名作中，予以答复。这首诗直到1732年才付梓，并在40年后才为伏尔泰承认。每一位敏感的基督教青年，都能认出这是他自己发展的过程之一：
那么，可爱的幽兰妮（阿佛洛狄忒的别称），你但愿能有任你指挥的新的一位卢克莱修，那么我该在你之前，以大胆之手，撕开迷信的掩饰，而将充斥人间的神圣谎言的危险画面，呈露在你眼前，我的哲学该教你轻视坟墓的阴森和来世的恐惧。
这位诗人以“尊敬的步态”续续下去。“我希望去爱上帝，我寻求我的父亲”；但基督教神论信仰的是何种上帝呢？“一位我们应该痛恨的暴君。他以‘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仅仅使他们生性卑贱；他给予我们充满罪恶的心以便有权处罚我们；他使我们爱好欢乐，因此他得以用可怕的痛苦折磨我们……”当他想要摧毁我们时，他就不给我们生存。他命令洪水吞噬大地。他派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的罪恶；基督死了，但很明显死得徒然，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为亚当和夏娃的罪恶玷污；而且素被颂扬为仁慈的上帝之子，被认为正在等待报复机会，以将大部分的人投入地狱，其中包括所有那些未曾听到过他的平民百姓。“我在这张可耻的画面上认不出我该崇敬的上帝，我将以侮慢和尊崇来侮辱他。”然而，他也感受到救世主基督观念的高贵和生动的启发：
看这位基督，盛大辉煌……将死亡踏在胜利的脚下，光荣地从地狱之门出来。他的例证是神圣，道德也是神圣。他私下安慰他所照亮的心，给最大的不幸以支持；若他根据的教条是基于幻象，受他欺骗仍是一种恩宠。
做结论时，这位诗人劝她对宗教下定决心，完全信任上帝，他“已经将自然宗教灌入你的心中，不会悔恨单纯、坦白的精神。要相信在他的王座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正直者的灵魂永远是珍贵的；要相信虔诚的佛教徒，仁慈的穆斯林苦修僧人，在他的眼中要比无情的（宿命论者）詹森派教徒或野心的教皇，蒙获更多的恩宠”。
回到巴黎后，伏尔泰定居于波奥街的贝奈利宅邸，即现在的伏尔泰沿岸街道（1723年）。11月，他前往巨厦别墅（距巴黎9英里）参加一次名人集会。在那里，当时最伟大的演员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准备宣读新剧《玛丽安妮》（Mariamne）。但在这次盛会举行以前，他染上天花，当时此病的致死率极高。他立下遗嘱，忏悔并等待死亡。其他的客人都远远避开，只有迈松侯爵从巴黎请来热尔韦医生。“不用一般治疗此种病的药酒，他令我喝下200品脱的柠檬水。”这200品脱，也许多出一点或少了一点，“救了我一命”。几个月后，他才恢复健康，从那时起，他一直以病人自居，养护他那脆弱的身体，那不得不容纳耗竭之火的躯壳。
1724年，《亨利亚德》开始在知识分子中秘密流传。它是以史诗的体裁写成的政治广播。以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为蓝本，从而追溯历来宗教的罪恶：母亲贡献他们的子女焚烧于火神祭坛之前；阿伽门农（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为了换取众神的一阵微风，而准备牺牲女儿；基督徒受罗马人迫害，异教徒则受基督教迫害，狂热分子“一则屠戮同胞，一则求上帝赐恩”；献身者力图杀戮法王。这首诗歌颂伊丽莎白帮助纳瓦尔的亨利。它描写伊夫里战役，亨利的仁慈宽厚，他和加布里埃尔的爱情，及他夺取巴黎。它赞同亨利之皈依天主教，批评教皇权位是“对被克服者苛刻，对征服者顺从的一种权位，它本着己身利益，随时准备赦免或定罪”。
伏尔泰曾经希望《亨利亚德》会被收入法国国家的史诗，但天主教对法国同胞太过珍爱，以致无法让他们接受此诗为他们灵魂的史诗。而且它的弊病也无法躲过有学问者的眼光。它明显地模仿荷马和维吉尔——战争的情景，诗中英雄往访地狱，及模仿荷马众神的风格，人格化的抽象观念转化为行动——这些都破坏了发明和创作的魔力；其体裁虽为好的散文，但缺乏诗的鲜明意象。这位作者受到印刷者的蒙蔽，并未有所怀疑。他写信给塞奥特：“叙事史诗是我的专长，或许我受欺骗了。”他是大受欺骗。
虽然如此，人们的喝彩像是为他辩护。一位法国批评家指出它比《埃涅阿斯纪》优越，腓特烈大帝则认为：“一位公正的人将会喜爱《亨利亚德》甚于荷马的诗。”第一版马上被抢购一空，盗印版发行于荷兰并向法国运销。警察查禁这本书，而每个人都买它。它被翻译成7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可以知道它一定在英国引起了骚动。它对亨利四世声望的重振起到了一定作用。它使法国惭愧于宗教战争，并造成了曾经激起人们盛怒的神学的危机。
伏尔泰一时名利双收。他被公认为法国现存的最伟大的诗人。他在路易十五的宫廷中受到接待；王后被其戏剧感动得流泪，私下赠他1500法郎（1725年）。他写了十余封信，抱怨和夸耀他的朝臣生活。他以平易近人的态度与贵族和平民交谈。他无疑谈得太多了，而那是世上最容易之事。一天晚上（1725年12月），罗昂·沙博骑士听说他在剧院休息室长篇大论，便以一种非常优越的神情问他道：“伏尔泰先生，阿鲁埃先生，您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我们不晓得他当时怎样回答。两天后，他们又在法兰西剧院相遇，罗昂重复相同的问题。伏尔泰的回答有不同的记载，其中之一为，“并不追求伟大的名字，但懂得如何光大现状”；另一则反驳道，“我的名字以我开始，你的名字到你结束”。这位高贵的贵族举起他的手杖捶击；这位诗人闪开，拔出剑来。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当时在场，佯装昏倒，双方因而止战。
2月4日，伏尔泰正在苏利公爵家中享用午餐，听说有人希望在皇宫大门见他。他去了，6位凶汉一扑而上，狠狠地揍他一顿。罗昂在马车中指挥，提醒他们“不要打他的头，他的头可能产生一些好东西”。伏尔泰奔回苏利家中，要求苏利帮助他对罗昂采取法律行动。苏利予以拒绝。这位诗人回到郊区，在当地勤练剑术。然后，他出现于凡尔赛，决心要向这位骑士报复。那时的法律规定，决斗处以极刑。一纸皇室命令叫警察监视他。罗昂拒绝和他会面。那天晚上，警察逮捕了这位诗人，使有关人士松了一口气，他再度进了巴士底狱。“狱友们，”巴黎警察上尉官记载说，“全体一致地喝彩……这道明智的命令，以防止这位年轻人做出新的蠢事。”伏尔泰写信给当局，辩护他的行为，并声明若受释放，自愿流放英国。他仍像以前一样受到接待，享受一切舒适与关怀。
他的建议被采纳，15天后获得释放，但一位侍卫受命监视他前往加来。政府官员给他致英国显贵的介绍信和推荐信，王后继续给他年薪。在加来等候出航时，他受到朋友们的款待。5月10日，他登船出发，随身携带许多研究英国的书，他一定愿意看到他所听说的人身、思想都很自由的国度。且让我们瞧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