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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圣西蒙的观点，迪布瓦众恶在身，除了不受人尊敬外，其他样样成功。圣西蒙一再对他的议员同事说：
他的才智是最普通的一种；他的知识也是最平凡的；他的才能趋近于零；他外表像一个搜求者，迂阔的腐儒；他的言谈可厌、支离破碎，常常不很确定；他的虚伪就写在他的脸上……没有一样东西对他是神圣的……他很明显地藐视忠实、诺言、荣誉、廉直、信用，以嘲笑这一切为乐；既耽于逸乐，又野心勃勃……但他表现得软滑、卑躬、柔顺，是一位谄媚奉承者，视恶为善者，而且是最善变形者……他的论断本能地偏私……尽管他有这么多缺点，但令人吃惊的是，他能吸引的唯一一个人竟是那才智高超、心志健全、聪明机智、具有敏锐感觉力的奥尔良公爵。
摄政给迪布瓦权力时，他年已60岁，在几次性病中苟延残喘，身体几乎崩溃。但他尚能于唐森脱离菲利普二世的怀抱时，予以接待。无论如何，他必已表现出敏锐的机智，因为他非常理性地处理对外事务。他从大不列颠收了丰厚贿赂，转做些他认为有益于法国的事情。英国的辉格党和奥地利的查理六世欲废弃《乌特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而重燃对法国的战火。不满足于西班牙王位的菲利普五世，也渴望统治法国，认为与英国的协定可以为他的梦想铺路。如果英国、西班牙、奥地利和奥属尼德兰（即比利时）联合成立另一个大同盟，则法国的围墙将再度竖起，而所有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的政策与辉煌胜利均将宣告作废。为了防止这种联合，迪布瓦和菲利普二世于1717年1月4日和英国与荷兰签订协定。这对法国、欧洲势力均衡和英国都是一个恩赐；因为若是法国与西班牙由一个国王统治，他们的联合舰队将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它对新成立、不稳固的英国汉诺威王朝也是一个保障，因为法国已经保证不再进一步援助斯图亚特王室对英国王位的争夺。
西班牙政府受骗了，因此不大高兴。其总理阿尔贝罗尼参与切拉马雷与梅因女公爵推翻摄政，拥戴菲利普五世君临法国的阴谋。迪布瓦识破了这项阴谋，说服不情愿的菲利普二世继英国之后，向西班牙宣战（1718年）。《海牙条约》（Treaty of Hague）结束了这场战争（1720年）。为了稳固和平，迪布瓦安排菲利普二世的女儿嫁给路易十五。婚约在边界海岛比达索亚（Bidassoa）签订（1722年1月9日），并以火刑庆祝一番。玛丽亚·安娜·维多利亚公主那时年仅3岁，等到路易十五能和她生下王位承继者将需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幼王万一不幸去世，摄政即将成为法国国王，迪布瓦则将成为他的永久总理。
他巧妙地一步一步往上爬。1720年，他被任命为坎布雷的大主教。这是历史上的一件趣闻：一位新教徒国王乔治一世，要求多疑的摄政说服教皇将最近才由费奈隆授以权责的这一有名的大主教辖区给予迪布瓦；而且法国的主教，包括神圣的马西永，都参与把此项显职颁给这位被认为集罪恶大成者的仪式。迪布瓦认为他对法国的服务应得到更好的报酬。他用法国的金钱促使罗马教皇候选人发誓送给他红帽子的席位。英诺森十三世悲伤地履行诺言，这位大主教摇身一变而成为迪布瓦红衣主教（1721年7月16日）。一年后，他被任命为该区的大牧师，年薪10万法郎。他每年从大主教那里收入12万法郎，从7处僧院收入20.4万法郎，从邮政监督收入10万法郎，及英国的恩俸（据圣西蒙估计约有96万法郎），迪布瓦现在每年总收入已达150万法郎。他唯一的顾虑便是他的妻子，因为她还活着，若她拒绝他的行贿，被发现，他将失去教会的这些职位。
1723年2月5日，路易十五已长大成人，摄政政治结束。年轻的国王年仅13岁，在凡尔赛逍遥度日，要求菲利普二世继续统治国家，而迪布瓦仍是菲利普二世的主要助手。但是，8月1日，这位红衣主教的膀胱破裂，结果抱着满怀的英镑，突然与世长辞。菲利普二世继续执政，但他的日子也已告罄，过度地沉湎酒色使他失去视力，甚至失去良好的风度，他的傲慢态度，使他曾经获得的一致好评渐渐消失，受到民众的轻视。医生警告他，说他的生活方式将危及其生命，但他毫不在意。他继续豪饮。1723年12月2日，他死于中风，倒在他的女人怀中，时年49岁。
尽管他有诸般罪恶，菲利普·奥尔良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一位坏人。他的罪恶是肉体上的，而非精神心灵上的；他是挥金如土者、醉汉与登徒子，但他并不自私、残忍或卑鄙。他是一个体恤、勇敢而仁慈的人。他孤注一掷而赢得王权，然而心情轻松，慷慨地将之转让。他的财富使他更加放纵，而他的权力使他漫无规律。那实在是很值得同情的——一位聪颖过人、见解独到的人，挣扎着去修补因国王的偏执造成的损害。让高贵的目标淹沉于无意义的陶醉中，而且在堕落荒唐的大旋涡里失去了纯真。
在道德上而言，摄政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时期。宗教在乡村甚为淳朴亲切，但其上层因任命迪布瓦和唐森而受玷辱，因而失掉思想已解放的知识分子的尊敬。法国心灵得享相当的自由，但人们不借以传播人道、宽容的才智，以致无法从社会束缚中释放文明所需的人类本能。怀疑论者忘记了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而变成了享乐主义者。政府腐败无能，但还维持长久和平，使法国能从奢靡和战争之下恢复元气。约翰·洛的“制度”因破产而溃败，但它给予法国经济很有力的刺激。在那八年中，人们看见了自由教育的普遍化，艺术和文学从皇家保护和控制之下获得解放，那是《舟发西苔岛》、《吉尔奇遇记》、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