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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特诏书》的颁行到撤销（1598—1685年），法国财富的增长、生活的都市化、自宗教战争与詹森教派的争端后人民对宗教信仰的减却，导致了在贵族中道德律令的松弛。国王和门特隆夫人的婚姻（1685年）、他转向于一夫一妻制及忠贞和军事灾情严重的影响，已经迫使朝廷改变对外方针；而且，牧师的自我检讨，已经阻止了这一代教会的没落。自由思想家检查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享乐主义者背着公众，狂欢恣肆。但是，多疑、淫佚而容忍的摄政者上台时，这些限制又告消退，受抑制的本能愤怒地爆发成一股非宗教和自我放恣的潮流，这颇类似清教徒得势一代（1642—1660年）后，英国王权复兴时代那种恣情声色的英国社会。不道德现在成了解放和老练的象征，淫乱则成了一种礼节。
基督教远在受到《百科全书》攻击，甚至在伏尔泰第一次以尖刻的文笔予以批评以前，便已衰微。迪皮伊（Dupuy）于1717年指责巴黎的物质主义者充斥其间。“今天，”马西永（Massillon）于1718年说，“不敬神几乎声威赫赫，凡民得以接近伟人，这是一个好处……使无名之士得以和受到人民拥戴的王子熟识。”那位王子的母亲，于1722年临死前写道：“在巴黎，不管是牧师，还是普通人，我不相信会有100个人真正信仰基督教，真正相信我们的救世主。这使我不寒而栗。”少数年轻的一代想要从天主教转到新教，他们先转向比较安全的无神论。普罗科佩和格拉多特两家咖啡馆，像礼拜堂一样，是不信教者的集会地。
如果说这股风气松弛了上层社会的道德准绳，那么贫穷也助长了人们违反法律的天性，在巴黎下层社会造成道德的混乱。博学的德拉克洛瓦（de Lacroix）估计，“危险人物、乞丐、流浪汉、小偷、各式各样的欺诈者，大约占了人民总数的1/6”；而我们可以想象出都市里的穷人，像富人一样，以私通来调剂辛劳。各种各样的罪犯，纷纷出笼，从巴黎的扒手到拦路的土匪，应有尽有。巴黎有正规的警察，但管不住罪犯，有时还和土匪分取掠夺品。1721年，国防部终于成功地逮捕了卡图什（Cartouche）——法国的杰克·谢泼德（Jack Sheppard）——和他的500个徒众，他们拦路抢劫，使社会动荡不安。那时，只有农民和中层社会人士维持正常的法国生活。
但是，巴黎的贵族，城里流动的绅士，文学或艺术的沉迷者，资本家以及修道院院长、长老，也几乎忘却了道德箴言，基督教只被记忆为礼拜日的社交时辰。当身为妻子者到了巴黎或凡尔赛宫，那视妻子的不贞重于丈夫的不忠，并欲借以保护财产的继承的双重道德标准，一时也被置诸脑后；在那里，专情于丈夫，已被视为古板；在那里，妇女和男士竞相撮合、离异。婚姻只用以维持家庭和财产、名声；除此之外，当时该阶层社会并不限制丈夫或妻子的忠贞。在中世纪，婚姻被视为导致爱情之门；现在，婚姻导致相爱者绝少，反而是爱情导致婚姻；纵使奸情，也很少以爱为借口。尽管如此，仍有忠实的夫妇散布在普通人中，闪耀着勇敢的光芒：圣西蒙公爵夫妇、图卢兹伯爵夫妇、吕内夫妇、蓬查特兰夫妇、贝勒·艾斯勒夫妇。很多放荡的妻子随着年纪的增大而收敛其行为；而有些人，她们的魔力随着时光渐渐消逝，终于退休到舒适的女修道院，献身于慈善事业以贡献她们的才智。
摄政时期最富进取心的女性是克洛迪娜·唐森，她32岁时逃出女修道院，绯闻之多，令人头晕目眩。这也是有原因的：她父亲，格勒诺布尔的议会主席，是一个调情圣手；她母亲是一位轻浮、风骚的女子；而克洛迪娜明白自己的妖艳，渴望得到垂青。她的姐姐格罗莱夫人，只略比她检点。87岁时，克洛迪娜在临死告解之时说道：“我年轻、漂亮；男人如此称赞我，我也相信他们；其余的便可猜想而知。”克洛迪娜的哥哥皮埃尔·唐森谨守圣道，由于很多女人的帮助，登上里昂的主教和大主教职位。为了节省嫁妆，克洛迪娜的父亲将她送进位于孟特弗列里的女修道院。在那里她于勉强的信仰中烦躁地度过了16个年头。1713年，32岁时，她逃脱出来，藏在德图什骑士家里，他是一位炮队指挥官，由于他的帮助，她成了（1717年）哲学家达朗贝尔（d’Alembert）的母亲。未能预见此位婴儿将来会编纂“百科全书”，她把他遗弃在巴黎的圣·让·兰德教堂的台阶上。她先后委身于马修·普莱尔、博林布鲁克伯爵及阿尔让松，然后投入——据说在摆出裸体的雕像姿势之后——摄政者的怀抱。她在那里为时短暂，她设法利用她的拥吻使摄政者答应给她心爱的哥哥一席牧师之职。菲利普二世回答说他不喜欢在床上讨论事业的少妇，此后便不再欢迎她。她努力振作，结果征服了迪布瓦。我们会再遇到她。
在道德变迁的潮流中，有些巴黎的妇女继续保持卓越的法国品德，集显贵、才俊、佳丽于沙龙。巴黎最著名的人士，聚集在苏利宫这一壮观的建筑中；那里，有政治家、经济学家、诗人——60多岁静默的丰特内尔与20岁朝气蓬勃的伏尔泰。一群更乐天的团体聚集在布永宫，勒萨日（Lesage）在该处曾经发过一阵脾气，使该宫长留回忆：他应邀去读他的戏剧《杜卡莱先生》（Turcaret），但由于迟到而被女公爵傲慢地训责：“你使我们损失了一个小时。”他回答说：“我将使你们得到两倍的时间”，然后离开房间。我们已提过梅因夫人在索镇的沙龙。将成为斯塔尔男爵夫人的玛格丽特·洛奈充当公爵夫人的随侍，曾经写下灿烂的《回忆录》（1755年），描述那些闹剧、矫饰、晚宴和化装舞会。索镇娱乐之盛，使宾主几无交谈余地。
安娜·康史利，即兰伯特侯爵夫人主持的纳韦尔公馆（现为国立图书馆），则以交谈为主。富裕而苛刻的她，在恣情欢乐的摄政时代，仍旧保持路易十四晚年稳定沉着而堂皇庄严的气派。她劝阻人们玩牌、下棋，甚至欣赏音乐。她是一位全能的女才子。像夏特莱侯爵夫人一样，她对科学和哲学很有兴趣，有时（伏尔泰说）她谈出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她每星期二招待科学家和贵族；每星期三则为作家、艺术家及学者，包括丰特内尔、孟德斯鸠和马里沃（Marivaux）。她聚会时，有博学之士演讲、作家朗读即将问世的作品，他们的名声也因而外扬；这位慷慨、雄心壮志的女主人，经由智囊团的运作，使她的门客跻入法国皇家学院之林。她是数百位使法国历史在世界史上写下最光辉的一页的和蔼、有教养而开明的女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