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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友会”在老哥伦布街（Rue du Vieux Colombier）聚会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尼古拉斯·布瓦洛发言。他曾制定了文学和道德的标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像英国伦敦的约翰逊博士一样。与约翰逊一样，布瓦洛的重要性在于他的文学批评，而不是他的著作。他最好的作品不过是一些极其平凡的诗歌，但他的文学评论在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甚至超过路易十四在政治上的成功。他和莫里哀、拉辛之间的友谊，加上他在评论中对他们二人作品的赞赏，使他们在众多敌对者的攻击声中，屹立不动。
布瓦洛是巴黎法务院中一位职员的第14个孩子。父母原来希望他做一名牧师。他起先在巴黎索邦神学院念神学，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后来改学法律，开业做律师。1657年，他父亲死了，留给他一笔遗产，足够供他当一个诗人。他花了10年时间磨炼他的写作，从1666年开始，先后写了12篇《讽刺诗》（Satire），批评他的文人朋友们的作品。他十分惊奇地发现，在文艺界有“一大群快要饿死的二流诗人”。他像攻击一群蝗虫似的攻击他们。他指名道姓地骂人，用各类诗文制造仇敌。在他心中，女人是处于最下等地位的。因此，他讥讽斯屈代里夫人和拉法耶特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品，是浪费法国纸张和法国人的时间。他赞美古代的作家们。至于当代的作家，他喜欢马莱布（Malherbe）、拉康（Racan）、莫里哀及拉辛。“我认为，”他说，“只要不昧着良心，不损害国家利益，我们有权利指出：坏诗就是坏诗。我们更有充分的权利，对那些愚钝的书感到厌恶。”
在他的《讽刺诗》中，他采用了尤维纳尔（Juvenal）的严肃态度。后来，他又写了一些叫书信体诗（1669—1695年）的专集。在这个专集中，他的笔锋稍微收敛了一点，近于贺拉斯讽刺作品的风格。也就是这些诗般的作品，使国王路易十四邀他入宫。国王问他对自己所写的诗最满意的是哪一首，布瓦洛抓住这个晋身的机会，故意不念任何一首已出版的作品，却念了一首“最不坏”的作品，内容是歌颂路易的。国王赐给他一年2000镑的赏金，使他成为王宫中一位重要人物。国王说：“我喜欢布瓦洛，他是一条必要的鞭笞，替我们鞭打那些二流作家的坏作品。”国王支持莫里哀“反对盲从”的看法，布瓦洛出版了有关修士的长篇叙事诗《读经台》（Lutrin，1674年），嘲笑一些好吃懒做的牧师们时，国王没有阻止。1677年，这位讽刺家和拉辛一起成为王室的史官。1684年，在国王明确的指示下，在许多被他谩骂过的人的反对声中，布瓦洛终于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使布瓦洛成为那个时代的名人的关键，是他于1674年写了《诗的艺术》（L’Art Poétique）。这本书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它模仿的对象——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在这本书的开始，就警告一些年轻的诗人，帕纳索斯山（Parnassus）是很难爬上的。他叫他们注意，在他们下决心攀登缪斯的圣山之前，先要想想是不是有什么值得一写的事情，这些事能不能阐明其理或是很有内容、很富情调。“变化你的内容，”他奉劝他们，“太单调、太统一的像布瓦洛写的那种诗会使人昏昏欲睡。”而且，“从庄重变为甜蜜，由轻松转为严肃的一首小诗，会使一个诗人感到身心舒畅”。“用心听你诗中每一个字的声韵。在用字和格式上，遵守马莱布的规则。不要研究和你同时代的诗人，却要多谈古人如荷马及维吉尔的叙事诗。写悲剧，学索福克勒斯；写喜剧，学特伦斯；写讽刺诗，学贺拉斯；写田园诗，学狄奥克里塔斯；把匆促变为徐缓，但不要泄气。把你的作品放在铁床上提炼20次……偶尔加多一些分量，时常减去一些不必要的。”“爱那些批评你的人，改正自己的错误，不要埋怨。”“为荣耀而工作，别让几个臭钱成为你辛勤工作的主要目标。”假如写戏剧剧本，要注意“一统”原则：
让一件事，在一个地方、一天内完成，会使戏院永远满座。研究宫廷生活，熟悉都市的环境，也许就是莫里哀能在艺术上有今天这种成就的原因。
布瓦洛和莫里哀一样，认为那些名人是可笑的，也厌恶那种虚伪的情诗，他认为就是那些诗使法国的诗歌作品萎靡不振。他反对过度夸张的哀怨悱恻，赞成笛卡儿崇尚真理、教诲人们适度克制欲念的传统论调。他制定了诗歌的正统格式，并用两行正统诗说明它的内容：
热爱“意义”，然后用你的笔写出它（意义）的美丽与价值。不要过于感情用事，不要乱冲动，不要太过夸张，不要卖弄学问，不要矫揉造作，不要故弄玄虚。最理想的文学作品，就像生活一样，需要有适当的自制，不可言过其实。
布瓦洛喜欢莫里哀，但惋惜他后来的剧本走入闹剧的格调。他也喜欢拉辛，但很明显，他不赞同拉辛剧本中过分提高爱情的地位，也不喜欢那些感情冲动的女主角，如海米丽、贝雷尼丝、菲德尔等。布瓦洛是一个过分忙碌的辩论者，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了解帕斯卡所说的——一个人心中有许多事情，是头脑不能理解的。不带感情的文学，就像大理石一样的光滑，也像大理石一样的冰冷。贺拉斯也赞成用感情写作，他说：“假如你希望我看了你的作品后哭泣，你在写作时必须自己先哭过。”中世纪的文学和艺术，布瓦洛似乎都没有看见过。
布瓦洛的原则对人们的影响力极大。法国的诗歌和散文有3代之久努力遵守他的正统规则。同时，他的原则也成了英国“奥古斯丁时代”文学的典范。那时，它的倡导人很明显地模仿《诗的艺术》写了一篇《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布瓦洛的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为了免去想象力和情感，法国在拉辛以后，英国在德莱登以后，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好诗。最好的诗不过是从一个“雕像”中取出最美丽的一部分，却缺少了画像的柔和气氛和美丽的彩色。无论如何，把“意义”注入纯文学中是好的，欧洲已有太多与爱情或宗教有关系的无聊作品，需要布瓦洛用愤怒的责骂来清除文学作品中无稽、荒诞、虚伪、造作及空洞无意义的情感。莫里哀从闹剧作家变为哲学家，拉辛的艺术造诣终于趋向完美，也许布瓦洛有部分功劳。
1687年，布瓦洛用国王的赏金在欧特伊买了一栋花园洋房。在他的作品中，一句也没有提过他四周优美的环境，这就是他的个性。他把它改名为德普雷奥（Despréaux），几乎一直住在那里度完余生。他生活得十分宁静，从不进宫去，但热诚欢迎他的朋友们。人们发现他“虽然说每个人的坏话，却有许多朋友”。他很有勇气对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表示同情，并告诉一位耶稣会教士，帕斯卡的《省区书简》是法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品。在尊称他为伟大的理论家的那一群人中，他活得最久。莫里哀早就死了，拉封丹于1695年离开了人世，拉辛在1699年也去世了，这位年老多病的讽刺家感慨地说：“我失去的那些亲爱的朋友，就像一个人的梦，醒来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死亡快要来临时，他离开了欧特伊去圣母院，死在听他忏悔的神父的房中（1711年）。他希望死在那里，撒旦就不敢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