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奈隆
（1651—1715）

费奈隆生于一个贵族之家。他同样信仰纯正而满怀野心，也是一个主教与廷臣，一个皇家教师与散文大家，但除此之外他与波舒哀完全不同。圣西蒙对他印象很深刻：

一个非常高而瘦的人，身材优美，苍白的脸，一个大的鼻子，眼中闪烁着热情与智慧。他的体态似乎由相对的东西组成，但是，这些对立很协调。他是沉重而英勇、严肃而愉快的。他表现出一个医生、一个主教、一个贵族的气质，而且，较其他更明显的，在他脸上也在他身上，是那种优美、谦和与心智的高贵。要费大力才能使别人将眼睛从他身上转开。

米什莱认为他“生来即有点老成”。他是一个年老贵族的最小的儿子。年老贵族不顾已成年的儿子的反对，娶了一个贫穷的贵族小姐。他们生的儿子没有财产可以继承，便献给了教会。费奈隆由他母亲抚养长大，他养成几乎是女性的优雅谈吐与纤细的感觉。他从他的教师与巴黎的耶稣会教士那里接受良好的古典教育，他变成一个教士，同时也是学者。他能与任何异教徒相互引述异教的经典，写得一手敏感、优雅、精致的法文，其文风与波舒哀那种男性气概的、宏伟的演说相比，恰有天壤之别。

他24岁那年（1675年）领圣职，不久即被任命为新天主教徒修道院的监督，他的工作是使那些新近从新教家庭分离的年轻女子接受天主教信仰。她们听他讲道最初是不情愿的，再后是顺从的，最后变成热情的，因为爱上费奈隆是很容易的事，而他又是她们唯一能接近的男人。1686年，他被派往拉罗歇尔（La Rochelle）协助使胡格诺派教徒悔改的工作。他赞成《南特诏书》的撤销，但反对暴力，而且警告政府官员说，强迫的悔改只是表面而短暂的。回到巴黎的修道院后，他发表了一篇《论女子的教育》（1687年），鼓吹温和的教育方法，非常近似于卢梭。路易十四任命博维利耶公爵为他8岁大的孙子勃艮第公爵路易的监护人，公爵拜访了费奈隆，请他做这个孩子的教师（1689年）。

这个孩子个性骄傲、任性、热情，有时蛮横而残忍，但有精明的头脑与活泼的机智。费奈隆感到只有宗教可以驯服他，于是他在孩子的心中灌输了对上帝的爱与恐惧。他对孩子严格但带着对少年人同情的理解，赢得了学生的尊敬。他梦想从教育这位未来的国王身上改革法国。他教导这个孩子：战争是荒谬的，促进农业是必需的，从农民抽取重税以建立奢华的城市、支持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在他为他学生而写的《死者的对话》（Dialogues of the Dead）中，他描述道：“没有法律只有个人意志的政府是野蛮的……统治者必须首先服从法律，如与法律分离，他个人不过是无物。”既然人类是兄弟，所有的战争不过是内战，“每个人对全人类——那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责任远远超过对他出生的某一个国家”。路易十四对这种秘密的指导尚不知情，但见他孙子的性格大有增进，便任费奈隆为坎布雷大主教以示酬劳（1695年）。费奈隆每年花9个月的时间住在他的教区内，使不少高级教士非常惭愧。其他时间他花在宫廷内，急于影响政治，并时而对勃艮第公爵进行指导。

这时，他遇见那个在真实意义上将成为他“命运女神”的女人。让娜·玛丽·德拉莫特·居伊昂夫人于16岁结婚，28岁时成为一个美丽而有钱的孀妇，成群的追求者包围着她。但她曾受过严肃的宗教训练，这成为她抗拒野心男人的一个保护屏障。她发现外在的天主教崇拜与仪式中不能恰当地显示她的虔信，而倾听当时的神秘主义却觉得很有感应。这派人士不注重忏悔、圣礼与弥撒的形式，而是由沉浸于沉思一个全能的神、一种完全而充满爱心地将自我屈服于上帝面前，从而得到心灵的和平。在这种与神的恋爱中任何世俗事务将不再顾及，在这种心灵的欢乐中，人可以忽略所有的宗教仪式而仍然可以得到天国，不但在死后，在生时亦然。西班牙教士莫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曾因为在意大利传播这种“寂静主义”（Quietism）被宗教裁判所定罪（1687年），但这种学说已经传遍欧洲——在德国与尼德兰有“虔诚教派”，在英国有教友派信徒与剑桥柏拉图学派信徒（Cambridge Platonist），在法国则有“虔诚者”。

居伊昂夫人在数本书中，以动人的笔锋说明她的观点。她说，灵魂是从上帝发源的脉流，直到灵魂在她里面消失像河流归于大海，它才会找到真正的安宁。然后个体消退，再没有自我的意识或世界的意识，甚至没有意识本身，只有与上帝完全的合一。在这种状态下，灵魂是永无乖误的，超越好与坏、道德与罪恶，无论它做什么都是对的，没有任何力量能伤害它。日后居伊昂夫人对波舒哀说，她不能要求赦免她的罪，因为在她狂喜的世界没有罪存在。有些贵族仕女发现这种神秘主义有一种高贵的虔诚的形式，有些人成了居伊昂夫人的信徒，其中包括博维利耶夫人、谢弗勒斯夫人、莫特马尔夫人，甚至在某种程度门特隆夫人也算在内。费奈隆发现自己被这个结合虔信、富有而可爱的妇人吸引，他自己的个性就是结合神秘主义、野心与多愁善感的。他说服门特隆夫人，让居伊昂夫人在门特隆夫人设立于圣息尔的学校任教。门特隆请求她的告解神父对居伊昂夫人的事给予忠告，他与波舒哀商量，波舒哀邀请这位神秘主义者向他解释她的观点。居伊昂夫人照做了。这位谨慎的主教发现她的理论对神学与天主教崇拜都有威胁，因为它们不但弃绝圣礼与教士，甚至连使徒与基督都不需要。他责备她，给她圣餐礼，要求她离开巴黎停止传道。最初她答应了，但又拒绝了。波舒哀将她囚禁于一个修道院中8年（1695—1703年），然后有条件地释放，条件是她要与外界隔绝地住在布卢瓦附近他儿子的领地内。她死于1717年。

波舒哀为了把神秘主义限制在可容许的程度，于1696年写了一本《祈祷状态的指导》（Instruction on the States of Prayer）。他将一份原稿给费奈隆看，要求他表示赞同。费奈隆不愿意，并写了一本书《圣者对精神生活的格言的解释》（Explanation of the Maxims of the Saints on the Internal Life，1697年）来反对他。这两本书几乎同时出版，一时间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同样成了热烈谈论的话题。路易十四信赖波舒哀，解除费奈隆的勃艮第公爵教师的职位，要求他留在坎布雷教区内。由于波舒哀的敦促，路易要求教皇正式谴责费奈隆的著作。那时英诺森十二世想起波舒哀的高卢教派立场与费奈隆维护教皇的教皇全权论派立场，迟疑不能决定。路易继续施加压力，教皇屈服了，但他对费奈隆的书尽可能加以温和的谴责（1699年3月）。费奈隆安静地顺服了。

在坎布雷他公正而虔诚地尽其职责，得到全法国的尊敬。波舒哀与国王对他的不满本已缓和，但1699年4月，一个书商在作者的同意下，出版了一本费奈隆为他的王孙学生所写的传奇，书名为《荷马奥德赛续集》（Suite de l’Odicée d’Homère），流传至今的题目是《尤里西斯之子泰莱马克的冒险》（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fils d’Ulysse）。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优雅流畅的文笔与几乎是女性的温柔，再度向他的学生说明他理想主义的政治哲学。书中人物曼都（Mentor）在说服国君们接受和平时，警告他们说：

因此，在不同的名目与首领之下，你们将成为一个民族……四海之内皆兄弟，人类为大家庭……那些在兄弟们的血中寻求残忍的荣耀的人是不虔敬、不快乐的……战争有时是必要的，但却是人类的耻辱……呵，王者，别告诉我，人应该以战争去获得荣耀……任何爱好他个人荣耀甚于人性情感的人，是一个骄傲的怪兽而非一个人。他只能得到虚伪的荣耀，因为真正的荣耀只存在于良善的温和中……人民不必太关心他，他自己就不关心别人，而且使别人流血以赢得一个残暴的虚荣。

费奈隆承认君权神授，但仅视为上帝给他们的权力是为人民谋幸福，而且是一项由法律限制的权利：

绝对王权将每一个臣民降格到奴隶的状况。暴君有受人奉承甚至颂扬的地位，而每个人都在他的眼光下颤抖。但一旦发生叛变，这个蛮暴的强权将被自己种下的暴行毁灭，因为它完全得不到人民的爱戴。

在这些大胆的言论中，路易十四看到自己被描写进去，他的战争遭到谴责。宫廷内不再对费奈隆友好了，“泰莱马克”的出版商被逮捕，警察开始查禁这本书。但这本书在荷兰重印，不久即行销全法国，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此后150年中，它是法国最受欢迎、读者最多的一本书。费奈隆抗议地申辩：他在那些关键地方写的并不是路易，但没有人相信他。两年过后勃艮第公爵才敢再给他老师写信。后来路易缓和了，并准许他到坎布雷拜访费奈隆。这位大主教一直希望有一天他的学生会继承王位，也许会征召他成为另一个黎塞留。但他的学生死于路易之前3年，而费奈隆自己也在路易之前9个月（1715年1月7日）去世。

波舒哀走得比他们都早。他的晚年并不快乐，他曾胜过费奈隆，胜过教皇全权论与神秘主义者，他也见到教会对胡格诺派教徒的胜利，但这一切胜利无法减轻他所患的膀胱结石病症的痛苦。疾病的痛苦使他几乎不能为他心爱的宫廷继续主持仪式的工作，而没心肝的讥嘲者还问：他为什么不走开静静地死在莫城？他看见在他周围兴起了怀疑主义、《圣经》批判主义，而新教的论战者将箭头指向他。一位被驱逐的胡格诺派教徒肖利厄（Pierre Jurieu）告诉全世界，这位主教中的主教波舒哀，被视为道德与刚直的形象，竟是一位拥着情妇、口出狂言的骗子。他开始写新书来反击这些无耻的敌人，但疾病很快夺去他的生命。1704年4月12日，他的痛苦中止了。

也许我们将认为波舒哀代表天主教在现代法国的全盛时代。天主教几乎已收复所有丧失在路德与加尔文手中的土地。教士们改革他们的道德风气，拉辛以他最后的剧本贡献给宗教，帕斯卡令怀疑主义者开始怀疑，国家成为教会顺从的代理者，而国王差不多变成了一个耶稣会士。

但这些并不很乐观。耶稣会教士仍在《省区书简》的阴影下，詹森教派并未被摧毁；胡格诺派教徒正在鼓动半个欧洲反对法国；蒙田较帕斯卡拥有更多读者；霍布斯、斯宾诺莎、培尔的理论正可怕地打击着信仰的大厦。樊尚·保罗于1648年说：“有数位教区牧师抱怨他们的会众较以前减少。圣舒尔皮斯少了3000人，圣尼古拉—沙尔多内的牧师发现复活节圣礼中少了1500人。”培尔于1686年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了自由思想者与自然神论者，人们惊于他们数目如此之多。”一种对宗教的漠然情绪蔓延各地，他认为那是由于战争与基督教的对立。尼科尔说：“你们必须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异端不是加尔文教派或路德教派，而是无神论。”巴拉丁公主于1699年说道：“你现在难得看见一个年轻人不希望成为无神论者。”莱布尼茨于1703年在巴黎报告说：“所谓的‘坚强心灵’（esprits forts）现在很时髦，虔敬反而遭到嘲笑……在一个如此虔诚、严格而绝对的君主下，宗教的混乱是基督教世界从未见过的。”属于这些“坚强心灵”——指心智坚强得足够怀疑任何事物——的有圣埃夫勒蒙、尼侬、伽桑迪的传述者贝尼埃、内韦尔公爵与布永公爵。过去曾是巴黎圣殿骑士团聚会之所的圣堂，现在成为各自由思想者小团体的聚集中心，如肖利厄、西维安、拉法尔等，他们对摄政时期的不同的态度一直流传下来。那位终有一日会与百科全书派碰头的近百岁老人丰特内尔，在1687年就已出版他的《圣经史》（Histoire des Oracles），狡猾地对基督教的奇迹根基进行打击。在路易十四的宗教虔诚中，他已为伏尔泰铺好道路。 xu0SMFnbTjjDFXw6ZUhP7fk0Fq78Ys6O6WP7sktZGmFrj9ohmPXIkc6Z1fKKl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