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帕斯卡的《省区书简》加强了耶稣会教士与主教们的决心，以新教主义的伪装为由来压制詹森教派。在法国主教的要求下，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于1656年10月6日发表圣谕，要求全法国的神职人员呈交如下具结书：
我诚实地服从教皇英诺森十世于1653年5月31日发布的敕令，其真实的意义也见于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于1656年10月6日的命令中。我承认我凭良心服从这些命令，而且我将心口如一地谴责詹森的5项见解的理论，见于他所著的《奥古斯丁》一书中。
马扎然并未强制执行在这张具结书上签字，但1661年4月13日马扎然死后不久，路易十四发布了在具结书上签字的命令。有一位温和派的教区主教在具结书之前加了一段和缓性的声明文字。由于这种软性处理，阿诺德与隐修士们都签了字，并劝告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们也这样做。安热利克教长那时患水肿卧病在床，拒绝签名，一直坚持到1661年8月6日去世，终年70岁。帕斯卡与他的妹妹雅克利娜也拒绝。雅克利娜那时已是修道院的副院长，她说：“既然主教们只有女孩子的勇气，女孩子就应有主教的勇气。”最后所有活着的修女都签名了，但雅克利娜一直抵制到她力竭去世（10月4日），终年36岁。帕斯卡在不到一年后也去世。
但这时路易又拒绝附加在具结书上的那段和缓性的前文，坚持修女们应在没有任何附言或改动的具结书上签名，少数签了名的修女被送到巴黎的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70位修女由教长安奈率领，宣布她们凭良心不能在与她们信仰如此相反的文件上签字。1665年8月，大主教宣布这70位修女与她们的14位俗家姐妹没有资格再领圣礼，并禁止她们与外界联络。在以后的3年中，有一位同情她们的教士翻进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院墙为垂死的修女举行临终圣礼。1666年，萨西、勒迈特与其他三位隐修士被路易下令逮捕，阿诺德化装改容，藏在朗格维尔公爵夫人家中，并受她亲自照料。她与其他贵族夫人关切修女的状况，并说服路易宽大为怀。1668年，教皇克莱门特九世发布一项新圣谕，其内容相当含糊，任何教派都可接受。囚犯们被释放了，遣散的修女再度回到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修道院的钟声沉寂了3年之后，再度响起来。阿诺德受到路易友善地接待，并写了一本书反对加尔文教派。尼科尔又写了一本书攻击耶稣会教士。
这段“教会的和平”持续了11年。朗格维尔夫人死后，和平也随之而去。路易年事渐高，他早年的胜利变成失败，而他在宗教上也趋于固执与恐惧。是否上帝因他容忍异端而在惩罚他？他对詹森教派的厌恶及于个人。有一位逢柏度先生（M.Fontpertuis）被推荐接任一个职位，路易拒绝他，因为他怀疑那人是詹森教派的，但后来他确定那人不过是一个无神论者，便很快任用他。他永远不能原谅那些违抗他命令不在具结书原文上签字的修女，为了及早关闭那个他最厌恨的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他禁止新人继续加入。他向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请求发表对詹森教派明显的谴责。经过两年的敦促，教皇终于在1705年的圣谕中对詹森教派严词谴责。在那时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只剩下25位修女，最年轻的也有60岁。路易不耐烦地等着她们死去。
1709年，66岁的耶稣会教士泰利耶（Michel Tellier）继承夏斯神父成为国王的告解神父，他力催现年已71岁的路易：他的灵魂命运决定于他是否立即全部地摧毁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许多教士，包括巴黎大主教诺瓦耶（Noailles）在内，抗议此举操之过急，但路易一意孤行。1709年8月29日，他派军队包围修道院。军队向修女们出示圣旨，命令她们立刻解散，只给她们15分钟的收拾时间。修女们的哭喊无济于事，她们被送上马车，被分散到60至150英里外的各个修道院中。1710年，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被夷为平地。
詹森教义却苟存下来，阿诺德与尼科尔被放逐到佛兰德斯后死去（1694—1695年）。1687年，一位巴黎祈祷所（Paris Oratory）的教士魁奈（Pasquier Quesnel）在其著作《新约道德的思辨》（Réflexions Morales sur le Nouveau Testament）中为詹森神学辩护。他于1703年被捕入狱，不久逃往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建立了詹森教派教会，后来他的书在法国教士中得到多数支持。路易再请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发布圣谕（1713年9月8日），谴责魁奈的104条见解。许多法国的高级教士反对这项圣谕，认为教皇已过分干涉法国的国教教会。詹森教义在法国国教派的复兴运动中与之合而为一。路易去世时，法国的詹森派教徒较以前都多。
今天我们也许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时那些如此艰深的问题，如神恩、命定说、自由意志等会令一个国家分裂，使一个国王如此激动？那是因为我们忘了宗教在当时的重要性。詹森教派可视为宗教改革在法国最后的努力，是中古时代最后一朵火花。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是一次反动而非一次进步。但在几个方面它的影响是进步的。它曾有一段时期为宗教自由而战，但我们不久将发现它在伏尔泰时代比在教皇时代更缺少容忍。它限制了良心裁决论的滥用，它的道德热忱是对当时忏悔的放纵政策的一大抵制，有助于维系法国的道德风气，因而在教育上有良好的影响。它创办的“小学校”是当时最好的学校。在文学上它的影响不但见于帕斯卡，也多少见于高乃依，及生动地显现于拉辛身上。他是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学生与历史学家。它在哲学上的影响是间接而无意的，它对上帝的观念是神将永恒的苦痛加于大部分人类，这个观念也许部分地导致伏尔泰与狄德罗对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