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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的父亲安提尼·帕斯卡（Étienne Pascal）是法国中南部一个城市克莱蒙费朗（Clermont Ferrand）法院的法官。他母亲死于他3岁那年，留下他与姐姐吉尔伯特、妹妹雅克利娜。他8岁时，全家搬到巴黎。安提尼爱好几何与物理，成为伽桑迪（Pierre Gassendi）、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与笛卡儿的朋友。布莱兹常偷听他们的聚谈，很小便成为一个有志于科学的人。他在11岁那年写了一篇有关振动中物体的声音的论文，他父亲认为他对几何的热情会耽误其他的功课，有段时间禁止他在数学上继续用功。但据说有一天，他父亲发现他用一块煤炭在墙上写出“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的证明，此后他得以学习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在他满16岁以前，他即写了一篇有关圆锥体的论文，其内容大部分已无可查考，但这项定理至今仍冠以帕斯卡之名。笛卡儿见到这份手稿时，不相信这是出于儿子而非父亲之手。
同年（1639年），他年方13岁的妹妹雅克利娜在他家造成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他的父亲曾投资于地方债券，黎塞留减低了债券的利率，安提尼批评他，黎塞留威胁要逮捕他，于是安提尼逃往奥弗涅躲藏。但黎塞留喜欢戏剧与女孩子。斯屈代里的《暴君之爱》（L’Amour Tyrannique）在他面前上演，由一群女孩子担任演员，雅克利娜也为其中之一。黎塞留特别喜欢雅克利娜的演出，她趁这个机会要求宽恕她父亲。黎塞留同意了，并任命他为诺曼底首府鲁昂（Rouen）的钦命大臣。于是这一家于1641年迁往鲁昂。
在鲁昂，现年19岁的帕斯卡开始设计数架计算机器，其中有些现仍保存在巴黎艺术与工艺博物院内。其原理是一排齿轮，每个齿轮均有从0到9的10个齿，每当一个齿轮转一周，在它右边的齿轮则转1/10周，而总数则显示于上方的狭口上。这部机器只能算加法，虽并不实用，但那时能设计出来真令人惊奇。帕斯卡将其中一部送给在瑞典的克里斯蒂娜（Christina），附带一封情文并茂的信。她邀请他到宫中来，但他以一介寒士为由拒绝入宫。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后来注意到托里切利（Torricelli）发表的关于大气重量的实验。帕斯卡得到一个想法：水银在一个托里切利试管中将依据气压的变化在不同的地方升至不同的高度。这个假设不是自托里切利得到的，但笛卡儿可能贡献了意见。他要求住在奥弗涅的姐夫带一个水银管到山顶上，记录在不同的高度水银管上升的数值。他姐夫照做了，1648年9月19日，与几位朋友登上多姆山（Puy de Dôme），这里高出克莱蒙费朗约5000英尺。在山顶水银管的高度是23英寸，而在山脚下水银管升至26英寸。这个实验传遍欧洲，终于确定了气压测定法的原理与价值。
帕斯卡在科学界的名声，使一个赌徒请求他发展一种概率数学（1648年）。帕斯卡接受这项挑战，他与费马（Pierre de Fermat）合作发展出概率的运算。这时，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他会将科学的热诚转向宗教，或竟会失去对理性与实验的信心。他继续在科学问题，主要是数学上研究了10年。1658年，他匿名提出一笔赏金征求一个旋转形曲线的解法，当时有不少人提出解法：瓦利斯（John Wallis）、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与雷恩（Christopher Wren）及其他人。然后，帕斯卡用一个假名发表他的解法。当时各竞争者之间有不少争论，包括帕斯卡在内，都表现得不太像一个科学家。
这时，有两件事在他生活中起了重大影响——疾病与詹森教派。18岁那年他患上一种神经性疾病，使他没有一天不在痛苦中。1647年，他患了麻痹，没有拐杖就不能行动。他头痛、消化不良、脚与腿冰冷，需要费大力才能使血液流通。他穿着在白兰地里浸过的袜子以温暖他的脚。为了得到较好的医治，他与妹妹雅克利娜搬到巴黎。他的健康好转了，但神经系统的受损却不能复原。此后他陷入日益严重的忧郁症，影响到他的个性与他的哲学。他变得易怒，时而蛮横不讲理，绝少现出笑容。
帕斯卡的父亲在他的科学本行中仍保持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对他的孩子说，宗教信仰是他们最珍贵的财富，有时远超过人类脆弱的理性与评价。在鲁昂，有一次他父亲受了重伤，一位詹森派医师治好了他，从此这一家与詹森教派开始接触。帕斯卡与其妹雅克利娜搬到巴黎后，他们时常参加巴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弥撒。雅克利娜希望进入修道院做修女，但她父亲不愿与自己的女儿分离。父亲于1651年去世，不久雅克利娜即成为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她哥哥曾劝阻她而无效。
有一段时间他们为分父亲的财产起了争执，这一切解决后，帕斯卡发现他既富有又自由了——这可不是接近神圣的情境。他迁入装饰豪华的家中，雇用许多仆役，坐着4或6匹马拉的车在巴黎招摇过市。他暂时恢复了健康，这给他一种自欺的幸福感，使他从虔敬转向享乐。我们不可苛责他这几年的世俗生活（1648—1654年），他享受巴黎生活的风趣：游乐与美女。他有一段时间在奥弗涅追求一位才貌双全的小姐——称之为“乡间的萨福”。约在这时他写了一篇《谈热情与爱情》（“Discours sur les passions de L’amour”），而且明显地考虑到结婚——这是他日后形容为“一个基督徒许可的最低生活情境”。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些自由分子，他们以道德自由配合思想自由，也许经过他们，他对蒙田产生兴趣，而蒙田的《散文集》深深影响他的生活。其最初的影响可能是使他倾向于宗教怀疑。
雅克利娜听到他最近的浮浪，责备他，祈祷他悔改。由于他特别易感的天性，一个意外事件终于成全了他妹妹的祈祷。有一天，他驾车经过涅里桥（Pont de Neuilly）时，他的4匹马受到惊吓，跃过桥栏冲进塞纳河中，几乎把马车也拖着下水，但幸好缰绳断了，于是马车半悬在桥边上。帕斯卡与他的朋友们爬出来。这位敏感的哲学家惊于自己死里逃生，昏了过去，暂时人事不省。恢复知觉后，他感到他见到了上帝的形象。在恐惧、悔罪与感谢的狂喜中，他将他见到的异象写在羊皮纸上，后来他将这羊皮纸缝在外衣的衬里上：
神恩降临的1654年
11月23日，星期一，
……从下午6点半到夜里12点半。
逝去的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不是哲学家与学者的神，
确信、确信、感触、欢乐、和平。
耶稣基督的神……
他不能被寻到，除了用使徒教导的方式，
人类灵魂的荣耀。
正直的父，这世界从不知道你，但我已知道你。
欢乐、欢乐、欢乐、欢乐的泪……
我的神，你会遗弃我吗？……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我曾与他分离，我逃避他，背弃他，
钉他十字架，
愿我再不会与他分离……
重新和解是甜蜜而完美的。
他再度拜访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与雅克利娜，雅克利娜见到他谦逊与悔改的新态度非常高兴。他倾听安东尼·森格兰的讲道。1654年12月，他与萨西长谈，萨西使他相信科学的浮面性与哲学的虚幻。阿诺德与尼科尔发现这个新人怀着悔改的热情，善于以言辞表达，他似乎是由于神的旨意而来到他们中间，来维护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对抗敌人。他们请求他拿起笔，与企图使詹森教派成为罪过的耶稣会教士展开激辩。他以如此的才华与笔力完成的作品，至今仍使耶稣会感到刺痛。
1656年1月23日与29日，帕斯卡发表了第1封和第2封“路易·蒙塔尔特致一个省区的朋友与耶稣会神父的信，谈他们的伦理与政治”。文章的构思是很聪明的：一个巴黎人假装向一个住在省区的朋友报告当时流行于首都的知识与宗教圈内的道德与神学问题。阿诺德与尼科尔供给帕斯卡需要的事实与参考，而帕斯卡结合一个悔改者的热情与一个世俗人的机智与技巧，为法国散文创造出一个更高的水准。
第一批信件中申述阿诺德所持的詹森教派神恩与救赎的观点，寻求公众的支持，其目的在于缓解巴黎索邦神学院反对、驱逐阿诺德的行动，但失败了。阿诺德被严厉地谴责并驱逐离校（1月31日）。这次失败刺激帕斯卡与阿诺德攻击耶稣会教士告解神父的松懈与良心裁决论的漏洞，败坏了道德。他们研究埃斯科巴尔与其他耶稣会教士的著作，谴责“盖然论”“意念的指导”“心理的保留”等各种理论，甚至耶稣会传教士调和基督教神学也遭责备——虽然他们没有明显指控耶稣会教士为达到传教目的而不择手段。帕斯卡的书简继续下去，当阿诺德向他揭露更多的埃斯科巴尔的良心裁决理论，这位悔改者的热情升起了。第10封书简后，他放弃了一个巴黎人致省区朋友的虚拟形式，直接以他本人发言，以流畅的文笔与机智直接向耶稣会攻击。有时候他仅用20天时间完成一封信，然后赶着发表，以免公众的兴趣减退。他对第16封书简的冗长向读者道歉，“我没有时间缩短它”。在第18封也是最后一封书简中，他的笔锋指向教皇本人（1657年3月24日）。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于1656年10月16日又发表一道圣谕谴责詹森派教义。帕斯卡提醒读者教皇的裁决有时是错误的，如（他感到）对伽利略事件的裁决上。教皇谴责这些书简（1657年9月6日），但全法国的知识分子都读它们。
这些攻击对耶稣会教士公平吗？书简中引述的耶稣会教士的作品是正确的吗？一位对这个问题相当了解的理性主义者说：“确实，引述句中某些叙述词句被很不适当地删除掉了，少数句子的翻译是错的，而将整句节缩的结果在某些地方造成不公正的效果。”但他又说：“这些情形很少，而且不是很重要。”现在一般都承认，书简中的引述句基本是正确的。但必须说明的是，帕斯卡采取的是某些决疑论者理论中最惊人也是最有问题的篇章，使部分读者产生错觉，认为这些神学裁判者阴谋摧毁基督教世界的道德。伏尔泰赞扬这些书简在文学上是最优秀的作品，但他认为“全书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出发点之上，作者很技巧地将少数西班牙与佛兰德斯耶稣会教士的夸张理论归罪于整个耶稣会”，而会中有许多教士根本持有不同观点。达朗贝尔（D’Alembert）遗憾帕斯卡为何不也对詹森派开火，因为“在詹森与圣齐兰理论中的惊世骇俗，较莫利纳、丹保林（Tambourin）与华斯魁兹（Vásquez）等人软弱的理论更有值得讥嘲之处”。
这些书简的影响非常大。它们并未立即削弱耶稣会士的势力——特别是与国王的关系——但它们如此地不齿于裁决论者的过分之处，令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本人，一方面反对詹森教派，同时也谴责“松懈主义”（laxism），并下令修订裁决论的教本（1665—1666年）。从帕斯卡的《省区书简》之后，使“良心裁决”，这名词带有了诡饰不当行为或观念的意味。在当时它已成为法国文学的杰作。从作品看来，好像一个世纪之前的伏尔泰——那种文字中愉快的机智、尖刻的讽嘲、怀疑的幽默、热情的抨击实实在在都是伏尔泰的，而且在书简的后部，那种对不公正的愤恨也影响了伏尔泰，使他不啻成为一部嬉笑怒骂的百科全书。伏尔泰自己称《省区书简》为“法国前所未有的最好作品”，这位最深刻与严格的批评家称帕斯卡“创造了法国的优美散文”。波舒哀主教被问及如果他没有自己的著作，他愿意写出什么样的书时，他答道，帕斯卡的《省区书简》。
1656年，帕斯卡回到巴黎主持《省区书简》的出版，他余生6年便一直住在巴黎。他并未弃绝现世，在他死的那年他还与朋友在巴黎组织一个定期的马车运输——现在公交系统的前身。有两件事恢复了他对宗教的虔诚，并使他完成对宗教与文学的贡献。1657年3月15日，耶稣会教士促使太后安妮发布一道命令，关闭修士们开办的学校，禁止任何人再加入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他们安静地服从命令，学校的孩子，包括拉辛在内，被送到朋友家中去，老师们也被遣散了。9天后（正是《省区书简》最后一封信发表的日子），修道院里发生了一个奇迹：帕斯卡10岁的甥女玛格丽特得了一种痛苦的泪腺瘘，从鼻中与眼中都流出恶臭的脓来。安热利克教长的一位亲戚向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奉献一根本人与他人都说是耶稣当日所戴的荆冠上的荆棘。3月24日，修女们在严肃的仪式与颂诗中，将这根荆棘放在圣坛上，每一位修女依次吻这个荆棘。其中有一人看见玛格丽特也在会众中，便拿起荆棘轻触她的伤处。据说，那天晚上玛格丽特惊奇地说她的眼睛不再痛了，她母亲检查她，发现瘘已消失。他们召来一个医生，检查后报告脓与肿皆已消失。这位医生，而非修女们，向人说他亲眼见到一个奇迹。其他7位在先前已知道玛格丽特病况的医生发表一项声明说，据他们判断，这是一个奇迹。教区的官员调查这事，得到同样的结论，并授权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举行赞美弥撒。成群的信徒拥来看这根荆棘，并吻它。全巴黎的天主教徒赞美奇迹出现。安妮下令不许再迫害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修女，隐修士又回到“农舍”中。1728年，教皇本尼狄克特十三世提及这件事用以证明奇迹的时代仍然存在，帕斯卡刻了一个纹章，上面是一只眼，周围围着一个荆冠，有一行铭文——“我知道我信的是谁”（Scio cui credidi）。
他现在决定写出他最后的见证，对宗教信仰最精深的辩护，那时他能做的是把孤立的思想写下，组成一个暂时的但有力的系统。1658年，他的旧疾复发，其严重程度使他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他死后，他的挚友罗亚纳公爵（Duc de Roannez）和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学者将其遗作编辑出版，题名为《帕斯卡对宗教与某些其他题目的沉思录》（Pensées de M.Pascal sur la Réligion，et sur Quelques autres Sujets，1670年）。他们害怕帕斯卡留下的这些片断思想会导致他们走向怀疑而非虔信。他们掩藏了怀疑的部分，修改了其他部分，以免国王或教会不悦。因为在那时教会对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迫害已经停止，他们不愿再有新的冲突发生。直到19世纪，我们才得以见到《帕斯卡沉思录》的全部与真正的版本：
如果我们大胆地去分析《沉思录》的源起的话，那我们可将起点放在哥白尼的天文学上。我们倾听帕斯卡时，再度感到哥白尼—伽利略的天文学是对传统基督教形式的沉重打击。
人试着在自然完美与崇高的庄严中沉思其全貌，让他把眼光自周围的卑下事物中放开；让他注视那白热的光，像一盏永恒的灯照亮着地球；让地球在其运行的广大圆周里对他不过是一个点；让他惊奇于这个广大的圆周对于在天苍运行的恒星来说不过是一小片。如果我们的视线被阻于此，就该让想象力越过障碍继续往前……所有这个可见的世界不过是伟大的自然胸怀中不可辨识的一小部分。没有任何思想能走得如此远——那是一个无限的范围，其中心在任何地方，而其边缘在无可及的地方。这是我们最能感知的上帝全能的形象，在这种思想中，连想象力也迷失所往。
接着，帕斯卡在其著名的哲学警句中说：“在这个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令我震惊。”但是还有另一个无限——无限微小，在“不可分割”的原子中理论上无止境的可分性：无论我们将任何东西减缩到如何小，我们不得不相信它还由更小的部分组成。徘徊在无限的广大与无限的微小之间，我们的理性困惑而惊骇了：
那看到他自己的人将被自己震惊，而且，知觉到他是悬于……无限与空无的两个深渊之间，将会颤抖……会更倾向于在沉默中沉思其伟大而非加诸各种假设去探究。因为，究竟人的自然地位是什么呢？对于无限来说，他什么也不是，就空无来说，他就是一切，他站在空无与无限的中点上。他无法理解极远的两端，而结束、开始或事物的原则，都隐藏在不可穿透的秘密中。他无法了解他所从来的空无，同样也无法感知他将投入的无限。
因此，科学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假设。科学基于理性，理性基于知觉，知觉则是欺人的。我们的知觉只能作用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又加上肉体短暂的限制。除了理性本身，理性不能了解——道德、家庭或国家，也不能成为其稳固的基础，更不能感知世界的真正本质与秩序，更不要说理解上帝。人在习俗中，甚至在想象与神话中，都比在理性中有更多的智慧，“人的想象力轻率地得出的结论，被最明智的理性引用为其原则”。世界上有两种智慧：一是那种简单“无知”的大众，他们生活在传统与想象的智慧中（礼俗与神话）；另一种是圣人，他通过科学与哲学认识他自己的无知。因此，“最合理性的事莫过于否认理性”及“无视哲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
因为帕斯卡认为宗教寻求理性基础是不明智的。这一点，甚至一切詹森教派的人也试图这么做。理性不能证明上帝，也不能证明永生，因为每项证据都太过于矛盾对立。《圣经》也不能视为信仰的最后基础，因为其中充满意义模糊的篇章，而虔信的诠释者认为基督的预言也许根本另有其他的意义。其次，在《圣经》中，上帝的圣道是喻象的，其表面意义是容易导致错误的，而真正的意义只有那得到神恩的人才能明白。“我们不能了解上帝的作品，除非我们接受一个原则，即神希望蒙蔽某些人而启发另一些人。”（这里，帕斯卡似乎应用耶和华使法老心肠变硬的故事。）
如果依靠理性，我们便发现任何事物都不可理解。谁能了解一个人由物质的身体与非物质的心灵的结合与交感作用？“没有任何事比物质能自觉其自身更难以理解。”那些征服热情的哲学家——“什么物质能做到呢？”人类的天性，如此混合着天使与野兽的成分，表现在心灵与肉体的对立，令我们想到契米拉（Chimera），它是希腊神话中母羊身、狮头、蛇尾的怪兽：
人多像一个契米拉，是一个怪物、一个巨魔、一片混乱、一个矛盾、一个非凡的东西。他是一切事物的裁判，是地球上的柔弱体，是真理的保管者，是错误与怀疑的缝制者，是宇宙的荣耀与弃物。谁能解开这一团混沌呢？
人在道德上是一个神秘。人表现或隐藏着每一种罪恶。“人只是一个伪装、一个说谎者、一个伪君子，对自己对别人都一样。”“所有人自然地彼此憎恨，世界上找不到4个朋友。”“人的心是如何的空虚，他的排泄物反而充实得多。”人是无底的、永不餍足的虚荣！“我们永远不会到海外旅行，如果我们以后没有机会告诉别人……我们会快乐地丧失性命，只要日后有人谈到……甚至哲学家也期望有崇拜者。”但这也是人的伟大之处：从他的罪恶、他的恨意与他的虚荣中，他发展出道德与法律的规条，以控制他的罪恶，并从欲望中发展出爱的理想。
人类的痛苦是另一个神秘。为什么宇宙花了这么长时间产生的人如此敏于感受快乐，每根神经如此易于感受痛苦，在每一个爱中感受悲哀，在每一个生命中经历死亡？但是，“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道自己是可怜虫”：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整个宇宙不须花大力来摧毁他。一个气泡，一滴水足以杀死他。但即使宇宙摧毁他，人仍高于那杀死他的，因为他知道他要死了，而宇宙对自己的胜利毫无感觉。
这一切神秘没有一个能在理性中找到解答。如果我们只是信任理性，我们势必把自己贬成一个绝对怀疑论者，除了痛苦与死亡之外怀疑一切，而哲学成为失败的最佳文饰。但我们不能相信人的命运如理性所见那样——去竞争、受苦、死亡，产生另一些人去竞争、受苦、死亡，一代接一代，没有目的地、愚蠢地活在荒谬而多余的无意义里。在我们的心中感觉到这不可能是真的，认为生命与整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这将是最大的亵渎。上帝与生命的意义必须由人心来感受，而非由理性。“人心自有其道理，那是理性不可知的”，我们倾听我们的内心，“将信仰放在感受上”，因为所有的信念，甚至在实际事务中，是意志的一种形式，是注意力与需求的指向（“信仰的意志”）。神秘的经验比感官的证据或理论的推论更为深刻。
那么，人的感受给予生命与思想的神秘是什么答案呢？这个答案便是宗教。只有宗教能赋予生命以意义，恢复人性的高尚。没有宗教，我们将日益深陷于心理的挫折与肉身的徒然中。宗教给我们一部《圣经》，而《圣经》告诉我们人从神恩中堕落。只有原罪才能解释人类天性中奇异的结合，爱与恨，兽性的罪恶和对上帝与拯救的渴望。如果让我们相信（不管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何等荒谬），人开始是拥有神恩的，因为犯罪而丧失，由耶稣钉十字架的恩典才能得到拯救。这样我们会找到心灵和平，但哲学家永远得不到。那些不相信这个道理的人是要被诅咒的，由于他的不相信，显示上帝并没有将恩典给予他。
信仰是一个明智的赌注，因为信仰不能被证实。如果你赌它是真的，而结果证明它是假的，对你又有什么害处呢？“你必须打赌，这不是随便选择的……你赌上帝是存在的，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得失……如果你赢了，你赢得所有；如果你输了，你也没有输掉任何东西。那么，不要迟疑，赌吧，赌上帝是存在的。”如果最初你发现难以相信，那么随着教会的礼俗与仪式，好像你已相信那样。“接受圣水的祝福，参加弥撒和同类的事情。在一种简单而自然的过程中，你会逐渐相信，并使你催眠”——会使你傲慢的批判安静下来。常常去忏悔并领礼，你会得到解救，并增强你的力量。
我们让这样一篇历史性的辩护如此草草结束，实在是有点不公正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帕斯卡在他相信之后，表现得不像一个赌徒，而像一个饱经生命忧患的灵魂，谦卑地承认他的智识、他的才华虽令朋友与敌人惊讶，对于宇宙来说，毕竟不算什么；而且发现只有信仰能给予他的痛苦以意义，并得到宽恕。圣伯夫曾说：“帕斯卡很病态。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必须记住这一点。”但帕斯卡回答说：“谁不是病态的呢？让那些完全快乐的人拒绝信仰，让那些满足于生命的意义不过是从卑污的出生到苦恼的死亡的一条无望的轨道的人拒绝信仰。”——
试想一幅图画，一群拴着锁链的人全部已被判死刑，每天都有几个人在其他人眼前被绞死，剩下的人在他们同伴身上看见自己的情景，以悲哀而无望的眼光互相注视，每个人都在等待轮到自己。这便是人类的情况。
我们如何能辩称这种残忍的屠杀便是所谓历史？除了相信，不管有没有证据，有一天上帝终于会改正所有的错误之外，人如何拯救自己呢？
帕斯卡如此热烈地辩护，正因为他那无法完全驱逐的怀疑的思想，是从他阅读蒙田时得到的，他的自由分子的朋友在他的“世俗年代”影响他的，及他对自然界在“好”与“坏”之间存在无情的超然性的觉悟得来的：
这是我见到的，令我非常苦恼。我看见事物的每一面，每个地方我见到的只有含混不确定。自然不向我显示令我怀疑和不安的任何东西。如果我看不见任何神意的迹象，我可以确定自己拒绝信仰。如果我在每个地方都看见表示有一个创造者，那我也将安息在信仰中。但我看见太多不能拒绝“他”的地方，使我又太少能够确定的地方：我陷入一个可怜的情境。我会祈祷100次，如果自然界真有一个上帝，那应该毫不含糊地把他彰显出来。
这种深刻的不确定、这种明见事物具有两面性的能力，使帕斯卡对信徒与怀疑者同样迷恋。这个人感到一个无神论者对罪恶的愤怒的反对，也感到一个信仰者对善的胜利的确定。他曾经历了蒙田与沙朗知性的怀疑，又抵达了圣方济各与圣托马斯的快乐的谦逊中。这种从怀疑深处发出的呐喊，坚决地以信仰抗拒死亡，使《沉思录》成为法国散文中最生动的作品。这是17世纪中哲学第三次成为文学，与培根的冷静扼要不同，与笛卡儿讨好人的亲切不同，它带着一个诗人感受哲学时的感情力量，是以他的心与他的血写出的作品。在古典时期的高峰出现的这部浪漫作品，经过布瓦洛与伏尔泰时期的考验，越过一个世纪，又影响了卢梭与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在当时理性时代的黎明，在霍布斯与斯宾诺莎的时期，理性在一个垂死的人身上找到挑战者。
在帕斯卡的最后几年，他的姐姐佩里耶夫人（Mme.Périer）说，他“长期患着病，而且日益严重”。他开始想到“疾病是基督徒的自然状态”。有时他欢迎他的痛苦，因为它使他脱离诱惑。他说道：“一个小时的痛苦是所有哲学家加起来都不及的好教师。”他弃绝各种享受，过着苦行的生活，用一条钉着铁钉的带子鞭打自己。他责备佩里耶夫人允许她的孩子抚摸他。他反对她的女儿结婚，说：“婚姻在上帝眼中和信奉异教差不多。”他也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谈论女人的美丽。
1662年，他让一家穷人住到自己家中，像他的许多慈善行为一样。其中一个孩子得天花时，他并未要求这个家庭离开，而是自己搬到姐姐家去住。不久他发病，腹痛剧烈。他立下遗嘱，将半数财产馈赠穷人。他向教士忏悔，并接受了临终圣餐。1662年8月19日，他死于剧烈的痉挛，终年40岁。死后解剖结果显示他的胃与肝均有病，他的肠子生了坏疽。据医生报告说，他的大脑“异常的大，脑髓坚实”，但他的头盖骨缝只有一处是正常缝合的，这可能是他剧烈头痛的原因。在大脑皮层上有两处凹陷，“大得好像按在蜡上的手指印一般”。他死后葬在他教区的圣艾蒂安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