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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教派与耶稣会

詹森(Cornelis Jansen)是荷兰人,他所诞生的乌得勒支省是天主教区,但他很受邻近加尔文教派的奥古斯丁教派神学影响。他于1602年进入鲁汶的天主教大学,他发现当时的天主教有两派势力,一是耶稣会代表的经院学派,另一派则跟随巴依乌斯(Michael Baius),采取奥古斯丁教派的观点,强调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与神恩。这两派正陷入激烈的对立之中。詹森倾向于奥古斯丁教派的观点,在他大学毕业后与实际工作之前,他接受一位同学迪韦吉耶·欧哈内(Duvergier Hauranne)的邀请在贝约讷(Bayonne)住了一段时间。他们研究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的作品,而且同意为维护天主教对抗荷兰加尔文派教徒与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最好的方法是接受奥古斯丁教派强调命定说与神恩的观点,而且在天主教的教士与信徒之间建立严格的道德规律,以挽救当时宫廷与修道院中的颓废及耶稣会的放纵与轻浮的风气。

1616年,詹森主持鲁汶一个荷兰学生招待所,他攻击耶稣会自由意志的神学,并宣讲一种神秘的清教主义,近似于当时在荷兰、德国与英国成形的虔信教派(Pietism)。他成为鲁汶大学的《圣经》注释教授及日后任伊普尔主教期间,一直攻击耶稣会。1638年死时,他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奥古斯丁学说》(Augustinus)。这本书于1640年出版,不久即成为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学习经典的训义基础,并成为法国天主教神学争论的中心论题达一个世纪之久。

虽然这本书名义上是天主教的著作,尼德兰的加尔文派教徒宣称在其本质上是属于加尔文教派的,像奥古斯丁、路德与加尔文一样,詹森完全接受命定的理论。上帝早在世界创造以前,即已预先选定哪些男女将会得救,并已决定谁不能得救。人们的善行,虽弥足珍贵,但没有神恩之助绝不足以获得拯救,即使在少数好人中间也仅有少部分会得到救赎。天主教会并没有明显地弃绝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所持的命定说,仅把它放在不受注目的地位。因为命定说实在难以与自由意志论相调和,而就逻辑上来说,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或罪的观念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但詹森说,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人随着亚当的罪恶丧失了意志自由,现在人性的腐化超过自我赎罪的能力,只有上帝的恩典,借着基督的死,可以拯救人类。耶稣会维护自由意志,对于詹森来说,只是夸张善行以获得救赎的功能,使基督为拯救人类而死变得似乎是多余了。他又说,我们不可把逻辑过分看重了,理性的能力远低于坚定的无可怀疑的信仰,正如宗教仪式远低于灵魂直接与上帝沟通一样。

这些观念由圣齐兰(St.Cyran)教长,通过韦吉耶带进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怀着改革神学与道德的热诚,希望以内在的虔诚代替外在的宗教。这位圣齐兰先生,来到巴黎不久(1636年)即成为巴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与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隐修士共同的灵性指导者,而这两个机构即成为詹森教派在法国的喉舌与榜样。黎塞留认为这些改革者是制造麻烦的狂热信徒,将圣齐兰监禁在文森(1638年)。圣齐兰于1642年被释,一年后中风而死。

圣齐兰在狱中仍继续激励阿诺德家人,安东尼二世于1643年发表论文《常领圣体论》(De la Fréquente Communion)。他继承他父亲的主张,继续攻击耶稣会。他并未指名,但在文中谴责某些告解神父容许的观念,即一再犯罪可以借着经常忏悔与领圣体而加以补偿。耶稣会认为这种攻击是对他们而发,于是大加指责阿诺德家族。安东尼预料将有麻烦,便离开巴黎到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1648年,在巴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惊于投石党之乱,迁回她们原住的修道院。在那里的隐修士让出房间,搬到附近的农家,称为“农舍”(Les Granges)。

1642年,教皇乌尔班八世已经谴责詹森《奥古斯丁学说》中的一般教义。1649年,巴黎索邦神学院一位教授要求其他同事谴责他认为在当时已经过分流行的7点意见。这件事提交到教皇英诺森十世那里,耶稣会教士见时机来临,向教皇强调詹森派教义的危险,说那是以天主教为伪装,本质上是加尔文教派的神学。最后他们说服教皇于1653年5月31日发表圣谕,谴责《奥古斯丁学说》一书中的5点见解为异端:

一、神的知觉是正直的人即使愿意也绝对无法服从的。

二、没有人能抵制神恩的影响。

三、人类有价值的行动不必是免于需要的,免于强迫即已足够。

四、认为人的意志可赋予一种抵制神恩的力量,或顺从其影响的力量,是一种半伯拉纠派(semi-Pelagian)的异端。

五、任何人说基督是为了所有人而死,是一种半伯拉纠派的异端。

这5种见解不是从《奥古斯丁学说》一书中逐字抽出的,而是耶稣会为这本书作为训义做的结论。就作为结论来说是颇为公正的,但詹森派教士争论这5点见解本身并不见于詹森的书中,阿诺德狡猾地暗示它们可见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在当时似乎还没有人读过这本书。

安东尼·阿诺德是一个战士,他承认教皇在信仰与道德事件中是永无乖错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1655年,他出版两封《致一位公爵与贵族的信》,再度向耶稣会攻击,指责他所称的耶稣会式的告解方法。巴黎索邦神学院驱逐他离校。他准备了答辩,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读给他的朋友听,但他们并不感动。其中有一个新近加入的人名叫布莱兹·帕斯卡,阿诺德对他说:“年轻人,为什么你不能写些东西呢?”帕斯卡回到他的房间,开始写第一封《省区书简》,那将成为法国哲学与文学的经典著作。我们将以较多的篇幅谈帕斯卡,因为他不仅是法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也是所有理性时代最优异的宗教辩护者。 HonHdwHef4bGJQQ/iOkRgi5mRFOhAP63zF/SQ1y04fYAJETrmDhGyAHLL3mH6D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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