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与国家的纷争,只是路易时代三大宗教事件中影响最轻的一个,影响较深远的是代表国家与教士的正统天主教与几乎算是新教的詹森教派、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之间的对立,而影响最深远也是最悲剧性的,则是法国胡格诺教派的摧毁。但是,为什么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在法国历史上名气如此之大?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是西都会修道院的一个女修道院,离巴黎约16英里,离凡尔赛宫约6英里,位于一个低湿的沼泽地区,塞维涅夫人称那里是“一个可怕的山谷,正是人类寻求救赎的地方”。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建于1204年,几乎不曾在百年战争与宗教战争的多次战乱中被破坏。但修道院的人减少了,教规也废弛了,如果不是由于雅克利娜·阿尔诺掌管这个女修道院及被帕斯卡记录下来为其辩护,也许没有人会听到这个名字。
安东尼·阿诺德一世(Antoine Arnauld Ⅰ)在历史上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的善辩与他的多产(生育众多子女)。1593年,在巴里埃(Barrière)企图刺杀亨利四世后,阿诺德在巴黎议会做了充满义愤的演说,要求将耶稣会教士逐出法国。耶稣会教士对他深怀愤恨,而且以不怀好意的批评眼光注视其家族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作为。阿诺德有20多个子女,其中至少有4个与修道院有关。雅克利娜在她7岁那年(1598年)被任命为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副院长,一年后她的妹妹珍妮年方6岁,也成为圣西尔修道院(St.Cyr)的院长。她们都是由亨利四世提名,然后篡改年龄送到教廷被批准的。也许她们的父亲为她们谋得这个职位,是不想为她们准备嫁妆。
雅克利娜在1602年正式主掌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成为安热利克(Mère Angélique)教长时,她见到在修道院的13个修女的教规极为松懈,每人都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头发散在外面,使用化妆品,穿着当下流行的时装。她们很少领圣体,在30年中听讲道不超过7次。她逐渐了解那里的生活后,对之非常失望,并想到逃走(1607年)。她说:“我想到离开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还俗,不告诉我的父母亲,以逃脱这个负担,然后结婚去。”她生了病,被送回家,受到她母亲细心的看护。她病好后再次回到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为了她母亲的爱,她决定谨守做修女的誓言。但是,她订购了一件鲸骨的紧身衣以保持身材,她仍然秘密地对宗教生活怀有反感。直到1608年复活节,正值青春盛年的她,听到一个卡普辛修会(Capuchin)的教士讲到基督的受苦。她日后记道:“在讲道期间,上帝以如此的方式感动我,那一刻我发现修女的生活是快乐的……我知道如果上帝继续恩宠于我,我没有不能为他做的事。”这一次,用她的话说,是“神恩的第一次做工”。
同年11月1日的另一次讲道——“神恩的第二次做工”,令她满怀羞耻,因为她与其他修女都如此疏于信守安贫与隐居的誓言,她徘徊于对修女的爱护与加强教规之间不能决定,变得忧郁,加上强制的自律,她发热病倒了。她一定深受其他修女爱戴,她们问她悲哀的理由,于是她说出她希望她们回复到合于教规的生活。她们同意了,献出她们的财产,宣誓永远安于贫穷。
下一步工作,从世俗退隐,则更为困难。安热利克教长禁止修女们离开修道院,未经允许,不得接近访客(即使最亲近的家属也不行),如得允许,也仅在会客室见面。修女们抱怨这太难做到了,为了以身作则,她决定从下一次起不再见她的父母,仅能由会客室与修女房间之间的格子窗口相见。第二次她的父母亲来看她时,发现她只愿由这个窗口与他们谈话。这个窗口日(1609年9月25日)于是成为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文献上著名的日子。
她的家庭很快不再因被她摒绝而生气,而安热利克教长(现在18岁)的虔诚令他们如此感动,阿诺德家人一个接一个进入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1618年,雅克利娜的妹妹安妮·尤金(Anne Eugénie)宣誓成为修女。不久,其他姐妹也加入——凯瑟琳、玛丽与玛德琳。1629年,她寡居的母亲跪在安热利克教长脚下请求成为一个新人,她宣誓做了修女,此后快乐而谦卑地在她女儿之下,尊称她为“母亲”(修女称教长为母亲)。这位母亲去世时(1641年),她感谢上帝给她6个女儿献身宗教。她有5个孙女后来进入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她的儿子罗伯特(Robert Arnauld d’Andilly)与3个孙子成为那里的“隐者”。她最有名的儿子安东尼·阿诺德二世是巴黎索邦神学院的院士,成为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哲学家与神学家。我们惊奇于能生育如此众多子女的家庭,也不能不敬佩如此深刻的宗教虔敬、忠诚与信心。
安热利克教长一步一步率领她的子民回到正规的西都派教规中。现在院中有36位修女,严格地谨守斋戒,进行长时期的静修,在凌晨2点即起身做晨祷,为地方上的穷人做慈善工作。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将改革的风气灌输给在那里受训练的修女,然后送这些修女到全法国各地的修道院以激励修女谨守教规。有一个在莫比松(Maubuisson)的修道院最为松懈,亨利四世曾利用这里作为他与情妇加布里埃尔的幽会之所。修道院院长自己的私生女成群,修女们经常离开修道院去和邻近修道院的男修士相会或跳舞。1618年,安热利克教长在上级的要求下,取代莫比松教长之职。她在莫比松5年,她回到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时,有32位莫比松修女跟随她加入修道院改革工作。
1626年,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疟疾病蔓延,经人劝告那里低湿的气候不利于健康,安热利克与其他修女迁到巴黎居住。她们在巴黎受到詹森教派影响,加入与耶稣会和国王的对立。而“田野中的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则不久被隐修士占据,这些隐修士都是男性,他们并未宣誓成为修士,但希望过着仿佛修士般的生活,这其中有数位阿诺德家人——安东尼二世,他的兄弟罗勃,他们的外甥勒迈斯特和勒迈特及安东尼二世的孙子萨西。数位传教士加入他们,如皮埃尔·尼科勒(Pierre Nicole)和安东尼·森格兰(Antoine Singlin)。甚至有几位贵族——吕内公爵(Duc de Luynes)和邦夏杜男爵(Baron de Pont-château),也加入其中。他们一起清除沼泽,挖掘沟渠,修理房舍,养花种树。他们一起或分别过着苦修生活,斋戒、诵经、祈祷。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在最冷的冬天,屋内也不许点火取暖。他们研究《圣经》和教会初期的作品,他们有许多作品论及宗教虔诚与学术,其中一本《沉思的艺术》(The Art of Thinking)由尼科勒与安东尼二世合著,成为通行的逻辑教本,直到20世纪才被人遗忘。
1638年,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隐修士们开办一间“小学校”,他们邀请经过选择的9岁和10岁儿童加入。学校中教授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及笛卡儿哲学中的正统部分。学生们不许跳舞或观剧(这两者本都是耶稣会许可的),必须经常祈祷,但不是向圣像祈祷,他们举行弥撒的教堂并无宗教圣像。阿诺德的虔敬与当时宫廷的不道德形成明显的对立,而二者的对立终于形成詹森教派严谨的神学和伦理与耶稣会和基督教对人类天性妥协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