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与道德

这是一个礼节严格而道德松懈的时代，衣着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中产阶级的衣着非常简单朴素，衬衣、长裤，外加黑色上衣；贵族阶级的衣着则非常华丽，男人较女人更为讲究，帽子是阔边的大软帽，边缘饰以金线，帽檐斜向一边，插一支羽毛。路易十四的父亲因光头而戴假发，当时成为时尚，但路易即位后，因有浓密的栗色头发，废假发而不用。1670年后，他的头发渐稀，于是也戴起假发来。此后欧洲无论法国、英国或德国的贵族一律都是卷发如云，垂及肩膀，使每个男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男人剃须，但唇口留着两撇小须。当时流行粗大镶边的手套。松围颈间的丝巾取代了高及颈项的绉领，紧身上衣也换成了长的绣花马甲，下装则为及膝长裤，裤口以扣子或束带束紧，外套则前短后长，硬里袖口，饰以花边。根据法律，只有贵族才可以在衣领口饰以金线或镶宝石，事实上任何阶级的有钱人都办得到。袜子多是丝织的，男人跳舞时无一例外地穿着长筒靴。

仕女的衣着较为自由，视各人爱好而不同。仕女们内着紧身花边胸衣，衬出身材；拉伯雷时代的大圆裙与蓬袖已经不流行了。当时的时装多半有华丽的镶边与鲜艳的色彩，足蹬高跟鞋，头发梳成卷发，饰以发带，缀以珠宝，喷以香水。第一本时装杂志于1672年出版。

礼节是堂皇的，但在衣着华丽、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中，不少粗俗行为或言词仍然存在，男士们随地吐痰，幽默有时是粗鲁而猥亵的。一般谈话则文雅有礼，即使讨论到身体与性的问题也不例外。男人从妇女那里学到优雅的仪态与谈吐，他们说话清楚明白，带着轻松愉快的态度，面红耳赤地争执是很失礼的。进餐的礼节也改善了许多，路易本人一直是用手抓食的，但那时刀叉已经很普遍了；1660年后餐巾成为时尚，宾客们也不再用桌巾来擦手了。

在这个讲究礼节的时代，社会道德水准并不高，上层阶级的财富增加了，慈善之心反而降低。道德水准最高的是下等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以表现良好的行为，而且怀着“往上爬”的心理。但在任何阶级，理想的人是有“好名声”的人——不是诚实的人，而是一个名声好听的人，将良好的教养与礼节表现在良好的言行上，至于诚实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有柯尔伯的规定与皇室的密探，政府机关内的贪污受贿依然大行其道，政府出卖官职以增加收入的事还是越来越多。社会上富人贪婪，穷人匮乏，因而犯罪盛行，并及于所有的阶级。

个人道德中，某种程度的偏差是容许的。在法律上，对同性恋者可以处以死刑。但执行这项法律发生了困难，因为路易的亲兄弟就是一个著名的同性恋者，他被人不齿，法律对他却无可奈何。自由恋爱被视为婚姻之外的调剂，但不能成为结婚的理由，保护与继承财产是比个人之间的情爱更为重要的理由。法国贵族社会大多数的婚姻都是基于财产的安排，所以社会容许姘居、纳妾，几乎每个有能力的男人都有一个情妇，男人吹嘘他们的恋爱就像吹嘘在战场上的英勇一样。如果一个女人除了丈夫以外没有别人追求，会觉得非常寂寞；而许多不忠的丈夫，对他们妻子的不贞，也只好视而不见。莫里哀剧中的一位人物说：“其他地方的城镇里，还找得到比这里更有耐心的丈夫吗？”拉罗什富科的格言便是在这种自嘲的气氛下产生的。娼妓如果毫无风格，则为人不齿，像尼侬（Ninon）这样的妇女，以文学与机智装点她的皮肉生涯，却像国王一样有名。

尼侬的父亲是一位贵族、自由思想者，善与人决斗。她的母亲是一个自律极严的妇女，却是（如果我们信她的话）“没有感觉的人，她生了3个孩子，从来不去注意他们”。尼侬没有正式受教育，但学到不少知识，她会说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也阅读蒙田、沙朗（Pierre Charron），甚至笛卡儿的作品，受她父亲的影响，她成为怀疑论者。后来她讨论到宗教，使塞维涅夫人大为惊讶：“如果一个人在这世上需要宗教来指导其言行，这表示他不是一个智力有限，便是一个内心腐化的人。”她在15岁那年（1635年）成为一个妓女，她曾不在乎地说：“爱是一种热情，不涉及任何道德义务。”尼侬的淫乱太过分时，路易的母后安妮王后下令将她监禁在一个修道院中。据说，在那里她的机智与活泼使修女们都喜欢她，她在修道院里过得很愉快，像度假一样。1657年，路易下令释放她。

她的气质远非普通娼妓可比。不久，她的追求者便加进了许多当时法国最有名的人物，包括一些宫廷大臣，从作曲家吕里（Lully）到孔代本人。她的羽管键琴弹得很好，而且能演唱，吕里经常到她那里试奏他的新作品。塞维涅家族的老小三代——塞维涅夫人的丈夫、儿子与孙子都是她的裙下忠臣，有人远从国外前来追求她。她曾说她的爱人“从不同我争吵，他们对我的不能持久很有信心，每人耐心地等候轮到他”。

1657年，她开了一个沙龙，邀请文人、音乐家、艺术家、政客、军人到她那里，有时连带邀请他们的妻子，她表现的智力比得上当时任何女人和大多数男人，使巴黎人大为惊奇，在一个爱神的面孔下，他们发现一个智慧女神的心智。请听一个严格的评判者圣西蒙如何谈到她：

受到她的接待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她主持的聚会很有意义。那里从没有赌博、纵声大笑、争执或辩论宗教政治问题，而是有着非常优雅的机智和豪侠情爱的新闻，不带诽谤，每个话题都是敏锐的、轻松的、仔细选择的，她以她的机智与丰富的知识主持谈话。

最后，路易也对她产生了好奇，他要求门特隆夫人（Mme.de Maintenon）邀请她到宫中来，路易藏在帷幕后面听她的谈话，被她吸引了，便走出来并介绍自己。那时（约1677年），她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妇人。她的诚实与善良为她赢得更好的名声，许多人将大批钱财交给她保管，他们相信她，知道随时可以取出来。那时，全巴黎都知道，诗人斯卡龙（Paul Scarron）因瘫痪不能行动时，尼侬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带着许多诗人买不起的滋补品。

她几乎比她所有的朋友都活得长久。年逾90的老友圣埃夫勒蒙（Saint Evremond）从英国的来信是她晚年的一大安慰。尼侬曾写信给他：“有时我倦于老是做同样的事，我钦佩那个瑞士人，他就是为这个理由而跳河的。”她恨脸上的皱纹，“如果上帝非给女人皱纹不可，他至少应该把皱纹放在她的脚掌上”。她85岁那年将要去世时，耶稣会教士与詹森派教士（Jansenist）争着为她做临终仪式，她随着他们死在教会的怀抱里（1705年）。在她的遗嘱中，她只为自己的葬礼留了10个埃库（e’cus，1埃库相当于当时5法郎银币），“这样葬礼可以尽可能地简单”，但是“我请求阿鲁埃先生”——她的法律代理人——“准许我留给他的儿子（他现在耶稣会中）1000法郎用来买书”。这个孩子买了书，阅读它们，他便是日后的伏尔泰。

这便是当时法国社会最迷人的地方。将性的激力扩大到心智的激力，女人在美丽以外，又加上智慧，男人自女人处学到了礼貌、良好的鉴赏力及优雅的谈吐。就这些方面来说，1660年至1760年，法国是当时文明的顶点。那时候的社会有知识的女人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再加上她们面貌或身段的吸引力、心地的温柔仁慈，她们会成为社会上有力的教化力量。巴黎的沙龙训练男人对女性精致的敏感而使女人欣赏男性的智力。在沙龙的聚会中，谈话的艺术发展到以前或以后都不可及的精美程度。人们以言语交换意见，不带夸张与憎恨，而是礼貌、容忍、清晰、愉快与优雅。也许路易十四时代的谈话艺术较伏尔泰时代更接近完美——没有后者那样明辨、机智，但更为务实而友善。塞维涅夫人曾写信给她的女儿说：“晚饭后，我们散步到一个最美的树林里谈话，我们在那里直到6点钟，进行各种谈话，如此的温柔、诚恳、亲切而愉快……使我内心深受感动。”许多人将她绝大部分的教育归诸这种谈话与社交接触。

在巴黎朗布耶府邸的“蓝室”（Blue Room）是第一个有名的沙龙，孔代来到这里，其他人包括高乃依、拉罗什富科、拉法耶特夫人（Mmes.de La Fayette）、塞维涅夫人、朗格维尔公爵夫人及蒙庞西埃小姐。在沙龙里，这些“名女人”建立起行为有礼、言语文雅的规矩。后来投石党作乱，沙龙的聚会中断了，朗布耶夫人搬到乡下，日后她的沙龙再度为法国的天才开放，而莫里哀的剧本《可笑的名女人》的首演（1659年）却给它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著名的沙龙在1665年朗布耶夫人去世后结束。

其他的沙龙继续这个传统，在萨布利埃夫人（Mmes.de La Sablière）、朗贝尔夫人（Marquise de Lambert）与斯屈代里夫人（Madeleine de Scudéry）的家中都有著名的沙龙。斯屈代里夫人是当时最有名的小说家，而人们到萨布利埃夫人家中不只因为她美丽，也因为她爱好物理、天文、数学与哲学。这些沙龙培养的女智者，是莫里哀1672年剧本中嘲笑的对象，但这种讽嘲并不都对，他冷静时，莫里哀或许会承认妇女也有权利与男子分享当时的知识生活。因为只有法国的女人，甚至比起法国男性的作者与艺术家来，更有资格称得上法国文明的冠冕，是法国历史上特殊的荣耀。 Unm9nnOImMugv9kkQp8tqxBh3kzKfxaXga8blYcAde94t4ooGz8SvRBfGdpOq6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