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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与道德

这是一个礼节严格而道德松懈的时代,衣着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中产阶级的衣着非常简单朴素,衬衣、长裤,外加黑色上衣;贵族阶级的衣着则非常华丽,男人较女人更为讲究,帽子是阔边的大软帽,边缘饰以金线,帽檐斜向一边,插一支羽毛。路易十四的父亲因光头而戴假发,当时成为时尚,但路易即位后,因有浓密的栗色头发,废假发而不用。1670年后,他的头发渐稀,于是也戴起假发来。此后欧洲无论法国、英国或德国的贵族一律都是卷发如云,垂及肩膀,使每个男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男人剃须,但唇口留着两撇小须。当时流行粗大镶边的手套。松围颈间的丝巾取代了高及颈项的绉领,紧身上衣也换成了长的绣花马甲,下装则为及膝长裤,裤口以扣子或束带束紧,外套则前短后长,硬里袖口,饰以花边。根据法律,只有贵族才可以在衣领口饰以金线或镶宝石,事实上任何阶级的有钱人都办得到。袜子多是丝织的,男人跳舞时无一例外地穿着长筒靴。

仕女的衣着较为自由,视各人爱好而不同。仕女们内着紧身花边胸衣,衬出身材;拉伯雷时代的大圆裙与蓬袖已经不流行了。当时的时装多半有华丽的镶边与鲜艳的色彩,足蹬高跟鞋,头发梳成卷发,饰以发带,缀以珠宝,喷以香水。第一本时装杂志于1672年出版。

礼节是堂皇的,但在衣着华丽、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中,不少粗俗行为或言词仍然存在,男士们随地吐痰,幽默有时是粗鲁而猥亵的。一般谈话则文雅有礼,即使讨论到身体与性的问题也不例外。男人从妇女那里学到优雅的仪态与谈吐,他们说话清楚明白,带着轻松愉快的态度,面红耳赤地争执是很失礼的。进餐的礼节也改善了许多,路易本人一直是用手抓食的,但那时刀叉已经很普遍了;1660年后餐巾成为时尚,宾客们也不再用桌巾来擦手了。

在这个讲究礼节的时代,社会道德水准并不高,上层阶级的财富增加了,慈善之心反而降低。道德水准最高的是下等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以表现良好的行为,而且怀着“往上爬”的心理。但在任何阶级,理想的人是有“好名声”的人——不是诚实的人,而是一个名声好听的人,将良好的教养与礼节表现在良好的言行上,至于诚实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有柯尔伯的规定与皇室的密探,政府机关内的贪污受贿依然大行其道,政府出卖官职以增加收入的事还是越来越多。社会上富人贪婪,穷人匮乏,因而犯罪盛行,并及于所有的阶级。

个人道德中,某种程度的偏差是容许的。在法律上,对同性恋者可以处以死刑。但执行这项法律发生了困难,因为路易的亲兄弟就是一个著名的同性恋者,他被人不齿,法律对他却无可奈何。自由恋爱被视为婚姻之外的调剂,但不能成为结婚的理由,保护与继承财产是比个人之间的情爱更为重要的理由。法国贵族社会大多数的婚姻都是基于财产的安排,所以社会容许姘居、纳妾,几乎每个有能力的男人都有一个情妇,男人吹嘘他们的恋爱就像吹嘘在战场上的英勇一样。如果一个女人除了丈夫以外没有别人追求,会觉得非常寂寞;而许多不忠的丈夫,对他们妻子的不贞,也只好视而不见。莫里哀剧中的一位人物说:“其他地方的城镇里,还找得到比这里更有耐心的丈夫吗?”拉罗什富科的格言便是在这种自嘲的气氛下产生的。娼妓如果毫无风格,则为人不齿,像尼侬(Ninon)这样的妇女,以文学与机智装点她的皮肉生涯,却像国王一样有名。

尼侬的父亲是一位贵族、自由思想者,善与人决斗。她的母亲是一个自律极严的妇女,却是(如果我们信她的话)“没有感觉的人,她生了3个孩子,从来不去注意他们”。尼侬没有正式受教育,但学到不少知识,她会说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也阅读蒙田、沙朗(Pierre Charron),甚至笛卡儿的作品,受她父亲的影响,她成为怀疑论者。后来她讨论到宗教,使塞维涅夫人大为惊讶:“如果一个人在这世上需要宗教来指导其言行,这表示他不是一个智力有限,便是一个内心腐化的人。”她在15岁那年(1635年)成为一个妓女,她曾不在乎地说:“爱是一种热情,不涉及任何道德义务。”尼侬的淫乱太过分时,路易的母后安妮王后下令将她监禁在一个修道院中。据说,在那里她的机智与活泼使修女们都喜欢她,她在修道院里过得很愉快,像度假一样。1657年,路易下令释放她。

她的气质远非普通娼妓可比。不久,她的追求者便加进了许多当时法国最有名的人物,包括一些宫廷大臣,从作曲家吕里(Lully)到孔代本人。她的羽管键琴弹得很好,而且能演唱,吕里经常到她那里试奏他的新作品。塞维涅家族的老小三代——塞维涅夫人的丈夫、儿子与孙子都是她的裙下忠臣,有人远从国外前来追求她。她曾说她的爱人“从不同我争吵,他们对我的不能持久很有信心,每人耐心地等候轮到他”。

1657年,她开了一个沙龙,邀请文人、音乐家、艺术家、政客、军人到她那里,有时连带邀请他们的妻子,她表现的智力比得上当时任何女人和大多数男人,使巴黎人大为惊奇,在一个爱神的面孔下,他们发现一个智慧女神的心智。请听一个严格的评判者圣西蒙如何谈到她:

受到她的接待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她主持的聚会很有意义。那里从没有赌博、纵声大笑、争执或辩论宗教政治问题,而是有着非常优雅的机智和豪侠情爱的新闻,不带诽谤,每个话题都是敏锐的、轻松的、仔细选择的,她以她的机智与丰富的知识主持谈话。

最后,路易也对她产生了好奇,他要求门特隆夫人(Mme.de Maintenon)邀请她到宫中来,路易藏在帷幕后面听她的谈话,被她吸引了,便走出来并介绍自己。那时(约1677年),她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妇人。她的诚实与善良为她赢得更好的名声,许多人将大批钱财交给她保管,他们相信她,知道随时可以取出来。那时,全巴黎都知道,诗人斯卡龙(Paul Scarron)因瘫痪不能行动时,尼侬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带着许多诗人买不起的滋补品。

她几乎比她所有的朋友都活得长久。年逾90的老友圣埃夫勒蒙(Saint Evremond)从英国的来信是她晚年的一大安慰。尼侬曾写信给他:“有时我倦于老是做同样的事,我钦佩那个瑞士人,他就是为这个理由而跳河的。”她恨脸上的皱纹,“如果上帝非给女人皱纹不可,他至少应该把皱纹放在她的脚掌上”。她85岁那年将要去世时,耶稣会教士与詹森派教士(Jansenist)争着为她做临终仪式,她随着他们死在教会的怀抱里(1705年)。在她的遗嘱中,她只为自己的葬礼留了10个埃库(e’cus,1埃库相当于当时5法郎银币),“这样葬礼可以尽可能地简单”,但是“我请求阿鲁埃先生”——她的法律代理人——“准许我留给他的儿子(他现在耶稣会中)1000法郎用来买书”。这个孩子买了书,阅读它们,他便是日后的伏尔泰。

这便是当时法国社会最迷人的地方。将性的激力扩大到心智的激力,女人在美丽以外,又加上智慧,男人自女人处学到了礼貌、良好的鉴赏力及优雅的谈吐。就这些方面来说,1660年至1760年,法国是当时文明的顶点。那时候的社会有知识的女人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再加上她们面貌或身段的吸引力、心地的温柔仁慈,她们会成为社会上有力的教化力量。巴黎的沙龙训练男人对女性精致的敏感而使女人欣赏男性的智力。在沙龙的聚会中,谈话的艺术发展到以前或以后都不可及的精美程度。人们以言语交换意见,不带夸张与憎恨,而是礼貌、容忍、清晰、愉快与优雅。也许路易十四时代的谈话艺术较伏尔泰时代更接近完美——没有后者那样明辨、机智,但更为务实而友善。塞维涅夫人曾写信给她的女儿说:“晚饭后,我们散步到一个最美的树林里谈话,我们在那里直到6点钟,进行各种谈话,如此的温柔、诚恳、亲切而愉快……使我内心深受感动。”许多人将她绝大部分的教育归诸这种谈话与社交接触。

在巴黎朗布耶府邸的“蓝室”(Blue Room)是第一个有名的沙龙,孔代来到这里,其他人包括高乃依、拉罗什富科、拉法耶特夫人(Mmes.de La Fayette)、塞维涅夫人、朗格维尔公爵夫人及蒙庞西埃小姐。在沙龙里,这些“名女人”建立起行为有礼、言语文雅的规矩。后来投石党作乱,沙龙的聚会中断了,朗布耶夫人搬到乡下,日后她的沙龙再度为法国的天才开放,而莫里哀的剧本《可笑的名女人》的首演(1659年)却给它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著名的沙龙在1665年朗布耶夫人去世后结束。

其他的沙龙继续这个传统,在萨布利埃夫人(Mmes.de La Sablière)、朗贝尔夫人(Marquise de Lambert)与斯屈代里夫人(Madeleine de Scudéry)的家中都有著名的沙龙。斯屈代里夫人是当时最有名的小说家,而人们到萨布利埃夫人家中不只因为她美丽,也因为她爱好物理、天文、数学与哲学。这些沙龙培养的女智者,是莫里哀1672年剧本中嘲笑的对象,但这种讽嘲并不都对,他冷静时,莫里哀或许会承认妇女也有权利与男子分享当时的知识生活。因为只有法国的女人,甚至比起法国男性的作者与艺术家来,更有资格称得上法国文明的冠冕,是法国历史上特殊的荣耀。 4IpxNiAgipNlYf0WV5MHroID53DFhS0CxDULAFok+HQAuNrVQbZcY1YGmfunAG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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