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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选择大臣时，即表现出其知人善任的能力。与其随时备战的父亲一样——虽有哈特菲尔德的政治性演讲——她仍选择无显赫家世的人，理由是多数老贵族是天主教徒，而且某些人自认为比她更适宜成为英王。她任命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为其首席顾问，其人勤政善治，女王成功得力于他颇多，以至于不了解她的人认为他才是国王。塞西尔的祖父是一位富有的自由人，成为地方乡绅；其父也是自由人，替亨利八世掌管衣橱；其母的嫁妆使全家生活舒适无虑。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未取得学位，曾在格雷法学院学习法律，在伦敦公地垦种野生燕麦，23岁即进入平民院（House of the Commons，即下议院，1543年），并娶米尔德里德·库克（Mildred Cooke）为第二任夫人，她的严守新教道德与教义促成他加入新教的行列。他替护国主萨默塞特（Protector Somerset）工作，不久又在萨默塞特的敌人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手下服务。他支持简·格雷（Jane Grey）继承爱德华六世为英王，但是适时改为支持玛丽·都铎为王。在玛丽·都铎的影响下，他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受命前往迎接红衣主教波尔进入英格兰。塞西尔是一位事业心很重的人，绝不容许自己宗教上的反复无常影响政治上的平衡。伊丽莎白任命他为大臣时，她像往常一样对他说：
我给予你的任务是担任我的枢密院大臣的职务，要为我及我的王国努力不懈。我对你的判断是，你不会收受任何贿赂而腐化，你会忠心为国，而且你不会顾及我的私心而能给我最佳忠告。同时，你若知道某些事只宜向我秘密报告，你会只禀告于我。我可在此保证我对此也会保持应有的沉默，基于上述理由，我在此赋予你这一任务。
他是否忠实能干，从她让他做了14年的枢密院大臣，任财政大臣长达26年以至老死，就可以看出来。他主持枢密院会议，处理对外关系，指导全国财政和国防，并协助伊丽莎白在英国建立新教的教会。像黎塞留（Richelieu）一样，他认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有赖君王单一的专制统治，以对付好斗的贵族分裂疆土的野心、贪婪的商人及手足相残的各种教派。他采取某些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虽不算残酷，但是对反对派却极为无情。他一度想派人刺杀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伯爵，但那仅是半个世纪的耐心掌政及个人真诚行为中偶有不耐的时刻而已。他广布耳目和间谍，认为永远的警戒就是保持权力的手段。他颇好利，生活极为勤俭，但是伊丽莎白因其智慧而宽宥了他的贪财，并欣赏他因过分节约而积蓄了一笔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资产。如果没有他，她可能会被那些轻浮浪费的人物，如莱斯特（Leicester）、哈顿（Hatton）、埃塞克斯（Essex）等人引入歧途。西班牙大使报告说：“其智慧高于枢密院其他的大臣，因此遭受各方面的嫉恨。”有时伊丽莎白听信其敌人的话，不时对他苛责，他离开她时极为伤心，因而落泪，但事后她知道他仍是王国稳固的支柱。1571年，她封塞西尔为伯利爵士，为新封贵族的领袖。他虽面对着众多敌视的贵族，终能支持女王，并使王国日趋强大。
女王手下地位较低的臣子，即使在那个短暂的历史中也值得一提，因为他们以廉洁、能干、勇气及很少的报酬服务一生。尼古拉斯·培根爵士（Nicholas Bacon）是弗朗西斯·培根之父，从女王登基至他老死为止（1579年），一直是掌玺大臣。弗朗西斯·诺理斯爵士（Francis Knollys）自1558年一直是枢密院参赞，至其死前一直担任皇室内府大臣。尼古拉斯·思罗克莫顿爵士（Nicholas Throckmorton）为女王驻法国大使，善于周旋。托马斯·伦道夫（Thomas Randolph）则驻苏格兰、俄国和德国。在鞠躬尽瘁和政治才能方面仅次于塞西尔的是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爵士，他自1573年起至老死止（1590年），一直担任国务大臣之职。这是一位高雅敏锐的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称之为“当代的麦西纳斯”，他为危害女王生命的种种阴谋而倍感震惊，因而组织保护女王的间谍网，从爱丁堡到君士坦丁堡皆在其监视范围内。正是依靠沃尔辛厄姆，才逮住了苏格兰那位富于悲剧性色彩的女王。统治者有这么多干练、忠诚而待遇微薄的部属是很少见的。
英国政府本身很穷困，私人财产胜于公共财富。1600年，国库收入为50万镑。伊丽莎白几乎就不曾课征直接税，她的关税收入也只不过是3.6万镑而已。通常她依靠皇家土地的收入、英国教会的赞助款项及富人的“贷款”，这种贷款虽是强迫性的，但政府总是准时偿还。她承诺偿还其父亲、弟弟及姐姐时代遗留下来的债务，而且赢得清还债务的名誉，因此可以在安特卫普以5分息借债，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常常一点钱也借不到。然而，她在服饰及给予宠幸者经济特权作为礼物方面，颇为慷慨。
她很少也不愿召集国会来提供财政援助，因为她难以忍受敌对、批评或监视。她不认可人民或议会主权的理论，她相信荷马和莎士比亚天无二君的论调——她既为亨利八世的骨肉又含有他的傲骨，为什么她不该为王呢？她主张君权神授说。她未经审判而且不宣告原因，即以她的意志拘禁人犯，而且其枢密院组成“星室法庭”（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审判政治犯，停止人身保护状和陪审团制度。她惩罚阻碍实现其目的的国会议员，向操纵国会选举的地方富绅建议，假如他们选择对于言论自由持严谨看法的人为议员候选人，则政事进行一定方便得多。因为她需要金镑，却不要议员的瞎扯。早期的国会高贵大方地顺从她，中期的国会愤怒地服从她，晚期的国会却几乎要起来革命。
她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是因为全国宁愿接受其合理的专制，而不愿见到派系争权的混乱局面。没有人想到要让人民来自治。政治——永远如此——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项竞赛。大部分的英国人讨厌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厌恨她的独身生活。但大体说来，人民也感激女王赐予的低税率、商业繁荣、国内的秩序、长期的和平、盛典及“皇家出巡”等。她不时出巡，不厌其烦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参加公共盛会，而且用近百种方法“勾引男人的灵魂”。西班牙大使虽然痛心于她的新教，但在上书西班牙的国王菲利普时说：“她如此受人民爱戴，人民围绕在她身旁，如此地信任她，而这都是实情。”试图杀害她的阴谋反而增加人民对她的拥戴，甚至受她迫害的清教徒也祈祷她的平安。其登基周年纪念日已成为全国感恩和庆祝的佳节。
她是否是实际的统治者，或只是英格兰低级贵族和伦敦的商业寡头政治中受人欢迎的前锋呢？其参赞虽惧其愤怒，经常可以改正其政策上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她也常常改正他们的错误。他们对她讲不悦耳的真话，给她意见相反的忠告并服从她的决定。她“统而不治”。西班牙大使报告称：“她发布命令，其专制犹如其父亲。”塞西尔也很难预知她的决定，因为她经常拒绝他的苦心忠告而使他焦虑不安。他劝她不要与法国谈判而应依赖新教的支持时，她颇为严厉地斥责他说：“大臣，此事已了。我要听听法王的计划。我将不再跟你或你的基督教兄弟结盟。”
她的政治家风度赢得朋友与敌人的眼泪，在决定政策时，其迟疑不定令人烦厌，但很多事件因她的镇定而获益。她知道如何利用时间，因为时间比人更能解决问题。她善于静心等待的习惯，往往使初时复杂的情形终现端倪。她羡慕寓言中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在答复问题以前，先默念字母以求心情平缓。她的座右铭是：“我了解，但我沉默。”她发现政治犹如爱情，欲速则不达，容易成为失败者。假如说她的政策善变，那是因为只有这样，各种势力才能发挥作用。四面为危险和阴谋包围，她要以值得宽宥的小心向前探路，一度采取某路线，继而改变，她的不即刻做决定是由于这个善变的世界。她的善变虽然导致一些严重的错误，但使英格兰在壮大前一直保持和平。她继承了一个政治混乱、军队腐化的国家，其唯一可行的政策是避免英格兰的敌人联合起来对付它，鼓励胡格诺教徒（Huguenot）反抗法国专制君主，鼓励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鼓励新教徒反抗与法国关系至深的苏格兰女王。这当然不是正大光明的政策，伊丽莎白相信马基雅维利的学说：负责国政的领袖不应有所顾忌。不论透过其诡谲的弱点采取的是什么手段，她使其国家免受外国统治，维持和平——中间有短暂的间歇期——有30年之久，并使英格兰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均较以前富有。
作为一个外交家，她在情报灵活、因利制导、深不可测方面，给予当时许多外交首长不少教训。她是当时最善于说谎者。有四位女人——玛丽·都铎、玛丽·斯图亚特、凯瑟琳·美第奇及伊丽莎白——代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所谓的16世纪末“妇人的奇异统治”，其中伊丽莎白无疑在政治能力和外交技巧方面棋高一着。塞西尔认为她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妇人，她知道同时代各国君王的利益和脾性所在，而且对其王国有很清楚的了解，任何参赞无法告诉她前所未闻的事”。——自然，这点仍有存疑。她的优点是不必通过翻译和中间介入，即可直接以法语、意大利语或拉丁语与各国使节会商。西班牙大使说：“这个妇人是十万名魔鬼的附体，但她假装自己是活跃于寺院中的修女，每天由早到晚地祈祷。”欧陆各国政府谴责或赞扬她。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说：“假如她不是异端分子，那么她的价值就等于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