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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学童都知道罗杰·阿谢姆斥责意大利化的英国人（1563年）：
我认为到那里（意大利）……特别的危险……莫德曾使该国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现在邪恶却使该国沦为从前乐于为它服务的国家的奴隶……我认识许多离开英国的人，他们原是过正常生活、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从意大利回来以后……无人愿意像他们未出国以前那样过正常的生活，更无人说有见识的话……假如你认为我们的判断错误……有一次我也到过意大利，但是感谢上帝，我仅住了6天。时间虽短，虽只是一个城市，我就已经看到随意犯罪的情形，远较圣洁的伦敦城6年中我知道的罪恶为多。
这位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不是唯一持此种说法的人。斯蒂芬·戈森（Stephen Gosson）在《恶行学校》（The Schoole of Abuse）中写道：“我们已经学了意大利的恶风，把伦敦与罗马比较，把英国与意大利比较，你会发现盛行于我国的，一面是戏院，一面是各种恶行。”塞西尔劝诫其子罗伯特，千万不可越过阿尔卑斯山，“因为他们在那边除了骄傲、亵渎神及无神论外，什么都学不到”。清教徒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s）在《恶行的解剖》（The Anatomie of Abuses，1583年）中，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描写为邪恶、虚荣、奢侈及以罪恶为荣的时代。主教在女王御前讲道中，痛心伦敦市民的道德竟是“嘲弄上帝的《四福音书》，比从前更加的淫荡，更加的重肉欲，更加的不道德……假如我们的生命终须面对宗教作证和报告的话……它会高呼……‘并无神的存在’”。
多数苛责之词往往是道德家的言过其实，他们怒斥已经不在乎地狱恐怖的男女，或许群众既不如以前坏也不如以前好。但如清教徒那群少数人整肃道德、钱袋及嘴巴一样，少数异教徒也赞成许多意大利人的看法，即宁可享受生命而不愿忧虑身后之事。也许为英国人喜欢的意大利酒有助于放松道德和血管，而且更持久。从意大利、法国及古典文学中可以得到一种直接感受的美感，虽然敏锐地意识到这短暂美感的消失使我们悲伤。即使是年轻男子的美貌都会提醒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使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赞扬浮士德像天空一样的英俊潇洒，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始终徘徊于同性与异性恋爱之间。女性的可爱可恋已不仅是诗中的夸张，而是一种能穿过血管、文学、宫廷和使海盗成为十四行诗诗人的迷醉物品。因为在宫中，妇人巧于装扮，不但攫取了男人的心，而且吸引了他们的神智。娇羞引起追求，倍增女性的魅力。社会反对保持处女贞洁的结果是不再向圣母祈祷，罗曼蒂克的爱情交织着未得满足的火辣辣的欲望，就发而为诗歌了。女人看到男人为她们而战就觉得光荣，不管结婚与否均会献身给胜利者。教会的许可或仪式已非结婚生效的条件，虽则如此，生效的婚姻仍被视为与法律同等重要的公共道德，这显示了教会权力的衰落。多数婚姻是在互相垂爱对方财产的情形下，由双方家长安排的，然后当时乐晕晕的女神就成为清醒的主妇，献身于小孩和家事。
道德的松弛显现于公共生活上面。担任公职者多收受轻重不等的贿赂，伊丽莎白对此不闻不问，当作她不提高薪资的借口。战争时期的财务官除了薪资外，每年额外收入为1.6万镑。通过旧时受尊重的陋规，军队的队长可以虚报已死的兵额，吃空饷中饱私囊，并出售他们的制服谋利，死的士兵价值比活的还高。位居高位者向菲利普二世索取巨款，以使英国政策对西班牙有利。海军大将效仿海盗的掠夺行为，并贩奴谋利。教士出卖宗教利益。药剂师也能准备毒药，某些医师则开毒药处方。商人贩卖劣质货，竟成国际笑柄，1585年，“英国制造的假布和羊毛比全欧洲还要多”。军纪极为落后，无条件投降的士兵和不能战斗者在多数情形下，均会被屠杀殆尽。女巫则必遭焚杀，耶稣会教士从刑架上被拖下来分尸。在贝丝女王时代（Good Queen Bess，即伊丽莎白），人性中并没有增加多少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