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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300年，法国的疆土绝不像今日从英伦海峡到地中海、从孚日山脉（the Vosges）与阿尔卑斯山到大西洋海岸这样广阔。当时，其东界只到罗纳河，西南的吉耶尔（Guienne）与加斯科尼（Gascony）由于亨利二世娶了法国亚奎丹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而并入英国版图（1152年）。同时，英国也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庞瑟郡（Ponthieu）与阿布维尔城（Abbeville）。英国诸王虽视这些土地为法国采邑，但有实际主权。普罗旺斯（Provence）、多芬（Dauphiné）与自由郡（Franche-Comté），同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地方的领主通常是德国人。法国国王以近亲关系，间接统治着凡尔瓦、安茹（Anjou）、波旁（Bourbon）与昂古莱姆（Angoulême）等王子封地。同时，国王也直接统治诺曼底、皮卡第（Picardy）、香槟（Champagne）、普瓦图（Poitou）、奥维涅（Auvergne）、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大部分，以及环绕巴黎的北中央法国“岛”等皇室领土。阿图瓦（Artois）、布卢瓦（Blois）、讷韦尔（Nevers）、利摩日（Limoges）、阿马尼亚克（Armagnac）与瓦伦蒂诺斯（Valentinois）等地则由时而口头上服从，时而又与法国国王交战的封地领主统治。布列塔尼、勃艮第与佛兰德斯虽为法国封地，但如莎士比亚所言，它们“几乎是国王的公国”，各自为政，如独立之邦。法国已不成法国。
14世纪初最富强也最反复无常的法国封地，是佛兰德斯。阿尔卑斯以北的欧洲，在经济发展方面只有该郡足与意大利抗衡。其边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时时都有变动；设定其包括布鲁日、根特（Ghent）、伊普尔（Ypres）与科特赖克（Courtrai）等地。须耳德河（the Scheldt）以东为布拉班特（Brabant）公国，包括安特卫普（Antwerp）、麦刻兰（Mechlin）、布鲁塞尔（Brussels）、图尔纳（Tournai）与卢万（Louvain）诸地。佛兰德斯南面则为列日（Liége）与康布雷（Cambrai）两个主教管区及瓦伦谢讷（Valenciennes）周围的海诺特（Hainaut）。约略而言，佛兰德斯包括布拉班特、列日、坎特伯雷与海诺特等地。其北面为7个小侯国，今日的荷兰大致由此构成。这些荷兰地区一直到17世纪，当其所谓的帝国从雷姆卜兰特（Rembrandt）伸张到巴达维亚（Batavia）时，才达到全盛地步。但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却早在1300年已以工业、商业与阶级战争著称于世，一条12英里长的运河将布鲁日城连到北海。成百的船只每天航行其上，从三个大陆的成百港口载进商品；古希腊英雄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曾将布鲁日划为世界上三个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铁匠，组成了城里整师的民兵；根特一地的织匠则提供了总数为18.9万武装兵力中的27个团的士兵。
曾维护手艺匠自由的尊严并夸耀其技能的中古同业公会组织，在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的纺织与金属大形态工业压力下，只好让位给资本化的企业制度。后者是由雇主提供资本、原料与机器，以按件计酬方式，聘用那些同业公会组织保护的工厂工人做工。加入同业公会组织变得愈来愈昂贵；成千的工人成为流动性散工，他们从这一镇到另一镇，从这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其工作只是临时性质，而所得工资则只够住在贫民窟里，除所穿的衣服外，便所剩无几。共产思想于是在劳工与农民之间产生；穷人质问为什么贵族与主教谷仓里堆积的谷子快压塌了房子，他们反而在挨饿；所有双手不做工的人，都被骂为寄生虫。另一方面，雇主也在诉说他们投资所冒的风险，货源的不稳与周期性。货物的滞销，市场的波动，同业竞争的阴谋与不断的罢工引起的物价与工资上涨，币值的混乱等削减了雇主的收益，几乎无利可图。佛兰德斯的路易伯爵，由于过于偏袒雇主，使布鲁日与伊普尔的居民，在邻近农人的支持下，起而叛乱，废黜了路易伯爵，劫掠大教堂，同时杀害了一些有钱的豪富。教会当局对叛变区的群众下令开除教籍，但叛党迫使教士做弥撒。叛党中有一位首领，早于法国哲人狄德罗（Diderot）450年就发誓说：他非见到最后一位教士被绞死，才能甘心。路易只好求援于其君主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亲自率军驰援，在卡塞尔（Cassel）击败叛军（1328年），处布鲁日市长以绞刑，恢复路易爵位，并收佛兰德斯为法国藩属。
一般而言，法国在工业上比佛兰德斯远为落后。大部分的生产制造仍停留在手工阶段，但里尔（Lille）、杜亚（Douai）、康布雷与亚眠（Amiens）各城镇受到邻近佛兰德斯各地纺织工业繁荣的影响；法国境内的商业虽受到交通不便与通行税的阻碍，但因法国境内的运河与河流构成的天然道路系统，反而获助不少。新兴的商人阶级，获得国王赞助，1300年已在国内跃居高位，他们的财富使有地无钱的贵族侧目。商人的寡头政治统治着各个城市，控制着各同业公会，严厉地限制生产与贸易。就像佛兰德斯一样，这些城市的劳工革命，也激愤到快要爆发的程度。
1300年，历史上称作“牧羊人”（Pastoureaux）的贫农暴动，就像1251年那样，已汹涌于各个城市，这使愤怒的劳工大众因觉醒而聚集起来。队伍由一位僧侣率领，向南推进，其中大部分都是赤足没有武装，对外宣称耶路撒冷为其目标。他们因为饥饿，于是抢劫商店与村舍；又因为受到抵抗，于是抓取武器而成为一支武力部队。在巴黎，他们打开监狱，并击败皇家的军队。当时国王是菲利普四世，只得深居卢浮宫内，贵族们则避入城堡，商人也闭门不出。这群人呼啸来去，又拉进来京城中的贫民，声势更为浩大，男男女女此时已有4万人，从流氓地痞到最虔诚的信徒，混杂在一起。在凡尔登、奥茨与图卢兹，他们见到犹太人就杀，这群人在地中海边的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集结时，终被喀尔卡松城（Carcassonne）市长率兵包围，并断其补给，困死在饥饿及瘟疫下，而少数活着的也被绞死。
像这样听任贪得无厌的富室与无法无天的贫民乱搞，法国政府到底怎样呢？从许多方面来说，它算是那个时期欧洲最能干的政府。13世纪，历任精明的国王，使许多封建领主臣服于法国王室，并以熟练公务的官员，掌理全国的司法与行政，有时还召开大国会（EstateGeneral）：最初只有富有的有产阶级参加，以后增加了贵族、教士与一般市民或中产阶级的代表，共同开会论事。当时，全欧洲都向往法国宫廷。在那种场合中，高贵有势的公爵、伯爵与骑士在豪华的宴会中或动人情调的幽会里，忙着与满身绫罗的贵妇人调情交欢，再不然就是在耀眼的广场上，热闹地拼命决斗，维持着往日骑士精神的余晖。波希米亚的约翰国王称赞巴黎是“世界上最具骑士风度的地方”，说他无法离开巴黎。1331年前往巴黎访问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却没有那么浪漫地描写巴黎：
虽然巴黎名过其实，而其得名也大都由于当地人民的宣传，但尚不失为一个大城市。不过除阿维尼翁外，我确未见过比巴黎更脏乱的地方。它同时却容留着最有学问之士，它真像一个大篮子，收集着各方的奇珍异果。有一段时间法国人曾因举止粗鲁而被认为是野蛮人。现在，这种情形已整个改观。性情活泼、喜爱社交、谈吐轻松诙谐，成为今日法国人的特征。他们有机会就表现自己，不顾一切地吃喝玩乐。
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尽管像海盗似的没收了圣殿骑士与犹太人的财产，但留给儿子的（1314年），却几乎一无所有。路易十世在位短暂，不久去世（1316年），只留下一位怀孕的皇后。悬隔一段时间之后，终由其弟加冕为菲利普五世。此时，另一个敌党却立前王四岁的女儿让娜（Jeanne）继位，贵族与僧侣们开会决议并发布一道有名的律令（1316年），规定：“依据法兰克人永世遵守的法统惯例，女性不得为王。”当菲利普五世本身无子嗣而去世（1322年），这一律令复被引用以阻止其女承继王位。此时，其弟被拥立而为查理四世。这些决策很可能也在排除菲利普四世之女伊莎贝拉继承王位（1312年）。她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并生下爱德华三世。法国人此时已决定不让英国国王统治法国。
查理四世又以无男嗣而去世（1328年）。王族的嫡系，到此中断。此时，甫在年前登基为英国国王的爱德华三世，因其为菲利普四世的外孙及休·卡佩（Hugh Capet）王最亲的后代的关系，向法国贵族会议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但被该大会否决，其理由为爱德华三世之母伊莎贝拉的王位继承权已被1316年和1322年的律令限制，因此不能将这一权力传递其子。此时，贵族看中菲利普四世的侄儿，凡尔瓦的伯爵。由此，菲利普六世开始了统治法国凡尔瓦的王朝，直到亨利四世建立的波旁（1589年）王朝为止。爱德华三世虽表反对，最后也在1329年前往亚眠向菲利普六世称臣效忠，而受封为加斯科尼、吉耶尔与旁修诸地的领主。爱德华后来随着年龄与心计的成长，后悔称臣于法国，仍想同时跨登两座王位。其顾问们向他保证，新王菲利普六世比较懦弱，且正计划前往圣地。这似乎正是开展“百年战争”的千载良机。
133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再度正式提出其继承法国王座的权利，而这一要求遭到拒斥，这只是两国战争的近因。自从1066年诺曼底人占领英国之后，法国的诺曼底也一起为英国国王所有，达138年之久。后来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为法国重新夺回该地（1204年）。现在许多有诺曼底血统的英国贵族，把即将来临的战争，视为重回祖国怀抱的机会。英属吉耶尔的部分土地，已被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与查理四世蚕食。吉耶尔充满着葡萄园的芬芳，而波尔多（Bordeaux）商港的葡萄酒贸易对于英国而言，是不愿放弃的宝贵利益。另外，苏格兰也是英国的心腹之患，法国人曾一再与其联盟助其跟英国作战。同时，北海水产丰富，英国海军当局宣称在这一带水域，及英伦海峡与比斯开湾等区具有主权，还扣押了对英国这项破天荒的海权宣言予以笑骂的法国船只。佛兰德斯本是英国羊毛的行销中心，作为羊群牧场主人的英国贵族与输出羊毛的英国商人，极不愿他们的主要市场听由法国国王的摆布。
1336年，佛兰德斯的伯爵下令囚禁该地所有的英国人。这显然是奉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的旨意，是对英国阴谋的一种戒备。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予以回敬，下令拘捕英国境内的所有佛兰德斯人，同时禁止羊毛输往佛兰德斯。不到一周，该地的纺织机即因缺乏原料而停顿，工人跑上街道，呼求工作。根特一地的手艺匠与制造工人联合宣告不再对伯爵效忠，他们推出一位公认的智囊人物雅各布瓦·阿尔泰维德（Jacobvan Artevelde）担任该城市长，大家接受了他的办法，与英国维持友谊并解决羊毛问题（133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于是解除禁令，原来的伯爵逃往巴黎，佛兰德斯人全都接受阿尔泰维德的独裁统治，并同意加入英国对法国的交战。1337年11月1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遵照骑士精神的传统，向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下了一道正式战书，声明英国在3天之后开始与法国为敌。
英法两国百年战争的首次重要海战，发生在佛兰德斯海边一处叫斯勒伊斯（Sluis）的地方（1340年），英国海军把法国舰队的172艘船一下摧毁了142艘。1340年底，身为菲利普之妹与爱德华岳母的瓦洛伊斯的琼恩（Joan of Valois），离开了她在丰特内尔（Fontenelle）的修道院，促使法国国王任命她为和平使者。她经历了许多危险抵达英军将领之营，并赢得敌方同意举行谈判。她以英雄式的调解，说服了双方国王，达成停战9个月的协定。复经教皇克莱门特六世的努力斡旋，和平终于维持到1346年。
在暴风雨间歇期的晴朗时刻，舞台上又再度上演阶级战争。根特的织布工人很有组织，是低地（Lowlands，苏格兰东南部的低地方）一区劳工中的贵族。他们抨击阿尔泰维德是一个暴君，一个侵吞公款者，英国与中产阶级的工具。阿尔泰维德曾建议请威尔士王子来统治佛兰德斯，爱德华三世也曾到斯勒伊斯来确定这项安排。当阿尔泰维德从斯勒伊斯返回根特城时，其住宅被愤怒的群众包围。他辩称自己是忠于佛兰德斯的真正爱国者，他一再乞求饶命，但终被推到街上，被群众乱刀砍死（1345年）。织布工人在根特城建立了劳工专政，同时派遣专使到佛兰德斯各地煽动工人叛变。根特城的漂布工人因与织布工人纷争，结果占了上风，同时还屠杀了其中许多人。这时，人们已厌倦这个新政府，当时身为佛兰德斯的新领主路易伯爵，再次将境内各城市置于其管理下。
停战期满，爱德华三世挥兵侵入并大肆蹂躏诺曼底。1346年8月26日，英、法两军在克雷西（Crécy）对峙，准备决定性的一战。双方的将领与士兵都望弥撒、领圣体、祈求圣灵援助击败敌方。之后，他们丝毫不容情地展开凶猛的会战。黑王子爱德华那天赢得他胜利的父王的赞扬；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自己苦守阵地，奋战到只剩6名士兵。据弗鲁瓦萨尔的粗略估计，约有3万人死于该役。封建制度也几乎因此消灭。法国骑士跃马持戟奋勇前冲，却被阻挡在专刺坐马的英国长矛阵之前而毫无施为，反遭两翼的英国弓箭手纷纷射杀。968年前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战役中曾大显威风的骑兵，自此由盛转衰。步兵转而领前，在军事上一向自诩武勇的贵族，也告失色。炮兵在克雷西一役虽有小规模应用，但由于搬动与填装之困难，麻烦多于功效，因此，意大利史学家维拉尼（Villani）对大炮的用途指为只是大声吓人而已。
爱德华又从克雷西率兵包围加来城（Calais），并以大炮轰城（1347年）。该城坚守了一年之久，后因迫于饥饿，终于接受英国国王的条件：只要献出该城6位地方代表，手捧城钥缚之来降，则其余城中居民可以安全离去。之后即有6人自愿前去，当他们站在英国国王前面时，英国国王即下令砍头，这时幸经英国王后跪代讨情，并派人护送他们回去。由此看来，女人在历史上的表现，比国王们更为出色，她们会勇敢地面对一场生死之战，以教化男人。
加来是英国货物与军队运往欧陆的战略性港口，从此成为英国的一部分，直到1558年。该地在1348年曾叛变，爱德华再予平服，他本人还微服化名投身这一战役。有一位名叫厄斯塔斯·里博门特（Eustace de Ribeaumont）的法国骑士，曾两度将英国国王击倒，但终被英国国王制伏并俘虏。英国国王再度攻下该城后，即设宴款待这位高贵的俘虏，随侍者有英国诸将领与威尔士王子。爱德华向里博门特说：
厄斯塔斯勇士，阁下是我在基督教世界里所曾看到对敌作战最骁勇的骑士……我把高过我朝中所有骑士名位的勇士奖颁给你。
说着便将头上的华丽冠冕取下，给这位法国骑士戴上，说：
厄斯塔斯勇士，我赠你这顶冠冕……请看在我的份上把它戴上一年。我知道你活泼热情，乐与贵妇、淑女为伴；这样，无论你到何处，便可告诉人家这顶冠冕是我赐给你的。我同时免你赎款，许你自由任意遨游各地。
这种骑士精神依恃于当时贪勇斗狠的风气中，到处可见。中古时期的亚瑟传奇，在弗鲁瓦萨尔作品中也有生动的描述。
大瘟疫公平无私地落在满获法国战利品的英国与战败凄凉的法国。黑死病在中世纪是平常事件，其蹂躏欧洲，在14世纪达32年，在15世纪达41年，在16世纪达30年。由于自然律与人类的无知，那些顽固的马尔萨斯信徒（Malthusian），配合着战争与饥馑，共同抑制了人口的剧烈繁殖。在这些光临的凶神中，以黑死病最为糟糕，它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恐怖的灾害。瘟疫从意大利窜入普罗旺斯与法国，或许更直接地是由于近东的老鼠在马赛港着陆而引起。在纳邦，据说就有3万人死于该疫，在巴黎为5万人，在欧洲为2500万人，总共合起来大概占“欧洲文明世界人口的1/4”。当时的医药对之束手无策，医师找不出疾病的原因。基塔泽托·希巴塞伯罗（Kitazato Shibasaburo）与耶尔森·亚历山大（Yersin Alexandre）两人在1894年发现了黑死病的杆菌，他们只能用放血、清肠、强心剂、清洁身体与房子及用醋的蒸气来消毒。虽有少数的医生与教士因恐传染，竟拒绝治疗病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勇敢地面对这一个残酷无情的考验，无数的医生与教士因此牺牲了生命。1348年尚活着的28位红衣主教，有9位也在一年后死去；其他尚有64位大主教中的25位，375位主教中的207位，都遭遇同一噩运。
这种瘟疫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由于穷人死得比富人多，劳动力缺乏，成千上万亩的土地空下无人耕耘，几百万条鲱鱼也白白死掉。劳工获得了要求改善待遇的好机会，他们工资提高了，免除了许多义务，同时激起了使贵族们寒战半世纪之久的叛乱。即使圣职人员如祭司等，也在呼求提高薪俸。农奴离开农场而涌往城市，工业日趋发展，商人阶级比拥有土地的贵族获利更多。公共卫生这时已稍见改进。无限的苦痛与惨剧削弱了大众心灵，仿佛集体患上了精神病。整个人群似乎同时发疯，就像自笞派教徒（Flagellant）一样。他们在1349年（13世纪也曾有一次）几乎一丝不挂地游行过街，一面鞭笞自己，以资赎罪，一面祈祷着最后审判、乌托邦与大屠杀的来临。人们比平常更加热心地倾听测心家、圆梦者、神棍术士、江湖郎中及其他骗徒之言。正统信仰已显衰落，迷信却泛滥流行。人们以种种怪因来解释这场大瘟疫。有些认为是土星、木星与火星三者相遇时辰冲克，另一些则认为是麻风病人或犹太人在井中下毒所致。从布鲁塞尔到布雷斯劳（Breslau）100个城市中的半数犹太居民因而被杀（1348—1349年）。成千的警察、法官、政府官吏、主教与牧师死于瘟疫，社会秩序几乎完全摧毁。即使“打仗”这门生意，也不得不暂时冷淡一下。从加来之围到普瓦捷一役（1356年），其间乃是英、法百年战争勉强休战之期。这时，丧生于瘟疫的步兵各级人员，由一些认为生比死多值不了几文钱的穷汉来补充。
在这场疫疠和战败之后，56岁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娶了一位十八妙龄、原准备嫁给他儿子的西班牙纳瓦尔的女人布兰奇（Blanche of Navarre）。但7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他的那位号称“好人”的儿子约翰二世对于贵族们而言，的确很好。他免除他们的赋税，付钱给他们以保卫土地对抗英国人，维持了骑士的一切仪式与风采。他用贬低币值的老办法来偿付战债。另一方面，他加重了中下阶级的赋税，之后，他便浩浩荡荡地率兵前往普瓦捷，与英国决战。约翰二世的1.5万名骑士、苏格兰军与佣兵，遭到英国黑王子7000名士兵的迎头痛击、杀害或俘虏。约翰国王虽拼命奋战，但由于不善领兵，他与儿子菲利普、17位伯爵及无数的贵族、骑士与扈从，都成了阶下囚。其中大部分当场被允许赎回自由，另有许多俘虏，则允许在圣诞节前将赎款带到波尔多而获释。这位黑王子对待法国国王约翰很有皇家风度，他从容地押着法国国王班师回英国。
自从普瓦捷一役溃败后，法国全境即陷入混乱状态。政府的贪污无能，币值的贬低，国王与众骑士的昂贵赎款，战争与疫疠所留下的凄凉，及加于农工商业苛刻的赋税，终于导致全国的大叛乱。北部各郡的大国会应19岁的查理王子召请，在巴黎举行，除提高新税外，还着手在法国建立一个议会政府。巴黎和其他城市以前早已有了咨议院（Parlement），但只是由国王指派的小组织，其成员通常是法学家，而功用也仅限于做地方统治人或国王的法律顾问，及使他们的命令正式修订成为法国法律的一部分。这个由教士与中产阶级临时联合组成并加以控制的大国会，质问御前会议，用那笔征收来的庞大战费，何以只搞出训练无素的军队且丢人的吃败仗。大国会同时下令拘押22位政府官员，强迫财政大员交出侵吞的公款，硬行限制王室特权；甚至想废立“好人”约翰二世，并阻止其子继承王位，而将法国国王宝座给予休·卡佩王朝的嫡系子孙纳瓦尔的“坏蛋”查理国王；查理王子低声下气地央求，大会终算承认他做摄政，并投票支给他装备3万士兵的经费，但命令他务必开除腐败与无能的官吏，并警告他勿乱铸钱币，同时指派一个36人组成的委员会，以监督政府的工作与开支。当时法官也因其车马随从的铺张、行事的拖延怠惰，以及生活懒散而备受指责。从今以后，规定他们应日出而作，与诚实市民上工厂或下农田的同一时间开会，这道1357年的“大律令”（Great Ordinance）同时严禁贵族逃离法国或从事私战，并指示各城镇地方政府逮捕违犯这一律令的任何贵族。实际上，王室附属于社群而贵族则依附商人阶级；国王、王子与贵族则必须服从人民选出的代表。这样，法国早在大革命的400年前便已有了立宪政府。
查理王子在3月签署这一律令，4月即开始违犯。此时，英国正向法国索取足以使其破产的一笔巨款，才释放法国国王，还威胁要进军巴黎。另一方面，法国人民也根据只有大国会才有权征税的新奇理由而迟迟不缴税。查理王子因极需款项，只得于1358年2月1日再度召开这一大会；同时，他进一步贬低币值。2月2日，担任商业公会主席的富商马塞尔（Marcel）（他在编订“大律令”中曾是领导角色，并统治过巴黎一年），起而率领一群武装市民——全都戴上红蓝（巴黎城的官方颜色）头巾——进入王宫。他指责查理违背郡联大会的规定。当查理无法顺从其意时，马塞尔即令手下公然杀害防护王子的两位侍臣，溅血于皇袍之上。
这个新国会的组织深为上述大胆犯上行动而震恐，然而，它仍未停止推动革命，而且下令（1358年5月）：今后只有大国会才能为法国制定并颁布法律，凡属重要之事，国王唯有经大国会同意后才可实行。许多贵族与教士于是纷纷逃离巴黎，而许多行政官吏为了保命，也弃职回家，叛军领袖马塞尔以市民阶级替补空缺，巴黎的商人一时有统治法国之势。查理只好与贵族逃往皮卡避难，同时组织军队，呼吁巴黎人民交出叛军首领。马塞尔将京城部署一番，并在周围建筑新城墙以资抵抗，这时，他占领了象征王权的卢浮宫宝座。
革命军占领巴黎时，乡间农民认为这正是向领主报复的好机会。他们大部分仍是农奴，要纳税供养领主，为主人负担赎金，备受乱兵与土匪抢夺的折磨，被逼交出辛苦积蓄，死于疫疠，饥困于战争；激愤之下，他们揭竿而起，冲入领主城堡，刀剑所及，悉数诛杀贵族，打开食柜与酒窖，饱餐痛饮，以解饥渴。贵族们在传统上对性情和顺的典型农民给予“好人詹姆士”（James Goodman）这一绰号。现在，成千上万的“詹姆士”已忍无可忍，转而投入农民暴动的洪流。他们杀害领主，强暴贵妇，谋杀后嗣，剥去死者的锦衣绣服给妻子穿用。
马塞尔希望这次的农民革命，可牵制查理王子进攻巴黎，因而派了800名手下前往支援农民。这些农民的兵力加强后，即进军莫城（Meaux）。在那里避难的奥尔良（Orléans）与诺曼底女公爵及其他高贵妇女，眼见着农奴与佃户等大群暴民涌入该城，失魂落魄地一切听天由命。继而，就像亚瑟传奇中那样神异，竟然有队骑士从十字军东征途中奔回莫城驰救，驱杀数千暴民，并一一将之投入附近的溪流里。躲藏着的贵族这时才出来处理善后。他们横行乡间，屠戮了2万造反与无辜的农民（1358年6月）。
这时，皇太子的兵力已接近巴黎，并切断其食物补给。马塞尔困守无计，想把王座让与那位“坏蛋”查理，并准备让“坏蛋”查理的兵力进入城中。马塞尔的助手让·马亚尔（Jean Maillart），认为这一计划无异于出卖国家，便与查理王子秘密协议，在7月31日由他率领众人以斧头砍杀马塞尔，使查理王子带领武装贵族重入巴黎。查理回宫后行动谨慎，一面着手赎回父王，一面抚慰法国民心、安定经济。原来企图造成大国会无上权力的阴谋家，只好退避无言；感恩不尽的贵族们一致拥戴王室，曾经得势一时的大国会，成了加强王朝权力的柔顺工具。
1359年11月，爱德华三世再度率军登陆加来港。他避攻巴黎，但并吞了从兰斯（Reims）到沙特尔（Chartres）一带的乡村。他有计划地破坏耕作物，使巴黎再度陷于饥荒。法国国王查理只好告饶求和。和约规定，法国割让加斯科尼与吉耶尔给英国，免除对法国国王的一切封建义务，同时转让普瓦图、佩里戈尔（Périgord）、凯尔西（Quercy）、塞托泽（Saintonge）、罗尔泽（Rouergue）、加来、庞瑟、奥尼斯（Aunis）、昂古莱姆（Angoumois）、阿让奈（Agenois）、利穆赞（Limousin）与比戈尔（Bigorre）诸地，并交付300万克朗以赎回父王。爱德华为了答情，也放弃他与后代子孙对法国王位的要求。这一《布勒丁尼和约》（Peace of Brétigny）签署于1360年5月8日，法国1/3的人民与土地在英国统治下煎熬怒吼。为了保证法国对条约的信守，国王的两个儿子安茹公爵与贝里公爵，被遣往英国作为人质。然后，老王约翰才在钟声交鸣与举国上下的欢呼中回返巴黎。当安茹公爵背约逃回，探望其妻子时，约翰国王只有重返英国，代替其子作为人质，希望仍能换来较为宽厚的和平。爱德华视之为宾客，每日设宴款待并赞为骑士的精英。约翰王在1364年以俘虏之身客死伦敦，葬于圣保罗教堂。现年26岁的查理于是登基为查理五世。
仅仅因为查理五世懂得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对臣民所加给他“智者”的雅号，也可以当之无愧。他的右手老是伤肿，手臂也已残废，不能舞刀弄枪，据说他是被“坏蛋”查理下了毒。他虽身体不够强健，却能起用精干大臣，整顿政府内部，改革司法，重建军队，鼓励工业，稳定货币，支持文学与艺术，广集图册充实卢浮宫的藏书，为法国文艺复兴提供正统资料及其译作，使其成为国家文库的中心。他顺从贵族所请，恢复了封地通行税，但在他们上面另任命一位黝黑、扁鼻、头大颈粗的不列颠大汉贝特兰·杜·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做三军统帅。查理深信这位“不列颠之鹰”优于一切英国的将领，决心将法国从英国的统治中救赎出来。1369年，他终于向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正式宣战。
英国黑王子的回报是征服利摩日一城，并屠杀了城内3000名男女与孩童，这便是他的政治教育观念。这一政策并不有效，他经过的每一座城市，都构筑工事、派兵防守、囤积粮食，做有利的抵抗。黑王子只有转向蹂躏广大的乡村，焚烧谷物，夷平荒凉的农家。这时，“不列颠之鹰”杜·盖克兰按兵不动，只骚扰敌人后部，并逮捕其运粮官，坐待英军饿乏，英军果然不支撤退。杜·盖克兰乘势进兵，将法国丧失的省份，一一收复。由于这位法军将领两年的卓越统率，加上国王与统帅君臣彼此依赖，除了波尔多、布雷斯特（Brest）、瑟堡（Cherbourg）与加来诸城外，英军均被赶出法国国境，法国的国界首次抵达比利牛斯山。查理和他这位伟大的司令官就在这胜利的顶峰上同一年光荣地去世（1380年）。
法国查理五世去世后，按照世袭制，一位有趣的白痴成为继承人。查理六世12岁丧父，由诸叔代为摄政至查理20岁。他们纵容这位幼主生活放荡而不负责任，其时半个欧洲都濒临革命。1359年，布鲁日的工人戴上红帽，群起袭击历史上著名的市政厅，引发一场短暂的暴动。1366年，伊普尔城的低层阶级起而叛乱，大呼对抗富人的圣战。1378年，在佛罗伦萨城建立了工人阶级专政。1379年，朗格多克——法国南部中央地区——饥饿的农民，开始了一场为期6年的对抗贵族与教士的游击战争，其领袖下令“格杀一切具有柔软双手的男女”。1380年工人在斯特拉斯堡叛乱，1381年在伦敦，1396年在科隆。1379年至1382年，革命政府统治根特全郡。在鲁昂（Rouen），一位肥硕的布商被城里的起义劳工加冕为王；在巴黎，人民用铅锤打死国王的收税官（1382年）。
查理六世于1388年开始执掌国政，起初4年治绩斐然，故赢得“受爱戴者”称号。不料，1392年，他发起疯来，不认识自己的妻子，把她当作陌生的妇人，请她别再缠扰他。不久，只有仆役下人们稍微侍候他一下。5个月中他一直没换衣服，最后决定要给他洗澡时，还要十几个大汉一起强制才行。法国的王冠由一位可怜的白痴戴了30年之久，此时，一位雄赳赳的年轻英国国王正在准备重燃攻击法国的战火。
1415年8月11日，亨利五世率领1300艘船只与1.1万名士兵从英国渡海而来。14日，他们在塞纳河河口的哈夫勒尔（Harfleur）附近登陆。哈夫勒尔城奋勇抵抗，但终于不支而退。英军一面乘着战胜余威，一面迫于赤痢，转向加来进攻。法国的骑兵在克雷西城附近的阿让库尔（Agincourt）与之遭遇（10月25日）。法国人全未吸取克雷西与普瓦捷两役的教训，仍然仰赖骑兵作战。他们的马队为泥淖所阻；而前锋又被英军预先布置的鹿角锐桩所困，英国的弓箭手埋伏在周围，那些气馁的马匹掉头冲撞，本军阵营大乱。这时，英军趁势舞动锤矛、斧头与刀剑等各式武器砍杀法军，他们的国王奋勇率兵，毫不畏惧，终于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据法国历史学家估计，此役英军损失约1600名兵士，法军则达1万人。
亨利五世于1417年再度进攻法国，包围鲁昂。该城居民先吃尽了粮食，次及马匹，再及狗、猫。城里的老弱妇孺都被赶出城外以节省口粮，这群可怜的百姓想从英军阵线通过，也被拒绝。他们只有困在两军夹峙之间，毫无庇护地活活饿死，在无情的围困中，有5万法国人死于饥饿。该城投降时，亨利虽约束士兵勿屠杀城内的残存者，却向他们索取30万克朗，同时予以囚禁，直到付清赎款为止。1419年，他向巴黎进军，但这时的巴黎，一无所有，充满着腐败、穷困、残酷与阶级战争。法国这回所订的《特鲁瓦和约》（Troyes，1420年），比1360年更加屈辱，不但放弃了一切，甚至连国家荣誉都不计。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将女儿凯萨琳嫁给亨利五世，同时应允把王座与法国的统治权也让出去，并公开宣明太子不是亲子。皇后伊莎贝拉由于获得2.4万克朗的年金，对私通的指控也不辩白。的确，在那时的宫廷中，皇室后妃不容易弄清楚谁是其子之父。此时法国国王的太子尚据有法国南部，他否认这个和约，同时组织加斯孔（Gascon）与阿马尼亚克（Armagnac）两地的军队继续作战，但英国国王已在卢浮宫内发号施令了。
两年之后，英国国王亨利五世死于赤痢，这些病菌是未签和约的。不久查理六世也追随亨利五世去世（1422年），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加冕为法国国王。但因他未满周岁，故由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代为摄政。这位公爵与以前统治过法国的所有英国人一样，严厉非常。他一年内吊起了1万名土匪，以镇压抢劫之风，由此可见当时地方的混乱。许多退伍的兵士——成为劫路者与骗徒——使道路不宁，他们甚至恐吓像巴黎与第戎（Dijon）一样的大城市。在诺曼底，战争的多次蹂躏，如同地狱恶浪的冲击，即使在较幸运的朗格多克城，也有1/3的人口失踪。农民逃往城市，或躲入洞穴，军队、各领主的人马或盗匪群来临时，他们就藏匿在教堂以求自保。许多农民不再回到他们那不安全的家中，只靠着乞讨或偷窃度日，不然便将死于饥饿或瘟疫。教堂、田地与整个城镇，都荒弃而任其破败。1422年，巴黎城中就有2.4万间无人住的空屋，30万居民中有8万人是乞丐。这时，人们不得不捕野狗为食。大街小巷到处是饿童的哭喊。
任何国家的经济与政府经过如此长期悲惨的瘫痪之后，其社会道德可想而知。杰弗里·德拉·图尔—朗德里（Geoffrey de la TourLandry）约于1372年写了两本书，只留下其中一本训女。该书写得温柔委婉，洋溢着温暖的亲情，尤其在那动荡之际，一般妇女淫荡犯罪，又复粗鄙无礼，他特别担心女孩子的清白与安全。这位正派骑士认为对抗这些诱惑的最佳之策，在于时时祈祷。该书反映出一个仍依从于文明情操与道德意识的时代。70年后，我们遇到马雷夏尔·雷斯（Maréchal de Rais）这位阴森可怖的人物——一位富有的布列塔尼大领主。他惯于以训练唱诗班为名而邀请孩童入其城堡，凡进入者他都一一杀之，用来祭祀他供奉的魔鬼，求取法术。他同时也为了乐趣杀害孩童，据说他会对着受到折磨的垂死合唱队员发笑。他干这勾当达14年之久，最后，才由一位受害者的父亲出面告发。他坦白招供一切，终被处死（1440年），但这只是由于他触犯了该地公爵的原因。因为像他那种地位的人，不论犯下何罪，很少受到审判。虽然，他所附属的贵族，也产生过许多英雄豪杰。像波希米亚的约翰国王、深受弗鲁瓦萨尔爱戴与赞誉的加斯顿·菲比斯三世（Gaston PhoebusⅢ de Foix），都是个中人物。骑士精神的最后花朵，便绽开在这池泥沼里。
此时，平民的道德堤岸也跟着溃裂。残酷、背信与腐败处处可见，官民之间，贿赂公行；亵渎不敬之事，不足为奇。格尔森大法官（Chancellor Gerson）叹息说，最神圣的节日宴会，也唯以牌戏、赙博与咒骂为务。骗徒、小偷、流浪汉、乞丐，白天横行市街，夜里则群聚在巴黎奇迹场（Cours des Miracles）的一角，享受一天的所得。该地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些白天装作残废的乞丐，晚上一到那里，全都奇迹般地四肢健全起来。
那时，男色盛行，娼妓满街，男女私通之事充斥各地。14世纪的“亚当派”（Adamite）不但宣扬裸体主义，而且在公开场合实行，直到宗教裁判所将之取缔为止。淫秽画也到处售卖。据格尔森的记载，这些成人图片甚至行销于教堂或宗教节日。有些诗人像德尚（Deschamps）之流，尽为贵族命妇写些情歌艳诗。巴约（Bayeux）的执事长尼古拉·克莱芒热（Nicolas de Clémanges）形容其管区的各修道院为“信奉爱神的庇护所”。当时，国王、王子拥有情妇，被认为理所当然，因为皇室与许多贵族的婚姻，原只是政治性的结合，而无爱情存在。名门淑女不断公开讨论性关系的是非问题。勃艮第的“勇士”菲利普（Philip the Bold），于1401年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浪漫宫廷”，一些正经的男男女女，也混迹在这种纸醉金迷的圈子里。一位被称为“巴黎管家”、年逾花甲的无名氏，约于1393年写了一本奇书，我们在此书中，可略窥当时的情形：
我认为一对善良可敬的情侣结婚时，除了彼此相爱之外……别的一切均已丢开。我想他们在一起时应相互注视而少顾及他人；他们携手相对灵犀互通，不必一言一语……他们所有的特别乐趣、主要愿望和全心享受，就在这两心相悦和彼此体贴上面。
犹太人（1306年、1384年、1396年）与麻风病人（1321年）遭受杀戮，兽类伤人或人兽交合接受审判与行刑时，吸引无数热心群众围看，这一切都出现在那个时代。巴黎的英诺森教堂墓地，由于死人不断增加，以至埋葬的尸体刚刚化骨，就被挖出，以便腾出空位；教堂走廊两边的积骨堂里，堆着无数难认的白骨；尽管如此，这些场所，却是热闹非常，小贩在那里摆设摊位，妓女也在那里拉客。在墓地的一面墙上，有位艺术家于1424年费上数月工夫画了“死亡之舞”。画中，魔鬼与一群男男女女和孩童扭着舞，步步将他们诱入地狱。这幅画后来成为一个绝望时代的象征。死亡之舞的戏剧也于1449年在布鲁日城搬上了舞台。丢勒（Albrecht Dürer）、小霍尔拜因（Hans Holbein）与博施（Hieronymus Bosch）在其艺术里也都表现了这一主题。这个时代的诗歌，有一半充满了悲观主义。德尚几乎痛斥当时各阶层的生活。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似乎是一个衰弱、怯懦却又贪婪的老头，颟顸而又腐败。“世风日下”是他对那个时代的结论。格尔森也同意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是活在衰废的世界里”，最后审判即将来临。有一位老妇人认为她的脚趾痛苦地抽动一次，便有一个灵魂被抛入地狱。她这种估计还算是保守，照一般的看法，过去30年来，无人能进入天堂。
百年战争的前40年中，各教皇被拘禁在阿维尼翁，受到法国国王的保护与支使。由受囚诸教皇从欧洲聚敛而来的大部分收入，都转入法国国王手里以支援对抗英国的生死战争。教会在11年中（1345—1355年）向法国国王进贡了339.2万克朗的款额。教皇屡欲终止战争，但均归无效。教会也因法国受到长达一世纪的摧残而连带严重遭殃。成百的教堂与修道院被废弃或破坏，那些下级教士也造成了当时道德的败坏。骑士与侍仆直到面临战争或垂死之际，才念及宗教。上天的残酷无情，确使他们转而对教义疑惧。人们虽然违背了一切戒律，仍旧战战兢兢依靠着教会与信仰。他们将钱财与忧伤一齐带进能安慰人心的圣母殿堂。理查或费勒（St.Vincent Ferrer）赤诚传道时，人们竟会全体陷入宗教的狂喜中。有些家宅所供奉的圣母塑像，只要轻轻一碰，圣母的腹部立刻开启，显露出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的塑像。
这一时期教会的学术领袖大部分是法国人。皮埃尔·阿伊（Pierre d’Ailly）不但为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且是教会最能干与最廉洁的领袖之一。他也是一位教士政治家。在君士坦茨宗教会议中，他曾补救教皇的分裂。他是巴黎纳瓦尔学院（the College of Navarre）的董事，其学生中有一位成为当时杰出的神学家。格尔森曾访问苏格兰低地，深为吕斯布吕克（Ruysbroeck）的神秘主义与兄弟会的现代信仰所感动。当他担任巴黎大学校长时（1395年），他虽一面在攻击这一神秘教派的自我主义与多神崇拜，一面又想将其信仰形式带入法国。他的6位姐妹为其议论与楷模折服，据说她们都终身守贞。格尔森指责百姓的迷信，及星象、魔术、医药的伪劣，但也承认法术之于心理的影响。他认为我们对于星象的知识，贫乏得不足以做专门预测。我们甚至不能精确认识一个太阳年。由于光线传到地面需经过种种媒介物而发生折射现象，我们因此无法说出星球的真正位置。格尔森虽主张在教会里实行民主，有所约束并尊重咨议会的最高地位，却赞成法国应有一个强大的王朝。他的这种矛盾可能是由于他觉得“法国境内需要秩序更甚于自由”这一情况造成的。他风格特别，诚属一代伟人。正如歌德所说，他的道德学养俱佳，其所以有如此天真的想法，是因为受到时代的感染。他领导消除教皇之间的对立情形与改革教会的运动。胡斯与布拉格的哲罗姆遭火刑，他也曾插一手。
在民生凋萎中，上层人士照样锦衣玉食、富丽其屋；老百姓却衣履寒素，仅够蔽体；中产阶级不顾禁律，也都模仿国王的服饰，穿起染色的红袍或饰以毛边；贵族领主则穿紧身衣裤，披上华丽斗篷，帽上羽毛在朝拜时摇曳拖地。有些人鞋尖加上角钩，与鞋跟的暗饰相配。贵妇们爱戴像教堂尖塔的圆锥帽，穿紧身衣、花裤及装缀羽毛的曳地长裙，仪态高贵；她们优美地展露酥胸，却又以面纱遮面，以增魅力。从前只用来装饰的纽扣，那时已流行转做系扣之用。丝绸、金丝布、锦缎、花边及头发上、颈脖上、手腕上和衣鞋上用的各项珠宝，使一个胖妇也装扮得十分光彩。满身珠光宝气的上流妇女，几乎呈现了画家鲁本斯（Rubens）那五彩缤纷的丰富色调。
玻璃窗已普遍使用，穷人的住屋却仍与几个世纪前一样。有钱人的别墅与城市中的宅第不再是阴暗的城堡，而变为宽敞舒适、装设豪华的大厦。里面有广大的喷池庭院、宽阔的回旋楼梯、凸出的阳台、耸入云霄且不会积雪的尖斜屋顶，除了主人的大厅与卧房外，还附有佣人房、贮藏室、守卫室、门房、织布室、洗衣间、酒窖与烤房。有些著名的巨宅像皮埃冯茨（Pierrefonds）与沙托丹（Châteaudun），早已预兆为卢瓦尔河畔的皇家城堡。比当时其他宫室保存得更完美的，是大资本家克尔（Jacques Coeur）在布鲁日城所建的巨宅。该宅占了整条街道，里面有雕花石砌的哥特式高塔，华美的飞檐与浮雕，文艺复兴式的窗户。其内部陈设豪华……壮观的壁炉，至少可温暖房间的一侧及其住客；精细镂刻的坚实桌椅；摆在有花毡装饰的墙壁下的软垫长椅；巨型的镜台与展示金银盘碟及晶莹玻璃杯的橱柜；厚重的地毯，橡木或上釉瓷砖的光滑地板，及领主全家四口都睡得下的有漂亮帐盖的大卧床。14世纪和15世纪的男女，就赤裸地睡在这些可以躺卧的宝座上；睡袍这种麻烦的东西在当时尚未流行，也并非必不可少。
在废墟中，一些才子与才女仍继续行文著书。里拉的尼古拉写了一本《永恒之后》（Postillae Perpetuae，1322—1331年），对《圣经》的理解贡献颇大，也为伊拉斯谟译《新约》与路德德译《圣经》铺了路。那一时代的小说盛行，安托瓦内·德·拉·萨莱（Antoine de la Salle）写了《百篇奇谭》（Cent Nouvelles）那类轻松的香艳故事，或是像《花神与白花》（Flore et Blanchefleur）那种骑士艳史。几乎同样新奇的是列日城一位医生马尔·让·奇德维尔所写的一本书，他自称为约翰·曼德维尔男爵，在约1370年出版了有关埃及、亚洲、俄罗斯与波兰的一本真实游记。约翰宣称他拜访过福音书里所提到的每个地方：那“恬静的圣母玛利亚上学的房子”，那“有温泉供我们救世主洗涤使徒双脚”的地方，那圣母玛利亚“曾栖息其中，从她圣洁的双乳挤出奶汁”的教室，“在那教堂中她所倚过的大理石柱上，至今仍有她奶汁的滋润；凡是奶水滴落之处，地面仍然是那样滑润和洁白”。“胡子约翰”在描写中国时，最有声有色。其文字的流畅，极少带有学究气味。当他叙述一个人“如何一直朝东面走去，最后会再回到原地”时，也像凡尔纳（Jules Verne）写“路路通先生”（M.Passepartout，《环游世界80天》的主角）时一样，偶尔会触及科学。他饮了两次青春之泉，却由于患了风湿（可能由于从未离开列日所致）而跛着腿返抵欧洲。这些游记被译成上百种语言，在中世纪晚期轰动一时。
14世纪最灿烂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弗鲁瓦萨尔写的《年代纪》（Chronicles）。他于1338年出生在瓦伦谢讷，早年即投身诗歌，24岁那年，渡海到伦敦，献诗于爱德华三世的王后菲利帕。他于是成了王后的秘书，周旋于英国贵族间。过分的谀赞奉承，使他失去对历史的公平客观。一股酷爱旅游的热望，使他不久即离开秘书工作，遍游苏格兰、波尔多、萨伏依及意大利等地，然后回到海诺特成为希梅教堂（Chimay）的一位宣道牧师。其后，他决定用散文写书，并向诗文发展。之后他再度游历英法两国，努力收集材料。他回到希梅教会，即献身完成“这本高贵而愉悦的历史……当我去世后，它将广受需求……激励胆识并示以若干光耀的典范”。此书的动人程度，胜过一切传奇，1200页的丰富内容，起伏变化，高潮迭起，使读者一开始便觉得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一气而想畅览全书。像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一样，这位牧师也爱战争甚于一切。他深为战斗、豪侠与贵族风格所着迷，老百姓出现在其篇幅中，只是扮演贵族斗争下的牺牲角色。他不调查各种动机，太相信表面好看或存有偏见的记录。他并不讳言在叙述中加入自己的哲学。他虽只是一个编年史家，却是所有编年史家中最卓越的一位。
那时戏剧也盛行于整个社会。神迹剧、道德剧、奇迹剧、幕间小插剧与喜剧，经常在城里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出。其内容越来越俗世化，幽默也经常染上粗俗的成分。虽然如此，宗教的主题仍占首位，人们绝不会看厌表现耶稣受难的那种场面。当时最有名的戏剧公会组织——巴黎的圣主爱好社（Confrairie de la Passion de Nôtre Seigneur）即专门上演耶稣在耶路撒冷短暂停留的事迹。有一本阿尔努·格雷邦（Arnoul Greban）编写的耶稣受难剧，竟长达35000行。
诗人也有同业公会组织。图卢兹在1323年建立了诗学社。在该社的赞助下，诗歌公开竞赛的目的在于复兴抒情派诗人的精神与艺术。性质相同的文学社也在亚眠、杜亚与瓦伦谢讷各地成立，为黎塞留（Richelieu）的法国学术院铺路。国王及王公大臣等在家里都供养着诗人、吟游歌手与丑角。“好人勒内”这位安茹和洛林（Lorraine）两地的公爵兼那不勒斯的挂名国王，在南锡（Nancy）、塔拉斯孔及普罗旺斯的艾克斯（Aix-en-Provence）等处的宫廷中供养了一群诗人与艺术家。由于他本人的造诣不输于手下最卓越的诗客，因此赢得“首席抒情派大师”的尊号。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眷顾厄斯塔斯·德尚这位礼赞女性之美的诗人。他虽结了婚，却在他长达12000行的《结婚之镜》（Le Miroir de mariage）一诗中，评斥婚姻；同时，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凄惨与邪恶表示惋叹：
啊，天道无常，世态昏沉，时代乖张，
我少成就，贫乏无奈，
黎民受诅，忧伤满怀！——
我知来日世界，一片茫然，
哀尔全民，岂不应该？
郁郁悲怆又遍处荒乱，
一切行藏，均服罪难。
苦恼之世今日即来。
比桑（Christine de Pisanu）是国王查理五世的御医的女儿，她在巴黎长大，她丈夫死时，留下3个子女和3个亲戚要照顾。她就靠写优美的诗歌与爱国的历史，奇迹般地维持生计。她被推许为西欧第一位以笔耕谋生的女人，当无异议。另外，诗人阿兰·夏蒂埃（Alain Chartier）更幸运，他的情诗《无情淑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婉转地轻责女人不该掩藏其娇媚——这诗使贵妇们大为心动，据传说法国一位准皇后——苏格兰的玛格丽特，在这位诗人于长凳上小睡时，曾偷吻过他的双唇。一个世纪之后艾蒂安·帕基耶（Étienne Pasquier）曾经动人地描写过这段逸事：
当很多人正为此事惊异——实在来讲，造化竟将一个美丽的灵魂安置在最丑的身体里——这位贵妇却告诉大家不必为此事惊奇，因为她所吻的，并不是这个人，而是那能吐露珠玑的美妙嘴唇。
那时，最优秀的法国诗人，并不需要写诗，因为他是皇族，是查理六世的侄子和路易十二的父亲。但这位奥尔良的公爵查理，却在阿让库尔之役被俘而软禁在英国达25年之久（1415—1440年）。在那里，他以沉重的心情写些儿女柔情及法国悲剧的诗歌，来宽慰自己。全法国曾一度歌咏他写的咏春之歌：
新岁脱下了
风风雨雨凛冽的冬日外袍；
他已换上金衣，
带来了美好的季节和春阳的甜笑；
树林或原野里的鸟兽，
无不歌唱、嘶叫，
新岁已除去了他那寒冷的外袍。
即使在英国，也多佳丽。查理看到这些娴静的美女姗姗而行时，暂时忘了忧伤：
啊，上帝！看到她心里真是快慰，
体态庄妍，如此姣美！
她内在的一切端淑品德
人人都会赞赏称最。
她朝朝清丽，无与伦比，
面对佳人谁会疲累？
啊，上帝，看到她心里就快慰，
体态庄妍，如此姣美！
查理最后获准回到法国时，他将布卢瓦的城堡布置成一个文学与艺术的乐园。贫穷又犯过罪的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也同样受到接待。当查理年老、无法再参加年轻朋友的聚会时，他写下优美的诗行向朋友致意，这首诗成为他的墓志铭：
所有朋友为我致意，
各位现在一堂相聚，
假如我也能参与，
试想我该何等欣愉；
但年龄却拘我在狱。
很早以前，我的生命
充满青春欢乐，而今却已消逝；
在巴黎过着如此自由的生活，
过去我是情人，而今绝不再是。
别了，我将不再看到好时日！……
我心致敬所有朋友。
这一世纪法国的艺术家虽较诗人优越，但均因国内的贫困而蒙受其苦。那时，在城镇、教会或皇室，找不出一位富有的奖掖者来资助他们。原来那些借着壮丽殿堂，夸示行业公会坚定信仰的社区，也由于王权的伸张与地方经济扩展为国家经济，已趋于衰落或毁弃。法国教会已不能像12世纪和13世纪那样，再去资助那些矗立于法国土地上的伟大建筑。信仰与财富同趋没落，几个世纪来十字军与各大教堂所怀抱的希望——表现在功业与祈祷上——现已丧失其原始的狂热。苍白的14世纪完成的建筑，远逊于在康乐富足的年头下着手兴建的。尽管如此，建筑家让·拉维（Jean Ravi）还是完成了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1351年），鲁昂则在供奉圣母的大教堂边又建了一座“圣母小教堂”（1302年），而普瓦捷更为圣母院添盖了巍峨的西廊（1379年）。
辐射状的哥特式建筑，1275年以后已渐由几何图形的哥特式建筑取代。波尔多城即照此风格建造其教堂，卡昂（Caen）城在圣皮尔（St.Pierre）教堂上升起了壮观的尖塔，奥沙（Auxerre）城扩建原教堂，加盖了一所新的本堂，库唐斯与亚眠两地各在其古老的圣院外又添了美观的小礼拜堂，而鲁昂则以巍峨的圣奎恩（St.Quen）教堂增加该城建筑的光彩。
14世纪的最后25年，当法国自认胜利之际，建筑家又推出一种新的哥特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活泼，雕镂精致，窗饰复杂奇妙，装置设计美轮美奂。棱斜的尖拱门，现已变成斜弧形的圆锥拱门。因其形如火舌，故将这种风格的建筑命名为火焰式。这时，柱头已经废弃不用，柱身则刻上凹槽或凿成螺旋状。唱诗房、厅房雕饰华丽，铁制的围屏饰上精致的花边；建筑上的三角穹隆成钟乳石形状；拱形圆顶改成无数时隐时现的交错弯梁；窗户框架避免用老式的立体几何构型，而代以动人的柔和线条与不易了解的独特风格。那些高耸的尖塔似乎只是装饰品，正面的结构都隐藏在里面。这种新的风格，首见于亚眠教堂里的圣巴普蒂斯特（St.Jean-Baptiste）小礼拜堂（1375年）。1425年，便已风行法国；1436年，这种柔美新奇风格的出现，鲁昂城的圣马克卢（St.Maclou）教堂建筑便是其代表之一。可能由于圣女贞德（Joan of Arc）与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激起了法国的民心士气与军事力量之复苏，商人财富聚积（如克尔），新兴中产阶级倾向于房舍的踵事增华，这种火焰式的新风格在15世纪前半期，大为兴盛。哥特式那种女性味的建筑形式，一直留存到法国国王与贵族从意大利的战事中带回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观念为止。
平民建筑的滋长显示着当时世俗主义的兴起。贵族认为教堂已多，因此转而建筑宫邸以供百姓观瞻，并供给其姬妾居住；富裕的市民花费巨资装饰家宅；各城邑则建造堂皇富丽的市政厅来显示财力。有些医院，环境设计清新优美，有助于病患复原。在阿维尼翁，各教皇与大主教召集并供养各种各类的艺术家，但法国的建筑家、画家与雕刻家聚集在贵族或国王左右。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建造了温森斯别墅（Vincennes）与巴士底狱（Bastille），同时任命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安德烈·博纳沃（André Beauneveû）雕刻菲利普六世、约翰二世与他自己的形象，以作为齐集于圣丹尼斯教堂（St.Denis）地下室的皇家陵墓的堂皇装饰。奥尔良的路易兴筑了皮埃冯茨（Pierrefonds）别墅，而伯利一地的约翰公爵，虽对农民苛刻，却是历史上伟大的艺术赞助人之一。
雕刻家兼画家博纳沃在1402年为这位公爵的《圣经诗篇》做过插画。这只是顶端有连续插图的诗集，也被称为“平面艺术中的室内乐”。另外，画家雅克马尔·德·赫斯丁（Jacquemart de Hesdin）也为这位有欣赏力的公爵绘制了《小祈祷》（Les Petites Heures）、《纯祈祷》（Les Belles Heures）与《大祈祷》（Les Grandes Heures）的插图，这些图画都是用来阐释每日7次正规祈祷时间使用的“崇拜六字”。同时也为约翰公爵及波尔（Pol）、雅翰内奎因（Jehannequin）与林堡的赫尔曼·马鲁尔（Herman Malouel）三兄弟绘制了《富足时代》（Les Tres Riches Heures）。这个画册包括65幅描绘法国生活与风景的精美小画，包括贵族的田猎、农夫的耕作及银色无垢的乡野雪景。《富足时代》诸画页及为“贤君”安茹的勒内而绘的画像，藏在尚蒂伊（Chantilly）城孔德（Condé）博物馆，甚至不让游客观赏，然而它们也仅仅是此类稿本装饰画的最后余晖而已。因为在15世纪，枫丹白露、亚眠、布尔日、都尔、摩兰、阿维尼翁与第戎各地木刻艺术蓬勃发展的那种插画艺术已受到壁画与版画的挑战，更遑论为勃艮第公爵们效劳的诸大画师。博纳沃与比利时埃克（Van Eyck）兄弟将佛兰德斯的绘画风格传入法国；意大利画家马蒂尼（Simone Martini）与阿维尼翁的其他意大利人及安茹王室在那不勒斯的统治（1268—1435年），又加深了这种影响。因此，意大利的艺术早在法军入侵意大利之前，便已影响了法国。法国的绘画直到1450年方才崛起，其成熟则表现在法国维勒那夫（Villeneuve）的那幅无名氏所画（现藏于卢浮宫）的《圣殇》。
富凯（Jean Fouquet）在法国绘画史上是第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人。他生于都尔（1416年），曾在意大利研究7年之久（1440—1447年），然后怀着对古典建筑风格的偏好回到法国普桑（Nicolas Poussin）与洛兰（Claude Lorrain）。那时画家们均为古典建筑的狂热信徒——尽管如此，他仍然画出了几幅个性鲜明有力的画像。尤维纳尔·德斯·乌尔森（Juvénal des Ursins）大主教同时也是法国大法官，画上的他显得强壮、严厉而果敢，但缺少政治家的机智。又如这一王朝的财政大臣艾提纳·谢弗里尔（Etienne Chevalier）的画像，显示出一位忧郁人物因无法征税去供应政府的花费而烦恼。此外，尚有受到圣女阿格尼斯·梭蕾（Agnès Sorel）恩护的查理七世画像；而肤色如同玫瑰的圣女阿格尼斯，大师富凯却将之画成两眼低垂，胸脯隆起，凛然不可侵犯的圣母。同时，富凯又为谢弗里尔的《祈祷书》（Book of Hours）画了装饰画，使枯燥的仪式化祈祷沾上了卢瓦尔河谷芳丽的景色。藏在卢浮宫的一枚彩釉大奖章，保存了富凯的自我写照，不像拉斐尔高骑骏马俨如王子，而是一位身穿工作服、热心而谦虚、忧郁却坚决的朴实画匠，眉梢上凝聚着一个世纪以来的贫困。尽管如此，他仍一帆风顺地优游在历代国王之间，最后成为那位主意不定的国王路易十一的御前画师。经过多年的辛劳，他终于成名，但不久即去世。
1422年，查理六世那位受到否认的儿子自封为查理七世。绝望中的法国原对他颇寄厚望，终却失望更深。这位胆怯、懒散而又轻率的20岁青年，配不上他自己宣称的国王封号。他和法国人民一样怀疑自己的合法血统。富凯为他作的画像里，有一张平平常常带些悲戚的脸，低垂下陷的眼睛，及一只过长的鼻子。他战战兢兢地信教，每天要望3次弥撒，绝不让祷告时间空过而忘了朗诵指定的祈祷文。但剩余的时间，他去陪伴他那一长列的情妇，他的原配王后生了12个孩子。他典卖珠宝甚至自己穿的大部分披肩大氅，都用来支援军费、抵抗英国，但他自己厌恶战争，将艰苦战事交给手下的大臣与将军。不幸这批文武大臣既不热心也不警觉，他们彼此之间只会忌妒争吵——只有忠心的让·迪努瓦（Jean Dunois），这位路易的嫡子，奥尔良的公爵除外。当英军南进包围该城（1428年）时，并未遇到一致的抵抗行动，当时秩序一片混乱。奥尔良城位于卢瓦尔河的湾口，当时南部各地对查理七世的效忠态度暧昧，一旦陷落，势将加入北部而使全法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时，北部与南部同时都注视着奥尔良这场战役，并且祈祷着奇迹出现。
法国东界濒临默兹河的一座遥远村庄，也怀着爱国与宗教的热诚参与这场战事。该村农民在信仰与情绪上完全属于中世纪，他们身处凡世却心在超世，他们确信举头三尺有神灵，许多妇道人家甚至发誓说曾见到那些神灵，还对她们说过话。那里的男女，就像全法国乡村一般，都把英国人认作是将尾巴藏在外袍下摆里的魔鬼。流行在那村庄的一种预言说，上帝将在某天派遣一位圣女把法国从这些魔鬼手中拯救出来，而结束这场被撒旦长期统治的战争。栋雷米（Domrémy）的庄主夫人将这个预言偷偷告诉她的教女贞德。
贞德之父雅克（Jacques d’Arc）是位富农，他对这些传说，大概不甚在意。但贞德在这些笃信上帝的村民中却素以虔诚闻名。她喜欢上教堂，热衷于告解，并忙于教区的慈善工作。在她的小花园里，她亲自喂食禽鸟。有一天，她在禁食时，认为自己看见一道异光照在她头上，同时听到有种声音在呼唤：“贞德，做个顺从的好孩子，常常去教堂。”那时她才13岁（1424年），也许由于若干生理上的变化，这位正处于敏感年龄的少女，显得迷惑而神秘。嗣后5年，她所听到的“呼唤声”——她称呼这种幽魂之名——曾多次向她劝告，直到最后仿佛是天使长米迦勒在命令她：“快去救援法国国王，你应助王复国……去瓦库勒尔（Vaucouleurs）见博德里古（Baudricourt）队长，他会引你去见国王。”又一次，她听到那声音呼唤道：“上帝的女儿，你得引导王子前往兰斯，使他在那里荣耀地接受涂油礼与加冕礼。”因为查理七世在未受教会涂油以前，法国上下将会怀疑他的神圣统治权。倘使圣油淋注在他头上，法国便会一致追随他而得救。
经过长时间困扰与犹豫再三之后，贞德终于将这件怪事向父母吐露。她父亲想，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要担负如此重大的任务，不禁大为震惊，他绝不准她这样做，否则要亲手淹死她。为了进一步约束她，他唆使一位年轻村民宣布贞德已答应嫁给他，但遭贞德否认。由于她曾向天上的圣徒们许愿，永葆贞洁并服从他们的训谕，她便逃往其叔父处，求其叔父带她前往瓦库勒尔（1429年）去找那位队长。博德里古队长要这位叔父好好赏给这位17岁的女孩一顿巴掌，并打算将她送回其父母处。但贞德冲到队长面前，并且坚决声称她是奉上帝派遣来帮助查理国王解救奥尔良的。这位老粗队长，被贞德的态度弄得糊涂，态度软和下来。他虽然认为贞德是受到魔鬼蛊惑，但还是派人到希农（Chinon）去征求国王的同意。结果皇室下诏召见，博德里古队长给她一把剑，瓦库勒尔的人民则为她买了一匹马，这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有6位士兵愿意护送她前往希农。可能是为了防范男性侵犯，或为了便利骑马，并为了获取军中官兵的好感，贞德改换男装，穿上军服短褂马裤、绑腿与马刺，还将头发剪短成男孩模样。她镇静而有信心地骑马上路，经过各个城镇时，人们搞不清楚，一面害怕她是个女巫，一面又崇拜她，当她是圣徒。
经过11天450英里的行程之后，她终于见到了查理国王和国王左右的大臣。当时查理国王虽然穿着没有皇家气派的破旧衣服，但贞德立即认出了他（传说是如此），并且向国王敬礼说：“仁慈的殿下，上帝赐您长寿……我名叫贞德，天主借我传示于殿下，您将在兰斯接受涂油与加冕，凡是法国之王，应为天主的代理。”一位那时的随军牧师后来说，她是来确认国王的合法身份的。有些人认为，自贞德与查理初次会见起，她即接受这位教士作为她言论的合法解释人，并照他们的指示向国王建议；在王室的政策制定上，各主教可以通过贞德来更换高级将领。不过，查理对贞德仍有怀疑，便派遣她前往普瓦捷接受有学问之人的考验。他们并未在她身上发现邪恶，又另委派一些妇人检查她的贞洁，结果她们对此也感到满意。她们认定一位贞洁的少女，应有特权作为上帝的役使与传信人。
奥尔良的迪努瓦将军向守军保证说，上帝即将派遣一个人来援救他们。他听到贞德这位圣女，于是存着一半希望，请求朝廷立刻派遣贞德前来。朝廷同意，让贞德骑着黑马，穿着白盔白甲，手里举着绣有法国百合花纹章的白旗，由一群护卫带着准备分给围城人民的粮食，同往迪努瓦将军那里。进入该城（1429年4月29日）并不困难，因为英军并未全部包围，而只是将两三千士兵（少于奥尔良的守军）分派在近郊的十几个要塞。城里的人，欢呼贞德为圣母的化身，虔诚地愿跟随她赴汤蹈火，拥着她上教堂，她祈祷时他们也跟着祈祷，她哭泣时他们也跟着哭泣。士兵们听到她的训话而离绝情妇，拼命地表现他们不再犯亵渎神明之罪。他们中有一位名叫拉·希雷（La Hire）的队长，觉得这事不可能，圣女贞德令他指着指挥棒发誓，以求天断。于是这位加斯孔地方的雇佣兵队长念出了下面这段有名的祈祷：“上帝啊，如果您是加斯孔队长，而拉·希雷为上帝，则拉·希雷为您做什么，求您也同样为他做什么。”
贞德送信给英军统帅塔尔博特（Talbot），建议两军应如兄弟般联盟，同向巴勒斯坦进军，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回圣地。塔尔博特认为这一建议超过了他的权限。几天后城内有批守军，瞒过迪努瓦与贞德，偷偷出城，攻击英军的一座营地。英军奋勇抵抗，击退法军。迪努瓦和贞德这时已听到骚动，上马命令士兵再次出击，结果大胜，迫使英军放弃据点。翌日，法军再度攻击并占据其他两座英军营垒，交战时贞德曾随军深入敌阵。她的肩膀在第二次迎战时，被箭所伤，但裹好伤处，她再次投入战场。这时，纪尧姆·迪斯（Guillaume Duisy）的巨炮将每颗重达120磅的炮弹轰入英军的坚固营垒。贞德并未看到英军营垒陷落及胜利的法军屠戮500名英军士兵的情景。塔尔博特最后认为其兵力不足以围城，因而向北撤退（5月8日）。这时法国举国欢腾，一致承认“奥尔良的圣女”实为上帝的万能。但英军却视其为女巫，同时发誓不论死活都要捉到她。
胜利的第二天，贞德动身往见正从希农前来的国王。后者以一吻来迎接她，并且不顾通过敌区的困难，接纳了她穿过法国向兰斯城进军的计划。法国国王的军队分别在默恩（Meung）、博让西（Beaugency）、帕特（Patay）各地与英军遭遇，结果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令圣女也为之震恐并使这场战役失去光彩的，是法军报复性的屠杀。贞德看到一位法兵在杀害一位英国囚犯，下马双手捧住那位垂死者的头，一面安慰他，一面叫人去请一位听告解的教士。7月15日，国王进入兰斯；17日，他在庄严的大教堂中以盛大的仪式举行涂油礼与加冕礼。这时，从栋雷米村庄赶来的贞德的父亲雅克，看到他的女儿仍然穿着男装，神采飞扬地骑马经过法国的这个宗教首都。他没有放过这个光荣的机会，通过女儿的斡旋，为其村庄争取到免税权。贞德认为其使命已经完成，她想：“倘如上帝乐意，我便可离去，回家与兄弟姐妹去放羊了。”
战争的狂热已注入她的血液。全法国有一半人为之欢呼，视她为神召的圣使，她现在几乎已忘了自己是圣女的身份，而成为一位战士。她约束部属很严，常常恳切地开导他们，禁止部下放荡冶游——这事原已在军中成为习惯。有一次当贞德发现两位妓女陪伴着士兵作乐，她立即拔剑毫不容情地向其中一位妓女猛刺，竟使剑刃断在尸身上。她随同国王领军攻打英军掌握中的巴黎，充当前锋以破除第一线敌方战壕，当攻至第二线时，她大腿中箭，但仍不退却，并鼓舞士兵。这次攻击不幸失败，损失了1500人。于是大家开始责怪贞德的想法；认为祈祷可以打败炮火的想法实在可笑，因为他们的经验一向并非如此。有些忌妒的法国妇女幸灾乐祸地看贞德笑话，指责她不该在圣母诞辰的节日出兵打仗（1429年9月8日）。贞德带着溃败队伍退入贡比涅（Compiegne）城。不料在该处受到勃艮第与英军的联合包围。她勇敢地率军突围，但遭击败。最后她想撤回城内，发现城门已经关闭。她终于被拖下马来，成为卢森堡约翰男爵的俘虏（1430年5月24日）。约翰男爵礼敬地将她先后安置在博略（Beaulieu）与博尔维尔（Beaurevoir）两地的城堡中。
约翰男爵幸运地俘获贞德，这却将他带至危险的困境。他的领主勃艮第的“好人”菲利普公爵要求这份珍贵的奖品，而英方则在敦促约翰男爵将贞德交出，想对她施以屈辱刑罚来驱除贞德那份鼓舞法国人民的魔力。曾因支持英军而被赶出教区的博韦（Beauvais）的主教皮埃·科雄（Pierre Cauchon），这时也受英方派遣，而挟财势兵力之威，与约翰男爵商谈将贞德移交给英国。如此事办成，他可获得鲁昂大主教一职以为报酬。这时控制巴黎大学的约翰男爵，怂恿一批腐儒力劝菲利普以妖女与异端的罪嫌，将贞德交给那一地区教会领袖科雄——贞德就是在那里被俘的。这一建议受到排斥后，科雄再以1万克朗向菲利普与约翰男爵行贿，结果他们仍嫌不足。英国政府于是对北海岸的低地国家实施全面禁运。约翰男爵最富庶的税收来源地佛兰德斯因而面临破产。约翰男爵经不住其夫人与菲利普的恳求，不顾其贤善之名，终于接受贿赂而将贞德交给科雄，然后带往鲁昂。她在那里正式成为宗教裁判所的囚犯，却是由英军看守而被关在鲁昂市长沃里克（Richard Neville Warwick）伯爵辖下的一座堡塔中，双脚扣上脚镣，腰间绑上铁链，系在一根横柱上。
审判从1431年2月21日起，持续到5月30日。由科雄主持，其手下一位教士充当原告，另一位多米尼克派僧侣代表宗教裁判所，再加上40位对教理与法律有研究的人士做陪审。贞德被控为异端。当时教会为制止邪术分子侵染欧洲，早已向神灵宣称要处死异端分子。因此，女巫每因称具有超自然的权力而遭焚死。当时教内外人士曾一致认为，凡是这类人，实际上可能已入魔道，具有超自然的权力。贞德案子的一些陪审员，似乎相信她也如此。据他们判断，贞德否认教会是耶稣在世上的代理者，否定教会的权威，认为比不上她所听到的“呼唤”，由此就可证明她是妖女。这一点根据于是成了当时法庭上大多数人的意见。然而，他们还是被她那种单纯而无邪的回答，及虔诚贞洁的心灵感动。他们都是男人，有时似乎也为19岁少女感到痛惜。她显然是英国恐惧下造成的牺牲品。沃里克以军人的率直性格说：“英国国王为她付出了高价，绝不会让她好死。”有些陪审员主张这事该由教皇来处理——如此可使贞德本人与法庭不受英国的主宰。贞德也表示愿意将自己交给教皇来裁决，但她同时提出的坚决声明害了她。她说：有关信仰的问题，她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威，但关于她服从“呼唤”的所作所为，却深信只有上帝才能裁判。法官们即以此点为异端。这时，由于连续几个月的疲劳讯问，贞德竟被诱签了一份悔过书。待发现她仍被英国司法当局处以终身监禁时，她否定了该悔过书。这时，英军包围法庭，扬言若贞德被免除火刑，他们即索取众法官的性命。5月31日，一些法官集会，终于判贞德死刑。
受刑那天早上，鲁昂市场空地上高堆着木柴。旁边搭起两座平台，一为英国温切斯特的红衣大主教及其高级教士，一为科雄及众法官；另有800英军站立警卫。贞德由载货马车带入，有一位生死之交的朋友教士伊桑贝尔（Isambart）伴送。这时贞德要求一个十字架，一个英兵以两根交叉的木棒递给她，她接受后要求再给她一个受过教会祝福的十字架。伊桑贝尔于是劝使在场官员从圣索沃（St.Sauveur）教堂带一支给她。时已正午，英军不耐烦而骚动。“你想请我们在这里吃午饭吗？”他们的队长吼叫道。这时，他的手下便将贞德从教士手中夺下，带到火刑柱上。这时，伊桑贝尔在她面前举起了十字架，另一位多米尼克派的教士跟她一起爬上柴堆。柴堆点燃，火焰即在她双脚周围升起。这时，她看到那位多米尼克派的教士仍然在侧，催促他离开柴堆到安全之处。她口中呼唤着她听到的“天上之音”、圣者、天使长米迦勒与耶稣，痛苦地受焚而死。英国的一位大臣对此事预先下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他喊道：“我们完了，我们烧死了一位圣徒。”
1455年，教皇卡利克斯特斯三世接受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命令，对贞德受刑的罪证重加审查。翌年（此时法国已经胜利），教会法庭宣布1431年的判决为不当而无效。1920年，教皇本笃十五世终于将这位奥尔良出生的圣女列入教会圣徒之林。
我们不可夸张圣女贞德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没有贞德，可能迪努瓦与拉·伊雷也可解奥尔良之围。贞德那种冒险的攻击战略，虽然赢得某些战果，但也损失了其他方面的收获。英国这时已感到百年战争耗费国力。1435年，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这位英国的盟友，因厌战而与法国单独媾和。他的背叛终于削弱了英国对南部降服诸城的控制。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驱除了外国的驻军。1436年，沦陷达17年的巴黎，最后将英军赶出，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终于还都亲政。
说来奇怪，这位一向游手好闲幽魂似的国王，这时学会了治国统政——选派贤臣，整编军队，惩戒捣蛋的贵族，凡有关国家自由的大事，他都处理。圣女贞德一案固然让他有所感怀，但是查理并未给予一臂之力去救助她，这说明他仍然庸弱。幸得他有位不凡的岳母约兰德（Yolande）时加指点，鼓舞他应接纳贞德并予支持。现在——如果我们相信传统的说法——她终于将国王十年来魂牵梦萦的情人，送入女婿的怀抱。
阿格尼斯·梭蕾是土伦（Touraine）一位乡绅的女儿。她幼时父母双亡，而由洛林的公爵夫人伊莎贝拉抚育长大，教养良好。她在23岁，即贞德死后第一年（1432年）被带往在希农的法国国王行宫，查理迷上了这位栗色长发的佳丽，又爱上她的甜笑，就选她入宫。查理的岳母约兰德也觉得这位女孩温顺听话，想利用她来影响国王，于是力劝其女玛丽接受这位女孩成为她丈夫查理国王的新宠。阿格尼斯·梭蕾至死都一直本分地服侍国王。日后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对此问题极富经验，曾称赞这位“美丽妇人”比隐居的修女对法国贡献更多。查理“从她双唇吸取智慧”，她使查理愧于过去的怠惰、懦弱，变为勤勉奋发。他聚集贤臣良将，使里乞蒙为之治军，让克尔整顿国家财税，重用擅长炮战的布罗将军（Jean Bureau），这位将军曾使顽强的贵族个个慑服，并使英军逃窜到加来港口。
克尔是商业界领袖。他出身寒微，少受教育，但精于计算。在和东部伊斯兰国家的贸易上，他是敢于同威尼斯、热那亚与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竞争且获胜的法国人。他拥有配备良好的7艘商船，雇用囚犯或从街上捕捉流浪汉充当水手，打着圣母旗号航行海上。他积聚了当时法国首屈一指的财富，数目约为2700万法郎。1436年，查理让他负责铸造钱币，不久又要他负责政府的税政与开支。1439年召开的国民议会，由于一致热烈支持查理将英军赶出法国，以一连串有名的法令（1443—1447年）授给国王全法国征税权，包括嗣后佃户付给封建领主的一切税额。政府的税收，现每年已升到180万克朗。从此以后的法国王朝再也不像英国，而能从国民议会的“控制钱袋权力中”脱离出来，并能抵制中产阶级主政的增长趋势。这种全国征税制度，供给了法国战胜英国的基金。但由于国王可以有权提高税额，这一制度又成了王室压榨的主要工具，引起了1789年的大革命。克尔在法国财务工作方面，担任了主要角色，他一面赢得多数人的赞扬，一面也惹起少数有势力者的仇恨。1451年，他被控雇人毒害阿格尼斯·梭蕾（从未获得证明）而遭逮捕，随后就被定罪、放逐，其财产悉数充公——一项借刀杀人的妙计。他逃抵罗马，充当教皇舰队司令，前往解救希腊的罗德斯，结果在希腊希俄斯得病而死，享年61岁（1456年）。
在此期间，由克尔辅佐的国王查理七世，建立了一套平实的货币制度，重建了破碎的村庄，推动了工商业，恢复了法国的经济。他迫令军中解散私人派系，同时改编军队，首次组成欧洲常备军（1439年）。他训谕每一个教区由人民选出精壮市民，免除一切纳税，自备武装，操练武器，随时准备听候国王的命令。后来将英军赶出法国的，便是这些免税的弓箭手。
1449年，法国国王已准备撕毁1444年签订的停战和约。英国又惊又怕，其内部的争斗，已削弱了原有的势力，15世纪英国在法国维持一个没落的帝国，其花费正与20世纪在印度一样高昂。1427年，法国花费了英国6.8万英镑，却只带给英国5.7万英镑的收入。英军奋勇作战，但不够聪明。他们长久依赖弓箭手与木桩，在克雷西与普瓦捷之战中曾阻挡过法国骑兵的战略，但在福尔米尼（Formigny）一役（1450年）用来对抗布罗指挥的大炮，却无所施为。1449年，英军自诺曼底大部分地方撤退。1451年，他们放弃了都城鲁昂。1453年，英军统帅塔尔博特大将在卡斯蒂永（Castillon）战败被杀。波尔多城投降，整个吉耶尔复归法国所有。这时英军只保有加来港口。1453年10月19日，英法两国签订了结束百年战争的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