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之父

1302年，贵族的黑党（Neri）以武力夺取了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的政权，随后便把但丁和其他中产阶级的白党（Bianchi）驱逐出境，同时这个胜利的寡头政治执政团还控告一位白党的律师彼特拉克伪造文书。彼特拉克指责此控告的目的在于结束其政治生涯，于是拒绝出庭受审。由于拒绝出庭，他又被加罪——处以巨额罚金或砍断右手，听其自择。在此情形下，他仍然拒绝出庭，于是被逐出佛罗伦萨，财产也被全部没收。这时，他携妻逃往意大利中部城市阿雷佐（Arezzo）。两年后，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co）（后来他为了声调动听而把Petracco改为Petrarca，英文为Petrarch）在此出生了。

阿雷佐这座小城，在占优势的保皇党（Ghibelline）——此党在政治上，对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诸皇帝的效忠远甚于对罗马教皇的效忠——的统治之下。14世纪，阿雷佐经历了意大利城市所遭遇到的各种灾难。教皇党（Guelfic）的佛罗伦萨——支持教皇对抗皇帝以争取在意大利的政治权威——已于1289年，在阿雷佐的坎帕尔迪诺（Campaldino）把但丁打败了；1340年，13至70岁的阿雷佐保皇党员均被逐出境；到了1384年，阿雷佐便永远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之下了。古代罗马政治家和诗人米西奈斯（Maecenas）生于该城；15世纪和16世纪，使文艺复兴闻名的乔吉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和使之得到恶名的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也诞生于此城。意大利的每个城市几乎都习惯于产生天才，随后又将其驱逐出境。

1312年，彼特拉克匆促北行，去迎驾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七世。

他自信自己将解救意大利，或至少能解救意大利的保皇党。其自信一如当年的但丁，于是他举家迁往意大利西北部的比萨（Pisa）城，等待佛罗伦萨的教皇党的覆灭。

比萨城在当时仍是意大利最辉煌的城市之一。1284年，其舰队败给热那亚人，导致领地减少和商业范围的缩小；而境内教皇党和保皇党之争，使该城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摆脱佛罗伦萨帝国式的控制。但比萨城英勇的公民引以为荣的是：由大理石做成的庄严宏伟的天主教堂、高耸的钟塔、著名的圣坎普公墓（Campo Santo），或称圣场（Sacred Field），其中心的方院由来自圣地（the Holy Land，今巴勒斯坦）的泥土填成，而其墙上的壁画则在不久之后由乔托（Giotto di Bondone）的学生洛伦泽蒂（Lorenzetti）兄弟几人所绘，其雕刻成的墓碑则令死者不朽。在比萨大学建立后不久，有位聪明的法学家巴尔托鲁（Bartolus）采取罗马的律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但他在法学上所用之措辞过于晦涩、冗赘，以致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所诟病。

神圣的罗马皇帝亨利七世在未及决定是否做罗马皇帝之前就丧命（1313年）。意大利的教皇党员欢欣鼓舞；而彼特拉克，考虑到自己及家人的安全，偕其妻及一女两子，迁入罗讷河（the Rhone）沿岸的阿维尼翁（Avignon）。该地新建的教廷和急速增加的人口，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沿着海岸航行到热那亚，这些城镇像皇冠一般坐落于峭壁的边缘，笔直而下即蓝绿色的海面；这位青年诗人说这种景色“更像仙境而不似人间”。

他们发现阿维尼翁城被显要人物的浮华风气充斥，于是迁到其东北15英里的卡庞特拉（Carpentras），在那里，弗朗西斯科（即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之名）度过中年无忧而快乐的岁月。当他被送往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和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Bologna）学习法律时，这种欢乐幸福的日子就结束了。

他本该喜欢博洛尼亚的，这是一座大学城，充满着学生欢聚之乐，学风很盛且追求独立的思想。14世纪，这里首先讲授人体解剖学的课程。这里的女教授，如诺维拉·安德烈亚（Novella d’Andrea），是如此的动人，以至于有一种极具幻想色彩的传统说法：她讲课时戴着面纱，避免学生因她的美色而分心。博洛尼亚是首先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束缚，并宣布自治的城市之一；上溯到1153年，它就已自选统治者或市长，并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但在1325年（彼特拉克正在此城），它却被意大利北部的摩德纳（Modena）击败，不得已只能向教廷寻求庇护，并在1327年接受一位教皇的代理主教为其统治者。

彼特拉克崇尚博洛尼亚城的精神，但不喜欢法律条文。在法学的论著里，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无数有关罗马古人的引证”，而并不志在研究法律。他阅读所能找到的一切罗马古代名人如维吉尔、西塞罗和塞涅卡等人的作品。他们为他打开了哲学和文艺的新世界。他开始模仿他们的思想，渴望像他们一样写作。当他的父母过世（1326年）时，他放弃了法律，回到阿维尼翁，沉湎于古典诗和浪漫之爱中了。

他告诉我们：在1327年的耶稣受难纪念日（Good Friday），他看见了一位妇人。她那种难以抑制的魅力激发了他的灵感。他以动人的细节来描写她，但却严格保密她的身份，以至连他的朋友都以为此妇人只是虚构的人物，而把他所有的热情当作诗人的特权。但在他所收集的维吉尔诗集——今藏于米兰（Milan）的安布罗西安（Ambrosian）图书馆中——的扉页上，仍可见到他于1348年所写的几句话：

劳拉（Laura），品德超群，因我的诗歌而闻名，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之后1327年4月6日第一次祈祷时间中，在阿维尼翁的圣克拉拉（Santa Clara）教堂里。在1348年，在同一城，同一月，同一天（第六天），同一次祈祷（第一次）的时间中，那支灯光从我们的时代里被取走了。

这个劳拉是谁？1348年4月3日，在阿维尼翁有张遗嘱被归档保存，立嘱人为劳拉·德·萨德（Laura de Sade），此人是乌格斯·德·萨德（Hugues de Sade）伯爵之妻，生了12个孩子；这位诗人的情人可能就是这位贵妇，而她的丈夫可能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性虐待狂的远祖。在佛罗伦萨城洛伦提那（Laurentian）图书馆现藏着一幅马蒂尼（Simone Martini）所画的小画像，相传是彼特拉克所钟爱的劳拉。画像上的人物有着纤细优美的脸庞、精致的嘴唇、挺直的鼻梁、阴郁的眼睛，暗示出忧郁而娇羞。

我们不知道，当彼特拉克首次见到劳拉时，她是否已婚，或早已是一位年轻的母亲。然而，她宁静地接受他的爱慕，而与他保持一段距离，对他的热情给予克制性的鼓舞。日后他对耽于肉欲生活的自责及对于单恋的纯洁情感的怀念，暗示了他曾对她一往情深。

在此期间，他住在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吟游抒情诗人之乡。彼特拉克像一个世纪前年轻的但丁一样，不知不觉间，也成为一名吟游抒情诗人，并将其热情灌注于上千的诗篇章节中。写诗是当时很流行的消遣。在书信中，彼特拉克抱怨道，不但律师、神学家，甚至他的男仆也写诗；他怕不久“连牛也会像吟诗般地鸣叫了”。从自己的国家，他承袭了十四行诗（Sonnet）的形式，并将之凝结成繁复的押韵诗体，而该诗体数世纪以来使意大利诗定了型，且妨碍其发展。在此后的21年中，他写了207首十四行诗和各种各样其他的诗，都是以这位活泼的、有教养的劳拉为题材。这些手稿被收集成诗歌集，引起了意大利的青年、壮年和僧侣们的注意。

诗人意识到，除了在教会求上进外，别无他途，于是接受了圣职和次级神品（minor orders），并谋求教俸——没有一个人对这些事实会感到惊讶。当劳拉得知她的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嘴唇等部位在意大利东部的亚得里亚海至罗讷河之间广被传颂时，她也许会因害羞而脸红，甚至会因兴奋而感动。在从灾难中获救的世界文学里，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样多变化而丰富的内容，或用如此苦心的技巧，来详细说明爱的情绪。在彼特拉克的诗里，奇思妙想伴随着一阵阵的爱情火焰，神奇般地被整合成为有韵律、有生气的诗章：

而后

纵使铁石心肠者

见吾诗后

任其冷酷无情

心也在叹息中燃烧

化为灰烬！

意大利人以所曾听到过最为优美的音调为其谱曲——精微、优美、和谐，闪烁着生动的意象，有时甚至使得但丁的作品都显得粗率而不悦耳。的确，这种爽快悦耳的语言——母音胜过子音——已达到完美的高峰，甚至时至今日，仍无人可以超越。外国人可以翻译其思想，但谁能翻译其音韵？——

在光辉的国土，灿烂的思想之境域中，

是否自然已发现了模特儿的模样，

以之为典型，画出优美迷人的偶像，

在凡间可凭此见到天堂塑造之容颜？

常到山泉的森林女神追寻于小丛林，

她那金黄色的鬈发随着阵阵风儿飘扬，

追寻什么？哪颗心知道如此完善的形象？

虽然她主要的完善之处充满我的死亡。

从未凝视她那完美眼睛的人，

见不到那生动的蓝眼珠发光闪闪，

不知道会屈服和拒绝的是爱神，

他要寻找天堂的完美，也就枉然；

知道她的说笑甜美的人，

就会知道她的叹息多么甘甜。

彼特拉克的诗，他悦人的才智和他对妇女、自然界、行为、文学、艺术之美的感受力，使他在文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他对阿维尼翁教会道德的谴责，并没有阻止伟大的圣职者——像贾科莫·科隆纳主教（Bishop Giacomo Colonna）和其兄弟乔万尼·科隆纳红衣主教（Cardinal Giovanni Colonna）——给予招待和赞助。像我们大部分人一样，在他厌倦和被遣之前，他享乐且原谅自己；在他写十四行诗给劳拉期间，他和一个情妇调情，并生有两个私生子。他有闲暇旅游，而且显然地，也有很丰裕的财源；我们发现他于1331年在巴黎，然后在佛兰德斯和日耳曼，并于1336年在罗马成为科隆纳家族（the Colonnas）的座上客。古罗马公所（the Forum）之毁使他感慨万千。他曾先后请求五位教皇离开阿维尼翁，回到罗马来。然而，最终他自己离开罗马，回到阿维尼翁。

在旅行期间，有7年之久他住在科隆纳红衣主教的宫殿里，在那儿他接触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好的学者、教士、律师和政治家，并向他们传达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但他愤恨阿维尼翁城圣职买卖的腐化、教会诉讼的耗时、红衣主教和高等娼妓间无耻的勾当及基督教对世界信仰的改变。1337年，他在沃克吕兹（Vaucluse）——闭谷（Closed Valley）——买了一栋小房子，位于阿维尼翁东面15英里处。人们惊奇地发现那个小茅屋傍崖而建，该崖则为大块的峭壁所压，索加河（the Sorgue）平静的流水抚吻其间。彼特拉克向卢梭（Jean-Jaques Rousseau）预示的，不仅是他在爱情上错综复杂的情绪，而且也从自然界的景色中获得了乐趣。

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多么希望你能体会我从独自漫游于山中、林间、溪畔所得到的无比快乐！”1336年，他仅仅为了运动、欣赏风景和满足胜利的虚荣心，而养成爬山的习惯。现在他隐居服格罗斯，穿得像个农夫，垂钓溪畔，懒洋洋地在两个花园中工作，以“一狗两仆相伴而自足”。他唯一的遗憾（因为他对劳拉的热情已经尽耗于诗作的追求上）是离意大利太远、离阿维尼翁城太近。

站在那里，他摇撼了半个文学界。他爱写长信给他的朋友、教皇和国王、已死的作家和未出生的后代。他把信件的原稿保存下来，在风烛残年时，他以修改这些信件以求死后有出版的光荣来自娱。这些书信，活泼有力，但几乎不再是西塞罗风格的拉丁文，而是他写下的最有活力的遗作。其中有些对教会的批评过于苛刻，彼特拉克将之秘密地保存起来，直到去世。以表面的诚意，他接受了天主教的完整教义，但在心灵上他却与古人生活在一起；他写信给荷马、西塞罗、李维（Livy），好像他们是尚健在的朋友，他也抱怨自己未能生在罗马共和时期的英雄时代里。习惯上，他把他的一位笔友称为列尔留斯（Laelius），而称另一位为苏格拉底。他鼓励其友去寻找拉丁、希腊文学的遗失手稿，去抄写古代的铭文，去收集古代的钱币，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献。他促成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他实践了他所倡导的事业：在旅游中，他寻找并购买了古典版本，视之为“比阿拉伯人或中国人所给的商品更有价值”；他亲手抄录了买不到的手稿；在家里，他雇了抄写者。他以从希腊带回来的荷马作品自豪，并乞求赠送者致送一本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而且将一本维吉尔的抄本视为随身携带的手册，并在扉页上记下他这位好朋友事业上的成就。中世纪保存了许多异教的古典文学，而其中一些被中世纪的学者所喜爱。但彼特拉克从这些作品的参考书目中知道无数名著已被遗忘或误置了，寻回（或恢复）这些名著成为他的工作动力。

勒南（Renan）称他为“第一位现代人”，因为他“启发了浸淫在拉丁文化中的西方人，让他们对古代文化产生亲切的感情”。这并不适合当作“现代”一词的定义，它并非仅仅是古典世界的再现，而是以自然取代超自然，来作为人类关心的焦点。就此意义而言，彼特拉克也配得上这个附在其名字之后的形容词“现代”；因为他虽然很虔诚，有时会为来世而忧虑，但他对恢复古物的兴趣则培养了文艺复兴时代重视人和现世、重视合理的享乐及以人类全体的光荣取代个人之不朽的观念，并改变了他自己对于中世纪的观点。在他的对话录《沉思录》（De Contemptu Mundi）里，他让圣奥古斯丁对此详加说明；但在这些想象的对话中，他使自己成为世俗文化和尘世声名的维护者。虽然但丁死时，彼特拉克已17岁，但一道深渊却划分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一般人都同意他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第一个以简洁有力的文辞来表示人类有权去关心他自己的生活、去享受和赞美生活的完美，去劳动以便有功于后代子孙的思想者。他是文艺复兴之父。 FKUy/qc3unYDmq2H6NMwyBVxTzxXQo/DVsdAR3V2RcADXusxWmY9Rddlmj8/rR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