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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反对异教的议论是伟大的历史性辩论中的最后一次反驳。异教的存在，就道德意义而言，主张快乐沉溺于自然的欲望中；就宗教意义而言，它只存在于被教会宽恕或接受、改变的古代典礼和习惯之中。对圣徒亲密而信任的崇拜，代替了对异教神祇的膜拜，满足了简单或诗意之心灵的多神主义。伊希斯（Isis）和何露斯（Horus）的神像改名为玛利亚和耶稣；罗马的丰收节和爱色斯涤净节变成了圣诞节；圣诞节庆典取代了农神节狂欢，五旬节（Pentecost）取代了花神节，万灵节（All Souls’ Day）取代了古代纪念死者的节日，基督的复活取代了阿提斯的复活。异教祭坛改而奉献给基督教的英雄以香烛、鲜花、游行行列、礼服、赞美歌等，在古代典礼中为人们所喜的东西，均被基督教会的仪式所吸收和净化；贡献牺牲的祭礼，则升华成弥撒这种精神上的祭礼。
奥古斯丁不赞成对圣徒的崇拜，并且以类似后来伏尔泰（Voltaire）在费内（Ferney）的小教堂贡献祭礼时说话的口吻说：“让我们不要将圣徒看成神，我们不希望模仿那些崇拜死人的异教徒。让我们不为他们建立庙宇，也不为他们设立祭坛，而让我们以他们的遗物设立一个奉献给唯一的神的祭坛。”然而教会还是聪明地接受了民间神学不可避免的神人同性论。教会先是抵制，然后妥协进而利用，随即开始滥用殉教者的声名和遗物。教会反对偶像及对偶像的崇拜，并警告信徒说，这些东西只能当作象征物崇拜；但是公众的热诚推翻了这些警告，进而过度崇拜，这引起了拜占庭反对崇拜偶像者的不满。教会指斥魔术、星象学和预言，但是中古文学如同古代文学一样，充满这些东西。不久后，人们和祭司便以十字架为符咒驱逐恶魔。接受洗礼的人必须先驱邪，洗礼时须完全脱光衣服浸入水中，以防恶鬼藏在衣服或装饰物中。以往在医神阿斯库拉皮乌斯（Aesculapius）各庙宇中为人渴求的梦中治疗，现在又可于罗马的圣科西玛斯（St.Cosmas）和圣达米安（St.Damian）圣殿中看到，随后又散布到一百余个圣殿。这类事情，并不是祭司们腐化了普通民众，而是人们劝使祭司这样做。要感动普通人的灵魂，只能通过感官及想象力、典礼及奇迹、神话、恐惧以及希望。任何宗教如不能给他这些东西，便会遭到拒绝或改造。在战争和荒芜、贫穷和疾病之中，很自然地，心怀恐惧的人能在小礼拜堂、一般教堂、大教堂、神秘的光和令人欣喜的钟声、游行、节庆和多彩多姿的典礼之中得到庇护和安慰。
教会屈从于一般人民的这些需要，才得以灌输另一种新的道德。安布罗西曾试图根据坚忍主义拟订基督教的道德，使西塞罗改信基督教以达到其目的；在中古时代的伟大基督徒身上，从奥古斯丁到萨佛纳罗拉（Savonarola），自制和不妥协的操守，这种坚忍主义的理想，塑造了基督徒的典范。但是如此的道德不是一般人的理想。他们对坚忍主义者已有太多经验；他们曾见过这一严肃的道德使得半个世界为血所污；他们希望更温柔、更平静的生活方式，以使人们生活于安定及和平之中。在欧洲历史上，人类的老师首次宣扬一种新道德—仁慈、服从、谦卑、忍耐、慈悲、纯洁、贞操和温柔——这些美德可能源自教会平民化的社会出身，这些美德为妇女所乐于接受，同时它非常适于使道德败落的人民恢复秩序，驯服习于抢劫的蛮族，中和一个堕落的世界中的暴乱行为。
教会的改革在性方面力度最大。异教容忍妓女的存在，以减轻一夫一妻制的严酷；教会则严厉谴责妓女，而且毫不妥协，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遵守同一忠诚标准。教会并未完全成功，但它提高了家庭道德水准，而妓女继续存在，变得偷偷摸摸、更为堕落。也许为了平衡放肆的性本能，新的道德将贞操夸大成随时萦绕脑际的一种意念，并认为结婚生子不如终身守贞或独身。教会的神职人员花了相当时间才能了解，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在不生育的原则下长久存在。但是如果我们记起罗马戏剧的诲淫，某些希腊及东方庙宇的宣淫，广泛的堕胎和杀婴，庞贝古城墙壁上的春宫画，希腊及罗马颇为普遍的鸡奸，罗马早期帝王的滥淫，卡图卢斯（Catullus）、马提尔（Martial）、塔西陀、尤维纳尔等人著作中反映出的上层社会的淫荡，我们便可以理解这种严厉。基督教会最后获致一个较为健康的观点，对于肉欲之罪，采取了宽恕的态度。然而在同时，结婚生子和家庭的观念就受到了某些损害。最初几个世纪中，许多基督徒认为，如果抛弃父母、配偶或子女，避开人生的责任而疯狂追求自我救赎，那么就可以更完全地为上帝效劳——或者更容易地逃避地狱。
但是基督教会使婚姻拥有庄严的典礼，并使它从一种契约关系升华为一种圣礼，从而加强了家庭的地位。教会使婚姻无法解除，从而提高了妻子的安全感和尊严，它鼓励在无望中的忍耐。有一段时间妇女的地位受到损害，因为有些教父认为，妇女是罪恶之源和撒旦的工具，但是由于圣母受到了种种尊崇，妇女因此也得到了一些补偿。教会在接受了婚姻制度后，即祝福母亲多子多福，并且严禁堕胎或杀婴。可能是为了阻遏这种恶习，教会的神学家们将没有受洗而去世的小孩打入永恒黑暗的深渊。由于教会的影响，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终于在374年下令将杀婴罪定为死刑。
教会并未谴责奴隶制度。不论罗马人或蛮族的正统教派和异教徒，均认为奴隶制度是正常而无法废除的。少数哲学家对此提出抗议，但是他们自己也有奴隶。基督徒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并不能与安东尼·庇护或马可·奥勒留两位皇帝的立法相比。异教法律规定任何与奴隶结婚的自由女人为奴隶；君士坦丁大帝的法律则判此种妇女被处决，而该奴隶被活活烧死。格雷先皇帝下令，任何奴隶控诉其主人叛逆罪以外的任何罪，应受到立即烧死的处罚，该奴隶的指控是否有根据，均不会被考虑。虽然教会接受奴隶制是战争法的一部分，但是它比当时任何组织都更尽力地去减轻奴隶制的害处。教会由教父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可能是就法律及道德上的权利而言。教会对于这个原则的遵行，反映为它接受各色人参加圣餐仪式，虽然没有一位奴隶可以被授予祭司职位，但即使最穷的自由人，也可能在教会中获得很高的地位。教会拒斥异教法律中对自由人与奴隶受害之间的区别。它鼓励释放奴隶，并使释放奴隶成为一种赎罪或庆祝好运气的仪式，或接近上帝审判席的方式。教会花费了大笔金钱，将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基督徒自奴隶身份解救出来。然而在整个中古时期，奴隶制度继续存在，后来奴隶制度的消失，并未得力于教会的协助。
教会在道德上最突出的一点，是其广泛的慈善工作。异教徒的皇帝，均以国家资金救济贫穷家庭，异教徒的富人，也资助他们的随从和穷人。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像基督教会那样从事救济工作。教会鼓励对穷人的遗赠，但是须由教会负责执行。虽然也存在一些弊病和盗用公款的情况，但是教会广泛地展开这一工作，甚至尤里安皇帝因为妒忌也开始效法它。教会协助寡妇、孤儿、病患、犯人、遭受自然灾害者。教会经常插手保护下层民众，使他们免于过度的剥削或赋税。在许多情况下，祭司们晋升主教后便将所有财产给予穷人。基督徒如法比奥拉（Fabiola）、波拉、梅兰尼亚等妇女，均将财富用于慈善工作。教会或富有的俗人，效法异教的疗养院（valetudinaria）而成立公共医院，其规模确属空前。巴西勒曾建立一家著名的医院，并于卡帕多恰的恺撒里亚，成立第一家麻风病患救济院。在朝圣路途沿线兴起了“塞诺多希亚”（xenodochia），即旅者客栈，尼西亚会议规定每个城市均应设立一个塞诺多希亚。寡妇应召分配救济物，使她们孤独的生活具有新的意义。异教徒对基督徒坚毅地照顾遭受饥荒或疫病的城市中的病患之义举颇多赞扬。
在几个世纪中，教会为人们的心智做了什么工作呢？罗马的学校仍然存在，教会因此认为知识启蒙工作并非其职责。教会对情感的重视高于理智，就此意义而言，基督教是对传统理性的一种浪漫式反动，卢梭（Rousseau）只是另一位奥古斯丁而已。基督教深信，要生存就须有组织，组织需要基本原则及信仰上的一致，并且绝大多数的信徒都期待由权威树立的信仰，因此教会以不能动摇的教条界定其教义，认为怀疑是种罪，并且与人们流动性的理智及易变化的观念，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教会声称，因为神的启示，它已找到起源、本质及命运等老问题的答案。307年，拉克坦提乌斯写道：“凡是接受了《圣经》有关真理的知识教导的人，都知道世界的起源和结束。”基督教将人类关心的轴心从这个世界转移到下一个世界，此后就正式提出超自然的解释，因此消极地阻止了对自然原因的探讨。希腊科学界在过去七个世纪所促成的许多进步，都被牺牲，让位给《创世记》的宇宙论和生物论。
基督教是否带来了文学上的衰敝？大多数教父均反对异教文学，认为它为魔鬼的多神主义及沦落的道德所渗透，但是最伟大的教父仍然喜爱古典文学，福图纳图斯、普鲁登提乌斯、圣哲罗姆、西多尼乌斯及奥索尼乌斯等基督徒均立志模仿维吉尔的韵文或西塞罗的散文。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克里索斯托姆、安布罗西、圣哲罗姆及奥古斯丁等人，即使在文学上而言，其重要性也超过同时代的异教徒——阿米阿努斯、叙马库斯、克劳狄安、尤里安。但是奥古斯丁以后散文便没落了，作为古文的拉丁文取代了一般口语的粗鲁词汇和粗心的文句结构。拉丁韵文有一阵子堕落成拙劣的诗，其后才又重塑新形式变成庄严的赞美诗。
文化后退的基本原因不是基督教，而是蛮族习俗；不是宗教，而是战争。蛮族入侵的浪潮毁灭或淘空了城市、修道院、图书馆、学校，使学者或科学家无法从事其工作。如果不是基督教会为这个崩溃中的文明维持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则其破坏可能更为严重。安布罗西说：“在世界的动乱之中，基督教会毫不动摇，波浪不能撼动它。而在其周围，每件事物都是陷于可怕的混乱，它向所有遭遇海难的人提供一个平静的港口，使他们得到安全。”事实上确实如此。
罗马帝国曾使其科学、经济文化及权力达于古代的顶峰。西罗马帝国的败落、贫穷的蔓延及暴乱的扩大等，需要有某种新的理想和希望，以使人们在苦难中有安慰，在劳役中有勇气：一个权力的时代让位给一个信仰的时代。直到文艺复兴，财富及骄傲才再度恢复，理性才拒斥信仰并舍弃天堂，奔向乌托邦。但是如果理性不幸失败，科学不能找到答案，无力改善良心而仅使知识和权力衍生，那么这丝毫无益于人类；如果所有乌托邦残酷地因强者对弱者不变的虐待而崩溃，则人们便可了解，为什么他们的祖先，一度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的野蛮中，背弃了科学、知识、权力和目的，而投入谦卑的信仰、希望和慈善之中，并历时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