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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出生地北非，是种族和信仰混杂的地方，普尼克和努米迪亚族的血液与罗马人的血统相混。奥古斯丁本人即混有各种血统。许多人都说普尼克语——迦太基的古腓尼基语（Phoenician）——因此奥古斯丁担任主教时，仅能任命能够说这种语言的祭司。多纳图派向正统教派挑战，摩尼教派则向两者挑战，显然大多数人仍是异教徒。奥古斯丁的诞生地是努米迪亚的塔加斯特（Tagaste）。他的母亲圣莫妮卡（St. Monica）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的一生都花费在照顾她任性的儿子和为他祈祷上。他的父亲是位财产不多而又没有什么原则的人，莫妮卡耐心地忍受他的不忠实行为，因为她相信这种行为不会持续太久。
奥古斯丁12岁时被送往马杜拉（Madaura）入学，16岁时到迦太基接受高等教育。萨尔维安不久后将描述非洲是“世界的污水池”，而迦太基又是“非洲的污水池”。因此莫妮卡给儿子的临别赠言是：
她命令我，非常热切地警告我，不得与人通奸，尤其是我绝不能污辱任何有夫之妇。这些话对我而言只不过是妇人之见，我真听从的话未免可耻……我如此盲目轻率，以致在友辈中，因为行为不及别人无耻而感到羞耻，他们曾经大言不惭地夸耀他们的粗野行为；他们还炫耀他们比我更为兽性。我很高兴去做这种事，并不只是为了行为本身给予我的快乐，而且也是为了得到赞扬……当我缺乏机会去做一件恶事以与其他人比恶时，我便伪称我做了没有做过的事。
他在学习拉丁文方面颇有成就，在修辞学、数学、音乐和哲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不平静的心却能专心一致地寻求知识”。他厌恶希腊文，从未学精希腊文学，但他对柏拉图很是着迷，而称他为半神，当他皈依基督教后，仍然还是柏拉图的信徒。他在逻辑和哲学方面所受的异教训练，使得他成为基督教会中最精深的神学家。
毕业后，他回到塔加斯特教文法，然后又到迦太基教修辞学。他16岁时，家人忙着为他找个太太，他却希望找个情妇——这是为异教道德和罗马法律所许可的，由于尚未受洗，道德方面可以随意。与人姘居对他而言是一种道德上的前进，他舍弃了滥交，并且似乎对他的情妇颇为忠实，直到两人于385年分开。382年他还是18岁的少年，便做了一个儿子的父亲，他曾称这个儿子是“我罪之子”，但是通常称之为“阿德奥达图斯”（Adeodatus）——上帝的礼物。他后来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从未令他远离身边。
29岁时，他离开迦太基准备前往罗马。他的母亲唯恐他死时仍未受洗，请求他不要到罗马去，但他坚持要去，她只好请求他将她一道带去。但是在码头，他留她在教堂中祷告，一个人坐船离去。他在罗马教了一年修辞学，但是学生们将他的学费骗去，他只好申请到米兰当教授。叙马库斯考了考他，同意了，并将他送到米兰，他勇敢的母亲在这里赶上了他，并劝他一同跟她去听安布罗西的布道。他受到这些布道的感动，会众所唱的圣诗更大大影响了他。同时，莫妮卡劝使他接受结婚的观念，并使时年32岁的他，与一位有钱而年纪很轻的女人订婚。奥古斯丁同意再等两年，等她满12岁。首先他将情妇送回非洲，结果她在修女院埋葬了她的悲哀。几个星期的节欲令他心神不安，不但拒绝结婚，他又找了另一位情妇。他祷告说：“给我贞洁，但不是现在！”
在这一切分心的事务中，他还是找时间研究神学。他开始时曾怀着母亲的那种单纯信念，但是在校时已自负地将它抛弃。有9年时间（374—383年）他接受了摩尼教的二元论，作为对充满善与恶的世界的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有一段时间他迷恋怀疑论，但他太富于感情，而无法长时期从事抽象的研究。在罗马和米兰时，他曾研究过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新柏拉图学派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他的哲学，并且通过他主宰了直至阿伯拉尔（Aberlard）时的基督教神学。它也成为奥古斯丁走入基督教的门径。安布罗西曾建议他去念《圣经》，但是遵照保罗的提示“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奥古斯丁发现象征式的解释，可以去除他所获得的关于《创世记》的幼稚想法。他阅读了保罗的书信，觉得保罗就像他自己一样经历了千万种疑虑。保罗最后的信念，并非抽象的柏拉图式道，而是已变成人类的上帝的道。有一天，当奥古斯丁与朋友阿利庇乌斯（Alypius）坐在米兰一座花园中时，他耳朵里似乎有一个声音不断地说着：“拿起念，拿起念。”他再打开保罗的书信，读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拥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文字对奥古斯丁而言，促成了他感情和思想的重要演变。在这种奇妙的信念中，确实有某种比哲学家的逻辑更为温暖、更为深邃的东西存在。基督教对他而言，是情感上的深深满足。舍弃了理智上的怀疑论后，他平生第一次发现了道德上的鼓舞和心理上的平安。他的朋友阿利庇乌斯也承认自己有同样的归顺体验。莫妮卡接到他们投降的消息后，她的心融化于感激的祷告中。
387年复活节，奥古斯丁、阿利庇乌斯和阿德奥达图斯一起接受安布罗西的洗礼，莫妮卡欣喜地立在一旁。四人决定前往非洲去过修道生活。莫妮卡死于奥斯蒂亚，她深信可以与儿子在天堂团聚。抵达非洲后，奥古斯丁售卖了他继承的家产，将所得分给穷人。然后他、阿利庇乌斯及一些朋友组成了一个宗教会团，在塔加斯特过着贫穷、独身、读书和祷告的生活。奥古斯丁修道会成为西方最早的修道团体。
389年，阿德奥达图斯逝世，奥古斯丁非常悲痛。工作和写作是他唯一的安慰。391年，希波（Hippo，今朋尼）的主教瓦勒里乌斯（Valerius），请他协助治理其教区，并授他祭司之职。瓦勒里乌斯常请他代表布道，虽然会众不一定了解他布道的内容，但是他的能言善辩给会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波是一个约有4万人口的海港，有一座天主教教堂，多纳图派教堂也有一座，其余的居民都是摩尼教徒或异教徒。摩尼教的主教福图纳图斯（Fortunatus），原先是当地的神学领袖，多纳图派与天主教徒联合起来促请奥古斯丁与他进行辩论，他同意了。连续两天，这两位新奇的斗士在索西乌斯的巴特斯于蜂拥而至的群众面前唇枪舌剑。奥古斯丁获得胜利，福图纳图斯离开了希波，从此再没有回来过（392年）。
4年之后，瓦勒里乌斯以自己已年老为由，要求会众选举继承人，奥古斯丁受到一致的推举，虽然他抗议、哭泣，要求让他返回修道院，还是被说服了。此后的34年间，他担任希波的主教直至去世，从这里他影响了整个世界。他选了一两名执事，并从修道院带来两名修道士协助他。他们在主教住宅里过着修道院式和共产的生活，奥古斯丁有点不能了解为什么他的一位助手去世后竟能遗下一笔相当的财产。他们都是过着素食的生活，将肉留给客人和病人。根据记载，奥古斯丁既矮又瘦，身体从未健壮过；他曾抱怨肺部不舒服，并且因为寒冷受了很多苦。他非常敏感，容易激动，想象力丰富但是有点病态，智力精微而富弹性。除了固守教条、有时不够容忍，他确实具有许多可爱的性格。那些跟他学习修辞学的人，都接受他的指引而信奉了基督教。阿利庇乌斯一直跟随着他。
他就任主教后不久，便展开与多纳图派的终身战斗。他建议与他们的领导者进行公开辩论，但没有几个人敢于接受。他也邀请他们举行友好会议，起初遇到的是沉默，其后是侮辱，最后是暴乱。在北非的几位天主教主教遭到袭击，有些攻击行动似乎是要取奥古斯丁的性命，但是我们不知道多纳图派方面对于此事作何说法。411年，皇帝霍诺留在迦太基召开会议，以平息多纳图派引起的争论。多纳图派方面有279位主教参加，天主教方面也有286位主教与会——不过所谓主教在非洲只不过是一个教区的祭司而已，皇帝的特使马塞利努斯（Marcellinus）在倾听双方的意见之后，下令多纳图派不得再举行任何集会，必须将所有教堂交给天主教。多纳图派的答复是不择手段的暴乱行动，据说还谋杀了希波的一位祭司雷斯蒂图特乌斯（Restitutus），并且杀害了奥古斯丁的第一位助理。奥古斯丁敦促政府当局严格执行命令，他收回了早先的看法：“任何人均不得被迫信仰基督……我们只能用辩论去争取，只能以说理令人信服。”他得到结论：基督教会是所有人的精神之父，因此，为了儿子着想，教会应该享有父母亲鞭打逆子的权利。他认为宁可令少数多纳图派受苦，也不能使所有人因为不使用强制手段而趋于毁灭，同时他一再请求政府官员不要对异端分子施行死刑。
除了激烈的斗争和对教区的治理之外，奥古斯丁都是住在“心灵的国度”（Country of the Mind），从事写作。几乎每天他都写一封信，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仍然很大。单是他的布道词，就可以装成几册。虽然有些布道词，刻意以相对和平行的句子修饰，也有瑕疵，但许多都用简朴的文体来讨论当地和暂时性的问题以适应那些不识字的会众的需要，这其中大部分都引起了由神秘热诚和深刻信仰融合而成的崇高雄辩。他的头脑经过逻辑训练，非常灵敏，因此不可能限于教区中的问题。在一篇篇论文中，他试图以理性来调和教会的各种教条，他认为在一个破落和暴乱的世界中，教会乃是秩序和正当行为的唯一支柱。他知道三位一体论对理智是种阻碍。连续15年，他一直写作他最有系统的作品——《论三位一体》（ De Trinitate ）——努力在人类经验中寻求三位一体的具有可比性的例子。更令人迷惑的是——这个问题曾使奥古斯丁的一生充满惊奇和辩论——将人类自由意志与上帝先见之明调和的问题。如果上帝无所不知的话，他可以详细地看清未来；既然上帝是不变的，那么他对所有未来事件的认识，使得这些事件必须按照他所预见的情形发生。这些事件是事先就已经注定，毫无改变的可能，那么人类焉能自由？人类不是应做上帝所预见的事吗？而且，如果上帝已预见所有事情，他早就知道他所创造的每个人的最后命运，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创造那已注定要堕入地狱的人类呢？
在皈依基督教的最初几年，奥古斯丁曾写了一篇文章《论自由意志》（ De Libero Arbitrio ）。他当时试图调和邪恶的存在与全能上帝的仁慈，他的答案是，邪恶是自由意志的结果：上帝如让人类自由，人类便有可能做错和做对。这以后，在保罗书信的影响下，他辩称亚当的罪使人类染有了邪恶的倾向，除了上帝所赐予的恩惠之外，不论做多少好事，都无法使灵魂克服这种倾向，也无法消除这个污点而得到解救。上帝向所有人提供这种恩惠，但是许多人拒绝接受，上帝知道他们会拒绝。但是这种堕入地狱的可能性，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那种道德自由的代价。上帝的先见之明并没有摧毁这种自由，上帝只预见人类将自由选定的各种抉择。
原罪的理论并不是奥古斯丁发明的，保罗、德尔图良、安布罗西等人便曾宣扬这种理论。但是他自己对罪恶的经验，及那种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声音，使他明确相信人类意志自诞生后便倾向于恶，只有靠着上帝的恩惠，方能使之转向善。他只能将人类意志的邪恶倾向解释成夏娃的罪和亚当的爱的一种结果。奥古斯丁认为，既然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也分担了他的罪，其实也就是亚当之罪的子孙：这种原罪便是色欲。色欲现在仍然玷污了每一生殖行为，由于性与为人父母结合在一起，人类是“毁灭的一群”，大多数人类都将堕入地狱。我们有些人会得救，但是只能依靠圣子的恩惠及无罪怀孕圣子的圣母的调停。“由于一位女人，我们趋于毁灭；由于一位女人，我们终于重获得救。”
由于写得太多和太匆忙——他似乎常常口授给书记——因此奥古斯丁不止一次地陷入夸张，但他以后曾努力矫正这一缺点。有时他提出加尔文（Calvin）教派的教条说，上帝早就已武断选出他将给予恩惠的选民。许多批评者起而指责他的这种理论，他毫不让步，坚持到底。他最有力的反对者来自英格兰，是自由自在的修道士佩拉纠，坚决卫护人类的自由及善行所具有的拯救力量。佩拉纠说：上帝确曾协助我们，因为他给予我们律法和诫命，圣徒的典范和告诫，用来施洗礼的可涤去污秽的清水，及基督可以解救人类的血。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使人性天生邪恶而使人类不易得到解救。没有原罪，也没有人类的堕落，只是犯了罪的人因之而受罚，罪并不能传到子孙身上。上帝并未事先规定人类上天堂或下地狱，也未武断选取他将解救或处罚的人，上帝将我们命运的抉择权留给我们自己。佩拉纠说，人类天生邪恶的理论，是将人类犯罪的责任推到上帝身上的一种胆小行为。人类有意识，所以应自己负责，“如果我应该的话，我便能够”。
佩拉纠于约400年来到罗马，与虔敬的家庭住在一起，赢得了德行高超的美誉。409年，他为逃避阿拉里克入侵，首先到迦太基，随后又转往巴勒斯坦。他在那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西班牙的祭司奥罗西乌斯（Orosius）从奥古斯丁那儿来警告圣哲罗姆提防他（415年）。东方召开一次宗教会议审讯他，宣称他是正统教派。但是，在奥古斯丁催促下召开的非洲教会会议则驳斥上述决议，并向教皇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提出诉请，结果教皇宣布佩拉纠是异教徒，于是奥古斯丁满怀希望地宣布：“这个案子已解决了。”教皇英诺森去世后，由佐西姆斯（Zosimus）继位，他宣布佩拉纠无罪。非洲各主教请求皇帝霍诺留改变这一判决，他很高兴能修正教皇的决定。佐西姆斯最终屈服（418年）。艾菲索斯会议指责佩拉纠人类不须上帝协助便可变善的观点，乃是异教思想。
奥古斯丁也会犯矛盾和荒谬的错误，甚至存在思想上的病态残暴行为，但是他无法克服，因为他爱冒险且生性的热情，任何推论过程都不会修正他的神学思想。他很清楚理智的缺点：以个人短暂的经验贸然判断全人类的经验，如何以40年了解40个世纪？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不要以激动的辩论，去争论你尚未了解的事情，或是《圣经》中显得不一致和矛盾的事情；谦虚地延缓你了解的日子。”信仰必须在了解之前。“不要试图去了解然后相信，相信后，你便能够了解。”“《圣经》的权威高于人类智能的全部努力。”然而，《圣经》不能永远从字面上去了解，《圣经》原是要使头脑简单的人能够了解，因此必须使用物质的名词以描述精神现实。如有分歧，我们必须依赖教会会议的决定，即教会中最贤明人士的集体智慧。
即使只有信仰，仍然不能够了解；必须要清心，好让我们周围的神光得以射入。我们若能如此谦虚和洁净，经过多年之后，必能达于宗教的真正目标和精髓，即“拥有活的上帝”。“我渴望认识上帝和灵魂。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吗？什么都没有了。”东方的基督教最常谈及基督。奥古斯丁的神学则是“属于第一身位的”（the First Person）。他所说和所写的，都是有关于圣父的，也是对圣父说的。他从未描写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才能充分了解上帝，可能“真正的上帝既没有性、年龄，也没有躯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造物而了解上帝，而且还能详细地了解。世界上每一样东西在其组织及作用上都极为奇妙，并且如果没有创造性的智慧，就不可能有这些创造物。一切活生生的东西，其秩序、比例和韵律，均显示出有柏拉图式的神祇存在，并且在其中，美和智慧是合而为一的。
奥古斯丁说，我们无须相信世界是在6天之中创造的，也许上帝在起初只是创造了一团星云状的东西（nebulosa species），但是在这团东西中，蕴藏着根本的秩序或生殖力（rationes seminales），从此所有东西将自然演变出来。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一样，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实在的东西和事情，都是先存在于上帝的脑中，“就好像一栋建筑物的设计图，在建造之前便已经为建筑师所构想出来一样”。创造的过程便是依照上帝脑中的永恒范例进行。
对于这样强有力的一位人物及如此高产的一枝笔，我们如何能够简短地予以适当的评价？在230篇论文中，他几乎就神学和哲学上的每一个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而他的文风时常充满着感情。他谦虚而精深地讨论时间的本质。他可以说是抢得笛卡儿（Descartes）“我思故我在”的先机，为了驳斥那否认人类对任何事情有把握的学院派，他辩称：“谁怀疑他自己是活着和会思想？……因为如果他怀疑，他就活着。”他在柏格森（Bergson）之前即抱怨智能由于长时间地接触有形物，变成了唯物论者。他如同后来的康德一样，宣称灵魂是所有实在物中最直接为人了解的，他也清楚说明了理想主义者的立场——既然物质只能通过心智而被了解，我们便无法合乎逻辑地将心智化成物质。他也提出了类似于后来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观点：人类的根本，是意志而非智能；他也认为，如果一切生育停止的话，这个世界便可以改善。
他有两部作品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古典名作。《忏悔录》（ Confessions ，约400年）是所有自传的始祖和最著名的自传。它是直接写给上帝的，一次10万字的悔罪行为。这本书首先述说年轻时候的罪，生动地解说他如何皈依基督教，偶尔迸发出狂热的祷告。一般的忏悔录都是伪装的，但是在这本《忏悔录》中，有足以令全世界震惊的诚实。其中提到奥古斯丁写作本书时——他时年46岁，身为主教——以往的肉欲念头，“仍然活在我的记忆中，并冲入我的思潮……在睡眠中，此种念头进入我脑中，不仅给我快乐，甚至似乎赞同我的那些行为”。做主教的通常不会作如此坦诚的自我心理分析。他的这一杰作，讲述一个灵魂如何获致信仰和平安的动人故事，它的最初几行撮其大要：“您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除非是依靠着您，否则便得不到安宁。”他的信仰这时已毫无犹疑，并且升华为动人的护神论：
太晚我才爱上您，喔，您既古老又清新的美……是的，还有上天和地球，及在其中的一切，均嘱咐我应该爱您……当我爱上您的时候，我是爱的什么呢？……我问地球，它回答说：我不是你爱的东西……我问海，海的深处和爬行的东西，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上帝，去问比我们更高的吧。我问飞逝的风、整个空气和那里面的居民，他们回答我：
阿纳克西美尼斯（Anaximenes）错了，我并不是上帝；我问上天、太阳和月亮及星星，他们说：我们也不是你所寻找的上帝。我向这一切回答说……回答我关于上帝的事；既然你们不是他，回答我关于他的事。他们大声叫道：他创造我们……那些不喜欢您所创造的任何东西的人是精神不正常的……我们依靠着您的才能……我们的平安依靠着您的恩惠。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散文中的诗篇，《上帝之城》（ City of God ，413—426年）则是历史中的哲学。当洗劫罗马的消息传到非洲时，数以千计的可怜的难民随之蜂拥而至，奥古斯丁就像圣哲罗姆和其他人一样，对这种疯狂和恶魔般的灾祸感到震惊。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尊崇的美丽而伟大的罗马城，当今基督教世界的堡垒，居然会被一个仁慈的神丢给蛮族去蹂躏？各地的异教徒均将此次大灾祸归咎于基督教：因为抢劫、推翻和禁止，神已经收回了对罗马的保护，许多基督徒的信仰动摇了。奥古斯丁深深感到危机的到来，如果这种惊恐不予减轻的话，则他整个神学大殿便有崩塌的危险。他决心尽他一切才能和力量，使整个罗马世界相信这种灾祸绝不能归咎于基督教。连续13年，他投入这本书的写作，在这期间，他要应付许多事务和骚扰。书陆续刊行，中间部分常缺乏衔接，上下文也没有什么关联。最终，厚达1200页的这本书，成为了许多文章的大杂烩，讨论的题目从原罪到最后审判，异常庞杂；唯有其中的思想深度和优异的文笔，使其脱出混乱而步入基督教哲学文学的最高境界。
奥古斯丁的初步回答是，罗马遭受惩罚并不是因为新的宗教，而是因为持续不断的罪恶。他描写了异教戏剧的粗鄙，并引用萨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话，以证明罗马政治的腐败。罗马曾是坚忍主义者的国度，加图（Cato）、西庇阿那样的人使其更为坚强。它几乎创造了法律，使半个世界享有秩序与和平。在这些英勇的日子中，上帝的脸照耀着它。但是道德堕落的种子，是古代罗马的宗教，是那些鼓舞而非遏阻人类性欲的诸神：“维尔吉内乌斯（Virgineus）神松开处女的腰带，苏比古斯（Subigus）神将她置于男人之下，普雷玛（Prema）神将她压下……新娘听到宗教的命令立了起来，坐在普里阿普斯神巨大而粗野的腿臂上！”罗马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它崇拜，而非忽视诸如此类的神。蛮族赦免了基督教堂和躲到教堂的人，但是对残留的异教殿堂则毫不怜惜，所以这些入侵者怎会是异教复仇的代理人呢？
奥古斯丁的第二个回答阐述了一种历史哲学——试图以一个普遍性的原则，说明有史以来的各种事件。从柏拉图的存在于“天上某处”的理想国的观念，圣保罗的生与死圣徒组成的一个社会的观念，及多纳图派的杜科尼乌斯（Tyconius）关于两个社会的理想，也就是上帝与撒旦的不同社会，奥古斯丁汲取了他这本书的基本观念，也就是两个城市的一个故事：致力于俗世事务及玩乐者的世俗城市，以及过去、现在、未来共同崇拜真正的上帝的人之圣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曾经写下一句名言：“诗人可以说，雅典是个可爱的刻克罗普斯（Cecrops）之城；你就不能说，这个世界是个可爱的上帝之城吗？”——但他这话是指的整个井然有序的宇宙。奥古斯丁说的上帝之城是由天使们的诞生而建立的，而“地球之城”（civitas terrena）则是因撒旦的叛变而建立。“人类分成两种：其一是照人类之法而生活，其二是照上帝之法而生活。这我们称为两个城市或社会，后者注定恒与上帝并存，前者则被罚永远与撒旦一同受苦。”一个实际上的城市或帝国，并不一定在各方面均被局限于地球之城以内，它可以做一些善事——贤明地立法，公平地审判，协助教会，那么这些善行便是发生于上帝之城的范围之内。这个精神上的城市并不是与天主教会完全一致的，教会本身可能会怀有俗世的利益期待，教会人士也可能陷于自私自利和罪恶，经一个城市转入另一个城市。只有在最后审判时，这两个城市才能分开，赫然有别。
基督教会将其会籍象征式地扩大到包含天上和人间的灵魂，基督教之前和信奉基督教的正直的人们，便可能与上帝之城合而为一——奥古斯丁有时将两者视为一体。教会后来将会接受他这合而为一的观点，以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武器，并且将会从奥古斯丁的哲学，逻辑地推论出神权国家的思想，在神权国家中，人类的俗世权力将为教会所有，且源自上帝的精神权力。随着这本书的问世，异教不再是一种哲学了，而基督教开始成为一种哲学。这是对中古精神的首次明确表达。
汪达尔人入侵时，这位基督教的名人仍然担任主教之职。一直到最后时刻，他都留在神学的竞技场上，打倒新的异端邪说，还击批评者，回答反对意见，解决困难问题。他曾严肃考虑到女人在下一世是否将保留其性别；是否今世畸形的和残废的、瘦的和胖的，在下一世仍然如此；在饥荒时被他人吃掉的人将如何复活。在被询问健康情况时，他答道：“在精神上我很好……在身体上我则卧病在床，由于痔疮肿胀，我既不能走，也不能站或坐……但即使如此，因为这是上帝所愿，我除了说我很好以外还能说什么？”
他曾竭尽全力阻止博尼费斯反抗罗马，并且促请他效忠。当该撒里克步步进逼时，许多主教和祭司问奥古斯丁，他们应该留守原位还是逃亡。他命令他们留下，并且以身作则。汪达尔人围攻希波时，奥古斯丁以布道和祷告来维持人民的士气。围攻的第三个月，他去世了，享寿76岁。他没有留下遗嘱，没有任何财物，但他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是什么使基督徒的心沉重？因为他是朝圣的香客，渴望自己的国度。”
历史上很少有人具有他那样的影响力。东方的基督教从来不喜欢他，一方面因为他有限的学问及他将思想隶属于感情和意志，这是完全非希腊的；另一方面因为东方教会已经屈从于国家的权力。但在西方，他使天主教神学有了特殊的性质。他一方面做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先导，另一方面又启发他们两人，他声称教会对心智及国家居于绝对的主宰地位。教皇对抗皇帝和国王的战争，是他这种思想的自然结果。一直到13世纪，他依然控制着天主教哲学，使它有新柏拉图学派的色彩，甚至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阿奎那也以他马首是瞻。威克利夫（Wyclif）、胡斯、马丁·路德等人离开教会时，都认为他们是回归奥古斯丁的立场；加尔文严厉的教条，便是依据奥古斯丁关于选民与堕落者的理论制定的。他鼓舞理性主义者，也成为那些视基督教情多于理的人们的启发力量；神秘主义者试图寻觅他得到上帝异象的步骤；人们也在他祷告的谦卑及温柔中，为他们的虔诚寻找食粮和词句。他统一和加强了基督教思想中的哲学和神秘成分，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Kempis）开启了一条道路。
他强调主观、感情，这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和中古文学的胜利。为了了解中古时代，我们必须忘掉我们现代的理性主义、我们对于理性和科学的信心、我们无休止的追求财富、权力及人间天堂，我们必须怀着同情心去了解从这些追求中觉醒过来的人们的心情，“他们站在千年理性主义的尽头，发现一切理想国（Utopia）的梦想均为战争、贫穷和野蛮行为破坏无遗，希望在死后的幸福中寻找安慰，他们受到了基督的故事的启发和安慰，求助于上帝的慈悲和善良，生活在上帝的永恒存在、上帝的最后审判和圣子的抵偿性之死之中。圣奥古斯丁远超过任何人，甚至在叙马库斯、克劳狄安和奥索尼乌斯等人的时代，就有这样的共识，他是基督教世界信仰时代最真实、雄辩和有力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