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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督教会不再是一群专心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而成为统治数百万人的一个组织，它对人类的弱点逐渐采取较为宽容的观点，并且容忍，有时甚至分享这个世界的快乐。有少数基督徒认为这种降格，是对基督的背叛。他们决意以贫穷、贞洁和祷告进入天堂，因此完完全全退出这个世界。也许是阿育王（Ashoka）的传教士（约公元前250年）将佛教的修道生活方式及理论和道德等带到了近东；在基督教之前的苦修者，如埃及塞拉皮斯（Serapis）神的苦修士，或是犹太艾塞尼（Essene）苦修会，都可能将严厉的宗教生活的理想和方法传给安东尼和帕科米乌斯两人。修道生活对于许多人而言，是躲避蛮族入侵而带来的混乱和战争的避难所，住在修道院或沙漠中的隐居处，就不会有税捐、服兵役、婚姻纠纷、劳苦的工作。修道士并不一定会被授予圣职，经过几年的和平后，就会有永恒的幸福。
很适合修道生活的埃及，到处都有隐士和修道士，不是遵奉安东尼的孤独修道戒律，便是服从帕科米乌斯在塔本内（Tabenne）所建立的团体生活。尼罗河两岸充斥着修道院和修女院，有些人数达3000人之多。在所有隐士当中，以安东尼最为著名。在独身流浪一段时间后，他将自己的隐居处固定在红海附近的科尔齐姆（Kolzim）峰上。敬仰他的人终于找到他，并模仿他虔诚的修道生活，在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将自己的隐居处靠近他的隐居处。在他去世之前，这片沙漠已住了许多他的精神后裔。他甚少梳洗，活了105岁。他曾婉拒君士坦丁大帝的邀请，但是在90岁那年，他跋涉到亚历山大城，支持亚他纳修对抗阿里乌斯教派。不如他著名的是帕科米乌斯，他（325年）建立了9所修道院和1座女修院；偶尔会有7000名修道士聚在一起庆祝某一圣日。这些修道的男女既工作，也作祷告。他们定期顺着尼罗河，航行到亚历山大城售卖他们的产品，购买必需的物品，并参与政教斗争。
在这些苦修者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竞争，有些人希望进行最为刻苦的修行，以得到桂冠。修道院长杜克斯内（Duchesne）说亚历山大城的马卡里乌斯（Macarius）“只要一听到有什么特殊的苦行，他便要设法去超越它”。如果其他修道者在封斋期不吃煮过的食物，他就要有7年不吃煮过的食物；如果有人以不睡觉自惩，马卡里乌斯便被发现“极力设法连续20个晚上不睡觉”。在一次封斋期，他日夜都站立着，一星期仅有一次吃几片包心菜的叶子；而在这个时候，他仍继续做他编篮子的工作。他曾连续6个月睡在沼泽中，并裸露身体，让有毒苍蝇咬噬。有些修道者以孤独著称，塞拉皮昂（Serapion）住在一个深渊底部的一处洞穴，很少有人敢深入到那个地方。当圣哲罗姆和波拉找到他的洞穴时，他们发现一个皮包骨头的人，身上围着一块缠腰布，脸及双肩都为乱发所掩盖。他的洞穴仅可容纳一块木板和树叶做成的一张床。但是这个人却曾在罗马贵族社会中生活。还有些人睡觉时并不躺下，例如贝萨里昂（Bessarion）和帕科米乌斯，分别有40年和50年不曾躺下睡觉。有些人以沉默为专长，许多年不说一个字。另有人无论到何处都是背着重负，或是以铁手镯、胫甲或铁链绑着四肢。许多人骄傲地记载他们已有多少年没有见过女人。几乎所有苦修者都是靠着少数几种食物过活，有些人却享寿甚高。圣哲罗姆告诉我们说，有些修道者仅以无花果或大麦面饼度日。马卡里乌斯生病时，有人带葡萄给他；为了不纵容自己，他将葡萄转送给另外一位隐士。但是这位隐士又转送给他人，因此这些葡萄在沙漠上绕了一圈（鲁菲努斯告诉我们）最后又完整地回到马卡里乌斯手上。从基督教世界各地涌到东方访问修道者的信徒，说他们如基督一样创造了许多奇迹。他们用手一触或说一个字，便可治病或驱逐恶魔，用眼一望或祷告一声，便可驯服蟒蛇或狮子，也可以站在鳄鱼背上渡过尼罗河。隐士们的遗物变成了各基督教堂最宝贵的财产，直到今天仍然珍藏着。
在修道院中，院长要求所有修道士绝对服从，并以不可能的要求考验新人。据传说，有位院长命令一位新入院者跳入熊熊燃烧的火炉，这位新人果然遵命，火焰却自动分开让他通过。另一位修道士奉命将院长的手杖埋入土中，每日浇水直到它开花为止。数年间，他每天步行到两英里外的尼罗河畔取水浇这支手杖。第三年上帝可怜他，手杖果然开了花。圣哲罗姆说指定修道者工作，是要“防止他们被危险的幻想引入歧途”。这些人有的耕田，有的整理花园，有的编席子或篮子，有的雕刻木鞋，有的抄写手稿，有许多古籍都是经由他们的笔保存下来。然而大多数的埃及修道士都是不识字的，讥讽世俗的知识，认为那是徒劳无功的自负行为。许多人认为清净是敌对神圣，西尔维亚是位处女，她除手指之外，拒绝洗身体上任何部分。在一个生活有130名妇女的修道院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洗过澡，或是洗过脚。然而，到4世纪，修道士变得愿意用水洗涤身体了，一位叫亚历山大的修道院长，为这种堕落行为深感不齿，缅怀起修道者“从未洗脸”的日子。
在修道男女的人数和奇事方面，近东是可以与埃及一较长短的。耶路撒冷和安条克遍布修道会或隐居所。叙利亚的沙漠里也住着隐士。有些人像印度教的托钵僧一样，将自己以铁链锁在无法移动的大石块上，有些人则轻视这种固定的住所，而在山区漫游，吃青草维生。据说，西米恩（Simeon Stylites）在四旬斋的40天里，根本不进食物。有一次在四旬斋期间，他坚持将自己圈在一个小范围之内，仅以少量面包和清水为生，到复活节他被放出来时，面包和水根本没有动过。约422年，在叙利亚北部的卡拉特（Kalat Seman），西米恩为自己建了一根6英尺高的石柱，在石柱上生活。由于为自己这种有保留的做法感到惭愧，于是他又造更高的柱子生活在上面，最后他住在一根60英尺高的柱子上，以之为永久住处。这根柱子顶部圆周不会超过3英尺，幸亏有栏杆可以防止这位圣徒在睡觉时跌落下来。在柱顶，西米恩不间断地生活了30年，暴露在雨水、阳光和寒冷之中。从这高高的讲坛上，他向聚集来的人们讲道，使蛮族皈依基督教，以奇迹治病，玩弄教会政治，令放高利贷者将利率从12%降低到6%。他这种居高临下的虔诚修道方式，造就了许多仿效他的柱顶隐士，这种风气继续了12个世纪之久，并且以一种完全俗世化的形式保存到今天。
基督教会并不赞同此种过分的行为，也许修道士在这些谦卑的行为中感觉到强烈的骄傲，在自我牺牲中有种精神上的满足，在逃避妇女及现实世界中有种秘密的快乐。有关这些苦行者的记载充满着对于性的想象和梦，当他们与想象的诱惑和性的思潮搏斗时，他们的隐居处有呻吟的回响，他们相信周遭的空气中满布向他们发起攻击的魔鬼。修道者似乎发觉在孤独中较难保持纯洁，住在城镇中反而较为容易。隐士发疯的事并不令人奇怪。鲁菲努斯说，在一位年轻的修道士的隐居处，突然有一位美丽女人降临，他终于屈服于她的美貌，事后女人不见踪影，他以为是消失在空中。这位修道士疯狂地从隐居所冲出，跑到最近的村庄，跳入一家公共澡堂的火炉中以平息其欲火。另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因为受到野兽的追击，要求准许她进入一位修道士的小室中躲避，他同意暂时收留她。但是在这段时间中她偶尔碰了他一下，结果他心中的欲火突然燃起，就好像他多年的苦修并未使它熄灭一样。他想抱住她，但是她从他的手臂间和眼前消失不见。一群魔鬼对他的堕落，高兴得放声大笑。鲁菲努斯说，这位修道士再也无法忍受修行生活，就如法国作家安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小说《苔依丝》（ Thaïs ）中的帕弗努塞（Paphnuce）一样，他无法驱除他所想象或看过的美丽影像，他终于离开隐修处，走入城市生活，追求那个美丽影像，直到进入地狱。
教会起先对修道者毫无约束力，因为修道者很少担任圣职；但是教会觉得应对他们的过分行为负责，因为教会也分享到他们行为的光彩。教会无法完全同意修道生活的理想，教会赞扬独身主义、贞操和贫穷，但是不能指斥结婚或养育子女、拥有财产为有罪。教会的意见此时与整个种族的延续存在利害关系。有些修道士可以随意离开修道院或隐居处，以乞食骚扰民众；有些到各个城镇宣讲禁欲主义，售卖真正或虚假的遗物，恐吓宗教会议，煽动易受影响的人们去破坏异教庙宇或雕像。教会无法容忍这类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在卡尔西登召开的会议（451年）决定：应谨慎处理新申请进入修道院的人选；新人所做的誓言必须执行到底，不能反悔；要成立修道院或离开修道院，都应该得到当地教区主教的准许。
此时（400年），基督教在东方几乎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埃及当地的基督徒或是科普特教派（Copts）——科普特（Copt）是阿拉伯文克伯特（Kibt）欧化了的形式，而克伯特源自希腊文“Aigyptos”，即埃及人之意——已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供养着数百间教堂和修道院。总共有90位埃及主教遵从亚历山大城大主教的权威，主教的权力几乎可与法老和托勒密诸王抗衡。有些主教并不是讨人喜欢的教会政治家，例如狄奥菲勒斯（Theophilus）曾经将塞拉皮斯的异教庙宇及图书馆夷为平地（389年）。较令人喜爱的是普托勒马西斯（Ptolemais）的一位谦虚的主教叙内西乌斯。他生于昔兰尼，曾经在亚历山大城师从希帕提亚（Hypatia）研究数学和哲学；终其一生，他都是她的忠诚的朋友，他称她是“真正哲学的真正解说者”。他曾访问雅典，并在那里坚定了异教信仰；但是，403年，他娶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女人，并且接受了基督教。他觉得可以很容易地将他所信奉的新柏拉图派的上帝、理性和灵魂的三位一体，转换成圣父、圣灵和圣子的三位一体。他写了许多令人喜爱的信札及一些不很重要的哲学作品，其中除《赞美秃头》（ In Praise of Baldness ）一文外，在今天看来都没有什么价值。410年，狄奥菲勒斯请他担任普托勒马西斯的主教。他这时是一位乡下绅士，拥有财富，但已没有什么雄心；他谦虚地说自己不适合，而且他不相信肉体的复活（如《尼西亚信经》所要求者），再者他已结婚，无意放弃他的太太。但是对于狄奥菲勒斯而言，教条只不过是工具而已，他对这些置之不理，而在这位哲学家下决心之前便宣布他为主教。最足以代表叙内西乌斯的，是他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希帕提亚的，最后的祷告是对基督。
叙利亚的异教庙宇，都被以狄奥菲勒斯的方式毁灭——放火焚烧。皇帝下令将这些庙宇关闭，余下的异教徒虽然抗拒这项命令，但是发现他们信奉的诸神对庙宇被毁坏似乎漠不关心，只好接受失败的命运。亚洲方面基督教的领袖要比埃及的头脑清醒些。圣尼古拉于4世纪时，担任吕西亚省米拉的主教，他绝未想到会成为俄罗斯小偷、男孩和女孩等的保护神，最后成为半个基督教世界中圣诞节神话的一部分。在短短的50年生涯中，伟大的巴西勒在君士坦丁堡跟从利本纽斯学习修辞学，在雅典研究哲学，拜访埃及和叙利亚的隐士。但是，反对他们内向的苦修，他成为卡帕多恰省恺撒里亚（Caesarea）的主教，在其国内组织基督教会，修订典礼仪式，建立自给自足的修道生活方式，并且拟订一套修道院规章，直到今天仍然为希腊及斯拉夫世界的修道院所遵行。他劝导门徒不要效法埃及隐士们那种夸张的苦修生活，而应以有用的工作为上帝、健康及心智健全而努力。他认为耕地是一种很好的祷告。今天在信奉基督教的东方，他的思想仍然发挥着很大的影响。
在君士坦丁堡几乎见不到一点异教信仰的痕迹，基督教本身却因冲突而分裂。阿里乌斯异端仍然势力强大，新的异端思想继续出现，人人均有自己的神学。巴西勒的弟弟，尼亚沙（Nyassa）的格列高利，在约380年写道：“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工匠和奴隶，他们都是学问高深的神学家，在商店和街道中讲道。如果你要找个人，将一块银子换成零钱，他会告诉你圣子和圣父之间的差别在何处；如果你问一块面包的价钱，他会告诉你圣子地位低于圣父；如果你问澡堂何处有？你得到的答复是圣子不是由什么东西做成的。”在狄奥多西一世在位时，叙利亚的以撒（Isaac）在新都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类似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到400年时，修道士在城里不但是一支势力，简直是令人恐怖的力量，在主教与主教之间，以及主教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中，担任着一个喧嚣的角色。
当格列高利接受君士坦丁堡正统基督徒的要求，去担任他们的主教时（379年），他终于认清了教派仇恨的厉害。这时皇帝瓦伦斯刚刚去世，但是他所支持成立的阿里乌斯教派仍然控制着教会，并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礼拜。格列高利只好将其祭坛和会众安排在一个朋友家里，但是他给他的教堂取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Anastasia”（复活）。他是位既虔诚又有学问的人，他曾与同乡巴西勒一同在雅典读书，只有他的第二位继承者才能在口才上与他相比。他的会众人数越来越多，直至超过了官方教堂的人数。379年复活节前夕，一群阿里乌斯派信众以石头攻击复活教堂。18个月之后，正统教派的皇帝狄奥多西，在胜利和壮观的气氛中引格列高利走进圣索菲亚教堂。但是教会政治不久便结束了他的宁静生活，嫉妒的主教们宣称他的任命无效，而要他出席宗教会议为自己辩护。出于自尊，他不愿为地位而争斗，格列高利便辞职（381年）返回卡帕多恰的纳济安祖斯（Nazianzus），安详地度过一生中最后的8年。
格列高利平庸的继承者去世后，宫廷邀请安提阿的一位祭司主持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位主教史称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意为“金嘴的”。约345年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曾跟从利本纽斯学习修辞学，并且熟悉异教文学和哲学。大体而言，东方的主教要比西方的更有学问且更好辩。约翰有敏锐的智力和暴烈的脾气。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严肃，并且公开指斥当时不公平和不道德的现象，这使他的新会众感到不安。他斥责戏剧是淫荡女人的展览，也是渎神、诱惑和阴谋的学习场所。他诘问首都的富有基督徒，何以将大量的财富花在放荡的生活上，而不听从基督的训令，将大部分财富给予穷人呢？他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拥有20栋宅第、20间浴室、千名奴隶、象牙门、镶嵌的地板、大理石的墙、黄金天花板。他警告富人说，如果他们以东方的舞女招待客人的话，死后便会入地狱。他指责手下教士懒惰而奢华的生活，以及他们在住宅中雇用女人服侍。他治下13位主教，因为淫佚的行为和买卖圣职而被革职。他也谴责君士坦丁堡的修道者，在街上的时间要多于闭门苦修的时间。他言行一致，他教区的收入不像通常东方的主教们那样用于外表铺张，而是用于建立医院和帮助穷人。君士坦丁堡的信徒从未听到如此有力、精彩和坦诚的布道。他的布道不是神圣的抽象名词，而是基督教的箴言，有针对性而且尖锐：
有谁比地主更会压迫人？如果你看看他们对待其可怜佃农的样子，你会发现他们比蛮族更为野蛮。他们对于那些因饥饿和劳苦而终生身体瘦弱的人，还强收令人难以忍受的长期的税，他们还要求佃农服各种劳役……他们强迫佃农整个冬天在寒冷和雨中工作，他们剥夺了人家的睡眠，让他们回家时双手空空如也……
他们从地主那里所受到的折磨、鞭打、掠夺，以及对劳役的残暴要求更甚于饥饿，地主们利用他们以获利然后又欺骗他们的手段，真是罄竹难书！他们的劳力推动了地主的橄榄油压榨机；但是他们被迫去做装瓶的产品，自己却一点都得不到，他们仅得到少许金钱作为工作的报酬。
会众喜欢被叱责，而不愿被改造。女人们仍然继续使用香水，富人仍然继续宴饮，教士们仍然使用女仆，剧院仍然继续宣泄欲念。不久，城里除了毫无权力的穷人以外，每个团体都起而反对这位金嘴。皇后尤多克西娅（Eudoxia），即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之妻，率先领导整个城市的享乐主义者过奢侈的生活。她将约翰的一篇布道解释为是针对她，于是要求她懦弱的丈夫，召开一次教会会议以审讯大主教。403年，东方的主教们在卡尔西登召开会议。约翰拒绝出席，他的理由是他不应被他的敌人审问。这项会议终将他免职，他默默流亡异地。但是人们的反对声浪太大，惊惧的皇帝又将他召回其教区。几个月后他又再度指责上层阶级，并且就皇后的一座雕像进行批评，尤多克西娅再度要求将他赶走。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西奥菲勒斯正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去削弱一个能与自己相抗衡的教区人物，因此提醒阿尔卡狄乌斯说，卡尔西登会议对约翰的罢黜仍然有效，可以强制执行。于是皇帝派兵逮捕约翰，他被带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外，放逐到亚美尼亚的一个村庄（404年）。他的忠实信徒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发动了暴乱。在混乱中，圣索菲亚教堂和附近的元老院均被纵火。约翰从被放逐的地方写了信向霍诺留皇帝及罗马主教求援，阿尔卡狄乌斯又下令将他送到遥远的本都省（Pontus）皮图乌斯（Pityus）的沙漠中。在押解的途中，精疲力竭的主教，终于在科玛纳（Comana）去世，享年62岁（407年）。从这以后，除了短暂的时间里，教会成了国家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