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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在文学、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方面的进入，及罗马人本身在态度、道德与血统方面的革命，使保守的罗马人充满了憎恶和恐惧。在萨宾人的一个农家，有一个退休的元老院议员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鉴于罗马人性格的衰颓、政治的贪污及希腊思想取代了罗马人的旧有方式而感到焦躁不安。他太老了，以至于无法独自抵抗这股潮流。但是，在邻近的一个田庄中，就在里特（Reate）市郊，有一个平民阶级的青年农民，他表现了老罗马人的所有品格：热爱土地、工作勤劳、小心积蓄，过着保守的简朴生活，而其谈吐的才华又不亚于一个激进派人士。他取名Marcus Porcius Cato（老加图），Porcius是因为他家世代养猪，Cato是因为他们都很精明。弗拉库斯鼓励他去学法律，加图学成之后，在地方法院为其邻人的许多案件辩护，并都获胜了。弗拉库斯劝他去罗马，加图到了那里，颇有成就，30岁时得到财务官职务（公元前204年）。他于公元前199年为营造司官吏，前198年为副执政，前195年为执政官，前191年为保民官，前184年为监察官。同时，他在军队服务了26年，既是一个无畏的士兵，又是一个能干而残酷无情的将军。他把纪律看作性格和自由之母；他最看不起这样的军人，“行军时手忙，打仗时脚忙，而又鼾声如雷”；他博得了战友的尊敬，因为他行军时不乘马，得到的战利品分给每人一磅银子，而他自己一无所取。
在和平时期，他指责修辞学家和修辞学，并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力的演说家。罗马人听他演说，虽不愿意，但终为其倾倒，因为从未有人以那么坦诚和带刺的才智对他们演说过。他的口头鞭挞，可能会加诸在场的任何一个人；然而，当他们看到自己旁边的人被骂时，却又觉得骂得痛快。加图不顾一切地与贪污战斗，几乎每日都制造出新的敌人。人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的满脸伤疤和凌乱的红头发使他们不安。他的大牙齿威胁着他们，他的禁欲主义使他们感到羞耻，他的勤奋使他们感到落后，他的一双绿眼睛随着他的讲话而看透他们的自私。他的贵族敌人要消灭他，曾44次对他提出公开控诉，而44次皆由农民投票救了他。那些农民也像他一样，痛恨虚荣与豪华生活。当那些人投票选举他为监察官时，整个罗马都发抖了。他实践了其竞选时所提出的威胁性的诺言，对奢侈品课以重税，以浪费罪对一位议员处以罚金，元老院有6位议员被他发现有恶行记录而被开除。他驱逐马尼利乌斯（Manilius），因为他当众吻了加图太太。至于他自己，他说，他从未拥抱过自己的妻子，除非遇到打雷的时候——虽然在打雷时他颇感愉快。他完成了罗马城的下水道系统，切断了秘密接上公众导水管以盗水的所有水管；他强迫业主拆除侵占公共道路的所有违章建筑，压低国家付给公共工程的价格，又恐吓收税人员使其将税收的大部分汇进国库。经过五年英勇战斗之后，他从公职退休，成功地从事投资，用奴隶垦殖现在已经很大的农场，放高利贷，廉价购进奴隶，经过技术培训又以高价卖出。于是，他变得很富有，便从事著书——一个他曾经蔑视的职业。
加图是第一个拉丁散文的伟大作家，他从出版自己的演讲词开始，接着又发行了一本《雄辩术手册》。他要求以罗马人的粗犷风格来代替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修辞的流畅，并为演说家下了一个定义：“有说话技巧的一个好人。”（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并通过这个定义为昆提良定下一个主题（但是，演说家可曾有过这样难得的统一吗？）。他利用自己的农业经验，写了一本论文集《农书》（ De agri cultura ）——这是加图保留至今的唯一作品，也是最古老的拉丁文著作。此书风格简单有力，写得扼要而紧凑；加图不浪费一个字，也罕有屈从于连接词的。他对下述诸问题一一给出了详尽的建议：奴隶的买卖（年老的应在其还不至于亏本之前卖掉），租地给人耕种，葡萄的栽培法，内政的管理与实业，制造水泥与烹饪术，便秘与腹泻的治疗，以猪粪医治蛇咬以及对诸神奉上牺牲。被问到怎样才能最佳利用农田时，他答道，“饲养最赚钱的牲口”，其次是“饲养赚钱适度的牲口”，再次是“饲养不赚钱的牲口”，最后是“去耕犁土地”。这就是给予意大利大地主的理论。
他所著各书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今已遗失的《发源论》（ Origines ）。在该书中，他大胆地讨论自开始到加图有生之日为止的意大利古代风俗、人种、制度及历史。我们对此书内容所知者只是，透过其被吹捧的祖先，以诬蔑贵族们。作者在书中没有提到一位将军的名字，却为对抗皮拉斯一役中的一头善战之象命名，并加以称赞。加图拟将此书及他的有关演说、农业、卫生、军事学及法律等文章编成一部百科全书，以教育他的儿子。他用拉丁文写作，希望借以排除各种希腊文课本。在他看来，那些课本歪曲了罗马青年的心。虽然他自己也研究希腊文，但他似乎很坚守他的信念，即希腊文学与哲学的教育必将迅速瓦解罗马青年的宗教信仰，使其失去精神生活的抵御，无法抵抗贪心、好斗及性的本能。加图认为那个多嘴的老接生婆被毒死是正确的，因为她损害了雅典的道德与法律。甚至希腊医生也让他很厌恶。他宁用家传的老药方，而不信任最方便的外科手术。他写给儿子的信上说：
希腊人是顽固而邪恶的人种，你记住我的话，这种人将其文学给予罗马，这将会毁灭一切……如果他们要派遣医生给我们，还是先行防备好。他们共谋杀害所有“野蛮人”……我不许你和他们的医生有任何接触。
因为这些思想，加图自然成为西庇阿圈子的敌对者。这个圈子的人认为，希腊文学在罗马的流行，是促进拉丁文字与罗马人精神蓬勃发展的一种必需酵母。加图如不对阿菲利加·西庇阿及其兄弟起诉，那么反贪污法就没有人重视了。对于外国（除一个特例外），加图主张的政策是公正与不干涉。他虽憎恶希腊人，但对希腊还是尊敬的。当元老院的帝国主义劫掠派正从事对罗得斯的战争时，他作了一次决定性的演说，主张和解。那个唯一的例外，是举世皆知的迦太基。公元前175年，他以正式代表团一员的身份被派往这里，看到受汉尼拔战争影响的迦太基城恢复得如此迅速，使他大为震惊；但见果园与葡萄园果实累累，复活的商业使其财源广进，兵工厂内武器堆积如山。他回来时，手握着一束新鲜的无花果，出现于元老院前——那是三天前他在迦太基摘下的，作为迦太基繁荣及其接近罗马的一种恶兆。他断言，如果不对迦太基加以制裁，它不久就会十分富强，足可与罗马再争地中海霸权。从那一天起，他本着其顽固的性格，所有在元老院的演说，不论讲的什么题目，皆以顽强的信念作结：“还有，我想，迦太基必须被歼灭！”（Ceterum censeo delendam esse Carthaginem.）元老院中的帝国主义派同意他的观点，但贪图迦太基商业动机者不多，最大的理由是他们看见水利办得那么好的北非田野，可作为他们金钱的新投资，即利用新奴隶耕种的新的大地主农庄。他们期待一个借口，以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