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征服罗马的方式,是将宗教和喜剧给予罗马的平民,而将希腊的道德、哲学和艺术给予上层阶级。希腊人用这些礼物、财富合谋,腐蚀罗马人的信仰和性格,这是大希腊人对其征服者长期报复的一部分。希腊人的征服,在罗马人的哲学中到达了巅峰,其过程是自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禁欲式享乐主义(Stoic Epicureanism),到塞涅卡(Seneca)的享乐式禁欲主义(Epicurean Stoicism)。在基督教神学中,希腊人的形而上学战胜了意大利诸神。君士坦丁堡开始兴起,初与罗马相匹敌,其后又成为罗马的继承者,这是希腊文化的胜利。当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希腊的文学、哲学及艺术又在文艺复兴期间,再度征服了意大利及欧洲。在欧洲文化史上,这是主流,所有其他文化皆是支流。西塞罗说:“自希腊流入我们城市的不是一条小溪,而是文化与学问的一条巨川。”从此之后,罗马的精神、艺术、宗教生活,皆为大希腊世界的一部分。
希腊的文化入侵,在罗马各学校及演讲厅中,找到了战略进攻之所。罗马人常称希腊人为Graeculi(意为“小希腊人”)。可是,随着罗马军队自东方归来,这个小希腊人的水流高涨了。许多在罗马人家中做奴隶的小希腊人,变成了教师;有些文法家则在罗马创建了第二级教育(中等教育),开办学校,教授希腊文及文学;有些修辞学家或私人教授,或公开讲演,以教授雄辩之术、写作及哲学。罗马的演说家都以吕西阿斯、埃斯基涅斯及狄摩西尼的演说词作为自己演讲的范本——连反希腊主义者老加图也是如此。
这些希腊教师,少有宗教信仰,皈依宗教的则更少,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跟在伊壁鸠鲁之后,走在卢克莱修之前,把宗教描写为人类生活中的最大邪恶。贵族们看到暴风将起,努力加以阻止,公元前173年,元老院驱逐两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出境,公元前161年又下令“不许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留在罗马”。然而暴风并未停止。马拉斯的克雷迭斯(Crates)是帕加马王家图书馆馆长,他是一个斯多葛派哲学家。他在公元前159年出使罗马,因断了一条腿而留在那里;当他逐渐复原时,发表了几次演说,讲文学和哲学。公元前155年,雅典派遣三大哲学派的领袖,以大使的身份前往罗马,这三个人是卡尼阿德斯(Carneades),正统派或柏拉图主义者;克里托劳斯(Critolaus),逍遥学派或亚里士多德派;第欧根尼(Diogenes),有“塞琉西亚城的斯多葛”之称。他们的到来,给予罗马的刺激犹如1453年基利索洛拉斯(Chrysoloras)带给意大利的一样强烈。卡尼阿德斯讲雄辩术,口若悬河,青年们每天都前往听他演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怀疑所有神的存在,他辩称,好理由可为坏事辩护,也如其可为好事辩护一样——这是迟来的柏拉图向斯拉西麦卡斯(Thrasymachus)屈服。当老加图听到这件事后,他便在元老院提议遣返这些大使们回国。他们都被放逐了。然而,罗马新一代的人,已尝到了哲学的酒味;自此之后,罗马富家子弟都渴望前往雅典与罗得斯岛,以其旧的信仰交换新的怀疑。
希腊文化的真正征服者,还是在罗马赞助大希腊文化与哲学的那几个人。弗拉米努斯在进攻马其顿及解放希腊之前,就很喜欢希腊文学了。他在希腊看到其艺术和戏剧,感受很深。我们应相信罗马人所说,他们有一些将军,了解波里克里托斯与菲狄阿斯、斯科帕斯(Scopas)与普拉克西特列斯,他们因为很重视其作品,所以把它盗取回来。保卢斯战胜了马其顿国王珀修斯,得到很多战利品,而他为自己保留下来的只有国王的图书,那是留给其子孙做遗产的。他命令诸子学习希腊文学和哲学,以及罗马人的下棋和战争艺术。他自己只要有时间,也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这些。
保卢斯在世时,他最年幼的儿子就被他的朋友收养了,这位朋友就是大阿菲利加·西庇阿之子——科尼利乌斯·西庇阿(P. Cornelius Scipio)。依照罗马的习惯,这孩子要用养父的名字,加上自己生父的族名;因此,他的全名是科尼利乌斯·西庇阿·艾米里安(P.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而我们此后也就把他叫作西庇阿(小阿菲利加)了。他长得英俊而健壮,生活俭朴,谈吐温和,重感情,慷慨大方;特别是非常诚实,尽管所有迦太基战利品皆经其手,当他死时,只留下33磅银子和2磅金子;他过的是士兵生活,不是富人生活。他在幼年时就遇到了希腊的流亡学者波利比奥斯,此人给了他许多嘉言劝告和有益书籍,也因此获得了他的感激和毕生友谊。这个孩子曾随其父在皮德纳(马其顿境内)作战,立下战功;在西班牙时,敌人曾向他挑战,要和他单挑,他接受了,也打赢了。
在私下,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常与一群醉心于希腊思想的罗马文人相处。其中最主要的是盖乌斯·利略(Gaius Laelius),他是一个善良的智者,友情坚定,判断公正,生活无瑕。其演说的流利口才与简洁的风格,仅次于艾米里安。一个世纪之后的西塞罗很喜欢他,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论友谊》散文集的书名,并且幻想着,但愿自己不生在这个扰攘的时代,而生于那些高尚的罗马知识青年圈子里。盖乌斯·利略对文学的影响相当大,泰伦提乌斯的词句发展得那么文雅简洁,也有他一份功劳在内;而吕西阿斯出于社会目的作的讽刺作品,对他那个时代的罪恶与奢侈大张挞伐,也可能是从盖乌斯·利略那里学来的。
在这群知识青年中,其希腊良师就是波利比奥斯与帕纳迪乌斯(Panaetius)。波利比奥斯曾在西庇阿家中住过好几年,他是一个务实者和理性主义者,对人和国家很少幻想。帕纳迪乌斯来自罗得斯岛,也像波利比奥斯一样,属于希腊贵族阶级。他和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共处过很多年,感情很亲密,彼此互相影响。他鼓励西庇阿成为最高尚的斯多葛主义者。而劝导他修正其纯道德要求的极端哲学而成为可以实行的教条者,则可能是西庇阿。帕纳迪乌斯在其所著的《论责任》( On Duties )一书中,写下了斯多葛主义的中心思想:人是全体的一部分,必须与全体合作——与他的家庭、他的国家及全世界的圣灵合作;人生于斯世,不是为了享受其感觉的愉快,而是要毫无怨言、毫不吝惜地去尽其责任。帕纳迪乌斯不像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要求完美无瑕的贞德,或完全不顾美好与幸福的生活。受过其教育的罗马人,把握住这个哲学,将其作为一种庄严和漂亮的代替品,以代替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的旧信仰,且自其伦理中发现一种道德律,与其传统思想完全趣味相投。斯多葛主义变成了西庇阿的灵感、西塞罗的抱负、塞涅卡的高尚品质、图拉真的指导、奥勒留的慰藉及罗马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