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阿尔戈斯城之南，离开海岸，便是帕瑙（Parnon）山脉的峰峦。这些山峰风景甚佳，但其中更令人赏心悦目的是蜿蜒各峰间的欧罗塔斯河（Eurotas）和位于西部较高、较暗然而戴有雪帽的泰格杜斯（Taygetus）山脉，这个常有地震的谷地，就是荷马所称的“拉西迪蒙”（Lacedaemon）凹地（古斯巴达）。这个平原四面环山，因此其首都斯巴达可以不需要城墙。在其极盛时期，斯巴达是5个村落的集合，拥有7万人口。如今，它仅是一个4000人口的小村，就是在它那很平凡的博物馆里，昔日胜迹也几乎荡然无存，使人对这个曾经蹂躏并统治希腊的城市，不禁兴起不胜今昔之感。
自这个天然城堡，多利安人统治并奴役了南部的伯罗奔尼撒人。对蓄有长发的北方民族而言，因为生长在山地，自幼受山地环境影响，习于战事，所以其生活中除战争与奴役外再无其他。战争就是他们的职业，这些人也自战争中取得其所谓的诚实生活：不属于多利安族的土著，由于从事农业和享受和平，早已积弱，显然需要有人领导。因此，斯巴达诸王首先征服拉哥尼亚的土著居民，然后攻击麦西尼亚。这一片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的土地，平坦而肥沃，当时是由一个爱好和平的部落耕种。我们可以自帕萨尼亚斯的著作中知悉，当时麦西尼亚王阿里斯托德谟斯（Aristodemus）在德尔菲就如何击败斯巴达一事请示神谕，阿波罗神如何命令他在其王族中选出一位童女做牺牲献予诸神，他如何将其亲生女儿杀死致祭，但最终仍战败。（可能是他会错意，以为神要他自己的女儿。）60年后，勇敢的阿里斯托德谟斯领导麦西尼亚人英勇地反抗斯巴达。在围城9年和连续攻击下，斯巴达人终于得逞。城陷落后，在屈辱的条件下，麦西尼亚每年必须向斯巴达贡献其全部收成的一半，并且有数千人被俘沦为奴隶（Helot）。
现在，我们要开始描述莱喀古斯以前拉哥尼亚社会的轮廓，这个社会也和其他古代社会一样，有三个阶层。最上层是居于统治阶层的多利安人，这一民族居于斯巴达大部分地区，以农产为生，虽然土地主权为其所有，实则由奴隶代其耕种。居住于周围，社会地位处于统治阶层与奴隶之间的是皮里阿西（Perioeci）（也称“周围居民”），这一族是在山区或拉哥尼亚郊区100个村落中的自由居民，在各城镇以从事贸易与工业为生；有纳税及服兵役义务，但不能参加政府组织，也不能与统治阶层通婚。处于最低阶层也是人数最众多的是奴隶，根据斯特拉博的说法，奴隶是根据赫拉斯（Helus）城而命名，此城的居民最早为斯巴达人所奴役。仅由于对非多利安族的征服或运回战俘，斯巴达便使拉哥尼亚拥有22.4万名奴隶，12万名皮里阿西，以及3.2万名（包括男女老幼）公民阶层。
奴隶享有中古时期奴隶的一切自由，可随意结婚，任意生育，在田间依自己的方法耕作，在村中与邻居相处，因地主不在现场，所以可不受其干扰，唯一条件是定期向地主缴纳政府所规定的田租。他们与土地结为一体，但其本身与土地均不得出售。他们有时也进入城镇充作家仆；在战时可被征召伴随主人，有命令时也须为国作战，如在战斗中表现良好可获得自由。其经济状况通常并不比阿提卡以外其他希腊地区的村中农民或现代城市中的非熟练劳工恶劣。他们可从其住处、各种不同工作及田野树木的恬静中获得慰藉。但经常有遭受军法审判的可能，也常遭受秘密警察的秘密监视，也可能在任何时候不经审判而遭受秘密警察的杀害。
在拉哥尼亚，一如在其他地区，智慧低者须向智慧高者呈献贡物，此习惯基于“对以往有成就者须予尊敬，对未来有希望者须予鼓励”的原则。在大多数文明社会中，生活用品的分配通常是通过价格制度的和平行为达成，即智慧较高者能生产一种不易立即被仿造或复制的奢华产品，或提供一种他人不易提供的服务，因而使想要获得该项产品或服务的人付出较高代价，如智慧较低者不欲付出该项代价，当然只能获得容易获得的次级产品或服务，这也是一项较公平的交易。但在拉哥尼亚，财富的集中是通过一种令人愤怒的方法，使得奴隶义愤填膺，因此，在斯巴达历史上几乎每年都饱尝颠覆国家的革命威胁。
斯巴达在莱喀古斯之前的暗淡时期，仅为希腊的一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无异，但以歌唱与艺术著称（莱喀古斯以后，风尚即变）。音乐在该地异常普遍，并与古人相媲美。尽量追溯希腊历史，我们可以发觉希腊是一个歌唱的民族。斯巴达在战时，音乐也采取军事方式，即所谓强劲而简单的“多利安进行曲”；其他的曲子非但不予鼓励，而且如果多利安进行曲中有离谱时，还要依法律处罚。即使是特潘得，虽然曾赖他的歌声平息了一次叛乱，但只为了适合自己的声音，他竟敢在琴上另加一弦，因而遭到执政官的处罚，他的琴也被钉挂在墙上不得使用；到下一代，提摩修斯（Timotheus）将特潘得的七弦琴增为十一弦，然而直到执政官除去招致物议的各附加弦后方能参加竞赛。
斯巴达和英国一样，当从别的地方吸引来伟大的作曲家后，便使他们成为本国人。到公元前670年，可能是由阿波罗神谕的吩咐，将特潘得自莱斯博斯岛接到斯巴达，以筹划卡尼亚（Carneia）节日的合唱比赛。同样的，在公元前620年将泰拉塔斯自克里特招来，不久，提尔泰奥斯（Tyrtaeus）、阿尔克曼（Alcman）及波利门斯吐斯（Polymnestus）也相继而来。这些人的工作主要是制作爱国歌曲，并训练群众合唱。斯巴达很少对个人教授音乐，特别注意群体精神，所以音乐也采取群体形式，在重大的歌舞节日举行团体比赛。这种合唱方式也使斯巴达人获得了另外一种纪律和集体行动的训练机会，因为每一个声音都需要与领导人和谐一致。在海厄辛西亚（Hyacinthia）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的宴会上，每个人都要按合唱指挥者指定的地点与时间歌唱；在吉姆诺皮狄亚（Gymnopedia）的节日，全体斯巴达人不分年龄性别，都要参加和谐舞蹈和对唱的集体行动。这种行动无疑对其爱国情绪的激发有很大作用。
特潘得是诗人、音乐家中最杰出的，他在萨福之前一代揭开了莱斯博斯岛的伟大时代。传说中，特潘得发明了宴饮歌，并且将当时的弦琴从四弦增至七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七弦琴和米诺斯一样古老，据推断，人们在远古以前已在纵酒歌唱。诚然，特潘得曾经在莱斯博斯岛获得了基萨罗得斯（Kitharoedos，抒情音乐作曲家和歌唱家）的声誉。由于在争斗中他杀死了一个人而被放逐，后来发觉接受斯巴达的邀请可能会有很多便利，因而到了斯巴达。他似乎在那里靠教授音乐和训练合唱度过了余生。据说他死于一个宴会上，当他正在歌唱时（可能是正在唱他在音阶上所增列的一个音符时），一个听众向他投掷了一个无花果，恰好投入他口中并进入气管，因而窒息而死。
在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时，提尔泰奥斯在斯巴达继续特潘得的工作。提尔泰奥斯来自阿菲德纳（Aphidna）——可能在拉西迪蒙，也可能在阿提卡。雅典人有一个关于斯巴达人的笑话，大意是当斯巴达人将要在第二次战争中失败的时候，一个跛足的阿提卡学校校长挽救了失败的厄运，这个校长的战歌唤醒了委顿的斯巴达人，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因而获得了胜利。显然，他是在大众集会的时候奏笛唱出自己的歌声，设法将战场的失势转换为令人欣羡的胜利。我们在他的断简残篇的歌词中还可发现如下的记述：“勇者为国家奋战时，必勇敢争先，男儿当求战死于阵前……让我们每个人站稳脚步，脚踏实地，坚忍不拔……让我们齐步并肩，盾甲相连，豪气冲霄汉，壮士视死如归去，勇者马革裹尸还，所有枪剑齐指，奔向敌人，不胜誓不还。”斯巴达王里昂尼达斯（Leonidas）曾说：“提尔泰奥斯实在是激励青年的能手。”
阿尔克曼是提尔泰奥斯同时代的歌唱家，也是其朋友兼竞争对手，但阿尔克曼歌唱类别较广，且较为通俗。阿尔克曼来自遥远的吕底亚，有人说他曾经是一个奴隶，虽然如此，因为那时拉西迪蒙人还没有学会憎恨外来人（这种憎恨外来人后来成了《莱喀古斯法典》的一部分），所以依然欢迎他。而后的斯巴达人对于他给予爱情与食物的颂扬，以及他所罗列的拉哥尼亚酒名单感到惊异。传说他极为好古，同时对女人的追求永无餍足。在一首歌曲中，他告诉人们如何幸运地离开了萨迪斯（Sardis），因为在那里他可能成为一个被阉的西芭莉祭司，幸而来到斯巴达，可以与他的金发情妇自由相爱。他为我们揭开了情诗诗人时代（至诗人阿那克里翁达于极盛）的序幕，同时被亚历山大时代的批评家选为古希腊“九大抒情诗人”之一，并且高居首位。
他可以谱出赞美诗歌，也可以写出醇酒美人的曲词，斯巴达人特别热爱他为女合唱团所作的处女之音。在遗留的残篇中，我们还不时可以体察出那些蕴含在诗歌中的想象力。有一段大意如下：
沉睡于山巅，沉睡于溪谷，在山涧，在肩部；虫类出自土壤，牲畜食于山麓，蜜蜂繁衍不息，巨怪出没海底深处；所有生命均安眠，仅有群鸟翱翔云端。 [1]
我们不难从上述各诗人而得知斯巴达人并非永久黩武好勇，在莱喀古斯以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与其他希腊人一样珍视诗歌及艺术。当雅典戏剧家编写剧中合唱抒情诗歌时，虽然对白是用阿提卡语，但诗歌是用多利安方言，足见合唱诗歌与斯巴达人关系之密切。在那个太平盛世，究竟是否还有其他艺术盛行于拉西迪蒙，很难判定，因为斯巴达人本身也疏于各事迹的记载与保存。拉哥尼亚陶瓷和铜器在公元前7世纪时颇负盛名，一些次要的艺术也为少数富人增添了若干享受。但这个小型的文艺复兴却因各次麦西尼亚战争而终止。被征服的土地由斯巴达人瓜分，战俘的增加也使奴隶数字倍增。但3万公民如何能长久控制4倍于他们的皮里阿西和7倍于他们的奴隶？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放弃对艺术的热衷和追求，把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变为兵士，并且保持高度战备，以便随时可以扑灭叛乱或发动战争。《莱喀古斯法典》已达到此目的，但其所付出的代价甚大，除政治外，从各方面而言，竟使斯巴达退出文明历史。
希罗多德以后的希腊历史学家均认定《斯巴达法典》是莱喀古斯所拟订，一如接受特洛伊之围与阿伽门农被杀是史实一样。由于现代学术界否认特洛伊和阿伽门农真有其事其人，因此，对于莱喀古斯其人真实性的承认，也颇感踌躇。以前历史学家判断他在世的时期约为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然而一个人如何能想出一套在整个历史中最令人厌恶且令人困惑的立法，于数年中不仅加诸被征服的臣民，且加诸自由意志与好战的统治阶层？虽然如此，如果一概拒绝所有希腊历史学家曾经接受的一种具有理论基础的传说，似乎有过于大胆之嫌。姑且不必论及约书亚（Josiah）在耶路撒冷圣殿发现摩西戒律（约公元前621年），公元前7世纪实为个人立法者的特殊世纪——如扎留库斯（Zaleucus）之于洛克利（Locris，约公元前660年），德拉科（Draco）之于雅典（公元前620年），及查罗达斯（Charondas）之于西西里的卡塔纳（Catana，约公元前610年）。可能在这些事例中，与其说是个人立法，倒不如说是将一些习惯加以调谐和阐述，制为法律，然后为方便起见，便以起草人或编纂人之名命名。同时，在大多数情形下均以文字记载，因此，我们并不太认同它是一种个人立法。然而，只要我们牢记在各方面都像是将一种变迁过程，即自习惯变为法律（这当然需要很多的执笔人和多年的时间）加以人格化并予以缩短精简，我们仍将这种传说列入记录。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莱喀古斯是斯巴达王查利劳斯（Charilaus）之叔及监护人，自德尔菲阿达那（Adana）神殿接奉敕谕，若干人认为这种敕谕就是莱喀古斯法律的本身，另有一些人说这是他所提议的法律经由神意的认可。显然是一些立法者认为如果要改变若干习惯，或建立新习惯，最安全妥善的方法是将其建议托诸神旨，这并不是首次出现一个国家将其基础托之于天意。传说中还有说莱喀古斯曾经旅行到克里特，对其制度倍加推崇，并决定在拉哥尼亚实行。诸王及大多数贵族勉强地接受了这些制度对他们的安全是不可缺少的说法，但是一位叫阿尔坎特（Alcander）的青年贵族咆哮反对，并且击落了莱喀古斯的一只眼睛。普卢塔克曾以其简明而动人的惯用语调叙述其经过：
莱喀古斯对此意外事件非但毫无畏缩与恐惧，稍停片刻后，即将其面目全非的面容及被击落的眼睛出示于其同胞。国人睹此后深感惊恐与耻辱，于是即将阿尔坎特捕交莱喀古斯加以处罚……莱喀古斯对国人深致感谢，除留阿尔坎特外，将群众遣散，然后将其带返家中，既未予以严厉处置，也未深责，仅……嘱咐在餐桌边伺候。这位青年生性坦诚，胸无城府，即应命工作且未出怨言；莱喀古斯因此同意与其同住，阿尔坎特也获得机会对莱喀古斯作深入观察，他发现莱喀古斯除具有良好风度及从容严谨外，还极端冷静、孜孜不倦；因此自原先的敌视，一变而为其最热烈的崇拜者，并告知其亲友，莱喀古斯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阴沉与乖张之人，实为世界上一和蔼并具有良好风度的君子。
莱喀古斯在完成其立法后（根据有关其传说的结尾叙述），呼吁公民在其返回前勿对法律作任何修正或变更。“他认为一个政治家有一种死得其所的责任感，如可能，应认为其死是对国家的一种服务”，随后他前往德尔菲退隐，并绝食而亡。
每当我们想要说明莱喀古斯的改革时，我们就会发觉传说的矛盾与混乱。也很难说《斯巴达法典》的哪一部分先于他，哪一部分是由他或他同代的人所创制，或哪一部分是在他之后所增列。普卢塔克和波利比奥斯（Polybius）很肯定地告诉我们，莱喀古斯曾经把拉哥尼亚的田地重新按照公民的数目平均分为30 000块相等的土地；修昔底德则说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分配。可能是旧的财产未予变动，新征服的土地曾予以平均分配。一如西塞昂（Sicyon）的克里斯提尼和雅典的克里斯提尼一样，莱喀古斯废弃了拉哥尼亚的血统社会组织，而代以地理区分，如此，旧式家庭的权力即行崩溃，而较宽广的贵族制度随即形成。因为商人阶层正在阿尔戈斯、西塞昂、科林斯、麦加拉和雅典逐渐获得领导地位，为防止这个阶层取代地主寡头专制，莱喀古斯禁止公民从事工业或贸易，禁止使用或输入金银，还命令只能使用铁作为钱币。他还决定斯巴达人（即拥有土地的公民）应不遭受其他拘束，以便随时能参与政府及从事战争。
古代的保守主义者都夸耀《莱喀古斯法典》之所以能实施甚久，是由于三种政府形态（专制、贵族及民主）融合在该法典中，且三者之比例配合，最终能互相制衡，任何一派都不易形成优势。斯巴达因为同时有两个王，所以它的专制政体其实是两头政治，而这种政治体制又是从入侵的赫拉克利特遗传下来的。这个奇异制度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两个家族势力相当，因此也就处于互相竞争的态势。同时为王算是一种折中方案，或者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与国家声望，因为同时两家为王，可以避免皇族地位与特权心理使用的绝对主义。两个王家的权力是有限制的：他们执行国教的祭献，任司法首长，及在战时统帅军队。在所有事务上均须服从元老院，同时在普拉塔亚（Plataea）后其权力逐渐转移至民选的执政官。
法典主要的组成部分，表面和实际上就是元老集团；通常在60岁以下的人都被认为尚未成熟，不应担任这一职位。普卢塔克说元老院的人数共28人，同时也告诉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选举方式：在遇有空缺时，候选人逐一沉默着通过民众大会的前方，其获得喝彩声最高与最长者即被宣布当选。当时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实际而经济的，且更具充分民主程序的方式。我们并不知道哪些公民具有被选举的资格，可能权利是平等的，不妨假定他在拉哥尼亚拥有土地，曾经服过兵役，并向公共食堂提供其应分摊的食物。元老院制定法律，对死刑犯执行最高法院权力，同时拟定国家政策。
民众大会是斯巴达对民主的一种让步。显然年满30岁的男性都有参加的权利，在37.6万人民中约有8000男性拥有这种资格。大会在每次月圆日集会一次，所有重大公众问题均须向大会提出，非经大会的同意不能通过任何法律。但是在莱喀古斯制定的法典之外增列的法律很少，大会对这些提议增列的法律可以接受或拒绝，但不能讨论或修正。本质上这是一种古荷马式的群众集会，在敬畏的心情下聆听首领或元老会议或统帅军队的国王发言。理论上主权属于民众大会，但在莱喀古斯后，一条修正条款将权力交付给元老院，倘若元老院认为民众大会的决定有偏差时，当即将该项决定加以更正。从前有一位思想颇为进步的公民要求莱喀古斯建立民主政治，莱喀古斯当即答道：“朋友，请先在您的家庭开始。”
因斯巴达的5位民选长官（ephor，意即“监督者”）每年由民众大会选举，所以西塞罗曾将其比作罗马保民官（tribune），但因其所操行政权力只有在元老院的抗议下才能得以遏止，因此可以说与罗马的执政官（consul）更为相似。民选长官制在莱喀古斯之前就已存在，但在我们所获《莱喀古斯法典》的各项报告资料中都未提及。公元前6世纪中叶时，民选长官权力已与两王相埒；在波斯战争后，事实上其权力又凌驾于两王之上。他们接见外国大使，决定法律纷争，统帅军队，并对两王拥有指导、罢黜或惩罚的权力。
政府法令的贯彻与实施由军队及警察负责。习惯上，民选长官将某些斯巴达青年武装为特别及秘密警察，以侦察民众行动，对奴隶则可视情形自行杀戮。这一组织通常出其不意地行动，甚至被用来消灭在战时为国家勇敢作战的奴隶，因为作为主人的斯巴达人认为他们既然能勇敢为国，就是有能力的人，因此也就是危险人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8年后，公正的修昔底德曾有如下的报道：
斯巴达人通知奴隶选拔自认在对敌作战中表现优异的人员，以便他们使之获得自由；真正的目的是在试验他们，因为在斯巴达人看来，首先请求获得自由的也就是意志最昂扬和最容易反叛的。当2000人被选出后，这些人喜不自禁，于是群往神殿，以庆幸他们获得自由，但斯巴达人旋即消灭了这些人，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如何死亡的。
斯巴达最高的权力和荣誉都在军队手里，因为军队的勇毅、纪律和作战使斯巴达获得安全，同时贯彻其理想。每一个公民都接受作战训练，从20至60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这种严格的训练下更产生了斯巴达的重甲步兵——由公民组成、披重装甲、挥舞长矛的密集步兵部队，这种重步兵即使在雅典人看来也是一种恐怖，事实上直到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在留克特拉（Leuctra）把他们击败为止，他们一直保持着常胜军的荣誉。在这支军队里，斯巴达人也建立了自己的道德守则：强健与勇敢才是良善；战死沙场才是最高荣誉与喜乐；战败而生，在母亲看来也是难以宽恕的耻辱。斯巴达的母亲在与出征的儿子道别时用语是“与你的盾牌同归或死在你的盾牌上”，携带着笨重的盾牌逃脱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要想训练一个人接受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非常违背其血肉之躯的欲望，就必须要从出生起，同时也要有最严格的纪律。第一步便是无情的优生学：不仅每一个婴儿要面对父亲杀害婴儿的权力，同时每个婴儿也要送到一个叫作“邦检查团”的部门（state council of inspectors）检查。任何被认为有缺陷的婴儿都要从泰格杜斯山的悬崖掷下，死在悬崖下边的尖石山。进一步的淘汰可能就是斯巴达人对其婴儿艰苦与公开的锻炼。全国男女都受到警告，对结婚对象的健康程度与品性必须慎重考虑；纵然是阿克达莫斯王也因为娶了一个矮小的女人为妻而遭受罚款。丈夫鼓励将妻子借给不寻常的人，这样优秀的儿童可以倍增；如果丈夫因为年龄或疾病失掉了性能力，则必须邀请年轻力壮的人代他生育更活泼强健的儿童。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莱喀古斯曾对嫉妒和性的独占加以嘲笑，并且认为人类尽各种能力并付出金钱代价以渴求其犬马能与良种相交，获得优生，而偏要将妻子关在家里只为他们生男育女，何况这些丈夫有的可能是愚蠢、无能和疾病患者，这种做法实属荒唐。根据古时的一般观点，在所有希腊人中，斯巴达的男人比较强壮俊秀，女人比较健康可爱。
与优生相比，训练可能是这一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修昔底德曾经使阿克达莫斯王作出如下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可能指出生时）甚少，但在最严格的学校接受训练与生长者能获得优势。”斯巴达男童自7岁起即离开家，由国家抚养，送入一所学术和军事训练的学校，由一位儿童监督人负责训练。在一班中，由最有能力与最勇敢的儿童充任首领，其他儿童必须服从他，作为首领的儿童可对其他儿童加以处罚，其他儿童也需要设法在工作与纪律上与首领相埒，甚至设法超过他。其目的并非和雅典人一样着眼于体育或技能，而是在于军事性的激励与价值。所有的竞赛在长者与双方情人的注视下裸体举行。年长者设法在儿童间制造纠纷（各个或两个群体间），以便测验出其活力及坚忍力，并予以训练；一有怯懦的行为表现，即会招致多日的耻辱。每个人都需要忍受痛苦、困难及逆境而毫无怨言。每年都要在阿尔忒弥斯·奥西亚（Artemis Orthia）神的祭台前鞭笞精选的青年，一直到血溅台石为止。到12岁后，儿童就要被褫去内衣，整年只能穿一件衣服，他们不像雅典的青少年一样经常沐浴，因为他们认为水和软膏可使一个儿童变得软弱，而寒冷的气候与清洁的土地则可使其坚强和富有抵抗力。冬夏都要露天过夜，并且是睡在断残的欧罗塔斯河岸上。以至于到30岁他们都是和同伴生活，居住在营房内，不知家庭安适为何物。
对儿童也教授阅读和书写，但仅止于能阅读及书写；在斯巴达购买书籍的人很少，因此出版商尽可好整以暇。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莱喀古斯并不愿意儿童依书写或文字学习他的法典，而是依口授并且在成人的细心指导与良好榜样下自幼年起开始在行动上实施；他认为训练一个人能在不经意的习惯上成为好人，较之依赖理论的说服为佳；一个适当的教育必可导致一个良好的政府。但是这样的教育应当是道德性而非智慧性的，品性较诸智慧更为重要。斯巴达人训练他们的青年要随时保持清醒和冷静，同时强迫奴隶喝过量的酒，以便斯巴达青年可以看出酗酒和醉酒的愚蠢和丑态。他们要接受准备作战的训练，要能在战场上自行搜寻食物，或忍受饥饿，在这种情形下允许偷窃，但是如果被侦知偷窃就成为应受鞭笞的罪行。但如果一个青年表现良好，就可获准参加公民的公共食堂，同时应当在那里细心听讲，以便了解或熟悉国家的问题，并学习能作愉快谈话的艺术。年满30岁后，倘若能圆满度过青年时代的艰苦训练，就会被承认具有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并与年长者共坐同膳。
至于女童，虽然留在家庭抚育成长，但也要遵守国家的规定。必须参加积极性的竞赛——赛跑、摔跤、扔铁圈、掷铁饼，以便长大后强壮健康，能很顺利地做一个完美的女性。女子必须裸体参加群众舞蹈及游行，甚至在男人面前也不例外，以激励其能对身体作适当爱护，同时发现并矫正身体缺点。道德观念很强烈的普卢塔克曾说：“少女裸体并没有什么羞耻，裸体使她们感觉质朴，并且可因此摒除淫荡。”当她们舞蹈的时候会一齐向作战表现勇敢者唱歌赞颂，而对怯懦者则尽量蔑视。这种理智性的教育对斯巴达少女并没有浪费。
至于恋爱观，每个青年都可以尽情恋爱，同时可以不必考虑性别。几乎每一个男童都有一个年长的男情人，从这个情人那里可以希望获得更多的教育，为报答这种教育，他应当献出热情并且要服从。这种“交换”往往发展为一种热情的友谊，而激励双方都能勇敢作战。青年在婚前有相当的自由，因此，娼妓在斯巴达很少，蓄妾也不多见。据说，在整个拉西迪蒙只有一座阿佛洛狄忒神殿，同时，这座神殿的女神头纱遮面、持剑，并戴脚镣，俨然象征为爱情而结婚是愚蠢之举，应将整个爱情献与战争，婚姻应由国家严格控制。
国家所指定的最佳婚姻年龄为男人30岁、女人20岁。在斯巴达独身是一种罪行，单身汉不得享受各种特权，也不得参观由青年男女裸体跳舞的游行行列。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单身汉被迫在公众前游行，即在冬季也必须裸体，行进中必须歌唱，歌唱的意义在于其未服从国家法律，受此惩罚实属罪有应得。经常逃避婚姻的男人可在任何时间遭受一群女人的猛烈攻击，结婚而未能生育子女者遭受的羞辱不过仅轻于“极不光彩”而已。据知，不能做父亲的人就不能够享受斯巴达青年对年长者所表现的宗教式的尊敬。
婚姻通常是由父母安排，但非买卖方式；经双方同意后，一般情形下须前往强力抢亲，而新娘也将抵抗。婚姻一词在当时用希腊词harpadzein表示，即强夺之意。如果在此项安排下仍有若干成年人未能结婚时，就将同数量的男女推进一暗室，使他们在黑暗中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斯巴达人认为这样的选择较之经过恋爱所作的决定并不会更盲目。通常，新娘与其父母居住，新郎仍居住于营房内，仅在暗中与妻子幽会。普卢塔克说：“夫妇在这种情形下生活很久，甚至妻子已经生育，而夫妇尚未能在白天晤面。”当他们已完成做父母的准备时，习惯上也准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庭。爱情的培养和发展是在婚后而非婚前，夫妇间的情爱在斯巴达也和其他文明社会一样强烈。斯巴达人曾夸称他们之中没有私通，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因为他们在婚前有充分的自由，同时，很多丈夫可被说服与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兄弟共妻。离婚的情形很少。斯巴达的将军莱桑德曾经因为要离开自己的妻子与一个较美丽的女人结婚而遭受处罚。
总之，斯巴达女人的地位较其他希腊社会要来得高。女人在斯巴达也比在其他地区较多地保存了她们的荷马式身份和早期所遗留下来的母系社会特权。普卢塔克曾说：“斯巴达的女人勇敢而强健，经常压制她们的丈夫，即使对最重要的事务也公开表达意见。”女人可以继承及遗赠财产，随着时间的演变，在斯巴达接近半数的不动产掌控在女人手里，足见其对男人影响之大。女人在家中享受奢侈和自由的生活，在连年战争中男人首当其冲，或在公共食堂里吞咽粗茶淡饭。
按照法典的特殊规定，所有的斯巴达男性，自30至60岁，都要在公共食堂用膳，公共食堂的膳食在品质上较差，在分量上也稍感不足。按照普卢塔克的说法，立法者的宗旨是预先磨炼他们以适应战时的匮乏，同时也使他们不致因享受和平而消沉堕落。他说：“他们不应当消磨其生命于家庭，躺睡在奢侈靠椅和坐在华丽的桌子上，把自己托付给商人和厨子，而自己躺在角落里像一个贪婪的野兽一样养尊处优，日益痴肥。这样不仅毁灭他们的思想，而且还会毁灭他们的身体，身体如果因享受及食用过量而衰弱，则需要睡眠、热水浴和免于工作的自由。总而言之，如果他们长期享受和腐化，就需要较多的照顾。”为供应公共食堂所需要的食物，每位公民都需要定期向其所属食堂提供所指定数量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否则就会被取消公民资格。
在实施此项规范的最初几个世纪，通常对斯巴达青年所实施的简单与刻苦生活的训练都持续至人生的后期阶段。胖人在拉西迪蒙实属罕见。对于腹部的尺寸虽无法律规定，但倘若有人腹部过度凸出被认为不雅或妨碍战斗行动时，可能当众遭受斥责，或被从拉哥尼亚驱逐出境。在斯巴达并没有在雅典所盛行的狂饮或欢宴。人民有贫富之分，但隐而不见，无论贫富均穿着相同的简单服装，即一件毛质披肩外衣或外衫，该件衣物均仅悬于肩上，既不讲求美观，也不讲求款式。累积动产财富颇为困难，因为在当时要贮存相当于今天100美元的铁制钱币需要一大间贮藏室，要想搬运，至少需要一对壮牛。但人类的贪婪依然存在，官吏与公务人员的贪污也有门路。议员、民选长官、使节、将军及国王都可出资购得，所出价格与其地位相称。当萨摩斯岛派到斯巴达的使节展示其金盘子时，斯巴达王克莱奥梅尼（Cleomenes）一世立刻要求撤回该使节，深恐斯巴达人由于外国人的坏榜样而腐化了。
斯巴达深恐国人遭受外国人的污染，所以对外国人表现出空前的冷淡，外国人很少是受欢迎的。通常对外国人均设法使其明了访问必须短暂，如停留时间过长，即由警察护送至边境，强行遣出。斯巴达人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出国，为压制斯巴达人的好奇心，特施以“夜郎自大”的训练，并使其深信他国实无可供“借鉴”之处。因为要保护自身，所以它的制度自然也就谈不上合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三分之二的人是奴隶，所有的主人也等于奴隶，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如果能呼吸到一点自由、奢华、文学和艺术的空气，就足以使这个奇异的社会崩溃。
这样一个体制究竟产生了何种类型的人和何种方式的文明？最重要的是培养强壮的身体，能极度忍受艰苦和匮乏。一位酷爱奢侈享乐的锡巴里斯人曾对斯巴达人做过如下的评语：“斯巴达人在战时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并非可称赞之事，因为只有如此，才可免除艰苦劳动和悲惨生活。”在斯巴达，健康是最主要的德行，疾病是罪恶。柏拉图在发现这样一片没有医药也没有民主的土地后一定会心情愉快。在这里充满勇毅坚强，在无惧与胜利的纪录上，只有罗马人才可与斯巴达人相比。当斯巴达人在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投降的时候，希腊人几乎不敢相信，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斯巴达人不战至最后一人，纵然是斯巴达的普通士兵，在许多情形下也是宁可自杀而不愿战败后苟且偷生。当斯巴达在留克特拉的灾难消息（其影响之大实际上是结束了斯巴达历史）送达主持吉姆诺皮狄亚竞技大会的各长官时，这些长官未发一言，仅仅把这些新烈士的名字增列到那个竞技会所尊敬的先烈的名单下（那个竞技会是为缅怀先烈而举行的）。克己、节制、对顺境与逆境处之泰然（雅典人曾把这些品性写出，但甚少实施），被每一个斯巴达公民视为自然。
倘若服从法律是一种德行的话，那么斯巴达人的德行是超过大多数人的。斯巴达国王德马拉托斯（Demaratus）曾经告诉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说：“虽然拉西迪蒙人是自由了，但他们并没有在所有事务上都获得自由，因为在他们上面有了法律，他们恐惧法律甚于你的人民恐惧你。”很少有民族（恐怕除罗马人及中世纪的犹太民族外）曾经像斯巴达人那样因尊敬法律而加强团结的。斯巴达在《莱喀古斯法典》的治理下，至少历经两个世纪之久，始终保持强盛的地位。斯巴达虽然未能征服阿尔戈斯或阿卡狄亚，但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除阿尔戈斯和阿哈伊亚外，它均能说服所有伯罗奔尼撒人接受其领导，而这个联盟在几乎两个世纪中（公元前560—前380年）维持了这个半岛的和平。全希腊都称赞斯巴达的政府和军队，在想废除横征暴敛的虐政时都向它求助。色诺芬（Xenophon）曾经告诉他人：“当我第一次注意到斯巴达在希腊各邦的杰出地位时不胜诧异，因为它的人口稀少，同时却享受着特殊的权力和社会声望。我对这个事实异常困惑。而后当我考虑到斯巴达的各种特殊制度时，我的怀疑随即消逝。”如同柏拉图和普卢塔克一样，色诺芬乐此不疲地称赞斯巴达的各种制度与习尚。当然，柏拉图在这里发现了他的乌托邦的轮廓。（因为人们对于理想的一种奇异冷漠，其乌托邦的轮廓于是遭到污玷蒙蔽。）由于许多希腊思想家对于民主的庸俗和混乱感觉厌倦和恐惧，因而逃避现实，转向于对斯巴达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崇拜。
因为他们并不居住在斯巴达，所以不妨对其尽量赞颂。他们也无法感觉出自私、冷酷和残忍等斯巴达特性；他们不能就所见的精选绅士或所赞扬的远处英雄，看出斯巴达体制除产生优秀战士外一无是处；更不能体会处在斯巴达的制度下，对于事物的思考力已被抹杀，以至于仅有肉体上的强壮与残酷存留着。由于这种体制、规范和风尚的胜利，使得在它崛起之前一度兴盛的艺术文物毁于一旦。因为自公元前550年后，我们就无法知悉斯巴达有什么诗人、雕刻家或建筑家。
只有群体的合唱和舞蹈仍旧保存，因为借此可以发扬斯巴达的纪律，同时也可以使个人消失在群体中。在商业上，斯巴达与世界隔绝，禁止人民旅行，忽视成长中的希腊的科学、文学及哲学。斯巴达变成了一个优秀的重甲步兵国，人人只愿终身做一个步兵。希腊的旅行家对于这样简单和朴实的生活、非常有限的公民特权，对于每种习惯和迷信的牢执固守，对于坚毅和纪律的颂扬与限制，气质如此高贵，目的如此卑贱，而效果又如此渺小等情形，异常惊异。同时，雅典人正在从以往千百次的不当与错误中，建立一个范围宽广但行动积极的文明。这个文明可容纳每一个新观念，急于与世界交往，且具忍耐、变化、复杂、丰美、革新、怀疑、想象、诗意、狂烈及自由等特性。这和斯巴达文明恰成鲜明对比，这个文明不仅使希腊文明多彩多姿，同时也几乎描绘出整个希腊历史的轮廓。
结果，斯巴达的狭隘意识和精神甚至背叛了它的内在力量，它不惜一切以求达成斯巴达的目的，到最后竟向征服者屈服到底，甚至将雅典在马拉松为希腊所获得的自由出卖给波斯。它沉湎于军国主义中，一度使它极为荣耀，也成为各邻邦痛恨的恐怖者。等它一旦倒下去的时候，所有国家都感觉惊异，但是没有人哀悼。时至今日，在这个仅有少许残留的废墟中，几乎很难看到一个雕像残躯或倾倒的石柱来证明希腊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1] 这首诗与25个世纪后歌德（Goethe）的作品《漂泊者的夜歌》（Wanderer’s Night-Song）颇为类似：
山巅高处 über allen Gipfeln
一片寂静 Iet Ruh，
于诸树梢 In allen Wipfeln
你难感到 Spürest du
一丝气息 Kaum einen Hauch；
小鸟寂寂栖于林中 Die Vö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
等待，不久 Warte nur，blade
你也得归去如是 Ruhest du a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