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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在原始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因为它的出现带来了金钱与利润，进而有了财产，然后有了小的政府组织。在经济发展早期，财产大部分限于个人使用之物。财产专指那些有独占意味的东西，要随主人殉葬，甚至连妻子也包括在内，不是指那些非个人使用的物品。而且，他们所谓的财产，不是天然生成的，是需要经过长期心血充实与改进的东西。
在原始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北美洲的印第安族，秘鲁的土人，吉大港（Chittagong）的部落，婆罗洲人，及南太平洋的岛民，都是土地公有、公耕，并共同分享收成。奥马哈的印第安人称土地像水与风一样，不能出售。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在白人到来以前，连变卖土地都未曾听过。英国人类学家里弗斯教授（William Halse Rivers，1865—1922年）发现土地共有意识仍然存在于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与波利尼西亚两个地区，在非洲利比里亚现今也仍被遵守着。
只有食物的共有意识不太广泛。在“未开化”地区有食物的人，总是与缺乏的人分享。一些过路人在行经的沿途，都可以选定停留的人家接受饮食招待，而且一般遭受灾害的地区，总是受到邻近居民的接济。一个人如果在树林里吃饭，唯恐自己独享，总是大声呼叫，希望旁人来与他分享。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年）告诉萨摩亚人关于伦敦穷人的事时，这个“未开化”的人显得很吃惊，问他：“怎样穷？没有吃的？没有朋友？没有房子住？他在哪里生活呢？他的朋友们也没有房屋住吗？”饥饿的印度人可以讨乞食物，不管多少，只要他讨，就有人给。只要有玉米生长的地方，就没有讨乞不到的。在南非霍屯督蛮族里有这样的风俗，富有的人必须将剩余的分给他人，直到大家均分为止。白人游历非洲时发现，在赠送当地黑人一些食物或其他珍贵的礼品后，黑人立即将这些礼品分给他人。假如是一批衣物之类，不久即可发现这些分享的人，你戴帽子，我穿裤子，他着上衣。爱斯基摩的猎人对自己猎得的东西无权享有，必须与同村居民一起分享。工具与用器也是公共财产。卡弗（Jonathan Carver）船长说：“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除家用品外，对财产的识别毫无经验。他们彼此之间极为随便，只要自己有多余的，总是分给那些缺少的人。”一个传教士说：“当你看见他们相互之间是如何以礼相待，而这些都是在极度文明的国家里所看不到的，你一定会大为吃惊。”无疑，这些都是出于一个事实，正如君士坦丁主教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347—407年）所说的“我的”与“您的”两个词的概念，已熄灭了我们慈悲的火焰，点燃了贪婪的欲火，这些都是野蛮民族闻所未闻的。另一位观察家说：“我曾看见他们在分配猎得物给每个人时，个人从未因分得不公平而发生过争执，或因此提出抗议等事。他们宁愿自己空着肚子睡觉，也不愿将责任委于他人。他们都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家庭里的人来看待。”
为什么人们进入所谓的文明以后，这种原始的共产意识就消失了呢？美国历史学家萨姆纳（William G. Sumner，1840—1910年）认为共有意识是非生物学的，是生存竞争中的一个障碍，不能激励各项发明、工业及繁荣。尤其是对有能力的没有奖励，低能的也没有处罚，又不能形成一种对抗破坏生产的、足以与其他种族一争长短的力量。据洛斯基尔（Loskiel）的报道，“美洲东北部印第安人的一些部落极为懒惰，他们自己懒于种植，完全仰赖有人不会拒绝他们的求食而给予他们分享的期望。既然勤奋的耕种者，所享受的并不优于懒散的人，因此勤耕者也不再每年多种”。达尔文认为南美洲火地岛部落这种完全平等的想法，是他们步入文明的致命伤，如果他们要文明的话，这样的文明必将破坏他们之间的平等。共有意识给由于贫穷与无知而生活在疾病与灾害盛行的原始社会中的原始人类带来了安全感，但这些安全感绝不能使他们摆脱贫穷。个人主义带来了财富，但也因此带来了不安与奴隶制，激起了超人的潜力，也加强了生活的竞争，使人们深深地觉得，假若所有的都平均分配，就绝不会再感受到贫穷的压力。
原始的共产主义容易存在的地方，是那种经常有动乱、危险，存在未满足需求的社会。猎人与牧人不需要土地上的私产，但一旦农耕变成了人们固定的生活方式后，人们很快就发现一个勤奋耕作者所得的报酬，可以供养一个家庭，于是土地被有效地开发了。后来，因为体制和理想的自然产生及团体和群落的形成，人类从狩猎进入农耕阶段，并由此引发了由部落财产变为家庭财产的改变。绝大多数经济生产单位，随之变成这一单位所有权的主人。由于家庭人口愈来愈多而形成家长制，权力集中在最年长的男人手中，财产又逐渐走上个人化，因而出现了个人遗产制。有进取心的人常常离家企求发展，并借个人的力气去荒野丛林、沼泽大山开拓土地，然后将之据为己有。最后，社会也承认那是他的权益，这又产生另一类私人财产的形式。人口压力增加、原有土地被利用殆尽时，这种拓地方式得以发展，圈地面积愈来愈大。一直进入更复杂的社会，个人所有权才约定俗成。金钱的发明，加之这些因素，便利了财产的增加、转让与交易。旧有部落的权力与传统，由村落社区或国王依土地所有权来重新确定，并定期进行土地的再分配。但经过新旧之间一段自然的动荡时期后，私人财产在社会和历史中名正言顺地成为基本的经济机构。
农业虽然创造了文明，却也带来了私人财产制度，还带来了奴隶制度。在纯粹狩猎社会里是没有听说过奴隶制度的，猎人的妻子儿女足够去做那些卑贱的事务。男人则在打猎或战争等激烈的活动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和平生活之间，选一即可。原始人类的懒惰特性有其根源，一般推测是源于由战斗与打猎造成的过度的疲乏而养成的慢慢休养恢复的习惯。当然还未懒到一直躺在床上不起来。要使这类无规则的活动转变为有规律的工作，有两件事是必需的：耕作的常规与劳力的组织。
若人们为自己工作，劳力组织就显得松懈与自然。若他们为他人工作，劳力组织就要依靠武力。农业的兴起与人类的不平等，导致社会上强者雇用弱者。农业化之前以强凌弱早已有之，通常战争胜利的一方认为，最好的战俘是一个活的战俘。这样，屠杀与同类相食的现象减少，奴隶制度兴起。人类终止了同类之间的杀害与相食，仅仅是使之成为奴隶，这是伦理上的一大进步。现今即使两国交战，胜利者已不再杀戮以灭绝它的敌国人民，而是代之以战争赔偿。奴隶制一旦建立并被认为大有裨益时，便被运用到对逾期不还的债务人和拒不服从的罪犯的处罚，并出现了专事捕人为奴的习惯。战争助长了奴隶制，奴隶制也助长了战争。
可能奴隶制经历了很多世纪后，我们的后代子孙养成了劳役的传统与习惯。不过，如果一个人不受身体、金钱或社会性的种种处罚而可以免去劳役的话，他是一定不愿去做任何太过艰苦与长期的劳役的。奴隶制也变成了人们进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之一。由于奴隶增加，财富也随之增多，而为少数人提供了悠闲，也更间接地促进了文明。又过了数世纪后，奴隶成了人类相互的馈赠品。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圣保罗在他的祝福式中认为在当时必须视奴隶制为一种神授的制度。
渐渐地，经过了农耕与奴隶制，由于分工和人类天赋的不同，不平等与阶级的区分代替了自然社会里的不平等。“在原始的团体里，我们发现了一项规则，即奴隶仍然有一定的自由，没有农奴与世袭地主之分，即使酋长与其顺民之间的分别也很小。”慢慢地，由于工具与贸易等因素的增多与复杂，便有了强者、技艺者与弱者、无技艺者之分。每种新的发明，都是强者手中的工具，用来作为增强主宰地位并使役弱者之用。天赋再加上优厚的机会使优越的财富集团形成，更使本来是同一的社会一变而为阶级与层次分明的社会。富与贫成为牢不可破的财富与穷困的意识，阶级的斗争像一条红线贯穿了全部的历史，进而国家兴起并成为阶级管理、财产保护、战争发动及和平组织的不可缺少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