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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是高度发达的社会才有的。草莽初民一有填饱肚子的机会，便把食物吃个精光。”在美洲印第安人较野性的部落中，部落成员认为储备隔日之粮，是软弱的行为而不屑为之。澳洲土著不事劳作，对劳务报酬也不立付。南非洲的霍屯督人（Hottentot）则闲散成性。而布须曼人（Bushmen）不是大吃大喝，就是挨饿。这种只顾眼前不问以后的愚笨想法，也与其他“未进化”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辙。自人类走出伊甸园进入欲望谷之后，即开始有了思想，烦恼也因此进入了人们心里，食欲剧增，繁荣继之而起，无忧无虑的天真淳朴因而消失。皮尔里（Robert E. Peary）问一个爱斯基摩人向导：“你正在想什么？”爱斯基摩人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想，我有足够的肉食。”无须思考时不必去花脑筋——如将此点作为人类智慧的总结，实在需要不少的解释。
然而，在这混沌懵懂的日子里，仍有不少困难，而这些过分长成的机能，在与兽竞存的环境下竟成了真正的有利条件。狗埋藏了骨头以绝食欲，松鼠集果预为后食，蜜蜂储蜜满窝，蚂蚁未雨筑巢——这些都是文明的创始。正是它们，及像它们一样机智的动物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如何为明天存储所需品，或利用丰收的夏日为寒冬的一切预做准备。
不论这些祖先用什么样的方法技术，从陆地到海洋，粮食总是单纯社会里的基本需要。他们赤手空拳，从土地中挖出可食用的东西来；他们模仿兽类，使用爪与牙，用象牙、骨头或石头做成工具；他们制作网与陷阱，用纤维与草根制成绊网，并设计无数的诡计以捕鱼或猎取走兽。大洋洲东部的波利尼西亚人的网有1000古尺（每古尺等于45英寸）长，要100个人才能操纵。由这样的操作方法，才产生了经济的规则，并连带地产生了政治的组织。而对食物的共同需要，有助于国家的形成。阿拉斯加州的印第安人特林吉特（Tlingit）部落里的渔人，把形状如海豹头的帽子戴在头上，将身体掩藏在岩石丛里，装出海豹的叫声，海豹闻声而来，于是他们毫无愧怍地以矛来刺杀它们。有许多部落把麻醉药投入河里，使鱼麻醉，然后相互合作，将之一网打尽。南太平洋的塔希提的居民，将一种由胡特奥坚果（ huteo nut）或采自澳洲的一种赫拉植物（ hora plant）混合制成的麻醉剂投入水中，鱼即沉醉浮于水面，任由渔人捕捉。澳洲土著潜入水中，用芦草管呼吸，可以潜游至野鸭群，用腿将野鸭夹至水底，然后捉住它们。墨西哥南部的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抓鸟是用丝线穿上果仁，一半埋入土里，鸟食果仁，即被捉住。
现在一般人将狩猎视为游戏，我们的兴趣似乎是基于一种神秘感的刺激。但在古时，就猎人与猎物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狩猎并不只是为了寻找食物，也是为了安全和获得主宰地位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有异于有史以来的其他战争，它们至多仅有微弱的声响而已。在丛林中，人们总是为了生存而战斗。一般的野兽，除了奋不顾身地求食，或被追赶到没有退路的时候，是不会主动伤人的。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随时都可以获得食物。有时，只有格斗者与随他出猎的家畜才有得吃。我们在博物馆里所见的陈列的战斗武器，如刀、棍、矛、弓箭、套索、链锤、诱鸟器、陷阱、飞标、投石机等，都是原始的先民用来占有陆地的工具，也是他们传给忘恩负义的子孙防范野兽的众多礼物。甚至到今天，在这些战斗消失之后，地球上仍不知移居了多少的人类！有时，漫步林中，人们因发现一些说不同语言的同类及古老的爬虫、肉食动物和鸟类而恐惧，并感到人类处在这熙攘的环境中必定会扮演一个掠夺者；同时，人类也是普遍畏惧与无止境敌对的目标。也许有一天，这些吵嚷不休的四脚兽，讨好卖乖的蜈蚣，曲意巴结的杆状菌，将吞食人类和人类所有的成果，使地球从具有掠夺性的双脚人类手中，从神秘而非自然的武器下，重获自由！
狩猎与渔猎在经济发展中不能算作一个阶段，而只是活动的方式，这些活动都会延续到最高度文明的社会。过去渔猎是生活的中心，现在仍然存在，不过在我们的文学与哲学、仪礼与艺术的背后，充当了野味店的粗鲁的刽子手罢了。我们现在打猎，是表演性质——是要在田野一显英雄的本色，而且由此也回想到儿时游戏中对弱小者追逐的快感，甚至就是为了“游戏”这个词。分析到最后，文明是基于食物的供应。教堂与神殿，博物馆与歌剧院，图书馆与学校，这些都是文明这栋建筑物辉煌的正面，而在其背面都是屠宰场。
最初，人类仅以狩猎为生，他们与其他肉食动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一次狩猎后，发现了畜牧生活的安全与可持续时，他们才开始变为人类。豢养家畜、繁殖牛羊与饮用兽奶，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知道究竟何时人类开始豢养家畜，但可认为多半开始于兽类被捕杀后，遗留了一些嗷嗷待哺的幼兽，人们将它们带回营地，供儿童嬉戏用。不过，此时这些豢养的牲畜仍充作食用，但经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后，人们才把它们作为驮兽，而且逐渐为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家畜遂成为人们的伙伴，人畜共同负担劳务，而且同宿共寝。牲畜繁殖的奇迹是人可以控制，而且捕获雌雄两只兽，由两个就可变成一群。动物的奶也可供妇女喂哺幼儿之用，这降低了幼儿的死亡率，并成为一项可靠的食物。人口因而增加，生活也更加安定、有序。人，这个胆怯成性的暴发户，对地球上的一切统治变得更加有效了。
同时，妇女们对土地的使用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男人们外出打猎时，她们即将地面上足可使用的东西，用来搭架帐篷或盖茅屋。在澳洲，众人皆知，在男伴外出打猎时，妻子们可以掘洞而居，上树采摘果实，去野外采集蜂蜜、野菌、种子、杂粮等。甚至到今天，澳洲仍有某一些部落将稻谷撒在田里，不经任何栽植与整理，任其长成后便收获食用。印度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河谷一带，仍停留在这一阶段，毫无进步。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得知，究竟人类在何时发现种子的功用，又怎样将它们收集起来，再行种植。这些起源都是历史上的神奇之事，只可凭猜测与意会而不知其所以然。很可能是人类首先采集了一批未经过种植的谷物，这些谷物在搬回营地的沿途散落在地上，渐渐地，人们发现这就是种子发芽成长的秘密。南太平洋智利属地的巨昂（Juang）群岛上的居民，将种子撒在地面上，然后窥探它们怎样发芽成长。婆罗洲的土著在田地里边走边用有尖端的棍子，在土中掘洞并将种子投入洞里。地球上最容易了解的文化，就是由这根棍子或者叫“掘孔器”带来的。以前游历过马达加斯加岛的人，还可以看见一大群妇女，每人手持一根尖头棍，站列在田间，行列分明，有如军队一般，一声号令，她们就用棍掘地，翻土，投下种子，再覆盖泥土，如此一行行地如法炮制。第二阶段该谈到锄头的文化。最早的锄头是一根棍，尖端是骨头，再装上横木以承受脚的压力。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e）来到墨西哥时，他们发现当时统治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人（Aztec）部落使用的唯一农具，就是锄头。在驯养家畜和锻造铁器的帮助下，较重的工具可作耕地之用。以后又将锄头发展为犁头，掘土较深，土沟内施用肥料，这改变了人类过去的经历。野生的植物被农耕种植，新的被发现，旧的又加以改进。
最后，大自然教会了人类贮存食物的技艺、小心谨慎的美德和时间的观念。眼见松鼠将果子存放在树洞里，蜜蜂存蜜在蜂窝里，也许是经过了1000年来只顾眼前的未开化生活，人们接受了贮存食物以备将来之需的教训。人们发现利用烟熏可以保存肉类，接着是盐腌、冷冻，后来学会搭盖谷仓以避潮湿的雨水与鸟兽的偷盗，并贮存粮食以备荒年食用。人类又慢慢发现，和狩猎相比，农耕获得的食物既好又稳当。经此认识，人类从兽类步入文明的三个步骤中——语言、农耕与写作，获得了其中一个。
人类从狩猎发展到耕种并非一蹴而就。在美洲，有不少印第安部落一直谨守男人打猎、女人耕地的传统而永不改变。变化是渐进的，而且永不会十全十美。人类也只不过在获取食物的方法中加入了新的方法而已；历史上许多例证显示出人们并不热衷于新的食物。我们想象得到，早期的人类为了内心求得安适，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寻找地面生长的上千万种植物、发现哪些是可以吃的，人类的食谱才得以加上更多的浆果与硬果。肉与鱼是人类常见的食品，但他们仍怀念猎取的野物。原始人类虽以谷类、蔬菜和乳品为生，但仍嗜肉欲狂。他们仍要捕杀野兽，以满足食欲，其结果近似于野性的堕落。他们经常不愿费时劳神去做熟食，捕来的兽即生吃，狼吞虎咽，除骨头以外全部吞食。全部落人聚集一起，在海滩上大摆宴会，聚食鲸鱼可达一周之久。南美洲印第安火地岛人（Fuegian）部落会烹调熟食，但仍喜生食。他们捕到鱼时，在鳃后将它咬死，然后从头到尾吃下去。是否由于下列这些食物的供应，人类变成了十足的杂食者，不得而知：贝类、海胆、青蛙、蛤蟆、蜗牛、鼠、蜘蛛、蚯蚓、蝎子、蟑螂、蜈蚣、蝗虫、毛虫、蜥蜴、蛇、狗、马、树根、虱子、昆虫、爬虫的卵、鸟卵等——在这些食物里，有些对人类具有微妙的功用，甚至是最实惠的食品。有些部落是捕蚁专家；有些将昆虫晒干，贮存作为宴会之用；有些从毛发里找出虱子，吃得津津有味；有些用一大堆虱子炖成一小锅食物，一阵欢呼之后将它们吞食。一些低级的部落，他们所吃的东西与猩猩所吃的几乎没有不同。
火的发明多少限制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暴食乱饮，并配合农耕，使人类脱离了狩猎。煮熟植物而食，避免了在不消化的情况下破坏细胞组织，又分解了淀粉，使人类更多地仰赖于杂粮与蔬菜。同时，煮熟更可以使不易软化的食物易于咀嚼。因此，这也使代表着文明之一的牙齿开始发生龋病。
除了我们列举的一些可吃的食品外，人类又加上了最微妙的一项——同类。我们会发现，最原始的部落几乎都是食人的，甚至包括较晚近的部族，如爱尔兰人、西班牙伊比利亚人（Iberian）、苏格兰东部的皮克特人（Pict）及11世纪的丹麦人。在这些部落中，人肉是大宗的交易品，人死之后是否举行葬礼则不得而知。在上刚果（Upper Congo）居住的人，不管男女老幼都被公开地当作食品买卖。在南太平洋新几内亚东北的新不列颠岛上，人肉如同今日的猪羊肉一样，在市场出售。在所罗门岛上，有些人宁愿把妇女养得肥肥胖胖，像猪一样作为牲祭品。火地岛的印第安部落将女人（的肉）排在狗之上，他们说，因为“狗肉有水獭味”。在塔希提，一位波利尼西亚族的酋长向一位新闻记者解释他的口味，他认为白种人烤熟后吃起来像熟了的香蕉。南太平洋新西兰北部的斐济岛上的居民埋怨说，白种人的肉太咸太粗，欧洲来的水手很难下口，倒是波利尼西亚的人好吃一些。
到底何时人类开始同类相食？是否因为其他的肉类一度缺乏之故？这些已不可考。若果真如此，那么食人一经尝试虽然弥补了这个匮乏，但即变成狂热的嗜好了。在各地自然人的眼里，血都被视为佳肴，更不足可畏。甚至素食的原始人对血也感兴趣。人血在部落里一直是经常饮用的，而且被认为是和气与大方的饮料。它有时用作药物，有时又用在祭祀或盟约里，通常又被认为可以增加饮用者去作牺牲品的胆力。嗜食人肉并无惭愧的感觉，原始的人类认为，在道义上吃人肉与兽肉并无不同。大洋洲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群岛上的酋长用一盘烤人肉待客，认为这是一般盛行的礼貌。巴西的一位颇有哲学家意味的酋长说：“我手刃一个敌人时，总认为吃掉他比让他就这样死去为好，最坏的就是让他白白地死去。如果我被杀死，我部落的敌人吃我或不吃我都一样。但我总想不到还有比一饱口福更好的妙招。你们这些白种人，真是太讲究了！”
无疑，这风俗具有某种社会的效用。斯威夫特（Dean Swift）有一个计划，就是为了使过多的孩子们获得成长的机会和资源，最好能让老年人有机会有价值地死去。从这一观点来看，对死者的送葬仪式就成了一项不必要的浪费。在法国大文豪蒙田（Montaigne，1533—1592年）看来，蒙上怜恤的面具来掩饰虐待一个人致死是更过分的野蛮，依当时的时尚，倒不如等他一死烤来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