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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及如何使用金属的？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我们仅仅是推测，金属的出现是偶然的。早期的遗留物里并没有它的踪迹，我们假设它的出现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我们的人类历史全景中，金属的时代（及文字的时代与文明的时代）仅有6000年，而石器时代最少也有4万年之久，人类的时代（如果我们承认北京人颅骨是早于冰河期）共有100万年之久。金属时期在我们的历史里是多么年轻啊！
最早为人类所知并被采用的金属是铜。我们发现铜在各地出现的时间不一，瑞士罗本豪森（Robenhausen）地区的湖上民居遗址，是公元前6000年；史前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公元前4500年；埃及拜达里（Badarian）的古墓，是接近公元前4000年；伊拉克南部乌尔坟的遗迹，是公元前3100年；北美洲印第安人筑墩者的遗物，却是时间不明。金属时代并不是以其被发现作为开始，而是从被火与人工处理后作为人类的使用品后才算开始。冶金学家相信，铜第一次从矿石里熔流出来是偶发事件。一次原野的营火偶然熔化了遗留在某些岩石里的铜时，岩石表面冒出火焰来，这一现象在我们现代的野外营火里也时有出现。可能就是这个启示，经过多次的重复出现，让这些早期的人类喜欢上了这些难于控制的石头，并寻求将这种可锻的金属制成一些耐用的武器与工具。最初使用时，可能要消耗不少材料，经过很粗糙的手工。这时的金属品有时近乎纯质，但多是大量的合金。稍后，约公元前3500年，在东地中海附近，人类发现了熔化金属及从矿床中掘出金属的技艺。而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是我们从埃及莱克玛拉的古墓里发现的浅浮雕品加以鉴定的结果），他们发展到铸造金属——将已熔化的铜灌入黏土或沙的容器里，它们冷却后就变成想要的形状，如矛的头或斧头。这种方法自从被发现后，立即被应用到其他各类的金属，并使人类使用这些强韧的材料创造出更伟大的工业品，更使人类进一步征服了陆地、海洋与天空。大概在东地中海的陆地储有丰富的铜矿，因而在公元前4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伊拉姆与埃及，新文化开始崛起，并得以将之向世界各地扩展传播。
铜本身既柔软又容易弯曲，容易依我们的目的来使用它（在电气化的时代，若少了它，必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平时或战时用于沉重的任务，铜就显得不太适宜，用合金可以使之坚硬。自然中的铜大都是铜与锌或锡的混合，经再次硬化成为已具形体的青铜或黄铜，但人类确实耽误了几个世纪才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金属之间利用熔化来制成另一种混合的金属，不是更适合人们的需要吗？这项发现最少也有5000年之久。青铜于公元前3000年发现于地中海克里特岛的遗物里，公元前2800年发现于埃及的遗物里，公元前2000年发现于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的第二个城市里。在不同的民族，青铜出现于不同的时代，而且它的时期并不具备编年史的意义，因此严格地说，我们不能称它出现的这段时期为“青铜器时代”。尤其像在芬兰、北部俄罗斯、大洋洲东部波利尼西亚、中非洲、印度南部、北美洲、澳洲与日本等地的文化，是迈过青铜时代，直接由石器到铁器的。在这些文化里，青铜似乎只是作为僧侣、贵族和国王的奢侈品出现，而平民只有石器可资利用。即使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期限上的划分，也相当不可靠，它的主要作用是说明两个时期的状况，其次才是划分时间的前后。目前，许多原始民族如爱斯基摩人与波利尼西亚人等，仍停留在石器时代，他们将铁视为珍品，因为这些金属是探险家由远地携来的。1778年，库克船长在新西兰登岸时，竟用仅值6便士的钉子换了几头猪；而另一名游历者形容“狗岛（Dog Island）的居民酷爱铁器，恨不得把船上所有的钉子都买光”。
青铜坚硬而耐久，但制造上所需的铜和锡分布不均，致使人类在工业或在战时急需却不易供应。不久，铁成为必需品。它的出现不会早于青铜与铜，它的量也多，它实在是历史进程中的异例之一。人类使用陨铁来制造武器这一技艺的起源，似乎可从美洲印第安族“筑墩者”处发现，另外一些原始民族将这一技艺传承至今。大概以后他们用火熔化矿石，再用锤打入锻铁里。陨铁碎片已在公元前3200年埃及的古墓里发现，在巴比伦的碑文里记述了铁器在公元前2100年汉谟拉比王朝的都城里，被视为极贵重的珍品。一所约有4000年历史的铸铁工厂在北罗得西亚发现，南非的矿业也不是现代的发明。最早的锻铁是一批刀子，发现于巴勒斯坦的格拉尔（Gerar）城。据英国考古学家、埃及学家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年）估计，它们是公元前1350年的东西。100年后这种金属又在埃及拉美西斯二世（RamsesⅡ）时代出现。又过了100年，在希腊爱琴海地区也曾出现。在西欧，它首次出现于公元前900年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Hallstatt）与公元前500年瑞士的拉坦诺（La Tène）工业区。而后它随亚历山大去印度，随哥伦布去美洲，又随库克船长去大洋洲。铁器就这样从容不迫地传播开来，风行于世界各地。
在进入文明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文字。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里，偶尔出现了一些画的线条，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些符号。这是值得怀疑的。但从表达特有的思想而使用绘画符号的广义角度来说，文字起源于将一些记号用指甲或指头印在软质的黏土上，作为陶器的装饰与鉴别之用，这是有可能的。在最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象形文字里，鸟的象形文就是一只在最古老的陶器品上起装饰作用的鸟的形状，这是在伊拉姆的苏萨地区发现的。谷类最早的象形文是从苏美尔和苏萨地区制造的带有几何形状的谷类装饰的瓶子直接得来。苏美尔一种线形字迹的首次出现是在公元前3600年，这些很明显的缩写记号与图画，以符号或绘画等形式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拉姆的原始陶器上。文字与绘画和雕刻一样，可能是用于陶器制作的技艺之一。文字作为蚀刻与绘画的一种形式而产生，正如黏土把花瓶交给陶器工人，人像来自雕刻家，砖瓦给予造屋者，它把书写的工具交给书写人。从这样的一个开始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可看作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据我们所知，最早的书画符号是由皮特里在埃及、西班牙与近东的史前期，坟墓里的瓷器碎片、瓶子及石头上发现的。他一贯慷慨成性，他贡献了一个有7000年悠久历史的时代。这一所谓的“地中海文字”竟有300个符号。各地发现的大都一样，它们显示了可远溯至公元前5000年的地中海海上商业贸易联系。它们不是图画，主要是商品符号——财物与数量的记号，或其他商业函件。经常被指责的商人，总以为文字起源于商业上的提货单，因而沾沾自喜。这些记号并非文字，但它们代表了全部的字句与想法。而令人吃惊叫绝的是，这当中大部分像腓尼基字母表的文字。皮特里由此断定：“大部分符号不断依各种目的，在原始时代里使用。它们在贸易商之间相互使用，由一地到另一地，最后竟有二十余种符号经常使用，从而成为商业同行共同使用的工具，各地原先独立使用的则因渐渐孤立而被遗忘。”这些符号即是字母的起源，这一看法不失为一种引人入胜的理论，皮特里教授确有其独到的见解。
无论这些早期的商业符号如何发展，随之而起的另一种书写形式是绘画与着色的一支，借图画将有关思想表达出来。美国苏必利尔湖附近的岩石上遗留有粗糙的图画，是美洲印第安族向后裔或同伴炫耀他们如何跨越这一神秘大湖的故事。另一种类似的图画发展成为书法，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似乎盛行于所有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3600年，或者更早，在伊拉姆、苏美尔与埃及曾发展出一套思想图画的系统，叫作象形文字，主要的使用者是神职人员。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岛也出现了类似的系统。我们不久即可了解这些代表思想的象形文字如何因使用的传讹而图解并惯例化为字母表——符号的连接成为音节，及最后符号如何不是用来代表整个音节的单字而是它最初的发音，因此才衍生出一些文字。字母书法可能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在克里特岛的出现时间是公元前1600年。腓尼基人并未创造字母，但他们在商业上使用着，又将这些字母从埃及带到克里特岛，并零星地输入到地中海沿岸的古都泰尔、西顿和比布鲁斯（皆在今黎巴嫩境内），并用希伯来语名称的前两个字母来称呼它。
文字符号似乎是一项有利于商业交往的产物，在此即可发现通商贸易对文化的贡献何其多也。神职人员设计出一些图画系统来表示他们的魔法、祭祀与医术的信条与处方时，世俗与宗教的事务常常纠缠不清，甚至相互冲突，自有了语言后，两者结合而产生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文字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记录与传播、科学的累积及文学的成长，并给各种不同但相互交往的部落带来和平与秩序，从而建立了文明。文字最早出现之际，即是历史的起点。
为了接近文明国度的历史，我们必须注意，不应只选择某种已知文化进行研究，也要叙述某些一度存在于古代的少数文明。我们不该完全忽略那些一直在整个历史中广为传播的某些曾具有高度文明与文化的国度的稗史，虽然它们已为天灾战乱摧毁，而且了无残留。但我们近来从克里特岛、苏美尔及墨西哥南端的尤卡坦半岛等地的发现，说明了这些故事是何其真实。
在太平洋，至少包含了这些失落文明里的一部分遗迹。复活岛巨大的雕像、波利尼西亚人大国的传统及英勇的武士们一度尊崇的萨摩亚与塔希提，它们现有居民的艺术天分与富有诗意的感受力——这些显示出存在着一个个已逝的荣誉，一个个没有升入文明反而从高度文化中衰落的民族。在大西洋，从冰岛到南极，这片海洋中耸立的中央部分（一个海中突出的高地，在海平面下2000至3000公尺，在中大西洋的南北向，两面的深度是5000至6000公尺），带来了不少传说，并由柏拉图生动地传给我们。一度存在于欧亚之间的陆岛上的灿烂文明，因地质的大变动而沉入海中。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特洛伊古城的复活者，相信大西岛（Atlantis）曾作为欧洲与尤卡坦的文化媒介而存在，而埃及的文明也来自大西岛。可能美洲本身就是大西岛，而一些尤卡坦的土著玛雅（Maya）族的前期文化，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就与非洲和欧洲保持了接触。更有可能，每个发现都是一次再度的发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许多文明带来的伟大发明与珍贵物品都被摧毁了，也从人类的记忆中遗失了。这一点确是可能的。培根也说，历史有如沉船的木板，总是流失的多而被拾起来的少。我们安慰自己，总以为人类的记忆与个人的记忆一样，必须忘掉经历的较大部分，才能保持神志的清醒。因此，种族在其文化遗产中保留的，是否只是最生动、最感人的部分或仅是记录最好的部分呢？甚至，即使种族的遗产里只有十分之一的丰富生动，也没有一个人能全部将之吸收。这样的故事真是俯拾皆是。
在本章未经回答的问题，现在似乎应该总结性地问一声：“文明在什么地方开始？”——这个问题本身也是无法回答的。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地质学家（他们处理史前期的迷茫，与任何形而上学同样的空虚渺茫），贫瘠的中亚细亚地区也曾肥沃温暖，湖沼与河流交错。最后冰河的后退慢慢地使这一地区干涸了，直到雨水也不能润泽这些城池与国土。城市人民联袂向东西南北迁徙，去寻求水源。众多城市葬身于沙漠，如今天的亚洲西部大夏古都巴克特拉（Bactra）废墟，它幅员达22英里，曾经拥有众多的人口。又如，1868年西土耳其的8万居民，因有受流沙淹没之虑而被迫迁移。仍有不少人相信，现在这些衰败的区域，也曾包罗了组织与规章、风俗与伦理、安乐与文化的众生万象，而且也贡献了文明。
1907年，庞佩利（Pumpelly）在土耳其南部的安诺（Anau）发掘了陶器与其他一些文化的遗物，据他说是公元前9000年的，也可能夸大了4000年。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麦子、大麦与玉米的种植，铜器的使用，动物的畜养，陶器的装饰形式从它们的惯例与传统来看，可能具有许多世纪的技艺背景与传统。很明显，土耳其的文化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可能一些历史学家也曾努力探求其文明的发源，终于一无所得，而哲学家只能感怀地凭吊这个已故种族的陨灭。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地方，一个民族由于无雨的天空与贫瘠的大地，被迫携带他们的技艺与文明从这一中心向三个方向迁居移民。或许不是种族，而是他们的技艺，向东传播到了中国，再进入北美；南去印度北部；西去伊拉姆、苏美尔、埃及，更远至意大利、西班牙。在现代的波斯
（古时伊拉姆的苏萨）发现了与在安诺极其类似的遗物，这种类似的创造力使我们证实了一项假设，即在苏萨与安诺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并发生于文明的创始时期——公元前4000年。类似的早期艺术品与产品，显示了在史前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之间存在类似的关系与连续性。
我们不能确定，在这些文化中哪些首先出现，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同一人种、同一家族。如果我们在此破除惯例，将伊拉姆与苏美尔置于埃及之前，这倒不是出于破除自负的虚荣传统的需要，而是因为在我拥有的知识看来，这些亚洲的文明相较非洲与欧洲的文明要深远。一个多世纪以来，沿尼罗河跨越苏伊士运河，进入阿拉伯、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对这一地区探寻的成就，以其逐年研究的累积，显示出这一肥美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冲河积地，更可能是已发现的文明的历史戏剧里最早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