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

尼采说：“国家起源于一群金黄色的猛兽、一些征服者与统治者的民族，凭借好战的组织及所有组织的武力，有如利爪般加诸数量占优势但无组织的民族。”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Ward，1841—1913年）说：“国家与部落的组织不同，它起源于甲民族征服了乙民族。”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年）又说：“我们到处都可以发现一些好战的部落，突破了疆界，侵占其他较弱小的民族，形成崇高的阶层，并建立了国家。”奥裔德国社会学家拉兹恩霍弗（Gustav Ratzenhofer，1842—1904年）说：“暴乱是造就国家的原动力。”波兰裔奥地利社会经济学教授贡普洛维奇（Ludwig Gumplowicz）说：“国家是征服，是胜利者统治战败者的结果。”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萨姆纳说：“国家是武力的产品，并凭借武力而存在。”

狩猎与游牧部落经常对定居的农耕集团施以暴力。因为农耕是教人以和平的方法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并终生从事劳动。他们日久成富，却忘了战争的技巧与情趣。猎人与牧人习于危险，并长于砍杀。他们认为，战争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狩猎而已，而且不会觉得危险。一旦树林里的猎物被捕杀殆尽，或由于草原的枯萎而使牛群的畜牧减少，他们便妒忌邻近村落的肥美原野，并编造一些理由去攻击、侵略、占领、奴役与统治。

国家是一项晚近的发展，几乎不曾在有记载的历史之前出现过。因为它预示着同一个社会中组织原则的一个转变——由王权到统治权。而在原始的社会里，王权才代表统治。凡是结合了一些不同的自然集团而成为一个有系统与贸易的有利单位，便是统治权行使得最成功的地方。即使这样的征服很少能持久，但若能运用新的工具与新的武器来促进发明与进步，那么统治者自身力量的增强足以平定反叛。在长期稳固的征服下，统治的原则势将趋于隐匿，而且几乎无人知晓。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直到革命领袖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年）提醒，人们才觉悟，那些使用武力来征服他们达1000年之久的贵族政治来自德意志。时间认可了一切，甚至劣迹昭彰的赃物，在强盗子孙手里一变而为神圣与正当的财产。每个国家，一开始都是强制的。但服从的习惯竟变成了良知，不久每个人都会为忠于国家而深受感动。

人们是真实的，然而国家一经成立，立即成为典章制度不可或缺的支柱。当贸易通商联结了家族与部落，这些关系不依于王权，而是全靠相互不断的接触而长成，因此必须有一套人为的规则。村落的组织可作为一个范例。它以地方组织的形式来取代部落与家族，并通过吸纳一些家族头领，成为一个小地区中既简单又近似民主的政府。但这些组织的存在与数量增多，需要由外在的力量来规范组织之间的关系，并将之编织到一个较大的经济网。虽然就起源而论，国家像食人的妖魔，但它提供了这项需要；国家不仅是一个有组织的武力工具，也是调整那些构成复杂社会的无数有冲突的团体利益的工具。国家将其权力与法律向外逐渐扩张，对外的战争带来的破坏远超过了以往，它仍然扩大并维持内部的和平。国家为了对外的战争，必须致力于内部的安宁。人们缴纳赋税，认为这较内部自相争战为好；宁肯供奉匪首，也不贿赂所有的匪徒。由社会进而为政府，这可以从巴干达人（Baganda）的事迹来判定：国王一死，无法之人借机叛乱，肆行劫掠，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应付这一变乱。如英国政治家斯宾塞（Charles Spencer，1674—1722年）所说：“没有独裁的统治，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化。”

一个国家若全凭武力，是不会持久的。因为人们虽易于上当，但也是难于控制的。而且，国家权力如征税权，成果可观，在于其运行得既间接又无形。因此，一个国家为了维系其存在，必须使用并设置许多教化的机构，诸如家庭、教堂、学校，借此将爱国心与个人的自尊感，习惯般树立在每个国民心中。这样，可以省去上千名警察，培养国民在战时不可或缺的同仇敌忾之心。总而言之，统治的精英阶级，尽量寻求将其强大的统治权转变成法令规章，运用得宜即可向人民提供一些乐于接受的安全与秩序，并承认“属民”（Subject） 的一些权利，以争取大众乐于守法并与国家结为一体。 rxQwHxUdDUoAxashM3i/HL2YNeIcIGT7MZBKYuMLd3Cy8DirWrHHpmK3RpxAIZQ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