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提到的传说，当然只是中国无数传说之中的一部分。我所挑选的，基本上都是来历不明、没有作者，而传流很久的故事。我尽量避免将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也纳入传说之列。不过，如果一些文学作品如小说、戏剧等，其情节已被传颂，成为大家熟悉的故事，这些也可以当作传说，作为反映民间情感的材料。

在民族学上，一般传说的习惯，都需要从天地开辟、形成秩序等开始讲述。因为这些传说也是界定文化系统对于宇宙和周遭环境的解释。在先秦以前，中国的文化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地方文化的发展，各个族群有各自的神话和传说。大致要到战国时代，方才逐渐融合，真正形成相当整齐的系统。在汉代，则更进一步进行全盘整合。在战国时代，整合的情形可以从楚辞如屈原的《天问》和《九歌》两大巨著，瞻见其大概的内容。不过，当这些神话和传说列入文化正统，在民间却不再成为口耳传诵的故事。

在《天问》之中，屈原先问道，天地的秩序怎么形成？日月星辰的位置，怎么安排？创世传说之中，中国的地形如何建构？历史上的大洪水，鲧和禹的故事，大概的情节如何？然后又提到几个朝代的创生神话，那些英雄人物，如何有神奇的诞生现象？最后又问到历史上早期几个“朝代”的兴亡和变化：例如，后羿怎么篡夺了夏代的政权？自己又如何遭遇到嫦娥偷取灵药的事件？等等。在屈原的另外一部著作《九歌》之中，他特别描述几个重要的大神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包括他们的权力和性格。他还描述了几位水神如湘君、湘夫人，以及他们的角色和彼此间的关系。然后再说到我认为最有趣的一章“山鬼”，那些在森林、草原以及树木覆盖的山坡上，逗弄行人的美丽精灵。最后他才谈到在战争中阵亡的阴灵“国殇”。这些材料，确实是我们了解当时的神话传说的宝库；屈原陈述的这些信息，又相当反映了与中原系统略有差别的荆楚神话传统。

然而，仍如上述，这些故事日久以后，只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未必在民间继续传流。因此在这一章中，我不想对这些故事作详细的叙述，只是提醒读者诸君，中国这个复杂的文化系统源头众多，有些古代流传的信息，有极为优美而值得欣赏的成分。上述《九歌》之中，林野间隐约出现的小精灵，和巡行天上的俊男子，确实是很好的文学想象，值得大家欣赏，却未必反映后世一般庶民的精神生活。

由于传说是口耳相传，各地的传说当然可能有许多细节上的差异；各种文本记载的传说，也会各有各的特色。凡此原因，我不能够有一定的标准版本作为传说的依据。本章中提到的传说，实际上都只是大概的内容，有许多细节也不必列入。这种根据口碑传颂而得的史料，无法如一般的史料有所依据，且可以引证。

这里引用的传说，都是我在生命各个阶段，从家庭的长辈、乡里的父老及朋友的谈话中所取得的资料。在抗战期间，我曾经随着家人流寓各处，有时在农村，有时在小街市，有时在路上和担夫、车夫、水手谈话，从这些庶民口中，听了他们复述千百年来流传的一些故事。我特别要感谢有一段时间的经验，那是在重庆南岸郊外的黄桷垭，那是我家逃难的最后一站。两年之久，周日父母在重庆城内工作，我和弟弟留在乡下，由家中的老人汪思三照顾。这个淮西大汉自幼流浪，为人夯直不文，一身江湖义气。在弟弟上学时，他背着我到街上的茶馆逗留。在那里，由于是江湖帮会的一员，他也要介入当地的许多事务——所谓“谈公事”，也就是由当地的父老听取街坊邻里的小小纠纷，由在座的众人共同判断是非。在这种场合，一个乡野的茶馆，我听到了许多四川人在“摆龙门阵”时所说的故事。这是七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不过十三四岁，到今天我还记得汪思三的为人与行事。容我借此，纪念我这个故交。

第一批传说，应当是属于天的故事。先从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故事开始。据说，后羿是一位神射手，百发百中。后羿生活在夏代——中国第一个朝代——的中间，以中国的朝代学计算，应当在距今三千多年前。那时候气候大变，连年干旱，火烧原野（从今天的考古资料看来，距今四千年前后，真的有一段气候非常干旱的时期，影响到新石器时代文化末期的人口大迁移）。在传说故事中的说法是，这次干旱是因为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中国古代传说，东方的扶桑树上有十只金乌，每天一只飞过天空，就是我们看见的太阳。不知什么缘故，有一段日子，十个太阳结伴同行：十倍的温度，当然地上如火烧一般，赤野遍地。这位射手后羿，因众人的乞求，举弓射日，射下了九只金乌，留下一只如常在天运行。群众感激，拥立他为王。可是，这位君主仗着自己的射技天天狩猎，地上的禽兽几乎都被他射尽。他自己认为功勋盖世，应当长生不老，从西王母那里取得了不死药，希望永远活下去。他的妻子嫦娥，那位永恒的美女，觉得如果后羿继续狩猎，可能会以人为猎物。她刻意将长生药偷藏在身边，不让后羿服用。后羿追索药物，嫦娥急迫之下，自己吞了这一包药飞升奔月。从此，嫦娥便在月上“广寒宫”忍受着永远的孤独。

从这个悲剧性的传说，我们寻找其中内涵意义。也许是在对丈夫的爱情和对百姓的爱心之间，这一位永恒的美女做了这一个无可奈何的决定。百姓多年传颂这个故事，未必真的认为月宫中有如此一个嫦娥，却可能只是对她的崇拜和纪念。

另一个有关天上的故事，则是牛郎织女一年只能相会一次的传说。在天河旁边，有两个星座：一个是织女星，包括六颗星形成一个女子跪坐的姿势；另一个星座包括七颗星，则是一头牛的轮廓。据说牛郎勤于耕种，织女勤于纺织，他们彼此相爱，天帝让他们结为夫妇。婚后，他们耽于爱情，荒废了各自的工作，天帝惩罚，以天上银河分隔这对恋人。他们彼此思念，天帝怜悯，吩咐喜鹊传话，准许他们每七日相会一次。喜鹊传话错误：“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从此以后，这对夫妻每年只能踩在喜鹊比翼连接成的羽桥上相会一次。

这个爱情故事传颂千古，所有的情人都可以在夏日晴朗的天空之下，互相承诺彼此永远相爱，正如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长生殿发的誓言一般。到今天，台湾非正式的情人节还是农历七月七日。中国传统社会，男女的爱情是非常含蓄的隐私。只有借这种故事，窃窃私语，才能表达彼此的感情。另一方面，天帝代表严肃的父权；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父权行使过度，也确实常常使得恩爱的夫妻只能在最隐私的场合互相表达爱情。

与牛郎织女传说类似的爱情悲剧故事，则有秦汉时代形成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孟姜女的丈夫万喜良，被秦始皇征发到北方去修筑长城，新婚的夫妇，竟没有度过三天的欢乐。丈夫远去，新婚的妻子为丈夫送去寒衣，隆冬腊月冰雪载道，等到孟姜女到达边寨时，万喜良已经和其他成千上万的戍卒纷纷累死在冰雪下的长城窟。孟姜女在城下痛哭，长城为之崩倒。这一故事千古传颂，各地的方言都有“孟姜女送寒衣”的民谣。论其来源，这一故事的原型出自春秋时的齐国，杞梁在齐长城下战死，他的妻子孟姜痛哭着迎回死者的灵柩。原型和这故事相比，的确后者更为动人。

另一则爱情不能如愿的悲剧，是梁祝的故事。据说在东晋时，祝英台女扮男装在杭州求学，与同学梁山伯交谊甚厚，但是梁山伯却不知道祝英台竟是女子。等到他们各自回家，祝英台邀请梁山伯来家访问。在这时候，梁山伯才发现祝英台是女儿身。他们二人互约终生，可是等到梁山伯求媒说亲时，祝家的父亲却早已经将祝英台许嫁马文才。梁山伯得到这消息，痛不欲生，很快就一病身亡。祝英台出嫁，路经梁山伯的坟前，风雨交加，船不能行。祝英台知道这是梁山伯的坟茔，下船拜坟，此时天雷炸响，墓碑开裂，祝英台跃身入墓，坟墓复合。从此，这一带出现一对彩蝶，到今天这种蝴蝶还是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名。据说，谢灵运还特别为此题记，纪念这一对不幸的青年男女。

这一个故事也有它的原型，出自古乐府中的《华山畿》。传说华山下有一女子，听说邻村有一个少年私心爱慕自己以致生病；少年的父母托人向这位少女家求亲，少女脱下内襦作为信物交给来使。信物传到，少年将这信物拥入怀中，大恸而死。等到灵柩行过华山，这位少女路边迎柩，歌唱“君既为侬死，棺木为侬开”；天雷一声，棺木裂开，少女跃入棺中，共葬在华山之下。另一个比较接近的原型，则是《韩凭赋》。据说战国时代的宋康王，爱慕其舍人韩凭的妻子何氏，强夺入宫，将韩凭入狱。韩凭用隐语传达信息给何氏，以示永别。何氏得信，腐蚀衣服，从宫中的高台跃下自杀；身旁的侍女抓住衣服，衣裂不能救。何氏留下遗书，要求与韩凭合葬。宋康王愤怒，将二人分葬在高台的两侧，可望而不可即。但是不久之后，两墓各生树木，相向交合，枝叶相接、根枝连理；树上有一对彩鸟，比翼并飞——这就是所谓的“相思树”。

花木兰的故事，与上述几段爱情故事略有不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一段《木兰词》，大概所有的中国孩子都曾经在中学读过。花木兰女扮男装，代替父亲应召出征，跋涉关山征战十年后凯旋，辞谢封赏回家。到家以后她脱下战士衣，恢复女儿装，同行十二年的战友，才惊觉木兰是女郎。这一故事，时代背景大概是北周，在原来的故事叙述中，可汗发现木兰是女子后强纳入宫，她以死相拒，自杀身亡。她的战友刘将军，也因此殉情。这些情节，没有在今天流传的《木兰词》中出现。假如以原来的故事来看，与前面三段爱情不能如愿的传说相比，可以说是同一类型的悲剧。

以上这几段爱情故事，都是悲叹互相爱慕的男女因为外力的干涉而不得相聚。其中当然也隐藏着一般平民对于这些外力即父权和君权的批判。

现在再谈有关“地”的故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几千年来，农耕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中国的精耕农业，必须有适当供水灌溉作物。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能就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永远传留，也延伸出一些类似的其他传说。据说，距今四千多年前，中国曾经遭逢一次极大的洪水（世界各处文化都有过大洪水的故事，可能那一时期，曾经出现地域性的洪水。最近考古学和地质学的探讨，发现黄河上游积石峡谷，在四千多年前曾经有过堰塞湖，高达四五十层楼的大水冲决破塞，可能造成其下黄河流域的大灾难）。

回到尧、舜、禹三代，鲧、禹父子两代人奉命治水，将泛滥的洪水导入渠道，使泛区恢复为农田。在这故事中，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的方法是筑堤防堵，结果愈堵愈泛滥，被舜处以极刑。大禹接下治水任务，采取疏导的策略，终于成功。鲧、禹治水，得到许多神明的帮助，女娲即曾赐下堵水的“息壤”；也出现神龟曳尾，引导开渠的路线。有一次，禹化身大熊，舞蹈作法，他的妻子涂山氏送饭，发现丈夫竟变化为大熊，非常惊慌和羞愧，从此不见大禹。大禹也因此事故，过家门而不入，多年都在外面奔走治水。

另一治水的故事，则是四川都江堰李冰治水的传说。李冰是秦国在四川的太守，他在任上将岷江分流，灌溉成都平原的广大农地。故事中，为了打开山口，李冰自己化身水牛，和水神化成的另外一头水牛相斗。他嘱咐从者，认清其中一头水牛，腰上有白印的那头是自己，白印是太守的印章。他让从者协力帮助，刺死水神的化身，分江的工作因此才能完成。他的儿子二郎，今天被称为“二郎神”，也用臿挖土来协助他工作。传说中，臿成为二郎神的三尖两刃刀，威力强大，可以战胜一切妖魔。在今天都江堰沙滩上，也确实发现一个古代的石像，就是一个短装男子持臿工作。

第三个故事，则是安徽、江苏的祠山大帝张渤治水，他是汉代广德高淳的地方官。这一地区，众多丘陵围绕谷地，水流不通造成淤塞。张渤将许多水流导入渠道，分别注入长江和太湖。在张渤治水的故事中，他也曾经化身猪形，或称猪婆龙（可能是借用大型江豚的形态，发展出的一种传说动物）。当他正在以猪形拱土成渠之时，他的夫人送饭看见后立刻逃逸，藏躲不见。在我家乡，张渤被称为“张大帝”，位阶与“东岳大帝”平起平坐。每年的赛会，各处的神祇都要起驾朝拜张大帝。

在这些故事之中，张大帝化身大猪，与大禹化身大熊，其实是同样的比喻。百姓感激，将人力不易做到的事情，委之于神力的帮助。大禹和张渤，都因此牺牲了家庭的生活，换来的是百姓的千秋纪念。我在第七章中叙述，无锡还有东水仙、西水仙，这两位治水有功的地方官也都受到百姓永远的奉祀。这一类的故事，在中国南北各地，处处有之。为了农耕的需要，他们兴修水利造福众人；也因此，对治水有功的人物，老百姓永远怀念。

既然谈到天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因此，中国人对于水利灌溉特别重视。从这条线索上，我们也可以举出与水利观念有关的蛟龙传说。蛟、龙都是神话中的奇异动物，在真正的生物中，无法找到相应的种类。尤其“龙”的观念，在中国人的传说中，是具有极大能量的神物，皇帝就是以“龙”为自己的象征。龙的主要所在地，还是在水中。蛟比龙差一阶，似乎是龙的副手，或者是次一阶的神物。蛟的所在地却是相当一贯的，是在水流之中。下面是一则龙的故事。

在四川以及长江流域，都有“望娘滩”的传说。据说，江边上的一个村子，有母子二人，家境贫寒，儿子必须要经常到江边的沙滩上替地主放牛、割青草。有一天他发现一块非常茂盛的草地，收割回来的青草也很新鲜。第二天、第三天，每次到那个地方去割草，却发现青草从来没减少。偶然，他在野草丛中发现一粒红色的圆珠，便将这个珠子放在草筐中带回家。头一天筐中的青草几乎被牛吃完了，第二天早晨却又是满筐野草。母子二人将红珠放在米缸，第二天早晨米缸竟装满了白米。消息传播出去，地主带人来抢这颗红珠。孩子急了，带着红珠向江边跑，不小心吞下红珠，立刻感觉口渴，跑到江边去喝水。他的母亲看见他不断地喝水，等到再抬起头来时，他的头已经变成龙头，而他的身体也在拉长。终于，他化成一条大龙跃进江水，顺着江水他向母亲点头告别。四川很多地方，有九洄滩、七十二洄滩等名称，据说都是这条儿子化成的巨龙，每回头向母亲叩别一次，江水就转一次弯。

这个故事，延伸出许多类似的故事。红珠可能转化成宝珠，放在任何对象之中，都会使这对象无穷增加，于是又延伸为“聚宝盆”的传说。吞珠成龙的传说，却是在长江流域传播最广。我自己以为，长江水道曲折，每个转弯之处，外侧江水冲激江岸，江岸崩溃就会使外侧的弯度更大；在江水内侧，由于江水回流，速度缓慢，则有沙碛停积形成沙滩。这条大龙，其实就是江水主流，气势磅礴，委婉起伏，奔腾东去。蛟则可能是长江流域尤其川江部分，常有的冲入大江中的地下伏流；遥望伏流，俨然是一条夭矫巨物。蛟，也可能以“长江鲟”作为模本想象而得。凡此故事，都可能是在江边居住的人们，将江水的景观转化成蛟龙，当作水神来崇拜。在这个基础上，蛟龙故事演化为“四海龙王”以及全国各处大小河流都有当地的龙神。

“深山大泽，实生龙蛇”，这是中国古代将龙和蛇经常并称的典型句子。龙的形象，是从蛇扩大、复杂化而来。龙，大概还是一条巨蛇。古代草木丰盛，蛇是人生活之中经常会遭遇的危险。蛇悄然移动，无处不在，而毒蛇又可以致人死命。于是，蛇在中国传说中的形象，是一种不易察觉的危险。先秦古文中，“无它”的意义是“没有灾害”。于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一类的生物也就成为不易察觉、而需要戒备的灾害。蛇类的生活习惯，盘圈昂首，吐舌四望，俨然是向天呼吸。这一形象，在传说之中是巨蛇昂首向天，吸取天地的精华，终于成为蛇精，可以化为人形，在人间活动。

蛇精故事之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白蛇”的故事，是中国四大神话之一。这条八百年的老白蛇，在峨眉山中修行，吸收天地山川的精气，化身为美貌的白衣女子。白娘子的故事，是逐渐演变成长的：大概在宋代，还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型，到了明代，已经演化为今天大家知道的白蛇传的故事了。白蛇的故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因此不必在此复述。有情有义的白娘子和许仙的恋情，是永远令人哀叹的悲剧。那个多事的法海，自己据说也是蛤蟆精，生生拆散了这一段姻缘，逼得本来已经化蛇为人、成为人间最善良女子的白蛇，犯了弥天大罪：水漫金山寺，造成巨大灾害。于是白娘子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直到西湖水干、雷峰塔倒才能重获自由。我曾经参观过金山寺，寺庙中的和尚还一本正经地领我去看墙上的一个窦穴，说是许仙从这个墙洞逃亡——可见这个传说深入人心。在江南，秋蟹是应时美肴。每一次我们剥食螃蟹时，孩子们都会努力寻找，在螃蟹的两眼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白骨，据说就是法海——这是民间的裁判，将这个破坏姻缘的和尚永远贬入螃蟹壳中。许多中国的地方剧种，都有“白蛇传”的唱本，其中祭塔一段，是白蛇生在人间的儿子中了状元，回到雷峰塔祭拜母亲。母子二人只能短暂地相会，母亲哀述自己的一生及永远镇压在塔底的凄苦，是一段十分动人的唱腔。

在民间故事中，蛇妖并不是邪恶的形象，上述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就是值得大家同情的角色。长江流域以至江南一带，靠近水边、草木茂盛，蛇乃常见之物，而又很少毒蛇。因此，蛇常被视为镇宅的神物。我家无锡老宅，水边有一棵大树，高过二楼的屋顶，树上相当高处有一个空洞，应当是一棵大枝断裂之后形成的。这树洞中有一条大蛇（其实应当是有一窝蛇），我们偶然会看见蛇盘在高处的树枝上，人蛇互不相犯，一般人就认为这是我们许家的宅神。蛇与燕子都象征一家家运的兴衰，如果蛇不见了，燕子也不回来了，这家大概就会走衰运。因此，我家的仆役，初一、十五都会放两个鸡蛋在树下，作为谢神的祭品。

中国传说中，狐狸精也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最常见的故事是，狐狸化为女子迷惑年轻的男子，使他精血丧尽。这些青年男子的精血，却能滋养狐狸，使妖精的道行更深一层。狐精的故事，在这个基本的母型上，有许多的变化，有些狐精也相当有情有义，并不危害情人。狐仙的故事，往往会联系到借狐仙的妖力，遭逢狐仙的家庭可能一时暴富，但好运不会长久，妖精带来的好运最终还是会败坏。

狐狸得到这么样的名称，可能因为狐狸的皮毛光润华美，而且狐狸的眼型与狼、狗不同，带点斜挑，似乎是女子挑逗的眼神。狐狸在夜间活动，和豺狼一样，在月色之下仰首望天呜鸣，这个形象也被视为狐狸在吸取日月的精华。事实上，大部分中国农村都已人烟繁密，附近并无野生动物。于是，张冠李戴，狐仙的故事有可能是因黄鼠狼而起。很多文人学士，例如蒲松龄、纪晓岚，都是说故事的好手，在他们的笔下，狐精的故事占了相当大的部分。那些故事，其实颇有借物讽世的意味，是文人创造出来的寓言，而非民间自己添油加醋逐渐形成的传说。

回到人间，人死为鬼，鬼魂的故事，当然也是民间传说中相当重要的部分。从“生”说起，自从佛家轮回之说传入中国，中国人在阳世以外，另外创造一个阴间——新生命的降生，则是从阴间转入阳世。我们常见这种传说：产妇正在待产，有人会看见某位已经故去的友人或是冤家走进大门，直驱产妇的房间；然后呱然一声，小儿出生了。于是，下面就会接着解释：有的人是来报恩，或是延续过去的交情；冤家到来，则是来讨债或报仇。我们家乡有一位地方尊重的长者吴稚晖先生，他终身不庆生。因为据说在他出生前，他的父亲梦见已经故去的祖父告知：“我替你买了孩子，七斤十两重，明天就会出生。这个孩子并没有经过阴间的核准，是我偷买的。因此，他千万不要庆祝生日，以免阴间察觉阳世有这么一个走私的生命。”这一类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用来解释一家兴衰起落的因由。尤其如果某家有了败家子，就往往会归咎于上世不善，招来索债的冤家。

当然，不得善终的冤魂会成为厉鬼在人间作祟。本书的第六章，会讲到春秋时代郑国伯有醉中被杀，冤魂索命的故事。厉鬼不仅是找冤家索命，也会造成地方上普遍的不安。瘟疫和战争都会导致死亡众多，那些不得善终的死者，灵魂无处安顿，就会骚扰人间。在这种时候，可能因为长期的不安，引发群众情绪的紧张，就会有“过阴兵”这一类的故事忽然出现。我自己经历过这种事情。抗战第二年，日本轰炸四川各地。有一次一个中等的城市万县被日本炸平，全城三分之二化为瓦砾，死者无数。那次大轰炸以后，人心不安，已经无家可归的难民只得睡在仅有的走廊或是任何可以遮蔽的地方。那时，曾经有十天左右，大热天的半夜，忽然全城惊起，都说看见断头、缺肢的“阴兵”列队在路上走过。这种群众的不安需要集体的安慰，于是，地方的宗教信徒即会请求佛寺、道观作法安魂，超度亡灵，解除人间的恐惧。

在台湾，“好弟兄”指的是一般的鬼魂，“大众爷”或者“义民爷”则是族群械斗中的牺牲者。台湾各地都有小小祠庙供奉“好弟兄”，以避免他们作祟人间。有时，也可能是因为其他情况，造成大众情绪的紧张，却也会将这不安的祸源归之于冤魂的骚扰。我初入史语所时，有一次，南港社区也举行“安境”的法事，我被史语所派遣作为代表参加这一仪式，因此亲眼见过如何安抚阴魂的过程。乩童掷筊卜问，找出鬼魂不安的原因；法师祭起令牌宝剑，调动兵将；同时，职事人员焚烧纸钱，供奉酒食：如此恩威并用，软硬交施，务求安顿不高兴的亡灵。

台湾的民间故事之中，鬼魂作祟的传说，最著名者则是“林投姐”的故事。林投姐是一位台南女子，与一位周姓男子相恋，二人同心合力组成家庭，在事业上有个小小的生意。这位周姓男子，渡海回乡办货。在那边，他却移情别恋，抛弃林投姐母子不顾。林投姐气急，在林投树上自缢身亡。她冤魂不散，想要找到负心人报仇。但是，鬼魂过海峡，会被海神拦阻。后来，林投姐获得一位算命师的协助，将神祖牌夹带在雨伞之中渡过海峡。最终，林投姐的冤魂找上了负心人索命。另一说，则是林投姐搭乘到省会赶考的专船，因为举子是文曲星，海神不敢阻挡。

另外有一则周成游台湾的故事。周成也是一个小生意人，过了海就抛弃原来的情人移情别恋。身在故乡的女子怨恨负心汉，死后渡海来找他索命。这两个故事，基本上相当类似，应当是出自同一原型，也就是福建移民到台湾开拓时，心悬两岸、家庭隔离所造成的悲剧。林衡道先生则认为，这些故事大概都是大陆上各处都存在的“望夫石”主题，加上一些情节，组成现在的台湾故事。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宋江的外室阎婆惜爱上了宋江的徒弟张文远，宋江杀死阎婆惜，自己上了梁山。在这个主题上，又演化为“活捉张三”的传说：阎婆惜死后不忘情人，其鬼魂勒死张三，二人从此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长相厮守。这一个故事，与上述的台湾传说略有不同，前面是负心汉被惩罚，而大陆传播的传说，多少有点同情阎婆惜和张三，让他们死后长相左右。以上这些故事都是小百姓的经历，其实是将死后的灵魂当作生前生命的延续，其中并不牵涉佛教信仰的转世果报等等情节。

世间不平的事，处处都有，常常发生。有许多小民百姓，蒙受冤屈时总希望有人做主。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包公断狱”的传说。宋代的包拯是著名的清官，铁面无私。传说中，他在开封府尹任上平反了许多老百姓蒙受的冤狱。造成冤狱的恶人，有国丈、大臣、富户、土豪，包拯都能不畏权势，替老百姓做主。这一类的故事太多了，不必详说。传颂最广的，则是陈世美的故事。陈世美贫穷出身，进京赶考后得中状元，皇家招亲，公主下嫁，陈世美贵为驸马，但是忘记了老家还有发妻和两个孩子。发妻进京寻夫，陈世美竟然不承认自己的妻儿。最终，包公断狱，将陈世美铡死。包公的许多事迹，往往以“陈州放粮”作为开头——他一路接状、一路审判，断了许多冤狱，甚至将流落在民间的皇妃，断定为皇帝的生身母亲，冒了极大的危险，终于使母子团圆。

类似包公系列的故事，列朝都有，如唐代的狄仁杰、明代的海瑞及清代的施世纶。故事中，除了替老百姓申冤，还增加许多奇案的判断；那些情节，大都从著名的《洗冤录》中取得。总而言之，中国老百姓面对官府，尤其地方官迁就权贵、滥用权力，都是有冤无处诉。这些清官的形象，是为老百姓寻找情感上的寄托，不失为失望中的盼望。

这一系列包公故事之中，都会牵涉到一群江湖侠义人士，他们有时劫富济贫，有时也帮助清官平反冤狱。当然在中国的传说之中，这种江湖武侠之士也是一项主题。宋代经济发达，城市化现象快速呈现，在城市之中出现民间的娱乐，包括说书、街头剧等。这些艺人讲述的故事，宋代所谓“朴刀棍棒，英雄发迹”，往往从残唐五代、天下大乱的许多英雄事迹中取材。桃园三结义、瓦岗群雄聚义及梁山泊的故事等，都是这些主题的延伸。这些故事往往强调：武艺高强的侠客彼此以义相结，在江湖上活动，为天下抱不平；而其中有些人，竟然可以开创王业。人与人之间的义气，于是高于其他的德性：为了义气，一切不顾，舍身而无悔。回溯这些故事及其精神的源头，应是《史记》的游侠、刺客和唐代的传奇人物。明清以后，江湖和民间出现许多帮会，他们也借着侠客传说，树立以“义”相结的基本精神。

从这一系列的故事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忠臣烈士为国为民，却往往受到奸臣迫害，以至为国牺牲。也是从宋代开始，逐渐发展出来杨家将的系列故事。北汉的大将杨业归顺宋朝，成为防守山西边境的名将，号为“金刀无敌老令公”。在一次抗辽战役中，让他做先锋，本来安排的援军却迟迟没有出现，后被辽国大军击败，身为俘虏绝食而死。他儿子六郎杨延昭，也防守山西，乃一时名将。这些情节，演化成“杨家将”的故事，穿插了朝中忠与奸的斗争，武将与文臣的冲突。

这个系列故事中，杨家成为保卫国家的世代将门，一代一代的主将或是阵亡或是累死，剩下的是一群寡妇：祖母佘太君，孙媳妇穆桂英，率领了一门寡妇孤女，还有幼年的杨家子孙，仍旧为国效力。如果单看杨家将的故事，读者会有一个错觉，似乎宋代的对外战争，永远只有杨家是主角。其实杨家在六郎以后，仅见杨文广而已。在“尽忠报国”的框架内，后来就有对于张巡、许远、岳飞、于谦、袁崇焕等冤死的忠良引发的歌颂与哀悼，无不是平民百姓谴责政府和君主辜负忠臣良将，因此发生不平之抗议。

杨门女将的事迹，上承花木兰和唐初平阳公主娘子军，下面又延伸出樊梨花、秦良玉等女将的英勇事迹。这一个主题，毋宁是老百姓们伸张女子的地位，表扬她们的所作所为，认为巾帼可以超越须眉的观念的表达。

到后来，包公的故事与“杨家将”系列合流，角色中又增加了八贤王（德行的象征）、寇准（智慧的代表）和从民间回到皇宫的太后（能够压倒皇权的母权）：这些因素，给了正义化身的包公拥有铡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和豪强刁顽的无上权力——一般小民百姓梦寐憧憬的保护人的形象，自此得以完成。

在本书的第七章，我会讲到家乡无锡奉祀对象，有张中丞（张巡）、于少保（于谦），而在于少保的祠堂中，又有夏允彝父子的牌位。在台湾关庙中附祀岳飞，也是常见的现象。现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的作品中，本章所述的情节几乎处处可见其影子。由此可知，这一系列传说在中国人情操中的影响。

本章所说，从开天辟地以至江湖豪侠，从男女私情到精怪现象，涵盖的范围看上去似乎凌乱，却也代表了中国一般老百姓的喜恶和褒贬。一般老百姓，很少会在谈话时引用四书五经、二十四正史，他们的历史观，就是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的一套评价体系。他们认可的价值，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对得起，人间必须有公道，世上必须有正义。这一章的内容，可以和第七章有关宗教的内容对读，我想提醒大家的无非是：第七章中所谓“人间化”和“世俗化”，同样呈现于传说和故事的编造和传播。 xLaAriSp4vY3CqfiPdhafSXwxoOWEZuRFwNXnMoEgOU4hQ3s/h7OVhRSnss7lp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