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世纪建立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罗马帝国的坍塌,为众多王国和文化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并为中世纪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段历史客观存在于这一过渡时期,然而在这段时期,人们的生活如何,欧洲从罗马时代跨越到中世纪的时期如何,我们知之甚少。尽管我们确定身处其中的人无法预言,也无法获得先知、了解未来几个世纪世界的模样,但我们不知道见证罗马帝国衰落是何种感受,也无从得知其中的人是否理解自己见证的历史。
然而这一悲剧的主题及主演已是相当明显。所有见证者都能意识到,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的罗马帝国再也不复当年安东尼和奥古斯都时代的辉煌了。罗马帝国已经连失土地,经济衰退,野蛮人一直逐逐眈眈,最终取而代之。罗马帝国的领土北临北海,南至撒哈拉沙漠北缘,东至中央亚细亚草原,西抵欧洲西海岸,覆盖了古希腊、古伊朗及腓尼基帝国。此外,罗马帝国还统治或管理着高卢及北非境内的人民和公国。然而,公元四世纪的罗马,疆界线正在不断收缩。
罗马疆界之内,连接大多数行省的商路不断扩张,沟通各个地区。但从公元三世纪起,帝国逐渐瓦解;到五世纪时,大多数跨区商路逐渐废弃,地区及行省开始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各自为政。随着各省财富的缩减,商业逐渐受到限制,大型省会城市的人口、财富及政治力量也在不断削弱。
然而,行将就木的罗马帝国仍与逐渐汇聚的野蛮人奋力一搏,保卫疆土。其实,野蛮人和其他征服者一样,不只是践踏和破坏了罗马的领土,更全盘否定了曾经的罗马文明和生活方式——虽然罗马文明早已日渐式微。
不过,当时人们发现,或者说应当发现,横贯在罗马及野蛮人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并不是物质。罗马文明的核心是精神文明,是长久以来思想传统及智力成就的凝聚,源于希腊文明并胜于希腊文明。罗马世界曾聚集了不同的学派、院校、作家和建造者;野蛮人世界的文明发展则处于婴儿时期,且长久未有进步。之后,种族战争历史便只会作为传奇流失或延续在历史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靠粗浅的法律约束,这绝非罗马人眼中的文明。希尔佩里克国王本想尝试书写塞杜里乌斯风格的诗句,但他却无法区分长韵脚与短韵脚的区别,所以所有句子都做不到对仗整齐。查理曼大帝本人睡觉时会把记事石板放之枕下,以期练习自己的写作能力。要说他们和尤利乌斯·恺撒 、马可·奥勒留 以及被称为“叛教者”的朱利安大帝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亲自展示了德国与罗马之间的鸿沟。
由此可见,这场战争的主人公并非只有罗马和野蛮人两个,还有对生活的不同态度——文明或野蛮。我们在此无法详细讨论为何两者碰撞时,文明逐渐衰败,野蛮却逐渐盛行。但重要的是,要记得罗马帝国抵御野蛮人时,正是他们逐渐向侵略者打开大门的时候。
当然,如果罗马帝国并没有内忧,那么野蛮人悄然无声的渗透就不会动摇整个社会,也无法入侵。公元三世纪起,这场疾病就已症状明显:文明自己深陷内战之中,行省对抗行省,军队残杀军队;自约公元268年起,通货膨胀和税务制度逐渐淘汰了小资产阶级,却让富人阶层得以脱身;以经济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市场逐渐萧条,各行省开始自给自足,以物易物逐渐取代贸易;农业不再繁荣,参议院家庭浮夸富丽,大农场主的住所堂皇雍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差巨大;哲学和理性坍塌,神话和迷信(尤其是占星术)盛行。尤其是宗教开始发展壮大,紧紧抓住圣书,用充满希望的言语朝受到不公待遇的人高呼。尽管宗教能安慰人心,但实际却无法拯救饱受摧残的文明——实际上,宗教根本就没有尝试过。的确,这种风气对于野蛮人与罗马人,或者说对处于统治地位且兴旺的罗马人和其他人来说,根本毫无区别。
罗马社会日渐倾颓,最明显的就是罗马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从奥古斯都到马可·奥勒留时期,是罗马最为和平、昌盛的时期,然而这段时间结束之前,罗马人口的数量就已在减少。还记得吗?菲耶索莱(Fiesole)有一位穷人,他育有八位子女,还有三十六位孙辈以及十八位重孙辈,奥古斯都邀请他到都城来,大摆宴席,并大肆宣传。还记得吗?人类学家卢梭兼思想家塔西佗 曾俯视臣民,讲述着文明中的野蛮,宣称日耳曼人限制新生人口数量最让人不齿。奥古斯都曾立法提高出生率,这一长期举措甚为重要。尽管并未获得完全成功,但这条法令在之后三世纪都存在于法典中,并几经修订,足见其必要性。的确,比之现在,死亡率也很重要。尤其在瘟疫横行和马克·奥勒留内战时期尤为如此。显然,罗马帝国禁欲者众多,且婚后生育率持续下降。当代作家无不哀叹无子婚姻和子女较少的家庭。西利的句子振聋发聩:“人类各个阶层的生育率都不容乐观。”但这几类人的生育率下降情况最为显著:高级阶层、知识渊博者和未来的领导人阶层。在斯威夫特的笔下,罗马皇帝已然发疯,大喊着:“我会像一棵树一样死去——从头至尾。”
为什么(这一问题一直都存在)这一文明会失去自我延续的能力?难道真如波利比乌斯 所说,是因为人们喜欢享乐更胜于子嗣或者希望子孙生活在安逸之中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相较于穷人,富人更能享乐,富人的子孙也更有望获得安逸的生活。难道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文明,变得心灰意冷,不愿后世子孙生活在战争带来的黑暗与灾难之中?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都知道,人口锐减与帝国其他积弊之间颇有关联——人口密度低时,管理费用更重;荒芜的田地,萎缩的罗马军团不足以保卫国家。
为了解决人口锐减的问题,罗马统治者只能寻求野蛮人的帮助。开始,罗马只接纳了一小部分野蛮人,可最后,罗马人血管里流淌的不再是罗马人的血液,而是野蛮人的。日耳曼人开始驻扎在边境,后开始耕种田地,再又应征入伍,从后备军变为罗马军团主力军,最后跻身罗马帝国的各个重要部门。军队已成为野蛮人的天下,现代作家莫斯先生曾引用一位埃及母亲的话,用以说明这一点:真希望儿子(母亲如此说)能从野蛮人之中脱身回来——她的儿子加入了罗马军团。罗马军团既已野蛮化,那么统治者也无法幸免。对罗马军团的士兵来说,君主不再是法律神圣的化身,而是自己的领导者,是领袖,是盾牌上的图腾。伴随着军队的野蛮化,帝国的文明礼仪也逐渐如此。公元397年,霍诺留 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罗马辖区内穿着日耳曼民族服饰。最终,罗马人身上都有一半野蛮人血统,只能用野蛮人反抗野蛮主义。
公元四、五、六世纪时,罗马文明逐渐坍塌,这就是罗马人生活的大背景。野蛮的力量面前,文明逐渐瓦解,体会这一过程的人作何感想?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发生?黑暗时代 的阴影难道已经出现?如果我们关注罗马帝国的某个地区,比如文明高度发达的高卢行省,或许能明白其中的因由。我们可以捕捉文明衰败的三个节点,因为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高卢罗马作家为我们留下了诸多作品,描述当时的生活和时代特征。公元四世纪有奥索尼乌斯 ;公元五世纪有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 ;公元六世纪有圣·格列高利 和来自意大利后定居普瓦捷的福图纳图斯。他们展示了日暮黄昏中的奥弗涅和波德拉斯。第四世纪走了,第五世纪走了,第六世纪也走了,消失不见!
前进!这是奥索尼乌斯的世界。四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正值“长达多个世纪的风暴与破坏之间的小阳春”。奥索尼乌斯是一位学者,非常绅士,是异教徒辛马库 和圣保林 的好友。奥索尼乌斯在波尔多大学担任修辞学教授长达三十年,期间曾当过王子老师、高卢禁卫军长官和罗马领事,晚年则心满意足地生活在自己的庄园中。奥索尼乌斯最著名的诗篇描写了莫泽尔的风光,文学化的语言魔法般地描述了村庄的美感,展示了他的生活背景。高高的河岸两侧满是别墅和村居,各带庭院、草坪和装有柱子的走廊。据说,人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扎进溪流中泡澡。向阳的山坡上长满了葡萄藤,从山坡到山顶都是会相互打招呼的农夫,路上有不少挑夫,摆渡人沿河而过时,总不忘朝在葡萄藤之间的园丁喊几句粗话。河流中央,渔夫撒下渔网;岸边的石头上,坐着的垂钓者也抛出了鱼竿。黄昏将至,天色下渐渐暗淡的绿色山坡倒映在水中,船夫低头看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映在水中的葡萄藤,甚至还能看到马上要成熟的葡萄。
在奥索尼乌斯位于波德拉斯的庄园中,也有同样平和愉悦的生活。尽管奥索尼乌斯拥有的葡萄园、耕地和树林有一千亩,他仍说自己的遗产不多。沃德尔小姐提醒了我们,在圣茨伯里(还能有谁呢?)的允准下,“奥索尼乌斯庄园已经成了奥松酒庄,是圣·艾米利翁两个最好红酒庄园之一。”奥索尼乌斯在自己的庄园里培育玫瑰,自己面试厨师时,让仆人邀请邻居参加午宴。包括主人在内,宴会一共六个人——人数刚好,否则就不是午餐,而是混战了。接着,诗句描写的是他的亲戚,有他的祖父母、姐妹、侄子和阿姨(尤其是他的阿姨们)。
家庭成员们让奥索尼乌斯乏味之后,波尔多大学的教授们就登场了,集聚在高级会议厅,让他放松片刻。在公元四世纪,教授们都是罗马帝国的重要人物。辛马库说,教授享受高薪,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尽管从历史角度看,确实可以推知这一点,我还是不敢苟同。正因如此,奥索尼乌斯写就了很多关于波尔多大学教授的诗篇。波尔多大学共有三十二名教授,每一位都盛名在身。他们之中有演说家密涅维乌斯(Minervius),记忆力惊人,常可以完成十五字棋的复盘;有语法学家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他竟愚蠢到离开波尔多大学而到某个行省的大学任教,逐渐消逝在默默无闻之中;有阿提乌斯·提洛·德尔菲提乌斯(Attius Tiro Delphidius),曾经从事法律事业,后成为教授,他从不与人争执,以免众人和父母失望;有徒有虚名的语法学家乔库杜斯(Jocundus),严格来说,他并不称职,勉强和众多优秀之人并列吧;有外貌出众的图卢兹(Exuperius),尤善强辩,但辩词却经不起推敲;有堕落的第纳米乌斯(Dynamius),与波尔多某位妇女生出情愫,匆匆离开,所幸之后在西班牙落脚;有接待员维克托乌斯(Victorius),他只喜欢研究深奥的历史问题,例如努马 时代之前很久,在库埃罗被献祭的牧师是何血统,或者卡斯托会对虚弱的国王说些什么——国王终究没能了解塔利或维吉尔——若是死神的脚步慢一些,他能再多读一些书,或许就能明白了。(除了第纳米乌斯之外)他们能声名远扬真是奇怪,不过他们的记录者确实让他们长存至今。
这就是奥索尼乌斯为我们描绘的世界。然而,尽管美丽的乡村小屋和高级会议厅里的生活平静地继续,历史书上又是如何描写这段时光的呢?日耳曼人于357年横跨莱茵河,劫掠四十五个繁荣城市并在莫泽尔河岸边安营扎寨时,奥索尼乌斯已年近五十。他目睹过恺撒大帝拿起武器(“哦,柏拉图,柏拉图,对哲学家来说真是难题啊”),激战之后将敌人赶走的场景。十年之后,他教导格拉提安 时,曾亲自陪伴在瓦伦提尼大帝 身边,抗击同一批敌人。又过了十年,他作为领事洋洋自得时,一定听说了东边阿德里安堡战役 的惨败:哥特人打败了罗马军队,还杀掉了一位统治者。奥索尼乌斯于395年去世,在之后的十二年间,日耳曼人就已经跨过了莱茵河。“整个高卢地区都被葬礼的火焰淹没”,而哥特人也抵达了罗马的大门。奥索尼乌斯及其志同道合者对此作何感想?他们沉默以对。奥索尼乌斯、辛马库及其追随者完全无视野蛮人,就像简·奥斯汀的小说完全无视拿破仑的战争一样。
奥索尼乌斯去世约三十五年后,混乱的五世纪中期,高卢罗马贵族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出生了。他是君主的岳丈,曾任罗马地方长官,最后成为克莱蒙特的主教。他生于公元431年(左右),逝于公元479年(或几年之后)。自奥索尼乌斯之死到圣希多尼乌斯出生中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欧洲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野蛮人已在高卢和西班牙扎根,罗马本身也已被哥特人洗劫,可以说,在圣希多尼乌斯的一生中,欧洲的陷落愈发迅速。阿提拉和野蛮人的战争暗淡了最后一丝光亮,当时,圣希多尼乌斯还只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此事过去之后的第四年,二十四岁的他又见证了汪达尔人 对罗马的劫掠。他见识了日耳曼可怕的拥王者(里希梅尔)如何拥立又驱赶一个个傀儡国王;见识了法国残存的独立如何消失殆尽,直至自己也沦为野蛮人的一员;在去世前几年,他甚至还见识了西方帝国的湮灭。
帝国之内发生如此大的变故,圣希多尼乌斯和他的朋友们无法像奥索尼乌斯及其朋友们一样坐视不理。生活在第五世纪的人对一系列灾难深感忧心,以各自的方式安慰着自己。他们认为,帝国已经经历过无数劫难,却总能化险为夷,战胜敌人——圣希多尼乌斯在罗马被洗劫之后的那一年也有同样的想法。罗马之前已经承受了太多——有波尔塞纳、布伦努斯,还有汉尼拔……但这一次,罗马在劫难逃。有些人想以这次灾难为契机,严厉抨击社会的种种弊端。比如马赛的萨尔维安,若他不是主教,一定会被封为消极之王。于他而言,野蛮人就是新鲜血液,罗马人急需向他们学习。奥罗修斯 也是一样,罗马帝国血流成河,战火连绵,根本无力抵挡野蛮人时,他也为野蛮人辩护,称野蛮人也并非一无是处:“如果那些被洗劫的不幸之人,因仅存之物而心满意足,那么征服者们也会像珍惜朋友或兄弟一样珍惜他们。”有些人,尤其是思想深邃的牧师们,则一心想要解释为什么能在异教中昌盛的帝国竟会被基督教打败。还有些人则彻底放弃了整个帝国,(比如圣奥古斯丁 )把希望放在思想的国度——尽管圣安波罗斯 说过:“用空谈拯救世界,绝非上帝所愿。”圣安波罗斯的话表达了这个成熟的观点:用逻辑拯救人民并不是上帝的意志。
那么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何生活?要想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阅读圣希多尼乌斯在460年至470年写的信。当时,他生活在奥弗涅的庄园里,表面上看,一切都平静如常。的确,高卢地区已经缩小至三个野蛮人王国包围中的一小片地方,但确实保留了一些奥索尼乌斯时代的风貌。那里有奢华的别墅,别墅里有温泉、泳池、套房,还能看到湖景。圣希多尼乌斯邀请朋友们同住,和教授们、主教们以及乡绅共同探讨自己的文章。运动和娱乐也非常流行——圣希多尼乌斯骑马、游泳、狩猎,还会打网球。他曾写信告诉朋友,自己和侄子还有一位老邻居在乡下呆了几天。后来,他们又派人接他回去过了一周,好好招待了他一番:早餐前他们会在草坪上打网球,年纪大的人可以下十五子棋。美味的午餐前,他们会在图书馆待一两个小时,之后则会午睡。下午睡醒后,他们会一起骑马,回来泡温泉,再一头扎进河里。最后他这样写道:我本想描述一下丰盛的晚餐,但实在没纸了。不过,请过来和我们待一段时间吧,我们会亲口告诉你。显然,这并不是英国,还没有六世纪时,野蛮人占据空无一人的别墅,在主卧地上烹调食物的场景。
可是自奥索尼乌斯起,罗马帝国一直在走下坡路,圣希多尼乌斯根本无法做到无视野蛮人。他留下了很多描写野蛮人的文章,颇值得注意,尤其是描写西哥特国王和统治里昂地区的勃艮第人的——圣希多尼乌斯就出生在里昂。无论圣多尼乌斯何时回到家乡,总会抱怨那些野蛮人太过热情,令人尴尬,呼吸之间有韭菜和洋葱的味道,竟还用变质的黄油篦头发(似乎他们并不用只在长矛和黄油之间选)。他自问,和这些一直唱歌,一直希望自己能欣赏他们粗鲁的非拉丁语的粗人一起,自己如何能洁身自好?他耸耸肩,便是对自身无限优越感最好的表达——再清晰不过了。魏尔伦 的诗歌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即将衰落和终结的帝国。
看那些伟大的野蛮白人过去了。
但圣希多尼乌斯良好的品行也即将被粗鲁地冲击。野蛮人都不是友善的巨人,附近的西哥特人在新国王尤里克 的领导下,对奥弗涅地区虎视眈眈。圣希多尼乌斯在克莱蒙特的主教生涯还不到两年,就不得不开始组织城市保卫战。奥弗涅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愿意战斗,愿意挨饿,但一定要保卫罗马在高卢最后的据点。但他们的力量终究太过渺小,若要获得战斗的成功,必须借助罗马的帮助。为免任何人怀疑我杜撰,我在此将引用圣希多尼乌斯的编辑在二十年前写下的文字。
朱利乌斯·尼波斯 意识到了尤里克横渡莱茵河可能会带来的危险。但他资源有限,只能寄希望于以谈判保和平。财政官李希尼亚努斯(Licinianus)被派往高卢调查当地的情况……他回来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干预的希望落空了。我们发现圣多尼乌斯正在收集信息……他开始害怕有人在背后捣鬼,害怕奥弗涅真正的敌人不是迎面而来的敌人,而是怯懦的朋友。他的担心被证实了。收到财政官的报告后,罗马马上成立了一个理事会,决定帝国对西哥特国王应采取何种政策……帝国自认为没有足够能力支持奥弗涅,因此决定将整片领土无条件拱手让给尤里克。
圣希多尼乌斯的绝望冲破了底线,他立刻给另一位牵涉协商的主教修书一封,既言辞高贵,又将愤慨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们这片不幸的领土至今已落入悲惨的境地。每个人都认为战时的日子比现在和平的时光更好。沦为奴隶的我们只是给第三方的安全做了嫁衣。这种奴役,啊——本身就是一种羞辱!还有奥弗涅人……我们本挺胸站着,占据上风……这些士兵如同将军一样优秀,却从不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会奉上胜利的果实,安慰你的心灵,却独自肩负着失败的痛苦……我们经历了流离失所、战火连绵、刀枪和瘟疫,我们用敌人的鲜血滋养宝剑,我们宁愿饿死在战场上——可沦为奴役却是我们的奖赏。哪怕从墙根挖野草充饥,我们也记挂着自己梦寐以求的和平……我们奉献了一切,但却要沦为牺牲品。果真如此,我只能愿您在没有荣耀也没有名望的和平中厚颜无耻地活着!
奥弗涅为了拯救罗马而牺牲了。但罗马并未在这种不光彩的和平中存活太久。一切都始于475年,到公元476年时,最后一位君主被野蛮人的首领赶下王位,西罗马帝国彻底走到了尽头。至于圣希多尼乌斯,哥特人将他囚禁了一段时间。但为了收回自己的庄园,圣希多尼乌斯不得不为尤里克国王写一篇颂歌(他已为三位罗马君主写过颂歌)。显然,尽管互相通信,写下警句的人现已在野蛮人的统治之下,但乡间别墅里的生活一如既往。然而,圣希多尼乌斯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一封短信,打开心扉,透露了自己的心迹:“哦,生之犹耻,活之犹辈,死之犹艰。”(O neccessitas abjecta nascendi,vivendi misera dura moriendi)公元479年年初,圣希多尼乌斯与世长辞。此后不到二十年,克洛维 踏上了征服的旅程,狄奥多里克大帝 也成了意大利的统治者。
走着,走着,消失了……只有时间和真心,才能凝视曾经是高卢的法兰西帝国,才能观察福图纳图斯和圣格列高利的世界——二者都出生于6世纪30年代,比圣希多尼乌斯大约晚了一个世纪。看着福图纳图斯,你会觉得六世纪的世界和圣希多尼乌斯与朋友互写短诗、一起打网球的时候差不多。福图纳图斯多才多艺、温和、真诚,是趋炎附势的美食家,还能写出两首在基督教堂广为传颂的赞美诗。他565年时从意大利到高卢来,此后再没离开。他的足迹遍布整个法兰西大陆,曾经的日耳曼大地和高卢行省都留下过他的身影。从特里尔到图卢兹,他或从水路,或走陆路,简直就是另一个奥索尼乌斯。福图纳图斯也写过关于莫泽尔的诗,还是那片亲切的乡土,安静的溪流两岸有梯田和葡萄园,别墅里炊烟从树林中袅袅而上。此外,福图纳图斯也会去拜访邻居们,尤其喜欢到波尔多?里奥提乌斯主教奢华的别墅去。里奥提乌斯是高卢罗马的贵族,其祖父曾是圣希多尼乌斯的好友。温泉、圆柱走廊、直达河岸的草坪都一如往昔;宴会更为丰盛(这严重破坏了福图纳图斯的消化系统),客人的言谈也更为文雅。野蛮人中更具才干的领主也会尽己所能模仿这种讲究且奢华的生活方式。法兰西人和高卢罗马人都很热切地欢迎福图纳图斯,每位公爵都想拥有一首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拉丁语小诗。显然,部分乡村别墅生活留存了下来。圣希多尼乌斯之流仍非常享受这里的温泉和网球。正如迪尔所说:野蛮人只是占有了这片土地,但文明社会的律法仍如之前一样统治着这里。
但如果你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尽如从前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知道罗马残存的社会及物质文明行将就木,第六世纪的悲剧已悄然降临。而是因为,当我们深入了解时,会发现生活已然消逝,点燃生活激情的灵魂已然灰飞烟灭,一切只剩下空壳而已。那些人欢迎福图纳图斯只是因为他是从尚未完全腐朽的意大利而来,那里还残存着一丝对学术及文化的尊重。他们只是想借用失落文明“不成熟的残余”了却缅怀之情。
圣格列高利的世界可以通过其著作《法兰克民族史》进行了解。当时,残暴的墨洛温王朝 统治此地。野蛮的观点如丛林一般,沿着别墅蔓延。学术渐渐消亡——几乎都看不到大学的影子——出身高卢罗马家庭且曾任主教的格列高利也不禁因自己在语法方面一无所知而深感悲恸。城镇面积不断缩小,在抵抗中慢慢后撤。犹太教如燎原之火。这一悲剧始于驱逐和赋税,二者(似乎)永不会停止。政治方面,领导者及其随从随心所欲地统治法兰西帝国,历任墨洛温王朝王子竞争时必然伴随着大清洗和大屠杀。其中最恶劣的莫过于希尔佩里克 和弗雷德贡德 ,最优秀的当属格列高利不住称赞的野蛮人圣贡特拉姆国王 。圣贡特拉姆国王身上有一丝当代的气息,他稍胖,很健谈,一会儿善良乐观,一会儿又愤怒残忍,简直是亲切与残忍的结合体。格列高利对他很是青睐,说他应该被称为“伟大的贡特朗国王”,教堂应该也追封他为圣人,不过,考虑到贡特朗国王对文明的影响,这一评论应该带着讽刺的意味。米舍莱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了贡特朗国王:“Ce bon roiàqui on ne reprochait que deux ou trois meurtres."
这就是罗马倾颓、野蛮人入侵的几个世纪中人们的生活。如果这些人没有提前得知语言,那么他们的地位、学识、天赋也足以让他们预见到事情的发展过程。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奥索尼乌斯和圣希多尼乌斯所处的世界(当时,圣格列高利已经溘然长逝),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疑问:为什么他们对发生在身边的一切充耳不闻?乡间别墅中每天还有午宴和网球派对,大学里的教授依然在授课写书,娱乐活动越来越流行,戏剧厅也人满为患。奥索尼乌斯曾见识过日耳曼人占领高卢的情境,但从未提过潜在的危险。圣希多尼乌斯生活在野蛮人已占据半壁江山的时代,然而,西罗马帝国陷落之前,他仍在幻想自己的儿子某一天可以成为罗马领事。他们为何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灾难有多严重?和为何罗马文明会陷落一样,这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也许是同一个问题。也许以下答案能提供一些线索。
首先,生活节奏的缓慢注定了文明瓦解的速度也会非常缓慢。现在几十年可以完成的事当时则需要几个世纪。我们回望过去,本就占据了有利的视角,可以概览全篇,看到历史无法扭转的趋势。因此,尽管我们向那些历史长河中逝去的人高喊着,警告他们,却听不到任何回音。“医生,先救救自己吧!”鼠目寸光是当时人们的绝症,眼前的事务遮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只想解决眼前的问题,殊不知,每一次妥协,每一次失败都会将自己拖入深渊。
从何时起,罗马内部的野蛮主义成了消耗罗马的病症?大抵是第一支嗜血的日耳曼人带领军队加入伟大的、野蛮的意大利军团吧,无论是扶持或推翻某位君主的统治,罗马的链条都已松动。从何时起,外部入侵竟会带来致命的打击?是270年的达契亚 大撤退——意在扩大野蛮人在东欧的影响力,将其注意力吸引到罗马尼亚,期望他们就此满足,放过西罗马帝国吗?是罗马帝国于382年妥协,接受哥特人为同盟吗?正如伯里所说,那次妥协是罗马帝国对日耳曼人让步的开始,掩盖了权柄的转移,掩盖了帝国之内联邦国家到独立各国的转变。难道这种绥靖政策使得罗马一落千丈吗?是从大不列颠撤军吗?(活血罗马参议院会说)我们对大不列颠人知之甚少。亦或是西班牙与非洲强强联手吗?汪达尔人于428年在上述两地安居,汪达尔舰队(马略卡岛 及其他岛屿是舰队的基地)切断了罗马的运粮之路,斩断了古老文明的脊梁——地中海。欧洲历史上,在非洲和西班牙的残暴统治总会给我们的文明带来巨大灾难。
如果说事情的缓慢发展误导了罗马人,那么另有原因造成了他们的无知。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就是他们完全误解了文明的本质。所有人都犯了同一个错误:罗马可以吞并野蛮主义,可以在不影响自身文明的前提下,将其吸纳进自己的生活。人们四处游走,声称野蛮人并非一无是处,大可以取其精华批判罗马文明。他们还呼喊着一个人奴役他人,就已经是变得有些野蛮了。人们没有注意到,476年时,罗马帝国的一半已不复存在,甚至还认为野蛮人国王之所以获得王位完全是罗马君主的封赐。所有人都被同样的错误蒙蔽了双眼,他们误以为罗马(当时的文明)不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有始有终,反而觉得罗马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如呼吸的空气,如脚下的大地一样会永恒。“罗马万岁”是最壮丽却最具灾难性的信条!
实际上,罗马人之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是因为被自己创造出的完美的物质文明所欺骗了。他们生活在安逸之中,站在野蛮的对立面,物质生活充裕富足。这样的他们怎么可能预见某一天诺曼底历史学家会对着卡利恩残破的火坑供暖系统不住惊叹?他们如何能想象稳定的一切会一夜消失?他们的政治判断力愈发恶化,可道路却变宽了;他们的中央供暖系统愈发完善,可文明却衰落了。
然而,最应该为罗马人后知后觉负责的是培养他们的教育。奥索尼乌斯、圣希多尼乌斯及其朋友都是饱学之士,高卢也因其学院和大学众多而闻名。教育主要包括语法及修辞,这对于行政事务及文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很难想象什么样的教育会与现实社会彻底脱节,完全不教授人在社会上立足应具备的品质。此外,修辞学课程最致命的一点是,它与现实世界毫无联系,只让人把注意力放在形式上,而非事情本质上。人们在学校学到的内容与社会诸事毫无关联,这就让人们有了一种可怕的错觉:未来与往昔毫无二致,事物都是一成不变的,可实际上,世界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我们便向他们作别吧。远去……远去……消失不见!一切都荡然无存吗?或许不是。如果某个新社会与罗马时代相当,甚至在物质财富、艺术、科学和生活方式方面超过了罗马,那么野蛮人几百年的统治也会随着这个新社会的崛起而陨落——这便是生活的甘美 。我们无法确定最后的复兴源起何日,也无法得知谁最能像奥索尼乌斯或圣格列高利代表衰落的文明那样完满地代表先进的文明:是但丁、莎士比亚、哥白尼还是牛顿?但多个世纪以来,或许有千年之久,在西欧人真正测量大家所处的山巅之前,它就已经从后罗马时代的衰落中渐渐崛起了。这种崛起不仅十分缓慢,而且时断时续。即便如此,它依旧能在格列高利的几个世纪中建立一个与罗马不同的社会——虽然不若罗马帝国一般屹立千年之久,但足够高贵,能启迪人民,甚至让后世敬仰。在这种文化及社会秩序中,奥索尼乌斯、圣希多尼乌斯、甚至福图纳图斯所代表的价值重获新生——尽管形式已有巨变。从这一角度讲,至少这一时代不只是罗马的复刻,而是中世纪真正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