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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论基本冲突的第二个方面——“对抗”人的倾向，我们会像之前一样，仔细观察攻击性倾向在内心占主导的那一类人。
就像屈从型人格者坚信他人都会“以礼待人”，又总为相反的证据所困惑，攻击型人格者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心怀敌意，并拒绝承认事实并非如此。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所有人之间相互斗争，笑到最后的都是最邪恶的人。偶尔，他会勉强承认一些例外，但还是有所保留。他的态度有时很明显，但是更多的时候则隐藏在礼数周全、立场公正、配合积极的面具下。这一“面具”代表着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宜之计。然而，其规律是，这一表现中有矫揉造作的成分，有真情实感的成分，还有神经症性需求的成分。他试图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个好人，只要没人怀疑他有权发号施令，那这种欲望里便可能有真诚的善意。其中可能有对情感和赞许的神经症性需求，服务于攻击性目标。对屈从型人格者而言，他们不需要这种“面具”，因为反正他的价值观都与社会或基督教认可的价值观吻合。
要认识到攻击型人格的需求与屈从型人格的需求一样具有强迫性，我们必须明白两者的需求都是由基本焦虑引发的。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恐惧的成分在后者中显而易见，而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人却从不承认或者表现出恐惧。在他内心，一切都被调动起来，以图保持强硬、变得强硬，或者至少表现得强硬。
他的需求源自他的这种感受：整个世界就是斗兽场，以达尔文主义理解，强者消灭弱者，适者生存。什么最有利于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所处的文明；但是任何例子里，最高法则就是冷酷地追逐自身的利益。因此，他的首要需求就是控制他人。控制他人的手段千变万化，数不胜数。可以光明正大地运用权力，也可以刻意关心，施惠于人，并暗中操纵。有的人可能更喜欢做幕后黑手，操纵时他可能主要靠头脑，这意味着他相信有推理或远见，便可掌控一切。一个人特有的控制形式部分取决于他的天赋。一定程度上，其手段代表着他内心各种冲突倾向的结合体。例如，如果一个人还倾向于疏远人，那他就会尽量避免直接支配他人，因为这会让他与别人联系过于紧密；如果一个人内心还潜藏着对情感的需求，那他也会更喜欢间接手段；如果一个人希望在幕后操纵，这就意味着他有施虐倾向，因为这意味着利用他人实现自己的目标。
自然，他还渴望出人头地、获得成功、享有特权，或者获得任何形式的认可。这方面的努力，部分是为了追求权力，因为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成功和特权都能带来权力。此外，这些努力依靠外部肯定、他人赞美、以及高高在上的实际地位，还让他主观上感觉自己实力强大。这时，他就像屈从型人格者一样，关注的重点在自身之外；唯一的区别在于渴望从外界获得何种肯定。事实上，这两种都一样徒劳无功。有时人们会困惑，为什么成功并没有减少他们的不安，这时，他们不仅表现出对心理学的无知，更显示出在庸人眼里，成功和特权是何等重要。
这种人的内心，利用他人、以智取胜、为己所用的需求往往非常强烈。看待任何局面或者关系，他的出发点都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是否与财富、特权、圈子或思想搭得上边。他有意识或者半有意识地确信人人都如此行事，所以关键在于如何比别人更高效。这种人养成的品格几乎与屈从型人格的截然相反。他强硬、难缠，或者故作此态。他认为自己或他人的一切情感都是“矫情”。对他而言，爱无足轻重。不是说他从不恋爱，也并非从无情事，或不入围城，但是这种人的首要考虑是自己的伴侣要值得攀附，伴侣的个人魅力、社会特权或者财富，足以助自己一臂之力。他觉得自己完全不必体贴别人，“我管他们干什么，让他们管好自己。”有个古老的道德困境故事是这样的：筏子上有两个人，只有一个能活下来。面对这种问题，这类人会说他理所当然要保证自己毫发无伤，否则便是既愚蠢又虚伪。他厌恶承认自己有任何的恐惧，并且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加以控制。例如，即使害怕入室的窃贼，他也会强迫自己待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他会硬撑着骑马，直到自己克服了对马的恐惧；他会故意穿过明知有蛇的沼泽，逼着自己不再怕蛇。
屈从型人格者惯于讨好，而攻击型人格者则全力以赴要做个好斗士。在争执中他投入而警惕，大费周章地挑起争斗，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若是他被逼到墙角，一场争斗在所难免，那他可能就进入了最佳状态。与屈从型人格者害怕获胜相反，攻击型人格者害怕失败，无可否认地渴望胜利。他时刻准备着指责他人，就像屈从型人格者随时准备着自责一样。两种人格都毫不思考过错的责任到底在何处。屈从型人格者认错时，认为自己其实没有错，只是受内心驱使去讨好别人而已。与此相似，攻击型的人也觉得对方未必有错，他只是强调自己是对的，因为他需要这种自我认可的立场，就像军队需要有安全的立足点才能发起进攻一样。若非形势所迫别无选择，那么在他看来认错就是暴露弱点、不可宽恕，甚至显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
与其“对抗心怀恶意的全世界”的心态相一致，这类人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即他们认定的那种“现实主义”。他绝不会天真到忽视他人表露出的志向、贪婪、无知或是任何可能阻碍他达到目的的迹象。在竞争性的文明中，这些特质比真诚的谦逊更常见得多，因此他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以现实主义者自居。实际上，他当然也只是片面的，就像屈从型人格一样。他的现实主义的另一面便是强调计划和远见。就像任何优秀的战略家，他时刻仔细掂量自己的胜算，计算对手的实力，防备可能的陷阱。
受内心驱动，这类人总在捍卫自己最强大、最精明、最受人追捧的形象，所以他努力提高效率、增长才智，这对他在树立上述自我形象时必不可少。他把热情和才智投入到工作中，让自己成为受人尊敬的员工，或者自己创业且事业有成。然而，他给人留下对工作专心致志的印象，但一定意义上说，这一印象会误导人，因为对他而言，工作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他不爱所做之事，实际上也从中得不到乐趣——这与其从生活中排除情感的努力相一致。扼杀一切感受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从追求成功的角度看，这毫无疑问颇有裨益：他能像上了油的机器一样运作，不知疲倦地产出劳动成果，带给他权力和地位。这时他的感受很可能会来施加影响。可以想象，这些感受会引导他选择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不再那么依赖抓住机遇来获利：比如他会避免使用以前让他获得成功的惯用手段，可能会放松手头的工作、转而享受自然或艺术之美，或者不再只结交对他有用之人，而是更多地和朋友们在一起。他压抑自己的感受，导致情感匮乏，这多少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质量，必然使其缺乏创造力。
攻击型人格者看起来像一个精细而肆无忌惮的人。他强调自己的意愿，发号施令，怒形于色，强词夺理。但实际上他内心的条条框框一点不比屈从型人格者少。他特有的禁忌并不会当即为人所知，这很大程度上与文明无关。这些禁忌主要在情感领域，影响着他在交友、恋爱、动情、换位思考、应付不感兴趣的娱乐等方面的能力，他认定最后一种纯属浪费时间。
他自认为强大、诚实而且现实，从他的角度看，这些都对。根据他自己的标准，他的自我评价非常严谨，因为在他看来无情便是力量，不照顾他人感受便是诚实，冷酷地追逐自己的目标便是现实。他对诚实的态度部分源于他精明地揭穿了当代人的虚伪，事业心、慈悲心等诸如此类在他看来都是惺惺作态，对他而言，要想揭露社会意识或基督教美德通常的真实面目，也并非难事。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着丛林法则建立的，强权即真理。至于人道主义、慈悲心怀，少来这套。而人都是狼（Homo homini lupus.)这些价值观，我们在与之类似的纳粹思想中便已司空见惯。
在攻击型倾向中有这样的主观逻辑，既拒绝真正的同情和友善，也拒绝虚情假意的好感，如屈从和讨好。然而，要说这种人分不清这两种情感，那就错了。如果遇到一个实力强劲而又真诚友善的人，他完全能够发现并尊重这个人。关键在于，他认为在这方面分得太清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在求生存的战斗中，两种态度在他看来都是缺陷。
然而，为何他拒绝人间的柔情而选择这种暴力呢？为何他看到别人含情脉脉的举动便会觉得恶心？为何他嗤之以鼻，只因别人表示同情时他觉得不合时宜？他的举止就像一个人从自家门口赶走乞丐，理由是乞丐让人他心碎。他确实会对乞丐咄咄逼人，他会以极为夸张的脾气拒绝最微不足道的请求。这是他的典型反应，在分析中，随着他的攻击性变得更为活跃，这种反应便十分常见。实际上，他对别人的“柔情”五味杂陈。诚然，他鄙视别人的这种态度，但他也欢迎这种态度，因为这让他能更自在地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为何他又常常觉得被屈从型人格的人吸引，就像屈从型人格的人也常被他们吸引一样？他反应极端的原因就在于他需要与自己内心的柔情做斗争。尼采很好地解释了这种动力，他说他的超人会将任何形式的同情视为第五纵队，即堡垒内部的敌人。对这类人而言，“柔情”不只意味着真情实感、怜悯等诸如此类，还意味着屈从型人格者的需求、感受以及标准中的一切暗示。例如，在乞丐的例子中，他可能是真的起了恻隐之心，想要按照请求去做，有一种应该助人为乐的感觉。但他更大的需求是推开这一切，于是他不但拒绝了请求，还会辱骂乞丐。
要将背道而驰的驱动力整合起来，屈从型人格者寄希望于爱，而攻击型人格者则寻求认同。得到认同就意味着不但他自己能得到肯定，更诱人的是别人就会喜欢他，他也就能反过来喜欢别人。认同看起来能够解决他内心的冲突，于是这就成了他死命想抓住的救命稻草。
这类人的挣扎在内在逻辑原则上与屈从型人格所表现出的类似，因此，只要简单指出即可。对攻击型人格者而言，任何同情之感、善待之责、屈从之心，都与他已经建立的整个生活结构格格不入，会动摇他人生的基石。更重要的是，随着这些对立倾向浮出水面，他将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从而毁掉他精心构建的框架——大一统。结果，对温和倾向的压抑巩固了攻击性倾向，使后者更具强迫性。
如果已经讨论过的两种人格现在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印象，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代表着两个极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一个想讨所有人的喜欢，另一个把所有人都当作潜在的敌人。一个不惜代价地避免冲突，另一个则将斗争视为天性。一个抓住恐惧和无助不放，另一个则想将二者逐出门外。一个不管神经症症状多严重，都追求人道理想，另一个则崇拜丛林法则。但不论如何，两种类型都不是患者自由选择的；相反，它们都具有强迫性，缺乏灵活性，取决于内心需求。两者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各种人格类型介绍的下一步工作，我们之前的讨论也正是为此而展开。我们探索了基本冲突涉及的内容，并看到了它在两种类型中作为主导性倾向的两个侧面。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拼出一个人的内心，在他心中这两套截然相反的心态和价值观体系同时起作用。被两个截然相反的驱动力驱使着的人是否还能好好活着，难道这一点还不清楚吗？事实就是他的内心会分裂，任何力量都再难让他有所行动。正是这个人为消灭一种心态而采取的行动，让他成为我们讨论过的两类人之一，这是他努力避免冲突的一种尝试。
在这种片面发展的例子里，像荣格那样说就显得完全不妥。那最多只是形式上正确的说法。但既然这是建立在对驱动力的误解上，那么其含义也就错了。当荣格从片面性出发，接着说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必须接受帮助，去接纳自己的对立面，那我们要问：怎么可能呢？患者无法接受，只能认知。如果荣格指望以此让患者具有完整的人格，我们的回答是，对于最终的整合而言，这一步当然很有必要，但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意味着直面自己以往一直回避的冲突。荣格未能准确评价的是神经症性倾向的强迫性本质。在亲近人与对抗人之间，其区别不是简单的弱与强——或者，如荣格所言，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我们都有屈从与攻击的潜力。如果一个人不被强迫驱使，而又足够努力，那么他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整合。但如果两种模式都是神经症性的，那就都对我们的成长有害。两种不利因素组合起来，并不能构成一个有利的整体，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因素也无法构成一个和谐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