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现实的冲突情境，可以充分解释某种焦虑。但是，若是我们在性格神经症中找到某种导致焦虑的情境，为了解释为何敌意在那种特定情况下出现、又为何被压抑，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此之前已有的焦虑考虑进去。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此前已有的焦虑，又反过来是由此前已有的敌意导致，如此往复，形成了无休止的循环。为了弄清楚整个发展过程最初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病人的童年时代 。

我极少处理童年时代的经历问题，这次就算其中一次。精神分析文献通常都会提及病人童年时代的经历，相较于这些书，我在本书中却很少提及这方面。原因并不是我标新立异，与其他神经分析作家不同，认为童年时代的经历没那么重要，而是在这本书中，我想要讨论的并不是导致神经症人格的个人经历，而是神经症人格的实际结构。

在调查了众多神经症患者的童年经历后，我发现，它们有一共同之处，即环境，这种环境在不同的比重组合中表现出下列特点。

第一种，基本品质的邪恶完全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事实上，只要孩子在内心感觉到他是被需要的、被关爱着的，他们就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忍受所谓的一般创伤，例如突然断奶、偶尔打骂、性经历等等。我们都知道，小孩子绝对不会被任何虚情假意欺骗，他们可以敏锐地感觉出这份爱是否真诚。而若是某个孩子无法得到足够的温暖和爱，那么主要原因就是其父母患有神经症，无法提供孩子所需要的温暖和爱。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缺乏爱的情况更多地是爱被隐藏起来了。父母往往宣称他们是一心为孩子的利益考虑，那些所谓的“理想”母亲，她的教育理念、对孩子的过分溺爱以及自我牺牲的态度，才是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其心中被埋下了不安的种子，而这种环境和氛围也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让他们对未来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

更何况，我们在许多父母的身上发现，他们的一些行为或态度，很可能激起子女心中的敌意。例如，对极个别孩子的偏爱、不公平的责罚、对待孩子忽冷忽热、不兑现承诺等等。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待孩子需求的态度。在面对子女的种种强烈愿望时，父母的态度从开始的不予考虑逐渐发展为不断加以干涉，例如，干涉孩子的交友选择，嘲笑他们自己的想法，阻挠他们的兴趣爱好，不论这些兴趣爱好是关于艺术、体育，还是机械。总之，尽管父母的这种态度不是故意的，但效果上，仍然会将孩子们的意志力击碎。

在讨论有关引起儿童敌意的种种因素时，大多数精神分析文献都将重点置于儿童愿望的落空（尤其是性方面的愿望落空）及嫉妒心理上。确实，我们的文化在对于某些欢愉，尤其是儿童性兴趣方面，显得颇为严厉且抵制，例如，严禁儿童对性好奇、手淫或是与其他孩子玩性游戏。这一现状很可能会导致儿童的部分敌对心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愿望的落空并不是这种叛逆性敌意的唯一来源。对此，专家进行了许多观察，结果毫无疑问地显示，儿童与成年人一样，可以接受各类的剥夺和抑制，只要他们认为这种剥夺公平公正，且有必要有目的即可。例如，只要父母不过分要求孩子，也不会使用欺骗或强暴的手段来胁迫孩子讲卫生，那孩子们是不会介意父母的卫生教育的。同样，孩子也不会介意父母对自己偶尔的惩罚，只要他们可以感觉到自己仍然是被爱着的，或他们意识到自己受到的惩罚是公正的，或惩罚的目的也不是有意伤害或者侮辱他们，他们就能够接受惩罚。至于挫折究竟是否会触发敌意，我们很难判断，因为在剥夺孩子做某些事的诸多环境中，通常还存在着其他众多能够激发敌意的因素。实际上，对于激发敌意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挫折本身，而是这种挫折是由精神强加的。

我在此强调这一点的目的，是告诉大家，由于过分担忧挫折所带来的危险，许多家长在这条路上走得比弗洛伊德还要远，他们深深相信这一观点，甚至根本丝毫不敢干涉孩子，唯恐孩子因此而受到伤害。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嫉妒都是滋生仇恨的源头。毋庸置疑，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 ，以及对父母任何一方的嫉妒，都会对神经质儿童产生极大影响，不但如此，这种态度很有可能会给他们以后的生活造成持久的影响。那么，这里引申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嫉妒心理会在怎样的情形中产生呢？我们在手足之争中，以及在俄狄浦斯情节中观察到的那些嫉妒反应是否会出现在每一个孩子身上，还是说激发这些嫉妒需要某些特定的条件？

弗洛伊德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了俄狄浦斯情节，从这些患者身上他发现，对父母任意一方的强烈嫉妒反应，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性，足以引发孩子心中的恐惧，继而可能在孩子性格的形成及人际关系方面，造成长久性的影响与干扰。而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现象也时常发生，这也正是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的原因。他将俄狄浦斯情节假定为神经症的症结所在，并且还以此为基础，企图弄清楚其他文化中的情节现象 。但这种概括性的结论令人存疑。在我们的文化中，兄弟姐妹以及父母和子女间确实容易出现嫉妒现象，同样这种嫉妒心理也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团体中。每当提及俄狄浦斯情节或手足之争时，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些，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弗洛伊德口中普遍存在的破坏性强且非常持久的嫉妒心理，所以其他文化之中就更不可能了。总而言之，虽然这种心理属于人类的自然反应，但只有经历一定的成长环境及氛围，才能被人为地表现出来。

后文中我们将仔细讨论病态嫉妒的一般内涵，届时我们将会明白，究竟哪种因素才是引发嫉妒的主要原因。而在这里，我只先告诉大家，缺乏温暖和鼓励竞争都会导致嫉妒这一结果，了解这一点就足够了。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制造出这种氛围的神经症父母，通常都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失望。他们缺乏令人满意的情感关系以及性关系，因此常常会将孩子作为爱的对象，然后将感情需求释放到孩子身上。尽管父母这种爱的表达不一定会带有性色彩，但不论怎样，它所蕴含的情感极为丰富。我十分怀疑，在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中，潜在的性欲是否会汹涌到足以引起一种潜在的心理紊乱。但在我所知道的案例中，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都是通过恩威兼施的方法，迫使子女对自己产生一种狂热的依恋，从而使孩子对自己的情感中染上弗洛伊德所说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等内涵 。

我们一直认为，在孩子的成长发育时期，若是对家庭或是某个家庭成员产生敌对态度，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的确，如果孩子是反抗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那确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若是他们的反抗理由充分，那么孩子性格形成过程中的危险就不再是对反抗的感受或表达了，而是对反抗的压抑。对批评、抗议甚至谴责的压抑，会引起许多危险，其中的一种就是，孩子很有可能会将所有的错误都归结在自己身上，继而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爱。我之后将会具体讨论这种情形下的不同内涵，而我在这里提到的危险是指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会产生焦虑，继而逐渐经历我们上文讨论过的那些发展过程。

在这种环境氛围中长大的孩子，为什么会压抑自己的敌意呢？其中的原因很多，例如，感觉自己无能为力、感到害怕、出于爱或罪恶感。这些原因以不同的程度和组合方式，发挥不同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儿童的无力感只会被当作生物学事实。毕竟，与成年人相比，孩子体力不够，经验也不足，因此事实上，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需要依赖其周围环境以满足自身需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过分强调了生物学的因素。事实上，在孩子两到三岁之后，他们的依赖性会发生一次至关重要的变化，在这一转变中，占压倒性优势的生物依赖，会逐渐转变为对心理、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一转变过程从孩童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青春期，直到他能够独立生活为止。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孩子对父母的依赖程度由于个人差异而显著不同，取决于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抱有的期待和目标，取决于他们是希望孩子身体强壮、勇敢、自立、有能力应对各种状况，还是只是想保护好孩子，希望他温恭驯良，不必知晓世间俗事，或者简而言之，就是希望他到20岁甚至更大的年纪时，仍然天真无知。在这种不良环境条件下长大的孩子，由于父母的恐吓、骄纵，以及自身对父母情感上的依赖，他们心中的无力感通常被人为地强化了。孩子越是觉得无助无力，就越是不敢去感受或是表现出任何反抗，因而这种反抗心理就会被隐藏拖延得越久。在这种情况下，潜藏在孩子内心的感情就会变为：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须要压抑我对你的敌意。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想法当作是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

孩子心中的恐惧会由许多原因直接导致，例如，威胁、禁令、惩罚，或是他们亲眼看见亲人的暴怒或是一些暴力场景等等；不仅如此，孩子的恐惧也可以由间接的恐吓引起，例如将生活中的危险描述得分外可怕，像是病菌、街上往来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等等，让孩子们对这些危险产生深刻的印象。孩子越是被弄得忧心忡忡，就越是不敢表现出，甚至不敢去感受任何敌意。这种情况下，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就变为：因为我怕你，所以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造成孩子压抑自己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爱。父母对孩子的爱缺乏真诚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加倍强调自己对孩子的爱，自己是如何为了孩子呕心沥血、自我牺牲。一个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尤其当他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的恐吓时，很可能会紧紧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因而不敢产生任何反抗心理，唯恐会因为反抗失去温顺所换回的奖赏。这种情况下，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又变为：我必须要压抑自己的敌意，因为我害怕失去爱。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孩子压抑自己对父母敌意的全部情形，通过这些情形，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之所以不敢对父母表现出任何敌意，就是因为害怕一点点敌意的表达就会破坏其与父母的关系。孩子深陷这种恐惧之中，害怕这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大人会收回他们的仁慈，将自己丢弃，甚至与自己反目。除此之外，我们的文化教会孩子们的就是，不应该对父母产生敌意或表现出反抗，若是产生了这种想法，孩子反而会感到内疚和自责。这就意味着，我们身处的文化已经让他们觉得，如果自己表现出或者意识到自己对父母的反感，或是违反父母所定的规矩，那么自己就是卑劣可鄙的，是不值得被爱的。产生罪恶感的这两种原因紧密交织在一起，受这种教育熏陶的孩子，在犯禁之后，越是感到罪孽深重，就越是不敢对父母怀有任何怨恨或责难。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是最容易激发罪恶感的一个禁区。不管这种禁令是无声的沉默，还是公开地表示出威胁和惩罚，孩子们都会感觉到，不仅单纯对性的好奇和性活动是被禁止的，而且，若是自己沉浸其中，那么他就是一个肮脏可鄙的孩子。而如果他心中有任何对父亲或母亲的性幻想或性渴望，尽管因为受到一般的禁欲态度教育而未流露出丝毫，可他的心中仍然会催生出强烈的罪恶感。此时，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再次变为：我必须要压抑自己的敌意，因为如果我怀有敌意，那我就是一个坏孩子。

以上我所提及的任何一种因素，它们以任意一种组合形式出现，都可能使孩子压抑自己的敌意，并最终产生焦虑。

但是，是否童年时期的多种焦虑最终都会引发神经症呢？关于这个问题，仅凭我们目前的经验与认识，尚不能给出一个恰当的回答。我个人认为，婴儿期的焦虑虽然是导致神经症的一个必要因素，但不是其发展的充分原因。通过创造有利的环境，例如，及早改变不利的环境，或是通过各种形式消除不利因素的影响，似乎有可能预先阻止神经症的形成。但是，如若是通常情况，我们的生活环境无法减少焦虑，那么这种焦虑不仅会继续存在，还会逐渐恶化，然后像接下来我将要描述的那样，在恶化的过程中，推动所有促成神经症的内在过程。

在所有可能加重婴儿期焦虑的因素中，我特别关注了其中一种，即敌意与焦虑的反应。这种反应究竟是仅仅局限于迫使儿童产生敌意与焦虑的环境中，还是会发展为针对所有人的敌意和焦虑？这两者之间可谓有云泥之别。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幸运，有一位慈祥的祖母，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还有一群要好的朋友，那么有这些人相伴，他就足以远离周围人都对他怀有恶意这一想法。相反，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就越容易对其父母和兄弟姐妹产生仇恨心理，越容易对所有人表现出不信任和恶毒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孤立这个孩子，越是不让他丰富和拓展自己的体验，这种情况就越是会恶化。最后，若是这个孩子越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的敌意，例如表现出顺从父母的假象，他就越有可能将自己的焦虑投射给外部世界，并因此而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危险且可怕的。

这种对于“世界”的一般性焦虑，可能会继续发展甚至加重。一个在上述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在与其他孩子交往的过程中，不敢表现出像其他孩子那样的好胜心和进取心。他会失去被人需要这样一种令人幸福的自信心，甚至会将别人毫无恶意的玩笑也看作是别人对自己的残忍拒绝。与其他孩子相比，他更容易受到伤害，也更加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

由我上述提到的因素或其他类似因素引发的情况，其实是一种会在内心不断激增且蔓延的孤独感，以及一种身处敌对世界的无力感。对个人愤怒所作出的尖锐反应，会凝聚成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性格态度本身并不能构成神经症，但它却是一块可以孕育神经症的沃土，任何一种特定的神经症都随时可能从这片土地中萌芽生长。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的根本作用，所以我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相互交织，无法分离。

在神经分析中，通过对不同个人形式的焦虑进行研究，我们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基本焦虑潜藏于各种人际关系之中。现实的原因可能会激发种种个人焦虑，然而即便现实情况下没有任何特殊的刺激，基本焦虑也依然存在。如果将神经症的情形比喻成一个国家的政治动乱状态，那么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就类似于政治体制中潜在的不满和抗议。表面上，这两种情形可能会完全没有任何迹象，也可能显示出复杂多样的形式。在国家的形式下，这些现象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等。同样，在心理学领域中，焦虑的形式也可能以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出来。不管是被何种特殊事物所刺激，焦虑所有的外在表现，都来源于共同的背景。

不过，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中是不可能存在基本焦虑的。所谓的情境神经症，是指个体在实际情境下，对存在于其中的冲突所作出的神经症反应，而患者的个人关系并未受到干扰。下面这个案例经常发生于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情境神经症。

一位45岁的妇女告诉我，她夜间常常会心悸和焦虑，同时存在大量盗汗的现象。但我通过检查，并未发现她的身体出现任何病变，而且所有的检查数据都显示，她的身体很健康。通过接触，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热心且直爽的女人。二十年前，迫于环境压力而非个人愿意，她嫁给了一位比她大25岁的男人。不过，他们一直生活得很幸福，性生活也很和谐，并养育了三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她勤劳能干，善于持家。但最近五六年，她的丈夫渐渐变得有些古怪，性能力方面也逐渐不济，但这一切她都默默忍受了下来，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神经质反应。问题出现在六七个月前，一位与她年纪相仿的男人开始对她示好，而这个男人性格可爱，也足以托付终身。渐渐地，她开始对自己年迈的丈夫产生反感，但基于自己的心理和社会背景，以及自己还算美满的婚姻关系，她将自己的这份反感及怨恨情绪完全压制住了。经过几次交谈和帮助后，她已经能够直接正确地面对这种冲突性情境，也因此不再焦虑。

想要更好地理解基本焦虑的重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性格神经症病例中的个人反应，与我刚刚所提到的那种单纯的情境神经症进行比较。当情境神经症的症状出现在健康人身上时，某些合乎情理的理由会使他们无法自觉应对这种冲突性情境，也就是说，他们无法直面这种冲突的存在和这种冲突的实质，因此也就不能做出明确的决定。在这两种不同的神经症中，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情境性神经症往往更容易取得治疗效果。在性格神经症的诸多病例中，我们发现，治疗常常需要面对极大的困难，因此治疗所需的时间也格外漫长，有时候甚至长得让患者等不到治愈的时候；然而，情境神经症的治疗却相对容易。在对情境神经症患者的治疗讨论中，讨论内容往往不仅仅局限于对症状的治疗，同时还包括对病因的治疗。可在对神经症的治疗中，病因疗法就意味着通过改变环境，消除困难 。

因此，我们可以在情境神经症中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冲突性情境与神经症反应间存在某种恰当的联系；而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联系似乎不存在。因为基本焦虑的存在，所以在性格神经症患者身上，即便是最轻微的刺激也会引发最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我们会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谈到。

尽管焦虑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应对它的防御措施千变万化，随承载个体的不同也千差万别，但基本焦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同样的，只不过在程度上略有差异。或许，我们可以把基本焦虑大致地描述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受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于一个对自己充满恶意的世界中的感觉，这个世界只会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嫉恨自己。我的一位病人，曾在自己的一幅画中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这种感觉。在画中，她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依无靠、全身赤裸的瘦小婴儿，孤零零地坐在正中，周围是各种虎视眈眈、准备发动攻击的妖魔鬼怪、人和动物。

我们发现，精神病人自己对这种焦虑往往抱有相当高的意识程度。偏执狂患者只会把这种焦虑限定于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对周围世界中潜在的敌意抱有敏锐的知觉，甚至敏锐得往往把别人所示的善意也当作是潜藏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症中，患者却极少能自觉意识到这种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至少，患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焦虑或敌意对其整个人生的影响和意义。我的一位患者曾梦到自己变成一只小老鼠，由于害怕被人踩到而不得不成天东躲西藏。事实上，这正是她平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她畏惧现实中的所有人，然而她却对此毫无意识，她甚至告诉我说自己不知道什么叫焦虑。对所有都不信任的这种基本表现，可以很轻易地被人们以某种方式掩藏起来，例如肤浅地相信所有人都是善良可爱的，或是以一种敷衍的态度与他人保持友好关系。另一种蔑视所有人的基本表现，又可以通过不吝赞美别人而得到隐藏。

尽管蕴藏基本焦虑的对象是人，但症状表现完全可以与人的特征无关，而转变为一种受到雷雨、政治事件、病菌、事故和变质食品威胁的感觉，或是一种自觉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感觉。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些态度存在的依据。但如果想让神经症患者自己意识到，他的焦虑不是来源于病菌或其他东西，而是来源于人自身；而且他对他人的恼怒也并非是对某些显示挑衅的恰当反应，而是源于自己本质上对他人的敌意和不信任，这通常需要我们进行大量认真仔细的精神分析工作才能完成。

继续对神经症患者基本焦虑的内涵进行介绍前，我们必须要先讨论一个问题，可能许多读者的心中都有这一问题：这种针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被你说成是神经症的基本构成因素，可它难道不是一种正常的态度吗？每个人心中难道不都有这么些秘密的，或是程度较轻的焦虑和敌意吗？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就首先要将下列两种观点区分开来。

首先，如果“正常”一词指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那我们可以说，在基本焦虑与德国哲学、德国宗教中所提及的“生之苦恼”（Angst der Kreatur）之间，的确存在一种正常的必然联系。说得更明白一点，这句话想要表达的就是：在例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偶然事故中，面对不可抗因素的我们，肯定会无能无力。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童年时期，然而这一认识会伴随我们的整个人生。与基本焦虑一样，“生之苦恼”也包含着面对强大力量时的无力感，但怀有“生之苦恼”的人并不会认为这些力量含有敌意。

但如果所谓的“正常”是指我们文化所认同的正常，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说：大体上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没有足够的保障，那么在他成熟之后，这种经验会使他在与其他人交往时更提防也更有所保留，同时，这种经验会让他更懂得人们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并不总是直接坦率的，很可能会因懦弱和私利而改变。如果他诚实，他会将自己也算在这些人中；如果他不诚实，他就会更清楚地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一点。简而言之，他会形成一种与基本焦虑十分相似的态度，但毫无疑问，其中仍然存在差异。成熟健康的人不会因这些人类缺陷而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找不到那些神经症的基本态度，即所谓的不分青红皂白。他们仍然能与许多人建立真诚的友谊和信任。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一事实来解释这一区别：遭遇不幸时，健康人恰巧处在有能力承担的年龄，能将这些不幸的经历整合；而神经症患者却是处在他无法驾驭、处理这些经历的年龄，结果遇上不幸后，他们束手无策，因而会产生焦虑反应。

在一个人对人对己的态度中，基本焦虑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意味着情感上的孤立，而如果这时人们心中还存在软弱感，那么这种情感上的孤独感会变得格外令人难以忍受。这意味着自信心的根基受到了动摇。它在人们的心中播下了潜在的冲突种子，一方面他们渴望有人依赖，另一方又因怀疑和敌意而难以依赖他人。这意味着，由于内在的无能为力，让他们产生一种想把所有责任都交给他人的愿望，有一种想被保护、被照顾的愿望，但因为基本敌意的存在，他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已深深扎根于心中，所以最终难以实现这一愿望。因此，结局注定是：他们不得不花费绝大部分的精力去寻求安全感。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应对的保护手段就越是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尝试用四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免受基本焦虑的困扰。这四种方式分别为：求爱、顺从、逐权、回避。

首先，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有可能作为抵抗焦虑强有力的措施。其信条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其次，顺从也是一种保护自己免受焦虑困扰的方式，但根据是否针对特定的人或制度，这种顺从又可以再粗略地进一步细分。例如，如果顺从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某些宗教仪式或某些权威人士，就有一个特定的焦点存在。这个时候，遵守这些规则或服从这些要求乃是一切行为的决定性动机。尽管表现良好的内容会随着所遵循的要求或规则而有所不同，但都会表现出不得不“听话”的态度。

如果这种顺从的态度并不与任何人或制度相关，那它就会把顺从的形式一般化，具体表现为顺从一切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激起愤恨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很有可能会压抑自己的一切需求，或是对别人的不满，甚至在被人辱骂时也选择沉默，并且在他人需要帮助时毫不犹豫上前，不分事情黑白。偶尔，这些人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着某种焦虑，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意识不到这一点，甚至还坚信，自己的行为大公无私，是出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个人愿望，就是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不管顺从的形式是特定的还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其信条就是：如果我让步，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也许，这种顺从的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由爱来获取慰藉的目的。如果对某人来说爱无比重要，以至于他人生中的全部安全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那么，他就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就意味着他会为了爱而顺从他人的意愿。然而，更多时候，人们都无法相信任何一种爱，因此他表现出顺从态度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获得爱，而是为了获得保护。他们心中的焦虑十分强烈，对爱彻底失去了信心，因此将感情全然拒之门外。

第三种试图抵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性措施是凭借获取的实际权力、成就、所有物、尊崇和优越的智力来实现安全感。这种拼命获取安全感的方式，其信条是：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性手段是回避。上面所说的三种保护性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世界斗争，愿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应对外部世界。但这种自我保护手段不同，它选择的是逃避生活世界。这种逃避并不是指要逃入沙漠或彻底与世隔绝，而是指脱离他人，获得自我独立，避免他人影响自己的外部或内部需求。人们可以通过占有财富的这种方式，获得对外部需求的独立。但这种占有的动机与为获得权力或影响的动机完全不同，在占有的使用上也与其大为不同。只要这种占有是为了获取独立，那么他心中就会产生大量焦虑，所以也就无法好好享受这些财富。此外，他们对于财富的态度也是极其吝啬的，因为他们占有财富的唯一目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除此之外，想摆脱他人对外部需要产生影响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个人需要减少到最小。

在内部需求上寻求独立这一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尝试摆脱与他人情感上的联系，如此一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伤害自己或让自己感到失望。这意味着压抑个人的情感需求。这种摆脱与他人情感联系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包括他自己，事实上，这种态度在知识界很常见。但对自己满不在乎并不意味着觉得自己毫不重要。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很可能互相对立。

回避与顺从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声称放弃了自己的愿望。但采用顺从的方法时，对自己愿望的放弃是为了更好地“听话”或顺从别人的愿望，以获得安全感；而采用回避的方法时，“听话”这种想法根本就不存在，对自己愿望的放弃，是为了摆脱他人，获得自身的独立。这时，患者的信条是：如果我回避了，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

为了正确评估以上这些抵御基本焦虑的保护性手段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考虑它们内在的强度。这些手段并非来源于满足幸福快乐的欲望，而是出自于一种想要获得安全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都不如本能驱动力那样强大或紧要。经验表明：追逐某种壮志所带来的影响，很可能与性本能的影响一样强大，甚至比性本能的影响更加强大。

如果生活环境允许我们采取这种手段，且不会招致任何内心冲突，那么采取这四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都可以使人获得自己需要的安全保障。但实际上，这种片面的追求，往往需要付出像人格萎缩这样沉重的代价。举例来说，在一个要求妇女遵循传统、出嫁后应当从夫从家的文化结构下，一个采取顺从方式的女人，很有可能得到安宁和许多次要的满足。再举个例子，一个一心只想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君主，也极有可能获得想要的安全感和成功人生。但事实并非如此。眼中仅仅盯着一个目标，不看旁物一眼，往往并不能得偿所愿，因为这种做法所提出的要求非常过分，也非常欠考虑，所以它们总是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事实上，更为常见的一种做法是，不仅仅采取其中一种方式，而是同时采用几种互不相容的方法，从一种巨大的焦虑中寻求安全感。因此，神经症患者很可能被自己内心的几种强迫性需要同时推动，可能他们一方面希望可以掌控他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所有人爱；一方面顺从于他人，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之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关怀。正是这些完全无解的内在冲突，构成了神经症中最常见的动力中枢。

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两种追求：一种是对爱的追求，另一种是对权力的追求。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详细讨论这种情况。

我所描述的这些神经症结构，原则上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本质上是本能驱力与社会要求（或是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体现）相冲突的结果，但尽管我认同个人愿望和社会压抑之间的冲突是引发任何神经症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我却并不认为这种冲突是引发神经症的充分条件。事实上，个人愿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神经症，也可能只是会给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限制，或是压抑自己的种种欲望。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会带来切实的痛苦。而只有当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或是当试图减轻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造成同样迫切却彼此互不相容的防御倾向时，神经症才会产生。 iHqXBYcX6+bquI67Hqpvu6epD06T4Mjwf2MdL6qBhrV7m981xVkderqBompO9M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