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恐惧和焦虑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得出了第一个结论，即焦虑本质上就是一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包含了一定的主观因素。那么，这些主观因素的特征又是什么呢？

在此，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一个人处在焦虑状态下的经验。一个人焦虑时，他就会觉得自己身处于一种异常强大且无处可逃的危险之下，在这种危险下，他束手无策，毫无自救之力。无论焦虑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是对癌症的臆想性恐惧，或是对雷暴的焦虑，还是对高处的害怕，抑或是其他任何类似的恐惧，那种异常强大的危机感以及对危险毫无办法的无力感，都会始终困扰着他。有时候，这种让他感到无能为力的危机力量似乎来源于外界，例如，雷暴、癌症、意外事故以及类似的事情等；有时候，他又觉得这种危险的威胁感来自于他自身无法抑制的某种冲动，例如，害怕自己有控制不住地想从高处往下跳的冲动，或是控制不住想要杀人的冲动；有时候，这种危险感又是完全模糊的，令人捉摸不定，就像是焦虑症发作时，人们感受到的那样。

但是，这些感觉本身并不仅仅是焦虑的特征。面对任何令人感到异常强大的危机感，以及在面对这一危险时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形下，人们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想象，地震中的受灾群众，或一名遭受虐待的两岁孩童，他们的主观感受其实与因雷暴雨而产生焦虑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在恐惧的情形下，危险是存在于现实中的，毫无自救能力的感觉也是由现实决定的；而在焦虑的情形下，危险是被内心因素所激发的，且有可能被夸大了，而那种束手无策的感觉也由个人的态度决定。

因此，我们可以把焦虑中关于主观因素的问题，看作是一个更明确更具体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环境，才能造成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绝望无助的态度呢？这是所有心理学家无论如何都躲不开的问题。当然，人体内部的化学因素也可能造成这种感觉和焦虑伴随的生理现象，但就如同化学因素也能够产生兴奋或沉睡一样，这些感觉和生理现象本质上都不属于心理学问题。

如同对待其他问题一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也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一项发现便是指出，包含在焦虑中的主观因素源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力。换句话说，无论是透过焦虑预见的危机感，还是面对危机的无力感，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发力激发的。在这一章的末尾，我将更详细地解释弗洛伊德的这一理念，届时我也会指出我的结论与其不同之处。

原则上说，如果发现冲动或执着于冲动会影响其他重要的利益或需求，或冲动本身太过迫切或激烈，那么任何冲动都可能会引起焦虑。举例来说，在一些对性方面有诸多明确、苛刻禁忌的时代，例如维多利亚时代，屈从于性冲动往往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一个未婚少女，没有抑制住冲动，婚前与他人发生了性行为，那么她就必须面对良心的谴责和来自社会的羞辱；而那些有手淫癖好的人，则要面对阉割的恐吓和致命的身体伤害，甚至还会被当作是精神病患者。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对于种种反常的性冲动来说，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例如暴露癖和恋童癖。只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人们对“正常的”性冲动的态度已经变得十分宽容，不管是内心的认可，还是付诸行动，都不会招致实际的严重危险。因此，我们再没什么理由去担心这一方面。

文化中有关性态度的转变，很可能导致了以下这个事实：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像这样的性冲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成为隐藏在焦虑背后的驱动力。这一论断看起来似乎是夸大其实，因为从表面上看，焦虑似乎确实与性欲有一定关系。我们常常可以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与性相关的焦虑，或者发现他们因为焦虑而在性方面存在某些抑制倾向。然而，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焦虑的根源其实往往并不在于这种性冲动，而在于与之伴随而来的敌对冲动，例如，通过实施性行为来伤害或侮辱对方等。

事实上，这些种类各异的敌对冲动，才是引发病态焦虑的主要根源。我的这个新观点，听起来像是从个别正确事例中提炼出的毫无根据的概括。然而，虽然那些事例确实能说明敌对倾向及其引发的焦虑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我并不是仅仅根据这些事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众所周知，如果放任某种敌对冲动到可以挫败某个人目标的地步，那么这种强烈的敌对冲动就很有可能会成为导致焦虑的直接原因。举一个例子便可以说明许多类似情况。F先生深爱玛丽小姐。一天，他同玛丽小姐在山中踏青，不过不知为何，F先生莫名产生的醋意让他对玛丽小姐怒不可遏。他们走到一条陡峭的山间小道上时，F先生突然陷入深深的焦虑中，他喘着粗气、心跳剧烈，突然有一种想将身边这个姑娘推下山崖的冲动。这种焦虑的结构，同那些由性欲引起的焦虑结构完全一致，都是一种根本不能抗拒的冲动，可人一旦被这种冲动掌控，便会大祸临头。

然而，就大多数人的表现来看，并没有什么证据能揭示敌对倾向与病态焦虑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为了证明我所说的——敌对倾向才是造成我们时代神经症患者的焦虑的主要心理力量，就必须首先仔细研究一下“压抑”这种敌对心理会造成怎样的心理后果。

压抑自身的敌对倾向意味着假装一切正常，具体表现为在我们理应斗争，或至少我们希望争上一争的时候，莫名地压抑了斗争的欲望。因此，这种压抑会带来的第一个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因此产生的一种未设防的感觉。说得更确切一点，这种压抑其实加深了原本就已经存在的未设防感。若是一个人的利益的确受到损害，而他又可以压抑自己的敌对心理，就很有可能给他人留下可乘之机。

化学家C的经历可以代表这一类人的日常生活。大量繁重的工作让C患有神经衰弱。他天赋过人且雄心勃勃，可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出于某些原因，他压抑了自己的野心，因此显得为人谦和。他进入一家大型化学公司的实验室后，遇到一位年岁略长于他、职位也略高于他的同事G,G对他十分友好，也十分关照。由于诸多个人因素，例如，依赖于他人的照顾、不敢批评他人、压抑自己的野心因而也看不出他人的野心等等，C欣然接受了G的友好及照顾，同时丝毫没有察觉到，G其实除了自己的事业前途外，并不关心任何事情。在一次朋友间的亲密交谈中，C向G吐露了自己的一项创新发明的想法，而G却在不久后的一次报告中提出了这一想法，且并没有提及C.对于G的这一行为，C颇为震惊，并因此在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敌意。但由于自己及时发现了这种敌意，他当机立断压抑了这种敌对心理，同时还一并压抑了随之产生的怀疑和审慎心理。于是，在短暂的怀疑之后，他仍然选择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以至于G劝他中断某项研究时，他还觉得G是出于善意。G完成了某项本属于C的发明后，C也只是认为是自己的天赋和才能比不上G，甚至还很庆幸自己能结交这样一个出色的朋友。就这样，因为压抑了自己的怀疑和怒火，C没有发现，在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上，G是他的敌人而非朋友。由于一直怀有G是真心对待自己的这种错觉，C放弃了斗争，让出了自己的利益。事实上，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对自己来说，最为重要的利益曾受到过侵犯，因此也就不存在为夺回自己的利益而战一说，他只是任由他人利用自己的软弱坐收渔翁之利。

压抑可以克服恐惧，但除此之外，人们也可以自觉控制敌意来克服恐惧。然而，一个人究竟是会主动控制还是压抑自己的敌对心理，是一件身不由己的事，因为压抑是反射式的过程。只有在某种特定情境中，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敌对心理已经难以忍受时，才会有自发地压抑倾向。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有意识的控制也就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自己发现自身的敌对心理会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可以在憎恨某人的同时又爱着或需要着某人，他无法忍受承认自己因嫉妒或占有欲而产生敌意这件事，或者说在自己身上发现针对他人的敌意令他十分害怕。在这样的情况下，压抑是能最快带来宽慰的捷径。通过压抑自己的想法，令人感到害怕的敌对心理会渐渐从意识中消除或者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换句话解释我的这一说法就是：如果敌意受到压抑，那么人也就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心中怀有敌意。尽管这是一条十分简单的精神分析见解，可极少有人能真正明白其含义。

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获得保障的最迅速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方式。在压抑的过程中，敌意——或者为了指出其动力特征，我们不妨称之为愤怒——确实从意识层中被抽离，但其本身并没有被消除。它只是从个体的人格意识中被分裂出去，并因此不再受控制。但敌意作为一种极具爆炸性和突发性的情感，始终扎根于人们的内心之中并随时等待发泄。正是由于这种被压抑的情感与人格的其他部分相隔绝，其爆炸性也是空前绝后，影响范围也大得令人讶异。

不过，一旦人们意识到敌意的存在，就会从三个方面限制其扩张。第一，斟酌自己所处的环境，判断自己对敌人或所谓的敌人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第二，如果这种愤怒只是针对这个人的某一方面，而这个人身上的其余方面仍令他崇拜、喜爱或需要，那么这种愤怒终将会融合进其他感情中去。第三，只要一个人已经形成了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意识，那么无论他的人格如何，其敌对性冲动最终也会受这些限制。

但如果这种愤怒受到了压抑，那么促成这些限制的可能性也就被断绝了，导致的结果便是，虽然只是在幻想中，敌对冲动仍会从这些限制中发起全面突围。如果上文中我提到的那位化学家，听从自己的敌对冲动，那么他就应该告诉其他人，好友G是何如利用二人之间的友谊；或向他的上级透露，G剽窃了自己的想法，并居心叵测地阻止自己继续相关方面的研究。但由于他压抑了自己的愤怒，所以这种愤怒就会分裂并扩散，结果最后很有可能只是出现在他的梦里。在梦中，他很可能会以某种象征性的方式成为杀人犯，或是直接成为一个受人敬仰的天才，而其他人在梦中则一事无成。

正是通过这种分离，被压抑的敌意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经由外部途径逐渐加剧。例如，有一位高级职员，因其上司在安排某些工作时并未与其商量，致使他心怀不满，对上司产生愤怒情绪。若是他选择压抑自己的愤怒，不提出丝毫抗议，那么他的上司就必然会继续自作主张，因而他对上司也会不断滋生新的怨恨 。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便是这种不受控制且极具爆炸性的情感会在人内心烙下印记。讨论这一后果之前，我们必须考虑一个蕴含在其中的问题。从字面解释上来看，压抑某种情感或是某种冲动，结果就是这个人不再能够意识到这种情感或冲动的存在，因此在患者自身的感知中，他也发现不了任何针对他人的敌对感情。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又如何会说他在自己心中“记录”下了这种受压抑的情感呢？答案就在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二者也不是无法共存、只能二中择一的关系。事实上，正如沙利文在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存在许多意识的等级。弗洛伊德的一项基本发现便是，实际上，受到压抑的冲动不仅仍在发挥着作用，而且在更深的意识层面上，个人甚至知道它的存在。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根本无法欺骗自己，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更好，就像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也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更好一样。例如，我们对他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十分准确，但我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充分的理由忽略自己的观察。为了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接下来，我想要表达我们知道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事，但同时却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时候，我就会使用“记录”这个词。

一般来说，只要敌意以及这种敌意对其他利益的潜在危险足够巨大。那么压抑敌意所造成的后果，本身就足以产生焦虑。隐隐约约的不安状态，很可能就是由此而来。但更多情况下，这一过程并不仅限于此，因为敌意充满了危险，这种情感会由内威胁到我们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在自身的强迫性需求下，人们迫切希望摆脱这一情感。由此，第二种类似反射的过程应运而生，即将个体的敌对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第一种“伪装”，即压抑作用；而第二种“伪装”为个体伪装，这种破坏性的冲动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因此，第二种伪装其实是对第一种伪装的补充。从逻辑上来讲，敌对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恰恰是这些敌对冲动针对的对象。这样一来，对方就接收了投射者心中那些可怕的成分。这种结果的出现，一部分是由于投射者本人的敌对冲突在受到压抑后会变得冷酷无情，而这种残酷无情的特质也同样赋予了那个人；另一部分是由于在任何危险中，这种效应的威力程度都不仅仅取决于现实环境，还依赖于人对环境所持有的态度。相对来说，一个人越是缺乏防御能力，他的危险就越大 。

作为一种功能性手段，投射作用同时还满足了自我辩解的需要。一个人想要做出某些对别人不利的举措时，他会认为并不是自己刻意想要去欺骗、偷窃、剥削、侮辱别人，而是别人想欺骗、偷窃、剥削、侮辱他在先。例如，一个女人从没有意识到她有想毁掉丈夫的冲动，甚至主观上认为自己非常爱自己的丈夫，而由于这样的投射机制，她反而会认为自己的丈夫才是想要伤害她的凶残之人。

投射作用还有可能得到另一种过程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和投射作用目的相同的一种心理过程，这种时候，受报复的恐惧会掌控被压抑的冲动。设想一下，一个人在企图伤害、欺骗他人的同时，也会害怕遭受别人同样的对待。至于这种对报复的恐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扎根在人性的共性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人原始的有关罪恶和惩罚的经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将提前拟定好的一种报复冲动作为必要前提，我在这里不作任何回答。但毋庸置疑，这种对报复的恐惧在神经症患者心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些过程由受到压抑的敌意所激发，又导致了焦虑情绪的产生。事实上，这些压抑的的确确引发了典型的焦虑状态，即由于感到来自外界的强大危险而产生的一种无力自御的状态。

尽管从原则上来说，产生焦虑的步骤十分简单，但在实际过程中，人们常常很难弄清楚产生焦虑的条件。其中一个复杂的因素是：敌对冲动受到压抑后再向外投射时，这种冲动通常不会投射到与之真正相关的那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别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众多病例中，有一位病人名叫小汉斯，他的焦虑并不是针对自己的父母，而变成了对白马的焦虑 。这种变化也发生在我的一个病人身上，她本人十分敏感，在压抑自己对丈夫的敌意后，突然将自己的焦虑投射到游泳池中的水爬虫身上。这么看来，从微生物到狂风暴雨，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这种将焦虑从与之相关的人身上分离的倾向，其原因十分明显。如果焦虑确实源于父母、丈夫、朋友，或是一位关系相当亲密的人，那么臆想这种敌意时，患者就会感到这种想法与现存关系格格不入，例如，应当尊重权威、对爱情忠贞、赏识他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便是从根本上否认敌意的存在。一个人通过压抑自身的敌意，否认自身存在任何敌意，之后将自己受压抑的敌意投射给雷雨，又否认了他人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许多婚姻幸福的错觉，就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上。

从逻辑上来讲，压抑敌意必然会导致焦虑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每当这个过程发生时，产生的焦虑都会显现出来。通过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或接下来将要讨论的各种防御机制，焦虑很可能借助其中一种而即刻转移。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则很可能通过某些手段来保护自己，例如，出现越来越强烈的嗜睡现象或酗酒需求。

在压抑敌意的过程中，产生了形式各异的焦虑。为了更好地了解种种不同的结果，我将在下表中列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A：感觉危险来自于自身内部的冲动。

B：感觉危险来自于外界。

从压抑敌意的种种结果来看，A组似乎是压抑作用产生的直接结果，而B组的产生似乎是以投射作用为前提的。A组和B组都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两个亚组。

Ⅰ：感到危险是直接针对自身的。

Ⅱ：感到危险是针对他人的。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四种主要的焦虑类型：

A.Ⅰ：感觉危险来自于自身内部的冲动且直接针对自身。在这种类型中，敌意会继发性地转为反对自己，稍后我将具体讨论这一过程。

例证：因站在高处而不由自主想跳下去而产生的恐惧。

A.Ⅱ：感觉危险来自于自身内部的冲动，但是针对他人。

例证：因忍不住想拿刀伤人而产生的恐惧。

B.Ⅰ：感觉危险来自于外界且直接针对自身。

例证：对雷雨的恐惧。

B.Ⅱ：感觉危险来自于外界，但针对他人。在这种类型中，敌意被投射到外部世界，而敌意所针对的原始对象仍然存在。

例证：过度焦虑的母亲，对于种种威胁其子女的危险而产生的焦虑。

毋庸置疑，这种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这些分类或许可以提升对神经症的判断速度，但却不能揭示所有的种类。例如，一个人产生了A型焦虑，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推断，这位患者不会将自己受压抑的焦虑投射出去；只能推断，在A这类特殊的焦虑形式中，投射作用可能暂时并不存在。

敌意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敌意能够催生焦虑。这个过程也可能逆向发生：当一个人在受到威胁时产生焦虑情绪，出于自卫，这种焦虑便会轻而易举地反过来形成一种反应性敌意。在这一点上，焦虑与恐惧没什么区别，因为恐惧同焦虑一样可以产生攻击性。如果反应性的敌意受到压抑，那么焦虑同样会产生，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循环。就像这样，敌意和焦虑之间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往往是一方激发和强化了另一方。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经症患者会对外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残酷敌意了 。敌意与焦虑的这种交互影响，也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即便外界没有任何明显的不利条件，可是重度神经症患者的病情却总是日趋恶化。至于产生焦虑的最初原因究竟是焦虑还是敌意，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对于神经症动力学而言，明白焦虑和敌意是紧密交织、不可分割的，才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我所提出的焦虑概念，基本上是依据精神分析的方法而得出。这种焦虑需要在某些别的动力的推动下才能产生作用，例如无意识力量、压抑作用、投射作用等等。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节之处进行探查，就会发现，这个概念在许多方面都有别于弗洛伊德提出的观点。

关于焦虑，弗洛伊德曾先后提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简单来说，就是认为焦虑产生于对冲动的压抑。但他在这里所说的冲动仅仅指性冲动，因此，这种解释看起来纯粹是从生理学角度来说的，他所依据的理念是，如果性能量被压抑而得不到释放，就会在体内产生一种生理紧张，这种紧张继而转变为焦虑。而他的第二种观点，焦虑、或他所称的神经症焦虑，源于对某些冲动的恐惧，因为患者认为挖掘并纵容这些冲动会招致外来危险 。第二种观点，是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因为它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性冲动，还有攻击性冲动。但在对焦虑的解释中，弗洛伊德只是提到了对这些冲动的恐惧，以及放纵这种冲动会造成的后果，即招致外来的危险，而没有考虑到是病人是否压抑了这些冲动。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焦虑，我的理念基于一种信念之上，即必须把弗洛伊德的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因此，我抛弃了他第一种观点里的纯粹生理学依据，然后将其与第二种观点结合起来。这样一来，焦虑的主要来源就不在于对冲动的恐惧，而更多地在于对受到压抑的冲动的恐惧。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之所以未能充分运用他的第一种观点，其原因就在于：尽管他的理念基于对心理的细致观察，但他却从生理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从而没有提出这样一个心理学问题，即如果某人压抑了自己的某种冲动，那他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变化。

对于弗洛伊德的第二种观点，我所持的意见不同，其重要性并不能从理论的角度判断，但在实践中却十分明显。我完全认同他的观点，即任何一种被放纵的冲动，只要会招致外来危险，那么就可能引起焦虑。性冲动当然也包括在内，但只有在个人和社会对其设定了苛刻禁忌的情况下，才会使之成为危险的冲动 。根据这种观点，性冲动引发焦虑的概率，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现存文化对于性的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是焦虑的特定来源，但我确实相信，在敌意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中，确实存在这种会导致焦虑的特定来源。如果将我在这章中提出的概念简单地总结一下，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在病人身上发现焦虑或焦虑的迹象，就可以追问，他们身上哪个可以激发出敌意的敏感点被伤害了？又是什么让他们必须压抑自己的敌意？根据我的经验，只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研究，总会找到一个对焦虑的满意解释。

我与弗洛伊德的第三点分歧，便是他认为焦虑仅仅源于童年时期，它始于所谓的出生焦虑，继而进入对阉割的恐惧，而长大后产生的种种焦虑，实际上都是基于童年时代焦虑之上的低级反应。“毫无疑问，我们所谓的神经症患者，在面对危险时，态度仍然如孩童般幼稚，还没摆脱早已过时的焦虑状态 。”

在此，让我们将弗洛伊德的解释拆分，分别思考一下其中包含的不同要素。弗洛伊德指出，在童年时期，我们尤其容易对焦虑作出反应。毋庸置疑，这是事实。对此，一个充分且易懂的理由就是，幼儿在面对种种不利的影响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相对无助。事实上，我们总能在性格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他们的焦虑最早形成于其童年时期，或至少在那个时期埋下了我所谓的基本焦虑。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相信，成年的神经症患者身上的焦虑，仍然与其最初产生时的那些条件相关联。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即使成年，也仍然会像小时候那样苦恼于对阉割的恐惧，只是其苦恼的形式发生了改变。毋庸置疑，这种罕见的病例确实存在，某些患者幼年时期的焦虑反应，很可能会在日后适当的刺激下，以几乎不变的形式重新出现在病人的生活中 。但就通常情况而言，我们所发现的这种重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复，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对某些案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相对完整地理解神经症是如何发展形成的，继而让我们发现，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后的怪癖，存在着一条连续不断的反应链。因此，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成年后所产生的焦虑，往往还包含着存在于童年时代的特殊冲突。但从整体上看，这种焦虑却并不是一种幼稚的反应。我们如果把焦虑视为一种幼稚的反应，就会混淆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即把任何幼稚的态度，都视为只会发生于童年时期的态度。如果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将这种焦虑看作是一种幼稚的反应，那么，我们至少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把它称为儿童身上早熟的成人态度。 m/W+kQ6ioAzkruRULg4GPrP1xKzOBgWBivsnpQ7/+supEGni96BqqwA38dQIJC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