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当今的神经症进行更细致的讨论之前，我必须先解答我在第一章里留下的问题，解释清楚我所说的焦虑究竟为何物。这一过程十分重要，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枢，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面临这一问题。

之前我曾将它用作恐惧的代名词，由此说明两者间的紧密关系。实际上，焦虑和恐惧都是在面对危机时的情绪反应，并且都可能伴随一定的生理反应，例如颤抖、出冷汗、心跳加速等等。有些生理反应可能异常强烈，这种突发的强烈恐惧很可能直接导致死亡。尽管如此，焦虑和恐惧之间仍有某种差别。

若是一位母亲，仅仅因为孩子患上轻微感冒或是身上出了丘疹，就害怕会因此永远失去他们，我们把这种情绪反应叫做焦虑；但若是孩子患上了重病，她因此而害怕痛失至亲，我们则称之为恐惧。又比如，若是有一个人身处高位，或明明与他人讨论的是自己擅长的话题，却还是感到害怕，我们称这种反应为焦虑；但若是一个人在电闪雷鸣的雨天迷失于深山老林之中，我们则把他这个时候的害怕称为恐惧。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将二者作一个简明的区分：恐惧是在面对危险时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面对危险时不适当的反应，或者可以说其为面对假想危险的一种反应 。

但这种区分有一个缺陷，即对反应是否恰当的判定，取决于存在于特定文化中的一般常识。但即使这些常识无法证明某种态度有根据，神经症患者还是可以毫不费力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依据。事实上，如果我们告诉一个神经症患者，他害怕遭受神经错乱者疯狂的攻击只是一种病态的焦虑，那么我们同他必然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他会确切地告诉你，自己的恐惧是真实有理的，并会举出这种恐惧的相关事例。有些人会认为原始土著的某种恐惧，是对实际危险的不当反应，但土著们却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反应恰如其分。举例来说，如果某一部落严禁人们食用某种动物，而某个村民在机缘巧合下打破了这一禁忌，吃了这种动物的肉，那么这个土著一定会非常害怕。作为一名旁观者，你也许觉得这种反应没必要也不恰当，甚至事实上毫无根据，但若是你了解这个部落有关禁忌之食的信念的内涵，就会发现，对那个不小心吃下禁忌食物的土著而言，这一行为意味着他狩猎或捕鱼之地将受到污染，他自己本人也甚至会遭受恶疾的惩罚，那么不得不说，当下的情形对他来说确实是一种迫近的危险。

然而，我们在土著民身上发现的焦虑，同我们文化下神经症患者所面临的病态焦虑有很大区别。与土著民的焦虑不同，神经症患者的病态焦虑与群体信念无关。然而无论哪一种焦虑，一旦我们理解了其背后的意义，就会自然打消这种认为它们是不恰当反应的看法。例如，有些人对死亡总是无法释怀，时刻怀有焦虑心理，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焦虑所带来的痛苦，他们对死亡又有一种潜在的渴望。对死亡的种种恐惧，再加上心中的隐隐期待，致使他们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如果我们掌握了产生这些恐惧的所有因素，那我们就无法不将他们对死亡的焦虑视为正当反应。另一个简单的事例是，人们发现自己身处悬崖边缘，或是站在高楼窗边，又或是立于高桥之上时，通常会十分害怕。这一事例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了解其背后含义，就会认为这种恐惧毫不适当。可事实上，身处这样一种环境时，他们的内心会产生这样一种冲突：即生存愿望同死亡诱惑（一种莫名其妙想从高处坠落的冲动）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难以调和的冲突，导致他们产生焦虑。

以上所有我提到的考量，都意味着我们对焦虑的定义需要作一些改变。无论恐惧还是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导致恐惧的危险更明显且更客观，导致焦虑的危险则往往是潜在且主观的。也就是说，焦虑的强弱与当下情景对人的影响成正比，至于其焦虑的原因，表现者自己本人基本上也不知道。

焦虑与恐惧间的这种差异，其现实意义在于让我们明白，企图用劝说的方式让神经症病人放下焦虑是没有效果的。神经症患者的焦虑并不是由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危险引起的，而是由他们内心感受到的危险所造成。因此，心理治疗的任务，仅仅只是努力找出某些特定情境对神经症患者的特殊意义。

解释完焦虑的含义，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焦虑带来的影响。在我们文化中，一般人很少会留意焦虑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能回忆起他们童年时有过一些焦虑，或是曾做过一两个令他感到焦虑的梦，又或是身处日常生活之外的某些境况中曾有过一些担忧，例如，与一位大人物作重要谈话之前，或是一场考试之前。

关于这一点，在研究了众多神经症患者之后，我们发现得到的结果因人而异。一些神经症患者能充分意识到自己正饱受焦虑之苦，而他们表现焦虑的方式多种多样：它可能以一种弥散性焦虑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示出焦虑症的发作；也可能依附于某种特定的情境或活动，例如高楼、街道或公共场合；还可以通过更确定的事情表现出来，例如担心精神失常、患上癌症，或怀疑自己误吞了什么异物等等。还有一些神经症患者，尽管他们可以意识到自己有时候会产生焦虑，但不管是否知道究竟在何种情况下会引发自己的焦虑，他们都不重视那些外在条件。最后，还有这样一群神经症患者，他们仅仅觉得自己有些压抑、自卑、性生活紊乱或一些与此类似的情况，但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焦虑情绪。然而，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后，我们往往会发现，他们最初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在对这些病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表层意识下，他们隐藏的潜在焦虑同第一组病人的一样多，甚至可能更多。神经分析会促使神经症患者意识到自己隐藏的焦虑，并有可能让他们回想起曾经让自己感到焦虑的梦或境况。尽管如此，他们自己承认的焦虑也没有超过正常限度，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可能在承受焦虑时，自己没有丝毫察觉。

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完全揭示出焦虑问题的全部意义，它只是这个又大又广的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感受爱、感受愤怒、感受怀疑，但这些感觉十分短暂，以至于它们还没进入我们的意识中便被我们遗忘。这些转瞬即逝的感觉之间可能确实毫无关联，但它们的背后却可能同样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动力。我们对某种感觉的感知程度并不代表着其真正的力量或重要性 。回到焦虑这一问题上，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焦虑，还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已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我们似乎在竭尽全力摆脱焦虑或是避免感知焦虑。这种做法有许多理由，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便是：严重的焦虑是最折磨人的情绪之一。那些承受过重度焦虑的患者可以告诉你其中的恐怖，那是一段宁死也不愿再经历一次痛苦。除此之外，焦虑中包含的某些情感因素，很可能也是个人所无法承受的。其中一种便是无力感。面对极大的危险时，一个人仍可以生机勃勃、斗志昂扬，但若是处于焦虑的状态下，那他只有孤立无助的感觉。对那些把权力、地位、掌控倾向置于首位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是一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他们憎恶这种感觉，因为自己无能为力的现状与理想中的自己极不相称，好像那样就证实了他们的软弱和胆怯。

包含在焦虑中的另一种情感是显而易见的非理性。对于某些人来说，允许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简直是一件不堪忍受的事情。这些人心中会隐隐觉得自己正处于会被一股非理性的异己力量吞噬的危险境地中，由于坚信理性的力量，他们已经在无意识中将自己训练成了严格服从理智支配的人，因此对这群人而言，他们坚决无法自觉接纳非理性因素。除了种种个人动机外，后者的反应行为还涉及到文化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极力推崇理性思考、理智行为，对于那些非理性或类似非理性的东西，我们将其一律认作低级之物。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包含在焦虑中的最后一种情感与这一点相关。通过自身的非理性特质，焦虑含蓄地告诫我们自身有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彻查的挑战。这倒不是说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种挑战，而是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一问题，它都已经是一种潜在的挑战了。确实，没有人会喜欢这种挑战，因为再没有比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更令人反感的事情了。然而，一旦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正陷于恐惧与防御机制的迷网中，他越是束手无策，就越是沉溺于自己将每件事都处理得完美无缺这一错觉中，进而越本能地排斥任何暗示——即便是间接的或含蓄的暗示。他们不认为自己身上有任何错处，也不认为自己作出需要任何改变。

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下，主要有四种掩盖焦虑的方式：一、将焦虑合理化；二、否认焦虑；三、麻醉自己；四、远离一切可能引起焦虑的思想、感情、冲动以及处境。

第一种方式——将焦虑合理化，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将焦虑转化为合理的恐惧，借此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转变的心理价值，那么也许就会认为这种转变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就像一位关心过度的母亲无论是承认自己焦虑，还是把自己的焦虑解释为一种合理的恐惧，实际上只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子女。然而，我们可以以无数次的实验结果向这位母亲证明，她的反应不是合理的恐惧而纯粹是焦虑，并暗示她，这种焦虑是由于她片面地看待危险而最终造成的，其中包含了诸多个人因素。我相信在听了这话后，她一定会大加反驳，并想尽办法让你明白是你错了：玛丽小时候不就得过这种传染病吗？约尼不就是因为上次爬树而摔断腿吗？最近不是有个人经常用糖果拐骗孩子吗？她的这些行为不就是因为太爱孩子，害怕他们受伤吗 ？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见到有人为了自己的非理性态度激烈辩护，那就可以肯定，对于这个人来说，这种辩护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那位母亲情绪如此强烈，但她不仅不会因为这种情绪而感到无能为力，反而会觉得在这种处境下应该积极做些什么；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懦弱，反而为自己的高标准而感到自豪；她不仅不会认为自己的这种态度是由非理性因素引起，反而会觉得自己又理性、又合理；她不仅看不到这种改变自己的挑战，反而会坚决地将自己的责任转移给外部环境，并借此逃避面对她自己的内心动机。当然，她最终会为这些暂时的逃避付出沉重的代价，然后永远也无法摆脱内心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她的孩子也会因此付出代价。可她全然意识不到，事实上，她也根本不想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其内心深处，她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幻想，以为可以在不改变自己态度的情况下得到改变态度后带来的益处。

这一原理适用于所有将焦虑看作是正当恐惧的倾向，无论是对分娩的恐惧，还是对疾病的恐惧，或是对饮食失调的恐惧，甚至是对天灾人祸和对贫穷的恐惧。

第二种掩盖焦虑的方法是否认焦虑本身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否认其存在，我们并没有办法真正地化解焦虑；而否认焦虑的存在，也就是指从意识层面将焦虑排斥在外。在这一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反应，如颤抖、流汗、心跳加速、窒息、尿频、腹泻、呕吐等。在精神方面则会有焦躁不安、易冲动或有麻木呆滞的感觉。我们感到害怕，并意识到自己害怕时，以上这些感觉和生理反应便会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同样，现存的焦虑被抑制后，这些感觉和生理反应也是其唯一的表现方式。在后一种情况下，焦虑的个体能意识到的只有这些外在的表现依据，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他总是忍不住要频繁小便，或在火车上总是觉得头晕目眩想要呕吐，又或是夜里时常盗汗等等。而这些所有的表现，通常是没有任何生理原因的。

但我们同样可以在意识到焦虑后，主动选择否认其存在，换句话说，就是企图战胜焦虑。这种情况与一般发生在正常人身上的差不多，就像是故意忽略恐惧一般，逃避它的存在。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士兵面对恐惧时，受战胜恐惧的冲动驱使，他会表现得英勇无畏。

同样，神经症患者也可以自发地做出某些决定来克服自己的焦虑。举个例子，有这么一个女孩，在青春期前一直饱受焦虑的折磨，尤其担心自己会遇上强盗，但她却决定有意识地主动忽视焦虑，尝试独自一人睡在阁楼，或独自穿过阴森无物的空屋子。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前，她先讲述了自己做的一个梦，这个梦里无不显示着她的这种态度。梦中有许多实际上十分恐怖的场景，但每一次她都很勇敢地去面对。其中之一就是，一天夜里，她听见花园中传来脚步声，她走出大门，站在阳台上大声问道：“是谁在那儿？”她成功战胜了自己对强盗的恐惧，但这并没有改变任何引发她焦虑的内在因素，因此由依然存在的焦虑带来的其他后果也并没有消除。所以，她仍然孤僻胆小，总认为自己不受人待见，进而始终无法静下心来安安定定地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

通常情况下，神经症患者无法做出清醒的决定，所以过程一般都是自动发生的。然而，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做决定时的自发程度，而在于这个决定带来的结果。神经症患者倾尽全力得到的全部结果，也只不过是消除焦虑的某些特殊表现形式，就像是那个女孩子消除自己对强盗的恐惧一样。我无意刻意贬低这一结果，这一结果可能具有实用价值，也可能在增强自尊心方面有其心理价值。但通常情况下，这些结果总是被过分高估，因此我在这里十分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极面 。实际上，这一结果不仅丝毫没有改变人格的基本动力结构，而且一旦患者不再由表面透露出其内在紊乱的特征，那他同时也就失去了解决这些紊乱的重要动力。

像这样倾尽全力克制焦虑的方式，往往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这种方式往往不会被正确地认知。举例来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中，许多神经症患者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而这种攻击性一般又会被认为是直接表达敌意的方式。但实际情况是，这种攻击性很可能只是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因此想尽办法克服自己内心的胆怯罢了。尽管一些敌意确实存在，但神经症患者往往会夸大自己实际感受到的攻击，进而受焦虑激发，想克服自己的胆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会把神经症患者的鲁莽行为错认为是真的攻击。

第三种掩盖焦虑的方式是麻醉自己。这种行为可能是患者有意为之，可以通过如同“麻醉”表面意思般用酒精和药物达到目的。当然，除此之外，也可以采取许多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的方式达成。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在处于对孤独的恐惧下，积极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无论神经症患者是自己意识到了这种恐惧，还是隐隐察觉出了一些不安，这种方式都不可能真正改变神经症患者的处境。另一种麻醉自己来摆脱焦虑的方式，是寄情于工作，这一点可以从一些患者工作上的强迫性倾向，以及节假日休息时的焦躁不安感中窥见一二。除此之外，尽管过量睡眠往往并不能更好地消除疲劳，但神经症患者也可以通过无节制的睡眠来达到同样的麻醉目的。最后，性行为也可能被当作是舒缓焦虑的“安全阀”。人们很早就发现，焦虑会导致强迫性手淫，但人们并未意识到，事实上焦虑可以引起各种形式的性关系。对于那群将性行为作为舒缓焦虑的主要方式的人而言，如果没有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片刻没有得到满足，他们都会变得极度焦躁而不安。

第四种摆脱焦虑的方式是所有方式中最彻底的一种，即避免一切可能引起焦虑的情况、思想及感受。这可以是一段自觉的选择过程，就像怕水的人避免潜水，怕高的人不愿登山一样。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一个人可以自觉地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并且有意识地避免它。但他也可能只是模糊地感觉到其存在，模糊地意识到自己逃避焦虑的方式，或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受焦虑的折磨，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选择的逃避焦虑的方式。例如，他会在丝毫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用拖延事情进度的方式逃避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比如迟迟不做决定、拖着不去看医生或一直不回信等等。或者，他可以“假装”无所谓，即主观地认为那些实际上他极为在意的事情毫不重要，例如参加讨论、对雇员发号施令、与他人断绝关系等等。又或者，他可以“假装”自己不喜欢做某些事情来达到摆脱焦虑的目的。例如一个女孩，因为害怕在晚宴上受到冷落而拒绝参加晚会，并想方设法让自己相信，这是因为自己本来就不喜欢社交集会。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去探求这种逃避倾向在何种情况下会自动发生，那么我们就会遇见一种抑制状态。这种抑制状态的表现为：无法完成正常的事情、无法感受情感或无法思考问题，而其作用就是避免因这些事而引起的焦虑。在这种状态下，患者无法自觉意识到焦虑，也就无法通过自觉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状态。这种抑制状态在癔症型功能丧失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癔症型失明、癔症型失语或癔症型肢体瘫痪等等。在性领域中，抑制状态通常表现为性冷淡及阳痿，但不可否认，这些性抑制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在精神领域中，抑制状态又表现为难以集中注意力、难以形成或表达自己意见、不愿与他人接触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抑制现象。

如果我们为了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抑制状态的形式变化和发生频率，而一一列举其各种表现，那恐怕要花费数页的篇幅。但我认为，如果将这项工作交给读者，让读者回顾整理自己在这方面的观察也无妨。因为，在现如今，抑制作用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而且，一旦抑制作用充分展现出来，是很容易被人辨识的。尽管如此，对于那些帮助我们意识到抑制存在的先决条件，我们仍需简单地思考一下。否则，我们很容易就会低估抑制作用发生的频率，要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多少抑制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先意识到对做某件事的渴望，然后才能意识到对这件事而言自己的能力不够。举例来说，我们只有先意识到自己对什么有野心，才能意识到我们在那方面有哪些抑制。可能有人会问，我自己的愿望我自己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我们的确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人正在听另一个人读文章并同时进行思考，听着听着，他发现自己的意见与文章中的相左。这个时候，如果他身上的抑制作用很微弱，他便会萌生怯意，不敢将自己的批评意见表达出来，但若是其身上的抑制作用很强烈，这种抑制就会阻碍其组织自己的思想，很可能在讨论会结束后，或者第二天清晨，他才能组织好自己的想法。这种情况下的抑制作用只会延缓个人思想的形成，但若是抑制作用变得更加强烈，甚至也可以令人根本无法形成任何批评意见。若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假设他确实不同意文章中的观点，也可能会盲目接受别人所说的一切，甚至还表现得十分赞赏这种观点。换句话说，如果某种抑制作用足够强烈，强烈到会阻碍我们的愿望及冲动的地步，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识得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了。

抑制作用在个人生活中发挥一种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时，阻碍我们意识到抑制作用的第二种因素便出现了，这种因素使人们坚信事实就是如此，不愿相信这是抑制作用引发的结果。例如，假设由于激烈的工作竞争，一个人身上背负着严重的焦虑，导致他每次想工作时，都会变得疲惫不堪，那么最终这个人可能会认为，他无法胜任任何工作。他通过这一想法保护了自己。但若承认自己无法工作是由抑制作用造成的，他就不得不再次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继续背负令人害怕的焦虑。

第三种可能性将我们的注意力带回到文化因素上。当个人的抑制状态与文化所提倡的抑制形式相符，或者与现存的意识形态相合时，个人可能就永远也无法意识到这些抑制作用了。例如，一位神经症患者，因为严重的抑制倾向而不敢接近女性，但由于自己接受的一直是女性神圣的观点，因而看待自己的行为后，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任何的抑制。再例如，我们信奉谦虚是一种美德，但这一教条很容易使人产生不敢有所求的抑制倾向；同样，我们的文化环境决定我们不能对政治、宗教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或观点持任何批评的意见，这导致我们无法意识到那些对批判性思考的抑制作用，从而使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与害怕受惩罚、受批评、被孤立有关的焦虑。当然，为了正确判断这种情形，我们尤其必须仔细理清种种人格因素。批判性思考的缺失不一定意味着抑制作用的存在，也可能只是由于个人思想的懒惰，或是由于愚昧，又或是完全相信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教条。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意一种，都有可能使我们意识不到存在于自身的抑制作用，也是由于这三种因素，即使一些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医生，也难以发现隐藏的抑制倾向。但就算假设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抑制作用，我们可能依旧会低估抑制作用发生的频率。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反应都考虑进去，尽管有些反应还不能算作十分成熟的抑制作用，但也处在发展成为抑制作用的途中。在我们心中，或许认为自己仍然可以做些什么，但与这些事情相关的焦虑，却始终影响着我们的行动。

首先，参加那些会让我们感到焦虑的活动，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紧张、疲劳，甚至衰竭的感觉。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的一位病人，正在渐渐摆脱对上街的恐惧，但对于上街这件事，她仍然怀有相当的焦虑。每当她星期天上街，都会觉得自己精疲力竭。但是这种力竭感并不是由于身体的虚弱造成的，因为她承担繁重的家务活时，也并未表现出丝毫的疲劳感。实际上，让她有疲惫感的是伴随着户外活动而来的焦虑感，就算焦虑感减轻到她可以出门的程度，也还是会让她感到疲惫。其实，许多被认为是由于工作过度引起的机体障碍，都不一定与工作有关，而是由这份工作带来的焦虑，或是由同事关系带来的焦虑引起的。

其次，与某项活动有关的焦虑，会损害与这项活动相关的功能。举个例子，假设某人在发号施令时感到焦虑，那么他的命令中就会包含一种歉意，甚至不会有丝毫作用。若是一个人在骑马时感到焦虑，那这种焦虑就会使他无法驾驭马匹。然而，人们对于这些焦虑的意识程度各有不同。一个人可以意识到自身存在某种焦虑，使得他无法令人满意地完成某项工作，或者，他也可能只是隐隐感到自己无法将某件事做得很好。

第三，伴随某种活动而来的焦虑，会破坏这种活动可能产生的欢乐情绪。但轻微的焦虑则不会带来这样的影响，反之，甚至可以让人感受到意外的滋味。例如，坐过山车时，带着略微紧张不安的心情可以让人变得更兴奋，但若是怀着强烈的焦虑感，便反而会觉得这是一种折磨。同样，若是对性关系抱有强烈的焦虑，那么性爱的过程就会变得枯燥无味；若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焦虑导致的，那就会认为性关系本来就毫无趣味。

对于我最后所说的这一点，一些人可能会感到混乱，因为我之前提到过，厌恶感可以被用作逃避焦虑的借口，而我现在又说厌恶感是焦虑导致的结果，但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说得通。厌恶感既可以被当作逃避焦虑的手段，也可以被认定为是焦虑的产物。从这个小小的例子里，我们不难看出，了解心理现象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心理现象往往错综复杂，互相交织在一起，所以只有我们下定决心仔细观察无数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才可能在心理学知识上取得进步。

我们之所以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焦虑折磨，其目的并不是详尽无遗地描述一切可能的防御机制。实际上，我们很快便能了解到还有许多更彻底的避免焦虑的方法。但现在，我最关心的就是证明人们真正遭受着的焦虑可能比他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或者有些人虽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焦虑，但他确实正在承受着。此外，我还想从中找出焦虑的共同之处。

因此，简而言之，生理上的不适感可以将焦虑隐藏起来，例如心跳加速，或感到疲劳等，但这些生理不适会让我们忽视焦虑本身。同样，焦虑也可以藏在许多看似合理、恰当的恐惧之后，是我们借酒浇愁、寻欢作乐的驱动力。我们不难发现，焦虑常常是我们无法做某事或享受某事的原因，同时，它还是隐藏在各种抑制作用背后的动力因素。

由于一些原因（我将在后续章节中提到），我们的文化给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带来了大量的焦虑，因此，实际上，每个人都给自己建立了我之前提到过的防御机制。一个人越是病态，防御机制对他人格的影响就越大，他无法去做或者想不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力、精神状态或教育背景，让我们可能对他抱有期待，希望他可以完成这些事情，但结果也总是令人失望的。神经症越是严重，表现出的或微妙或明显的抑制倾向也就越多。 jQJIde02JZ/AONCh4r+Sb+tITd/pf9Ta6ECGxzMdUgF6n9CXHJb6gwiW7T4E5n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