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母亲是阳光，此时她已只能靠记忆取暖。可是在她心里，太阳换了一处悬挂的地方，却仍旧是那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如今，悬挂太阳的地方忽地被其他什么东西取代了，她那颗柔软又脆弱的心，不由得伤感起来。

夏夜的小阳台上，当姑姑第一次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哭了。眼泪结结实实地砸在地上，在她的心底泛起了回音。

旧说部（指古代小说、笔记、杂著等一类书籍）和报上连载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无数关于继母的故事早已让她对继母的形象得出了恶劣恐怖的印象，而今她竟要扮演那类故事中饱受虐待的悲苦角色——她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这当然只能是她的“狂想”。1934年，不管爱玲多么不愿意，继母还是进了张家。

婚礼那天，爱玲面无表情，举止麻木，像个小小的木偶，周围的嘈杂仿佛与她毫无干系。她十四岁，那一刻她站在阴影下，仿佛在严肃地见证一个王朝的更迭。

父亲再婚后，爱玲一家搬回到麦根路别墅去了。爱玲生在那里，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爱玲很少回家，见到继母也就打声招呼，偶尔说一两句家常话。爱玲其实是痛恨这种冷漠的关系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心与心之间的鸿沟，很难填平。

这位继母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也是陆小曼的好友。可这位继母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倒是有着一般人们想象中的继母的阴毒。她总是挑三拣四地嫌弃家里不够气派，或者颐指气使地苛责家里的佣人，直到逐渐辞退旧人，渐渐换成了自己的心腹。

据说，孙宝琦的官声不好，膝下有8男16女，妻女全染上了“阿芙蓉癖”，俗称抽大烟。女儿出嫁时，他隐瞒了这一情况，嫁过来后，张爱玲的父亲也并未有什么抱怨，反而近墨者黑，自己也重新拾起了恶习。

继母与陆小曼是朋友，婚后，她的床头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她就斜歪在花瓶下面吞云吐雾。父亲躺在烟榻上，烟圈袅袅升起，氤氲出一个摇摇欲坠的家族。在爱玲心中，两种蒙太奇交织成一个结点，从此，童年生活结束了，连带着那种春日迟迟的气氛一并消失在烟雨中。

对于爱玲来说，家里的气氛已经不是她所向往的模样。她与继母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走不近，但也保持礼貌。她会尽量减少在家里的时间，常常混在学校里，或是与朋友出去闲逛，将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

此时，爱玲已经有了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面对生活，仿佛可以不带一丝情感，冷冷旁观发生的一切。

她与继母也会有短暂的交流，但是浅尝辄止，并不过多纠缠。日子久了，她也渐渐明白，所谓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反倒是用一双早熟的洞悉世事的眼睛，看透了这个无端闯入自己世界的女人。

有一次，继母在收拾房间时无意看到了爱玲的一篇作品，题目竟然是《继母的心》。她从来不曾觉得，这个看似冰冷的女孩靠近过她的心，却不想阅读过之后，句句击中自己的神经。此时，爱玲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特质——洞悉人性。

记忆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岁月的脚步沧桑了指尖浮华，花样的年华，爱玲却在羞耻、悲哀、落寞中度过。从黄氏小学毕业后，爱玲进入了圣玛利亚女校。这是一所有着五十年历史的美国教会女中，学校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可以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深造。

一群花样年华的淑女中，张爱玲感到“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她是落寞而悲哀的。继母曾给爱玲送去两箱子旧衣服，她说自己的衣服“料子都是很好的”，事实上，敏感的少女第一眼就发现了残破的领口。

在一所前沿的国际化学校中，学生们都保持着独特的个性，将时尚演绎得别具一格。没有人会愿意整日穿着旧衣，尤其是那上面还散发着自己所不喜爱的气息。

爱玲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她几乎天天穿，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这件衣服，也成了她记忆里的一道疤。

后来，当能够自食其力的时候，爱玲用自己的稿费添置新衣，在花样繁多的舞会上，她以“奇装异服”而被大家认识。这种对服饰近乎疯狂的痴迷与执着，大约同此时的遭际有关系。

张爱玲长成一个大女孩，她已经有了独立的意识去应对生活，迎接变故。令她心痛的是弟弟张子静。弟弟不似张爱玲那般，一方面受母亲熏染极深，一方面凡事都有自己的理解与坚持。一日，爱玲放假时返回家中，竟然无意撞见弟弟在看一些极其艳俗的画册，他瘦小的身躯，埋在一件残破的蓝衫之内，表情无知而懵懂。那一刻，爱玲的心里再度涌起了悲哀、涌起了恨。

悲悯的身世之感、痛苦的抉择和难堪的境遇，往往是作家开始创作的契机——爱玲在中文方面的才华开始显露出来。

与大多数的天才作家一样，与生俱来地，爱玲的身体里就流淌着文学的血液。不过，总有一个人要在懵懂的时代助她推开那扇大门。爱玲的伯乐是学校新来的国文部主任，名叫汪宏声。

多年之后，爱玲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汪宏声的第一次作文课，她在两个题目之间摇摆不定，一个是“学艺叙”，另一个是“幕前人生”。她由心底觉得这位先生的思路与想法极好。

同样，汪宏声也敏锐地在人群中发现了张爱玲写作方面的“慧根”。比如爱玲的一篇《看云》，就让他大为赞赏。

其实，此时的张爱玲已经在校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有了初试啼声的新鲜感。用英文撰写的《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已有了寻常少女不曾有的成熟笔触，到了散文《迟暮》的发表，更让人有惊讶的感受。

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杆上；她的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她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界中，她在无形中已被摈弃了，她再没有这种资格、这种心情，来追随那些站在时代前面的人们了！在甜梦初醒的时候，她所有的惟有空虚，怅惘；怅惘自己的黄金时代的遗失。

倘若不说，谁又能相信，如此荒凉的文字是出自一个稚嫩少女的手中。后来，因为汪宏声先生的支持与指导，爱玲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也成了《国光》杂志的长期投稿者。

《国光》杂志的兴办者是汪宏声先生，汪先生其实十分希望常常见到爱玲的作品。不过，犯懒是少女的通病，爱玲嘴上答应得好，却常常以一句“我忘啦”来回复汪先生的殷殷期望。

“我忘啦”是爱玲的口头语。她记性极差，有时候会忘记交作业，甚至会忘记将鞋子放进柜子，总之，生活琐事常常有遗漏的情况发生。后来，张爱玲成名之后，有人找到其原来的同学和老师进行采访，大家还饶有兴致地回忆着，她带有独特腔调的“我忘啦”。

除了写作，爱玲保留了绘画的爱好，这也是母亲留给她的一种温暖习惯。在配色上，爱玲更加喜爱大胆的撞色，比如葱绿配桃红，比如宝蓝配苹果绿。《大美晚报》还曾经引用过她的一幅作品，并付给她5元钱的稿酬。她将那笔钱换成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这又为她的美丽行囊增添了一件物品，小小的欣喜已经足以让她快乐很久。

那时，爱玲才17岁。

17岁的爱玲，尚且不知，接下来的时间，命运为她安排了一次无望的囚禁。她所喜爱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晚风渐凉的夜晚慢慢飞走，只剩下如生命般漫长的黑夜。她，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却仿若永远找不到光明。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1年之后，毕业典礼在美国礼拜堂举行。爱玲的中学时代结束了。她自己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 gTH09kktf6pBlsazZoBknPlhYxiOYIL3d3B6XaeFXmq0olfYU6CjVSlUHLw/fw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