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龙花园，一幢欧式洋房里，藏着一个大放异彩的世界，那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它的名字叫作文化。

摩登家具，错落有致的摆设，色彩鲜明的装饰，墙上的大大的穿衣镜，装着热水汀的房间……斯文雅致，宽阔明净。

天津的家，也是洋房。可它昏暗，摆着古旧的实木太师椅，印象里都是父亲斜靠在炕上，烟枪里冒出呛鼻的年轮。在这个窗明几净的西方现代化家中，沉淀着历史气味的古老记忆慢慢退去，也在小爱玲的心中消散。母亲和姑姑，正是这个家和张爱玲的改革者。

在女孩朦胧的认知里，古老的记忆遭到了现代文明的取代。一个是黑白幻影，一个是彩色相片。彩色相片最终取代了黑白幻影，让刚刚被文化启蒙的女孩的生活焕发着光彩，也带给她不可磨灭的快乐，那是一种触手可及的幸福。

姑姑常常在家中练习弹钢琴，母亲有时站在她后面啦啦啦地唱歌，张爱玲在旁边听着。那美妙优雅的声音，明亮得像初升的晨光，轻柔地带她来到另外一个世界，那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

在欧洲时，母亲就读于一所美术学校，虽然据黄素琼自己说是“非常散漫自由地去读书”，可她在美术方面的确颇有天赋。这位新派太太回归上海之后，经常在家中作画。因为画油画的关系，她同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等人都熟识，经常在一个圈子里聚会、交流。当然，最终她并没有走进绘画领域的主流视野，如今也已经看不到她的绘画作品，但在她精心上色的两张照片——张爱玲和张子静的单人照片上，也不难看出她对色彩敏锐的把握能力。

张爱玲正式学画也在这个时期。黄素琼有时候也给张爱玲讲一点儿绘画的常识，她告诉张爱玲，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通常来说，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可是红的背景会显得太过突兀，总觉得近在眼前。

不过，张爱玲从来就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判断的孩子，她钦佩母亲的绘画才华，不过喜好是血液里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敏感。她喜欢红色，在她心中，仿佛红色象征着光明的家，触手可及，温暖柔亮。

姐弟俩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这是张爱玲自己的选择，这也在幼年时成了她的一个小小癖好。画小人时，她也愿意在纸上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多年后，张爱玲在文章中谈起对于这个家的记忆，她说，浮现眼前的是两种颜色——红的和蓝的。她把这个家称作“红的蓝的家”，旧的玫瑰红色的地毯，覆盖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和煦；红地毯上配套着蓝色的椅子，色彩鲜明的对比，仿佛是她用油彩画出来的。

红配蓝，看似是不甚和谐的。然而爱玲喜欢，连带的也喜欢母亲去过的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令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

母亲会纠正张爱玲的错位思想：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没用。浪漫的种子正在发芽，它有着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其实，令她欢喜的，是一种难以忘却的欣悦的记忆。

家中常常有很多看起来十分绅士的人来做客，他们的娱乐消遣也是活泼有趣、令人难忘的。多年后，张爱玲还记得，有一次，一个胖伯母和她的母亲，并排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逗得她哈哈大笑，控制不住地在地上的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成年后的张爱玲，有着洞悉一切情感的犀利，有着不相信任何感情的悲观。她真正认识到了生活的本质，却依然热爱着生活。世事本就薄情，又何必太过在意？她选择在薄情的世界里，多情地活着。

然而，她从不掩饰对这一段生活的喜爱。她享受这一段回忆。因为这是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最安宁，颜色最丰富、声音最热闹、心情最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致。

刚搬到上海的张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的新居室、新生活，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兴奋炫耀之情溢于言表。她没得到回信，她是得不到回信的——那样的粗俗夸耀，任谁也是要讨厌的吧？

大约是想要补偿四年的不闻不问，张爱玲的母亲现在要对她的前途负一些责任了。她要将爱玲从遗老遗少的世界中解救出来，准备把这个不满9岁的小女孩培养成一个与时代相协调的，甚至是走在时代最前沿的现代女性。

张爱玲对母亲的训练十分配合，她不再穿侉气的中国旧式衣服，改穿式样新颖别致的洋装；画画之外，爱玲还弹钢琴、学英文。据张爱玲在后来的文章中对自己的评价：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

张爱玲曾说自己：“9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还是美术做我终生的事业。看了一场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或许是童年时光的变故，爱玲显得比同龄人更加多愁善感，总是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然也会触动心底的某一根细弦，簌簌掉下泪来。每到这时，母亲会半开玩笑地对弟弟说：“看看你姐姐，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被母亲夸奖着，一高兴，爱玲不好意思地笑了。

当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会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因为她到过英国，有切身的感受，明白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出的笑话有多滑稽。

爱玲听母亲读，她便靠在门框上笑。一直到成人，老舍的作品中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因为一看到这篇小说，张爱玲就想起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之后的冷冰冰的亲子关系相比，《二马》联结着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

经过母亲的谆谆教导，张爱玲养成了极为矜持的淑女式的社交态度。她本就是孤独内向的孩子，天生多疑的她更喜欢与世隔绝，惜语如金。矜持的淑女式社交态度与她原有的性格非常合拍，所以母亲很是欣慰自己的教育成果。

事实上，张爱玲不仅矜持，有时候甚至是过于拘谨的。

有一次，她的俄国钢琴老师在家里开音乐会，可是她弹得不太好。为此，张爱玲很是愧疚，牙齿紧紧咬着嘴唇，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尽管老师并没有批评她的意思。再后来吃点心的时候，她竟然连一点吃点心的心情也没有了，一味地对老师说：“不吃了，谢谢。”

在母亲的熏染下，她终于告别了传统古板的私塾教育，再也不用一唱三叹，站在父亲的榻前背书，也不用担心因为背不出来父亲要求的篇章而挨罚。

她像所有的现代女孩那样进到洋学堂里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从她九岁时写的一封投稿信可以知道她当时正在家里补习英文，预备第二年考小学四年级；后来尽管已经出院的父亲一再大闹着反对送她进洋学堂，但她还是被母亲坚持着——据说是像拐卖人口一般地送进了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

关于她在小学里的情况，除了在填写入学证时由母亲给她取了“张爱玲”这个名字外，另一件可以确切知道的事情是她第一次写了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

张爱玲从小就被誉为天才。她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她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的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小说，要从下面这篇算起。

那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悲剧，以女主人公的投湖自杀为结局，故事情节很可能是她所阅读的现代爱情小说的一个模仿品，至于她让故事里的少女选择西湖作为自杀地点，是因为她刚刚被母亲领着到杭州游玩过，在她的印象里，西湖很美，尽管她母亲向她指出这一情节显得不真实，她还是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宁肯牺牲情节上的可信性，她也要让少女的死有一种诗意的背景。

爱玲的母亲是这篇小说的读者之一，但是还有许多和她同住一个宿舍里的同学们在蚊帐里争相翻阅，看来可以算是她第一篇在家庭以外广有读者的作品。

故事的主题是爱情的背叛和女人被抛弃后的绝望与自杀，对于年仅10岁的张爱玲来说，一定也是不能完全理解的，然而她竟然写成了，她以异乎寻常的虚构能力弥补了她在理智与情感经验方面的不足。

说到这里，已经是幸福家庭的尾声了，但张廷重的本性回归，粉碎了女儿华丽的梦。泛着多彩光华的家像是泡沫，轻轻一碰就碎了。 ZE/11dyFo+muSzj0YOsw6+8yZQDxyWB5uw7YwNQly5xrt09yoBij4nv1V0HB2D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