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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换手率还有另一项重要的经济优势：它使资本收益的付税期向后拖延了，这会产生正面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换手股票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增加收益，但它却同时增加了你的当期税务负担。当某券商卖掉一种股票，并用另一种股票来替换时，他相信这一换手举动会增加他的收益，但卖掉一种股票意味着实现了资本收益，所以每笔新股票的选择必须以超出原有股票的资本收益作为新起点。
如果你拥有一个私人退休金账户或公司退休金账户，那么你的收益或所得是无须付税的，但如果你拥有的是共同基金私人账户，你在基金中实现的任何资本收益都将转嫁给股民，从而产生资本收益税。你从基金账户里卖出的股票越多，你所面临的税收负担就越重。
即使在年终共同基金业绩表上显示出的利润回报是相当可观的，在支付了收益税以后，你的净税后收益可能仍将低于平均水平。懂行的股民现在开始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些由活跃的证券基金产生出高于平均指数基金的利润回报，在扣除了税收以后是否仍能产生高于平均基金指数的利润回报？因为高于平均指数的基金，从本质上都是税收有效基金。
除非是无须付税的账户，否则税收将是投资者所面临的最大开销。它们比代理佣金要高，有的甚至比经营一家基金的费用还高。事实上，税收已经成为基金回报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资金管理商罗伯特·杰弗里（Robert Jeffrey）和罗伯特·阿诺特（Robert Arnott）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好消息是有一些交易战略可以尽量减少这些常被人们忽视的税收后果。”杰弗里和阿诺特曾在备受人们尊敬的《证券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的α是否足够大以弥补你的税收？”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投资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概括地说，这项关键性的战略包括了另一个常识性的观念，这个观念常被人们低估：未兑现的收益的巨大价值。当一只股票升值了，但又未卖掉时，这个价值增值就是未兑现的收益。如果这只股票不卖，就不会产生资本收益税。如果你保留收益原封不动，你的钱就会以更强劲的势头滚动增长。
总而言之，投资者经常低估了未兑现收益的巨大价值——它被巴菲特戏称为一项“财政部的无息贷款”。为了阐明他的观点，巴菲特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我们做1美元的投资，这个投资每年的价格都翻一倍，那将会怎样？如果你在第一年年底卖掉投资，你会获净利0.66美分（假设你的税率是在36%这一档次）。第二年你又将1.66美元再投资，并在年底又获加倍增值。如果这种投资持续下去，每年投资值都翻一倍，你每年都将其出售付税，将剩下的钱进行再投资，到20年的年底，你将拥有25 200美元的净收益，总共付税款13 000美元。相反，如果你购买1美元的股票投资，每年投资翻一倍，但你不将股票卖掉，那么到20年的年底你出售股票时，你的收益将是69.2万美元，大约付税35.6万美元。
以1美元投资开始，投资每年增值一倍。
1. 年底将投资出售，付清税款，将剩余额进行再投资。
每年重复如此投资，坚持20年。
最终净获利润25 200美元。
或者，
2. 保持不出售任何投资。
20年的年末，将最终获税后净利润69.2万美元。
冷静地观察上述数字，有几点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不每年收取你的利润，而是让利润以复利形式增长，最终你的利润将会多得多。与此同时，20年后你所交付的总税值也多得令你膛目结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从直觉的角度感到要每年将收益转换成利润的原因。他们觉得这样更好，可以将税收控制住，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做在利润上造成的差距有多么巨大。
在他们的文章中，杰弗里和阿诺特计算了周转率对证券投资开始产生负面影响的百分比。计算结果与人们的直觉是截然相反的。投资税率最高、对投资伤害最大的时期是在换手之初，然后随着换手率的增加而减少。杰弗里和阿诺特写道：“传统思维认为任何处于1%～25%之间的换手率都是低档次的，从而对企业税收影响不大，只要换手率超过50%，它就被认为是高换手率且对企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事实恰恰相反。”
杰弗里和阿诺特的研究表明，只要换手率达到25%，证券投资所产生的80%的税就相当于换手率达到100%所产生的税。他们的结论是，在你投资换手率较低的时候，你就要引起相当的重视，而不是在换手率很高的时候才对其重视起来。为了保持税后的高回报率，投资者必须将其年平均投资换手率保持在0%～20%之间。
什么样的战略才有助于人们保持低换手率呢？一个可行的方法是被动的、低换手指数基金战略。另一个就是集中投资战略。杰弗里和阿诺特说：“这就像是婚前咨询一样，我们的忠告是，你要试图建立一个你能与之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投资证券组合。”
查理·芒格解释说：“在当今的证券投资管理界，每个人都想赢，但每个人又都不想在年业绩表现上距离标准的道路太远，除非你是顶尖人物。以理智消费者的观点，整个证券行业都是疯狂的，它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人物，但从事着对社会无实际贡献的交易活动。”然而券商们反驳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的业绩就是这样被衡量的。”
今天券商们受到相对业绩的束缚。彼得·伯恩斯坦，一位业内作家是这样解释的：“在相对业绩这场游戏中，你的证券风险已不再由你所拥有的证券决定，你的风险由你不拥有的那些数量巨大的证券所决定。在这些证券面前你永远矮人三分。”如果证券券商的业绩与市场收益相距甚远，他们就面临着失去客户与维护他们信誉的咨询专家的危险。用查理·芒格的话来说就是“偏离轨道”的恐惧，即业绩远离市场回报的恐惧已经“束缚了这个行业的手脚”。
在本章中，我们花费了大量篇幅介绍共同基金的兴衰与成败。我们之所以选择共同基金是因为人们对它很熟悉，故它是一个简单的范例，但是切记不要有片刻的想法认为错误思维仅局限于共同基金券商们身上。对他们的引用只是想说明，这些错误的想法已经贯穿了整个证券投资业，成为一种广泛的趋势。通过观察共同基金券商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你可深刻反思自己该怎么想，怎么做。
在本章中我们了解到强劲的短期业绩并不能证明你是一个优秀的证券投资券商，短期业绩差也不能排除作为优秀券商的可能性，因为衡量创造业绩能力的时间段太短以至于不能形成有意义的结论。然而，使用另一种经济杠杆“全面收益”则可在价格脱离其预期回报时衡量出你的投资业绩进展。在本章中我们还了解到低换手率如何通过两种简单的方法转化成高利润回报率。换手率低意味着交易成本低。最后，我们不要忽略未实现资本利润的价值。除了被动指数基金战略以外，集中投资战略使你有最大的机会将未兑现的资本利润复合累积成为增值利润。
查理·芒格的结论是：“伯克希尔的机制不是疯狂的机制。应该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正在适应投资的本质，并还它以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