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在近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中，是最值得我们细读的一部。他在《书旨与序目》中说：

自有清一代迄于今，世尚朴学，探讨文学者亦几乎以考据为本，若就文以论文，辄必震骇群目，甚至腾笑众口；本末之所在，久其蒙然，买椟而还珠者，宜不少矣。

这见解是很正确的。因此，我联想到梁宗岱先生在《屈原》自序中所说的文学批评的内线和外线。梁先生所谓外线，便是傅先生所谓朴学的考据；所谓内线，便是傅先生所谓就文以论文。我愿就这一点上略申己见。

中国之有近代式的文学批评，始于王国维先生。王先生以天纵之姿，不但在诗歌的创作上弱冠便有伟大的成就，尤其在古文学的研究上留下了不朽的杰作，如《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等。他所以能有超人的成绩，一方面因为他对于西洋文学和哲学有湛深的研究，一方面也因为他深懂得分析的（ analytique）和综合的（synthétique）方法之运用。例如在他写《宋元戏曲史》以前，他已写了《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脚色考》《曲调源流表》等六种。这六种便是近于所谓外线的著作，《宋元戏曲史》便是近于所谓内线的著作。正确地说，前六种是分析的工作，后一种是综合的工作。分析（analyse）为综合的准备，综合（synthèse）为分析的目的。不仅文学批评必须兼备两种工作，任何科学的研究莫不皆然，任何成功的学者决不会忽视其中的一方面。

五四运动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20年来文史研究都注重于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后来变本加厉，竟认史学即史料学，那当然是错误的偏见。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分现代史学为三派：一是传统派或记诵派，二是科学派或考订派，三是革新派或宣传派。他说：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二派之治史，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与当身现实无预。……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然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之评价，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

他理想中的史学是“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这话虽略有语病，然大体是正确的。

文学批评也是如此。钱先生所谓第三派近于梁先生所谓内线，第二派近于外线，加传统派而为三。除传统派不足道外，我们理想中的文学批评便是用外线的工夫而达内线的目的。其实钱、梁二先生所用名词都嫌不妥，正确地说，就是用分析的工夫而达综合的目的。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里说：

讲屈原的诗，首先须要考证屈原的诗。现在世间流行的屈原的作品，有好多成了问题。我们要把这些成问题的加以考证，然后才能更进一步作艺术的研究。

又说：

我们研究屈原的作品，过细地说，每一篇都应该加以讨论，这是首先的工作，即基础工作。这步工作没有做好，更进的研究便成为空中楼阁。

这几句说明文学批评的步骤最清楚而正确。梁先生把外线内线当作绝不相容的两条路，其实只是一条路的前后两段。试以建筑为喻：外线工作便好比测量地基，铺平沙石；内线工作便好比筑墙盖瓦，开窗立门。如无稳固的地基，虽七宝楼台势必圮于一旦；但只做好地基便认为已尽建筑之能事，自然是大错。人非全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合作则两蒙其益，相轻则各有所损。

了解了这一点，便找到了文学批评的正确的路线了。未先做考订的工夫而遽做批评者，终难免“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之讥。例如梁先生说屈原始而学习，作《九歌》；继而怀疑，作《天问》；继而自我认识，作《九章》；继而产生杰作《离骚》，同时附带来两个短篇《卜居》和《渔父》；后来不甘心早死而作《招魂》，最后又发出《远游》的呼唤：不借重半句史料，不依傍半件史迹，而排列得如此完整，岂不正是郭先生所讥的“空中楼阁”，钱先生所讥的“臆测之全史”？未先作分析的研究，而遽写综合的论著，结果未有不惨败的。反之，认分析的工作为最终的目的，如傅先生所讥的“买椟而还珠”，当然是同样的错误。

以上略略说明文学批评上分析的和综合的两种工作应该并重。不过比较起来，综合的工作更重要，也更困难。傅先生这部书正可指导我们如何从事于这种艰巨的综合工作，傅先生的见解和功力也最适宜于指导我们。我曾见他的手稿，对于过去文评诗话的材料，分类搜集，用力至勤。搜集后，他又运用西洋文学批评的理论，加以部勒和整理，积数年之久，方成此巨著。这正是钱先生所谓“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不但可作初治文学者入门之资，亦可供专家参考之需。这无疑将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书籍。

陆侃如
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序于东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