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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固有文化是构成民族传统与精神的重要依据。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如浩瀚星空、奥邈银河，而文学就是众星环拱的北辰。
然而，我们所遭遇的现实并不乐观。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时代和文化环境之中？为什么当今中国的东西都是“土”（贱）的，外国的东西都是“洋”（贵）的（土、洋本以区分地域，而今实寓贵贱之别）？民族的东西是“俗”的，而“雅”的东西也尽在西方？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至少在唐代，当“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际，我们国家的文化是以伟大、崇高、丰厚、优美示天下的，并因此赢得举世的倾慕与尊崇。“土”是最高贵的，“雅”是属于我们的。
先父《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出版七十余年了，其间重印、翻印至少有五十个以上的版次，发行量自然不小。标明“举隅”，是希望读者读过之后，可以就其一隅而以三隅反；在这个“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物欲横流的时代，“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果真有多少能够隅反的么？
近见有学者撰文称：“《举隅》出版至今已七十载矣，在‘鉴赏学’（或‘欣赏学’）方面，傅先生一旦为《举隅》，则后来者不但无法仿效，更无法超越。”（ 阎琦先生《傅庚生先生的学术风采》 ）这是不正常的，学术发展理应“譬诸积薪，后来居上”，不应“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他理想中的文学欣赏是以天才的禀赋，加以后天的力学，尤其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珍惜、护持、利导着自己的情知走向伟大高远的路上去。既有醇正的心性、贞正的品格，又有悲天悯人、四海一家的慈悲情怀，还不失尚友古人、千载知音的心曲相通。
了解是欣赏的边沿，欣赏是了解的极致。我们若要欣赏，必先有知人论世的了解，继之以设身处地的揣摩，才能走上欣其所欣、赏其所赏的路去。越是熟悉的篇章，越是精彩的段落，有时越是容易从我们的眼前滑过去。譬如《论语》的开篇：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虽说是语录体的著作，又成于众弟子之手，但从它的篇目次第来看，首篇《学而》，述君子务本之义；继而《为政》，述为政以德……它还是遵循着一定的篇章格局而成的。那么问题是，为什么要用这三句看似不相连属的话，作为《论语》的开篇？
开宗明义，一部书的开篇，虽不必如“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陆机《文赋》 ）的耸人耳目，却也至少不会是随手凑泊、不知所云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没有解决这一疑问，他只是引程子曰：“乐由说而后得，非乐不足以语君子。”这个连贯实在勉强得很。
孔子一生都为了他的理想而执著着。他周游列国，是为了推行他的主张，实践他的理想。周公时代的礼乐文明，那造就了“成康盛世”以及西周三百年的辉煌，云蒸霞蔚、流光溢彩的大国文明是他一生的向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 ）是他理想的根基。他一生都为了它而奔走，遇君主，见王侯，不过都是想要求志以伸、施德于天下。他积极奔走，有时如丧家之犬，也不言放弃。他时常与他的学生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能为自己的所知所见、所学所能，找到实践（习）的机遇（时），不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吗？有时，也有远道慕名前来讨教的，他因此再度觑见理想实现的可能，又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他访人，人访他，大多数的人只是仰慕他的名声，难得一见，并不真的理解他、用事于他，却往往认为他的主张不合时宜，有些落伍了。他才又对他的学生们说：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君子不气不馁、不骄不躁，择善而固执之。
在孔子的一生中，这样的事例反复上演着，这样的话也就被重复念叨着，不免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他的学生才觉得这三句话，足以代表老师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后来，当《论语》编录的时候，才特别用它来作开篇。果如是，这三句话才具深情，有分量，够沉痛，也才能前后贯穿得起。这三句话所展现的精神，行进在孔子伟大的一生中，才担得起《论语》的开篇。
然而，孔子晚年终竟知道他的理想恐难实现了，他说：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周公时代的辉煌渐渐远去，礼乐崩坏的时代降临了。楚狂接舆的“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不幸一语成谶。因此，以这三句话置诸《论语》的开篇，也代表着他的学生对他一生俯仰喷鸣、赍志以殁的理解与钦迟。
仅有粗浅的了解是不够的，没有层层递进的深思辨析，就无从寻绎作者的精心结撰。前人的解说只作我们思考的起点，潜心琢磨原是我们读书的本分。要知道过去好些注释的书，是未曾说到根本上的。
有时能力也在限制着我们，时下高等院校古代文学教育的水平，不必和清末比，即便和民国时期相较，也有大幅度的下降。本书第六章《学思与兼通》尝有云：
在清末民初，五六岁才识字的孩子，到十岁左右，资质不太差的，就可以写文言短篇，大致通顺，文言文的文法、气势、格调、体裁是有轨路可循的，得其门而入，并不是骇人的难事。志趣在学文学的高中学生，写通顺的文言，本不该是“难于上青天”的。
现状绝非这样乐观，在当下的高等院校文史专业，莫说学生，即使教员“写通顺的文言”竟也不易，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先父门人、北大教授陈一新（讳贻焮）先生逝世后，北大中文系众教授曾作《墓碑文》一篇，试一读：
师字一新，湖南新宁人士。执教北京大学逾四十载，学业精进，师德高尚，海内推为宗匠。生平著述如《唐诗论丛》《杜甫评传》《论诗杂著》等，咸以文心史识，卓见宏词，为学界所服膺。复精吟事，格近唐贤，以爱水仙之清致，因结佳集名梅棣；风雅高情，千古不磨！我等弟子，从学虽分先后，沃泽俱为深长，镌此贞珉，以永铭师恩，永弘师德。
众弟子敬立
公元二〇〇〇年冬月谷旦
（见《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碑铭文字，盖棺论定，应字字精准，句句沉痛；感师恩之厚德，必有精强顽艳的字句。此文寥寥一百余字，其中“人士”“服膺”“吟事”“沃泽”等语词，或非雅驯，或属生造，或用词不当，或不辨言文，均难称恰切；“学业精进”，非弟子口吻；“格近唐贤”，拟不于伦；“千古不磨”，可以赞昔人，不宜论当下；“我等弟子”，用词率意如江湖辞令。至于音节之微，实亦不堪推敲；句法之间，则更难耐琢磨；通篇既乏文气，兼无章法。如是之文，“永弘师德”如何担当得起？纪年既用公元，何谓冬月，云何谷旦？类似这样的文章，自不能说是草草为之，然而果真是郑重其事，又出自全国最高学府，确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
这就是时下的现状，我们自应直面问题，不应只是虚与的遮掩。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教授或专家，不能作浅显的文言，是普遍的状况。有些勉强写出的，你可曾在语句的文法、篇章的间架上寻得轨路了么？你又可曾在文句的精粗、用字的浅深上付诸琢磨了么？你还可曾在语言的音节、声音的气韵上措意了么？如果没有，则终竟只算作门外汉。
这是可悲叹的，亦是可忧惧的。因为创作上的无能正暴露着认知上的肤浅，而认知上的肤浅正是导致本国固有文化价值被低估的根源；近几十年来，从事于这一专业的学者是应为此负上一份责任的。
时世如此，夫复何言！
《中国文学欣赏发凡》采撷作者自《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出版后直至1962年二十年间撰著的与文学欣赏相关的文章，汇为一编。仍因《举隅》例，厘为26章，其文章的具体出处及分章如下：
一 文学与要素
摘自《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第二章“文学批评的义界”，商务印书馆，1946年1月第一版。
二 了解与欣赏
《读诗偶识》，《国文月刊》，1946年2月第40期。
三 研究与创作
《中文系教学意见商兑》，《国文月刊》，1946年10月第49期。
四 明诚与端志
《国文教学识小篇》第三节“明诚”、第四节“融情思”、第五节“端志向”，《国文月刊》，1946年10月第48期。
五 授受与一贯
《国文教学识小篇》第六节“教学一贯”，《国文月刊》，1946年10月第48期。
六 学思与兼通
《国文教学识小篇》第七节“学思并重”、第八节“新旧兼通”，《国文月刊》，1946年10月第48期。
七 咬文与嚼字
《国文教学识小篇》第九节“咬文嚼字”，《国文月刊》，1946年10月第48期。
八 缘情与度理
《国文教学识小篇》第十节“缘情度理”，《国文月刊》，1946年10月第48期。
九 深入与旁通
《国文教学识小篇》第十一节“深入浅出”、第十二节“触类旁通”，《国文月刊》，1946年10月第48期。
一〇 分析与综合
《国文教学识小篇》第十三节“分析综合”，《国文月刊》， 1946年10月第48期。
一一 情辞与本色
《文学的本色》，《文学杂志》，1946年8月第2卷第3期。
一二 风格与人格
《文学的风格与人格》，《东方杂志》，1946年9月第42卷第20号。
一三 格调与趣味
《文学的趣味》，《东方杂志》，1948年9月第44卷第9号。
一四 情景与意境
《诗词的意境》，1961年10月21日陕西广播电台录音播出；《延河》，1962年1月号。
一五 醇美与蕴蓄
《说唐诗的醇美》，1961年11月27日在作协西安分会报告；《讲关于唐诗的醇美——傅庚生教授在作协西安分会作学术报告》，《陕西日报》，1961月12月4日；《说唐诗的醇美》，《光明日报》，1962年2月25日《文学遗产》。
一六 深隐与卓秀
《论文学的隐与秀》，《东方杂志》，1947年2月第43卷第3号。
一七 梦幻与光影
《文学意境中的梦与影》，《文学杂志》，1948年1月第2卷第8期。
一八 诗情与画意
《诗情画意》，1962年7月24日写成；《延河》，1962年10月号。
一九 言辞与声韵
《诗歌的声韵美》，《东方杂志》，1947年7月第43卷第13号。
二〇 诵读与吟咏
《谈文章的诵读》，《国文月刊》，1947年6月第56期。
二一 神气与灵感
《文论神气说与灵感》，《东方杂志》，1946年1月第42卷第1号。
二二 复古与革新
《论文学的复古与革新》，《国文月刊》，1947年3月第53期。
二三 汉赋与俳优
《汉赋与俳优》，《东方杂志》，1945年12月第41卷第23号。
二四 抑李与扬杜
《评李杜诗》，《国文月刊》，1949年1、2月第75、76期。
二五 秦李与三瘦
《说“三瘦”》，《国文月刊》，1948年11月第73期。
二六 新诗与前瞻
《谈新诗》，《东方杂志》，1945年4月第41卷第8号。
没有简单地将这些文章罗列汇编起来，而是将其编排在26个题目下，一是使全书整齐划一，更具条理；二是内容上由浅入深，易于收循序渐进之效；三是与《举隅》更易两相参证，比并阅读。总之，是为了取便于读者的阅读与欣赏。
“修辞立其诚”，不仅是做人的根本，尤且是学文的先导。本书于端志、明诚等立身务本的精神，独多阐发，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
其次，《发凡》与《举隅》相较，《发凡》用语体文，更方便现在的读者（唯第一章“文学与要素”没有找到作者用语体所作类似内容的文本，只能选择了文言）。《发凡》第一章“文学与要素”可说是《发凡》《举隅》两书的总纲，也是作者文学欣赏的总依据。《发凡》与《举隅》在有些内容上是可以两相参证与互为补充的，比如《发凡》的“了解与欣赏”与《举隅》的“精研与达诂”、《发凡》的“风格与人格”与《举隅》的“善美与高格”、《发凡》的“深隐与卓秀”与《举隅》的“辞意与隐秀”、《发凡》的“言辞与声韵”与《举隅》的“重言与音韵”等等；又因为《发凡》的写作是在《举隅》之后，所以不少内容都有作者新的理解与发挥，可以说是更进一境了。
本书文字大部分成于上世纪40年代，有些语句在文法或文字的用法上，与今天的习惯略有差别，为保存文献计，仍保留原状，没有作修改。这些要请读者鉴之。
略有遗憾的是，因为《发凡》的文章创作时间有先后，写作的初衷也各有各的实际情况，编在一起，还有些畸重畸轻，不够匀称，有些篇幅过短，有些又嫌它偏长；有些趣味性强些，有些又偏重些学术性，难于一律。不过仔细读下去，还是能够引起读者的一些兴趣的。比如“抑李与扬杜”专论李杜诗，二万余言，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但因为他的文笔格外生动，又大体上是从欣赏的轨路为悟入处的，所以读来仍饶有兴味。另，“诵读与吟咏”一章只谈到诵读，而尚不及吟咏，题目曰“诵读与吟咏”是希望强调诵读与吟咏同等重要，留下这样一个言诠，以期引起读者的注意。
历代的文学作品，大抵上是创作者“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的，欣赏文学就是寻绎他的“金针度人”处。
文学即是人学，文学虽不是教化的附庸，但它仍分肩着教化的使命，文学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对社会、生活、人事的反映，达到顺调人情、淳厚民风的社会功用。文学的欣赏亦然。
傅光
2017年2月于西安城南望云楼
又，本书承王秦伟先生主持由三联书店出版，责任编辑杨柳青女士特别为全书引文查注出处，劳心劳力，取便读者。全稿校对由周卫斌、张森、傅侃任其劳，并由傅侃作《索引》《后记》，特为之记。
傅光
2017年3月校讫记于望云楼
二校讫，特蒙父执文怀沙先生为本书题签，深情雅谊，书此为念。
2017年5月又记于望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