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31日，林徽因几天没有进食，全身无力，多个器官衰竭。夜半，她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我要见一见梁思成。”

护士看了眼指针刚刚落到“2”的时钟，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可是，她已经没有明天了。

她很快陷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没醒来。最后的话，她终究没能亲口告诉梁思成。当陪伴了她二十七年的丈夫在护士的搀扶下走进病房时，她平静、安详、冰冷，再也没有了气息。

他第一次哭得不能自已，摸索着坐到她的床边，拉着她的手，不停地重复：“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凄惶又感伤。

原来，在生命的尽头，无论曾经怎样地丰富与绚丽，都不过是一个苍凉的句号，她的句号画在1955年4月1日6时20分。

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爱得好，“五好女性”林徽因完美得像一尊偶像，把其他同性映衬得平淡而局促。

女人们对她总是两边倒的态度，欣赏的奉为指路明灯，恨不能按模子复刻一份爱情事业双丰收的灿烂；不入眼的鄙夷她虚伪作秀，花蝴蝶一般穿梭在男人堆里，靠绯闻、花边和半吊子的才情博得美女兼才女的虚名。

而男人们，却把她当作解语花，争先恐后挤进她的“太太客厅”，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最出色的男子，胡适、徐志摩、沈从文、萧乾、金岳霖、李健吾、朱光潜等等。把这样一批优质而成功的异性聚拢身边，至少，她不是个虚妄的女子。

抛开那些夸张的吹捧、泛滥的溢美和捕风捉影的八卦，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

1904年6月10日，她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极品牛人之家，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与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当时的顶尖名人都是好友；堂叔林觉民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妻书》的作者。

或许上苍为了平衡，给了她如此优秀的父亲便为她安排了极其平凡的母亲，她的生母何雪媛是父亲的侧室，思维就像自己的小脚，守旧还有点畸形，家里开小作坊，目不识丁不说，还急躁任性，与自己工书法善女红的大家闺秀婆婆游氏素来不和。何雪媛为丈夫生下了最得宠的长女林徽因，之后，还生过一男一女，却接连夭折了。于是，林长民续娶了上海女子程桂林，林徽因便叫她二娘。二娘虽然没有文化却性情乖巧，一连生了几个儿子，得到了丈夫全部的宠爱，何雪媛被长期遗忘在冷僻的后院。

童年，她陪母亲住在后院，前屋常常传来父慈子孝夫敬妻贤的笑声，母亲的院落却死一般地寂静。这个敏感的女儿，夹在爱她的父亲与不被父亲爱的母亲之间进退两难。母亲常年被冷落的怅恼积攒成了无孔不入的怨怼，脾气越来越坏，性格也愈加偏执。她珍惜父亲的爱，却逃不开母亲的仇恨。

中国传统多妻家庭孩子的委屈、痛楚，使她异常自尊、早熟和焦虑，甚至，庶出的身份成为她心底的痛。不幸福的家庭生活让她在面对自己的婚姻时异常慎重——徐志摩以为离婚后就能和她在一起，多少有点儿诗人式的一厢情愿。

少女时代，她最幸福的时日便是陪同父亲旅欧的那段光阴，骄傲而开明的父亲慈爱地望着她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父亲，是生命中第一个欣赏她的男子。

我常想，如果她临终前有机会见上梁思成一面，她留给他最后的话会是什么？是感谢他一生的宽厚么？

月亮总以璀璨的正面示人，直到阿波罗13号拍回照片，人们才看见那些坑坑洼洼的环形山；犹如，我们总是轻易发现别人的光鲜亮丽，却看不见光亮背后的黯淡。

抛却完美女人的光环，她其实是个脾气暴躁的女子，体弱多病，极度自恋，姑嫂龃龉，婆媳寡淡，说起话来不留余地毋庸置喙，是个有文化的话唠。

所有这些，他如同欣赏她的优点一般，都接受了。

她常常在夜晚写诗，还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酝酿佳作。她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得意极了：“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

他却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

她气得要命，怪他不会欣赏她，却一辈子用着他做的仿古铜镜。

那是他用了一周时间雕刻、铸模、翻砂做成的，镌刻着“林徽因自鉴之用 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的字样。

对于她登峰造极的自恋，他另有一番唱和。

当年，两人青春做伴不知愁滋味，徜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他常常耐心耐气地在女生宿舍下等待梳妆打扮的她，时常等上二三十分钟，她才装扮好，姗姗下楼。

为此，他的弟弟梁思永曾写过一副对联调侃兄嫂：林小姐千装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

她去世之后，他想着这些青涩往事，物是人非，弟弟和她都先走一步，心如刀割。他用她生前躺在床上经常用的小图板，为她设计墓碑的样式。

陪她走了一生，再送她走最后一程，他的确是“诚心诚意”。

逃难时，为了方便她治病，梁思成学会了输液、打针，不厌其烦地把那些器皿用蒸锅消毒，然后分置各处，一丝不苟。

在湿冷的李庄，为了让她暖和一点儿，他经常亲自侍弄火炉，生怕别人不小心弄熄了火。

他想尽法子劝她多吃，亲自准备食物，甚至，她吃之前，他总要亲自尝尝咸淡。

她脾气原本便暴躁，病中肝火更旺，时常责骂、训诘，他都微笑以对。

甚至，肺病是传染的，但她那强烈的自尊心忌讳别人议论她的病，更忌讳家人和她分餐，她觉得那是一种嫌弃。他便和家人与她同桌进餐，虽然暗自做了预防，结果自己还是染上了肺结核。

可是，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付出的一切，对他的辛劳，她同样投之木桃，报以琼瑶。

在昆明时，通货膨胀早已让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变成了贫贱夫妻，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她不得不外出教书维持生计。

她一个星期来往四次走将近十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六点钟的补习英文，一个月所得不过四十元法币的报酬。

颠沛中他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不知所终，皮尺是测量时的必需品，他愁眉不展沉默不语，她便瞒着他，毫不犹豫地在黑市花二十三元的高价另买了一条送他。

这怎么不是爱呢？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家准备南渡逃亡，那正是她最需要治疗的时候。临走前几天，她去医院检查，却被医生严重警告。可是，逃亡却关系着全家人的安危，她便说：“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走的那天，她是病着的，但她没有说，硬撑着开始流亡。

在昆明，她发烧至四十度，昏倒在大街上；从昆明到李庄，梁思成没有随行，她一路操着更多的心，在破卡车上颠簸了三个星期，她彻底病倒，卧床六年。

抗战胜利后，美国著名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博士给她做了病理检查，结论是两肺和一个肾感染，存活期约为五年。

这也算得另一种支持吧？

她去世后，清华的许多老朋友，比如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钱端升、沈从文等等，纷纷责怪他，说是他的选择造成了她的早逝。

他们怪他，在没有能力保持她健康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事业，让她失去诊疗和休养的机会。

他们还怪他，家事生活都没有处理好，爱国心和事业心却那么强，又死板有余变通不足，这个“舍生取义”的书呆子，“义”没取到，她的“生”却被舍弃了。

而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他。

所以，他才会坦然地说：“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她何尝不懂他？

从1930年到1945年，她和他共同走了中国十五个省，两百多个县，考察测绘了两百多处古建筑物，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等，通过他们得到了世界的认识，从此被保护起来。

那时的考察绝不像现在的自驾游，艰苦而辛苦，两人的朋友回忆：

“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这种勇敢精神已经感人至深，更可贵的是林先生，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在人生的经营中，她付出了远超寻常女子的努力与勤奋，这也是她与陆小曼之间最大的不同。陆小曼始终是朵仰仗他人的菟丝花，抵不住货真价实的辛苦，离不开喧嚣的社交场和男人的爱情。

而她，享得福也受得苦。

所以，梁启超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会说：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新结婚的，都是过来人！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为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对她，却如慈父。

当年，她在异国痛失父亲，也断了继续求学的经济来源，她想回国谋生，又考虑在美国打工自己挣学费。梁启超得知后不同意，在给梁思成的家书中说：“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为了兑现承诺，梁启超动用了股票利息，并直接给她写信：“度过苦境，鼓起勇气，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

梁公喜欢的女孩子既灵秀，又有事业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还要遵循礼法，他的女儿个个如此，他选择儿媳妇也是同样的标准。

如果说她爱得聪明，她的聪明之处便在于此：她早早明白了嫁给一个人便是嫁给一个家庭。

梁启超的舐犊之情、人生指导、学问修养、声名地位不是富商徐申如可以比拟，梁思成的宽容大气、勤奋踏实也不是徐志摩的诗人气质所能匹敌。一段离婚续娶的婚姻更不能和青梅竹马的原配并论，即便她眷恋诗人的浪漫，但她很清楚，那只能远观。

于是，成功的婚姻重塑了她，她不仅彻底摆脱了心底庶出的阴影，走进了另一个声名显赫门当户对的家族，更在学业和事业上寻找到了最佳拍档，这种合拍弥补了婚姻中琐碎的消磨。

如果这是世故，那她肯定有点儿。

1953年夏天，在一次欧美同学会聚餐中，她指责当时负责北京城建的副市长吴晗破坏文物建筑，她感情冲动，严重的肺病导致喉嗓失音，她声嘶力竭地据理力争，不惜指着吴晗鼻子谴责。

去北京市委当面辩论时，面对着市委领导，她哭了，义愤填膺地说了那句名言：“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

她确实是个锋芒毕露的女子。

她的干脆利落、不留余地、不媚上、不逢迎向来不只在客厅与社交场，她的哭、骂、愤怒、失落也不尽是小女人式的惺惺作态。

她或许会坦荡地对丈夫说：“我可能爱上了别人。”但她更能够在自己的建筑思想和学术追求被错误批判时坚持独立主张，陈占祥说她“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

她是个幸运的女子，没有错过生命中任何季节，甚至，每个季节都活得繁茂而绚丽。十几岁时，跟随父亲游历欧洲，博闻强识，陶冶心胸；二十岁时，与年貌相当的未婚夫携手游学，开启中国女子研习建筑的风气之先；中年时，学贯中西，成为清华的国宝级教授，中国建筑学的先驱。

她还是个充满了“文艺复兴色彩”的女子：文艺的、科学的、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人文历史、工程技术，汇集一身，甚至在很多不相干的领域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她写诗，三言两语便清丽脱俗；她作文，排篇布局自有周章；她治学，既是思想先行也是理论奠基；就连谈恋爱，也牵动着那个年代不同领域最声名卓著的男子。的确，她的经历太丰富，人生素材太充沛，以至于想把她描绘成游戏人间的交际花，她便奉上绯闻与传说；想把她塑造成旷古难寻的才女佳人，她便奉上家世与诗歌；想把她打造成孤傲清冽的知识分子，她便有等身的著作和名言。

只是，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关注她的情事多过她本身，她被传奇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明星。

她的女儿梁再冰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

或许，这更接近真实的她，而我们爱的，不过是想象中的她。

甚至，曾经身畔的那些男子，爱的也不过是想象中的她。

唯有梁思成，爱着真实的她。

众里识得他并与他在一起，是她一生最聪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