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出差苏州，一切安置妥当还余下大半天的闲暇，拙政园之类的景点早已逛遍，便想着上哪儿打发这多出来的浮生半日。

正巧手边带着本《陆小曼画传》，提到她葬在苏州东山的华侨公墓，半是唏嘘半是好奇，出门打了辆车直奔而去。

初到陵园，满眼的郁郁葱葱，亭台阁榭小桥流水，风含情水含意的腔调倒似足了公园。我猜想，以陆小曼的华丽招摇，她的身后之地应该别致而隆重。抱着这个念头竟然遍寻不见，倒是偶遇了董竹君、乔冠华、陆文夫的碑铭，不得已找管理员帮忙，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找到了她的纪念墓。

出乎意料的简陋和窄小，碑面几乎被“先姑母陆小曼纪念墓”几个大字占满，字迹稚拙而朴素，旁边一帧椭圆形黑白小像，眼波流转，短发齐耳，很清丽。

只是，分毫没有当年十里洋场上顾盼神飞的名媛派头。

“名媛”大约是全世界女子都渴慕的幸福职业。

不用朝九晚五混职场，不必锱铢必较操持家，只要装扮得优雅得体，待人接物雍容大方，懂一两门外语，会一两项才艺，便能在社交场呼风唤雨，收获爱慕与掌声。只不过，她们也有自己的BOSS。

第一个BOSS是父亲，他的起点决定了“名媛”是否拥有与职业匹配的家庭出身和教养，也为“名媛”奠定了嫁给“名流”的基础；第二个BOSS是丈夫，他的高度决定了“名媛”最终的职场地位，和能否把这个职位持续稳固地做下去。所以，选对跟对BOSS至关重要。

作为民国时期“南唐北陆”名媛的代表，陆小曼的职业起点很高。父亲陆定早稻田大学毕业，与曹汝霖、袁观澜、穆湘瑶等民国名流同学，也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担任民国财政部司长和赋税司长多年，还是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母亲吴曼华也是名门之后，多才多艺，既善工笔画，又有深厚的古文基础。

她1903年出生在上海南市孔家弄，比张幼仪小三岁，比林徽因大一岁，是家里九个孩子中的第五个。可是，这些孩子都在幼年和青年时期早逝，她便成了家中的独女，备受娇宠。

这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完全被按照“名媛范”培养，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七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九岁上了北京女中，十六岁到圣心学堂学习，她精通英文、法文，能弹钢琴，长于油画，还师从刘海粟、陈半丁、贺天健等名家研习国画。

为了开阔眼界，父亲甚至把她送去外交部实习。

外交部的实习岁月，或许是她一生中才华与兴趣都得到充分尊重与显露的最美好的时光。

法国的霞飞将军访问中国，在检阅仪仗队时看到队伍动作不整齐，奚落道：“你们中国的练兵方法大概与世界各国都不相同吧，姿势千奇百怪！”

小姑娘用法语答得随意：“哦，没什么不同，大概因为您是当今世界上有名的英雄，大家见了心情激动，所以动作乱了。”

多么漂亮的马屁，霞飞将军暖耳暖心，对她刮目相看。

一次节日聚会，几个洋痞子为了取乐，用烟头去烫中国孩子手上的气球，“砰砰”的爆炸声把孩子们吓得大哭，肇事者取乐似的哂笑：“中国孩子就是胆小。”

她立马借了根香烟冲进一群外国孩子中间，“噼噼啪啪”对着洋娃娃们的气球猛刺，孩子同样哭闹不止。

擎着烟，她优雅自若：“洋娃娃的胆子也不见得大。”

外貌俏丽，性格憨直，反应灵敏，才华横溢，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外交部的社交明星。

只是，追捧和簇拥对于一个少女，未必是好事，她太痴迷众星捧月的感觉，以至于分不清生活与梦想的边界。

虽然，她通过了“名媛”岗位的一切职业培训，却从没有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在她的教育体系中，需要的是爱和婚姻，而不是成就。所以，她绝不会像潘玉良一样努力，成为画家，赢得身份和地位；也没有必要像林徽因一般求学，怀揣改造社会的理想。

她只希望做一个名人的太太，得到热烈的爱情、宽敞的住宅、华美的衣服、体面的朋友，以及世界上一切其他美好的东西，她理直气壮地觉得自己应该享受这些，却不愿付出太多努力和妥协。

1922年，她十九岁，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王庚。

这场豪华的婚礼，伴娘包括曹汝霖的女儿、章宗祥的女儿等九位，此外，张爱玲的继母、两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也是陆小曼名媛闺蜜团的重要成员。

王庚显然是位合格的BOSS，西点军校毕业，与艾森豪威尔同学，既有文科修养，又有军校背景，从航空局委员，到陆军上校，再到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和陆军少将，升职的速度堪比火箭。

前途无量的BOSS王完全能够提供她需要的名媛生活与关注度，却排解不了她的苦闷。百无聊赖的小娇妻在日记中写道：“她们（母亲）看来夫荣子贵是女人的莫大幸福，个人的喜乐哀怒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也难怪她不能明了我的苦楚。”

她的苦楚究竟是什么呢？是失去了自由恋爱的权利，是所有人都要求她做一个好妻子。

在婚内要求和别人恋爱，这恐怕绝少有婚姻能满足。所以，即使没有徐志摩，她依然会与其他男人迸出情感的火花，比如胡适，比如翁瑞午。如果她能够拿捏得当和这些男人的关系，她的名媛之路依旧光明通畅，但是，她也没有。

她给胡适写信，为了避开传说中剽悍的胡夫人，她用男人般又粗又大的英文笔迹写道：“因为我的人不能到你身边来，我希望我的信可以给你一点慰藉。”“我这几天很担心你，你真的不再来了吗？我希望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不会依你的。”

这些信，都写于她与王庚尚未离婚，与徐志摩恋爱中。

至于写给徐志摩的那些著名的情书，上了年纪再去看，需要相当的耐心。如果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行文，那些蜜里调油、喋喋不休的倾诉，读起来其实是絮叨而肉麻的。

她对他说：“摩！第一个人能从一切的假言假笑中看透我的真心，认识我的苦痛，叫我怎能不从此收起以往的假而真正的给你一片真呢！”

他便回应道：“啊！我的龙，这时候你睡熟了没有？你的呼吸调匀了没有？你的灵魂暂时平安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的爱正含着两眼热泪在这深夜里和你说话，想你，疼你，安慰你，爱你！”

她费尽周折和懂她的他在一起，果真从此幸福了吗？

她一如既往地呼朋唤友，吃喝玩乐，他有几件衣服，是否完好，她全然不知。

他只能埋怨：“我家真算糊涂，我的衣服一共能有几件？你自己老爷的衣服，劳驾得照管一下。”

他的这些埋怨，她听不进去，回信道：“上海房子小又乱地方又下流，人又不可取，还有何可留恋呢！来去请便吧，浊地本留不得雅士，夫复何言！”

她的才华用来斗嘴，倒也锋利。

她的豪奢让他为挣钱疲于奔命，难免抱怨，他搭乘免费小飞机离家前的晚上，她大发雷霆，随手将烟枪往他脸上掷去，他赶紧躲开，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

她以前也经常使性子，但像这样对他发狠、动手还是第一次。

他伤心至极，一怒之下离家外出，第二天下午才回去。一到家，便看到她放在书桌上的一封信，读后悲愤交加却又气极无语，随便抓起一条上头有破洞的裤子穿上，提起平日出门的箱子就走。

她最后那封信，究竟说了什么，已无从得知。

两天后，他飞机遇难。

送给他免费机票的南京航空公司主任保君健，亲自给她报噩耗，但她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她把报噩耗的人挡在门外。

不得已，保君健只能去找前妻张幼仪，因为徐志摩的父亲和儿子与张幼仪一起生活。张幼仪冷静地派十三岁的儿子徐积锴和自己的八弟去山东认领尸体。

后来，张幼仪说：“她（陆小曼）出了什么毛病？打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相信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共有的那种爱情了。”

当年刚刚丧妻的硖石首富徐申如，白发人送黑发人，挽联中的哀痛让人揪心：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老人恨她切齿！

许多朋友，何竞武、胡适、林徽因、金岳霖等不肯原谅她，认为她的铺张是害死徐志摩的凶手，纷纷与她绝交。

这些人都没有想到，从此，她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去游宴场所，不再社交，闭门谢客。画画与编志摩文集，是她后半生最重要的两件事。

他去世后的三十四年中，她为他编就的书籍有《云游》《爱眉小札》《志摩日记》《徐志摩诗选》《志摩全集》等。

时过境迁，别人各忙各的事，唯有她一直关心着志摩文集的出版，一趟趟跑出版社，一次次希望又失望，她想用实际行动表达她的爱。

可是，她同时与翁同龢的孙子翁瑞午同居了快三十年，不然，她怎么生活呢？

她的卧室里一直挂着志摩的大幅遗像，从没有摘取下过，每隔几天，她总要买一束鲜花献给他。她对王映霞说：艳美的鲜花是志摩的象征，他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所以我不让鲜花有枯萎的一天。

她用漂亮的正楷，写下《长恨歌》中的两句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放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她不再注意自己的形象，王映霞回忆说：“把自己糟蹋得厉害，牙齿全部脱落，没有镶过一只，已经成为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太婆了。”

那时，她不过四十多岁。

1965年4月3日，六十三岁的她在上海华东医院过世，唯一的遗愿是和徐志摩合葬。

这个要求被徐志摩与张幼仪唯一的儿子徐积锴拒绝了。

她没有子女，墓碑是堂侄陆宗麒、侄女陆宗麟在1988年为她立的，简单而朴素。

结束了一生的沉浮。

多情善感的她渴慕一个既有很多很多钱，又有很多很多爱的人。

只是，有很多很多爱的人往往挣不到很多很多钱，而有很多很多钱的人又付不出很多很多爱，她的痛苦似乎早已注定。

徐志摩的早逝或许不是一件憾事，至少人们看到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而不是婚外情变成婚内情的琐碎，或者红玫瑰变成白玫瑰之后的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