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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士兵在他三十出头的时候因“精神性神经损伤”而从武装部队退役。他的症状主要是头痛。即使退役后，他也时常会出现头痛。在一个针对退伍军人的诊所内，医生要求他说明这个病是怎么开始的，他作了如下叙述：
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刚刚登陆，他们隐藏在黑暗的太平洋滩头，十分靠近敌方火力。他们一直都表现得十分勇猛，并且确信能“打败任何敌人”。他们总以为在攻占阵地后就会被上级撤换下来，由步兵去镇守阵地。然而事实却总是背离他们的精神。他们不得不服从命令，“将对方置之死地”。当这一事实发生后，这些士兵不仅暴露在狙击手面前，而且不得不放任一种混合了憎恶、愤怒和恐惧的感觉在他们胃里翻滚。
现在他们又面临了这样的问题。海军所提供的“火力支援”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好像有什么地方又出问题了。要是他们的上级真的将他们当炮灰使了呢？
我们的病人也匍匐在这群士兵中间。在那个时候，他是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病人的。事实上，他是一个医护兵。根据规定，他是不需要带武器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士兵不同，他似乎不易受到那逐渐蔓延的愤怒和恐惧情绪的影响，就好像他对这种情绪免疫一样。他像平常那样，表现出一名合格医护兵的从容不迫。这些惊慌失措的士兵只会让他感到他们像是一群孩子。他总是喜欢和孩子一起工作，尤其擅长和硬朗的孩子相处。但他自己不是一个硬朗的人。事实上，他一开始选择成为医护兵是因为他不敢带枪。他对任何人都恨不起来。（显然，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太过善良了，他从不喝酒或抽烟，甚至从未咒骂过别人！）现在看来，他的善良能使他忍受一切，而且他也能帮助那些士兵忍受一切，并在他们的进攻任务结束后给他们提供帮助。他与一位和他很像的医务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且十分尊敬和钦佩对方。
这位医护兵已经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他只有一些零星的回忆，感觉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他说当时医护兵受命去拆弹药而不是建立战地医院。他尊敬的那位医务官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那天晚上不知道是谁将一把冲锋枪塞进了他手里。之后他的记忆便成了一片空白。
进攻后的第二天早晨，这位病人（因为他现在是一名病人了）发现自己在一间临时医院里。又过了一夜，他的病情已经发展成严重的肠道炎。他整天都因为打了镇静剂而处于麻醉状态。那天夜里，敌人发动空袭。其他可以行动的病人都转移到了掩蔽所，或是帮助其他病人转移。他的身体被固定住了，不能移动。更糟糕的是，没有人来帮助他。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了害怕，就像所有勇敢之人发现自己在遭遇敌人空袭时只能无助地躺着时都会感到的那样。
到了第二天，他被转移了。直到他在船上吃第一顿饭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十分镇静。当时，食堂里的金属餐具碰撞声在他脑海里成了炮弹齐射的声音。他无法忍受这种声音，以致他在别人仍在吃饭的时候，爬到了一个隐蔽物下面。
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就因为剧烈的头痛而变得痛苦不堪。当他的头痛暂时消失时，他表现出神经过敏的症状，害怕再听到金属的声音。当这种声音出现时，他就会怒不可遏。他的伤寒（或者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痛）已经被治愈了，但他的头痛和他的神经过敏症让他不得不退役，回到美国。
他的神经过敏症源自哪里呢？如果我们接受医生的诊断，那么病因就是“战争神经症”。从病理学的观点来看，他的发烧和炎症是他第一次头痛的病因，但也只是第一次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提出一些看起来和头痛毫无关系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人如此善良？即使现在他被令人讨厌的战后环境所困扰，他也从不用言语来发泄他的怒气。事实上，医务官在那天晚上的咒骂和发怒已经使他的幻想破灭，并使他产生了疑虑。为什么他会这么善良，并对愤怒感到如此震惊呢？
我要求他尝试克服对愤怒的反感，并在与我会面之前的几天内，将那些触怒他的事情或回忆列举出来，不管有多么细小。在他的清单里，这些事情或回忆包括：公共汽车发出的声音；孩子玩游戏时发出的叫声；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声音；关于布满蚂蚁和蜥蜴的散兵坑的回忆；难吃的军粮；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爆炸的炸弹；不信任的人；偷窃的人；“不管是什么种族、肤色或信仰什么宗教”的自命不凡的人；关于母亲的回忆。在这张清单里，病人从金属噪音和战争回忆联想到了偷窃和不信任，最后想到了他母亲。
似乎从他十四岁那年起，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那个时候他的家庭已经在经济和道德上开始衰败。有一次他母亲因为发酒疯而举起枪对着他，他把枪夺了过来，砸坏后扔出窗外，然后离家出走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在那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如父亲般的良善之人的帮助。事实上，那个人就是他的医疗队长官。作为对对方的保护和引导的回报，他保证绝不喝酒、绝不诅咒、绝不放纵自己，并且永远不碰武器。他成了一名好学生、好老师和一个脾气特别温和的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后来发生了在太平洋滩涂地的那次进攻事件。当周围人都被愤怒和恐惧所笼罩，当如父亲般的长官突然爆了粗口，当有人将一把冲锋枪塞进了他手里时，他一手编织起来的美好幻象被终结了。
有许多类似的战争神经症的病例存在。这种疾病的患者一直处于潜在惊恐状态。无论是突然的噪音还是突发的心悸、高烧或头痛，都会让他们感觉受到攻击或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常常对自己的情绪束手无策。任何过于突然或强烈的知觉、感受、想法、回忆，都会引发他们孩子般的愤怒和焦虑。这些人的注意系统出现了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能够无视在同一时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刺激，把注意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刺激上，而注意系统受损的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更糟糕的是，这些人无法熟睡，还经常做噩梦。在漫长的黑夜里，他们会梦到斯库拉（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编者注）和卡律布狄斯（希腊神话中比邻斯库拉的漩涡怪。——编者注）的烦人噪音，令他们从好不容易获得的片刻安睡中惊醒。在白天，他们常常发现自己记不住某些事情。他们会在自己所住的社区迷路，或者在对话中突然发现自己无意间误解了某些事情。他们不能依靠自我的特定过程来规划时空和验证事实。
这些症状的出现是由于身体受到了损伤，体内神经受到了损害吗？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病症的确与此不无关系。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几个致病因素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造成真正的、持续性的危机。在上述病例中，以下这些因素的结合击垮了我们的病人：因对上级的怀疑而造成的队伍士气低落和逐渐增加的群体恐慌感；在未知的敌人火力下无法行动；在医院病床上产生的“放弃”的想法；关于立即撤退还是继续作战的内心冲突（一个声音对他说“让他们送你回家，不要做傻瓜”，而另一个声音则对他说“不要让别人失望，如果别人可以忍受，那你也可以忍受”）。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类病人丧失了身份感。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但他们的生活仿佛在主观上变得支离破碎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复原。他们在被我称为身份感的部分出现了主要的紊乱。身份感让个体体验到一个连贯的和一致的自我。在许多病例中，一种表面上并不相关的因素往往成为病症的触发因素，比如这个医护兵被迫接过枪这件事（枪是一种罪恶的象征，它危及了这个医护兵用以维护个人声誉和社会地位的原则）。这会使人萌生一些突然的想法，比如我现在应该在家里粉刷着屋顶、正在付账单、去见某个老板或是某个女孩等等。转念之间，他绝望地意识到，这些他本来应该享有的生活，可能永远不会有了。另一方面，这种想法似乎与美国生活的某些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很多年轻人将他们的人生计划和身份建立在早期美国历史所隐含的准则之上，即一个人必须保护和捍卫自由的脚步、选择的权力以及抓住机遇。当然，美国人安居乐业太久了，已经不习惯复仇。但是他们心怀信念，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他们选择动起来，也肯定是可以的。重要的是自由选择权以及相信没人可以“逼迫你”或“控制你”。因此这些鲜明对比的符号象征变得非常重要，占有的象征，地位的象征，一致性的象征和选择、变化以及挑战的象征。依当下的情境不同，这些象征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对于这位医务兵来说，枪成为他家庭没落的象征，代表了愤怒与丑陋，而这正是他选择回避的。
此外，我们发现在这个案例中，之前我们提到的三个变化过程不是在相互支持，而是在相互对抗。（1）病人所属的群体。海军陆战队士兵这个群体希望能够很好地掌控局面，在整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中拥有一个特定的身份。而对上级指挥者的猜疑却引发了他们的恐慌。我们的病人用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惯用的防御机制来应对这种恐慌，就好像他是这些孩子气的士兵中一位镇定自若的领袖。（2）病人的机体。在惊恐和急性感染的影响下，他的机体努力维持着平衡，但这种平衡被严重的高烧打破了。病人不得不与这种状况抗争，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承受一切”。（3）病人的自我。在因为群体恐慌和严重的高烧而负荷过重的情况下，他的内在因为失去了外在支持而愈发失衡。一个他一直以来信任的上级命令他打破他一直以来遵守的誓言，而这个誓言恰恰是他那不稳固的自尊心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的发生，打开了他一直以来紧闭的幼稚冲动之门。在他的全部性格中，只有一部分是真正成熟的，另一部分则有赖于外在的支撑。当外在的支撑不复存在，另一部分性格面临瓦解，他便无法容忍在空袭中无法动弹的处境，并且很容易就接受了撤离的引诱。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引发了新的症状。因故撤离后，许多人在无意识中会觉得自己有义务继续遭受痛苦，以便使他们的撤离变得名正言顺。就退役这种情况而言，许多人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只是因为罹患“神经症”而退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类补偿性神经症——病人会无意识地放任自己的神经症蚕食自己，以便获得政府的经济支持——受到了特别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过度补偿性神经症的研究又成为一大热点。这类病人会无意识地希望继续受苦，以便从心理上补偿那些使别人失望的行为。这类通过心理补偿来逃避现实的人，其实比他们自己知道的自己更加忠诚。对于我们那位认真善良的医护兵来说也是这样。当意识到自己开始好转时，他总是再次让“子弹穿过大脑”的痛苦来折磨自己。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因为经历了战争，这位病人不会以这种特定的方式崩溃。正如大多数医生明确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因为“精神刺激”，小山姆也不会出现那么严重的抽搐。在这两个病例中，心理学和治疗学的任务是去弄清楚多重不利情况加在一起如何削弱了中枢防御系统，并且弄清楚最终的崩溃代表了什么。
我们可以发现，躯体（疲惫和发烧）、自我（由于自我同一性的崩溃）和环境（群体恐慌）三个方面的变化共同诱发了上述两位病人的病症。如果一个方面的意外损伤超过了其他两个方面的平衡能力，或者外界的各种情况加在一起给三个方面的变化提供了相互影响的特殊条件，那么这三个方面就会相互恶化。在山姆的病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敌视犹太人的问题在他的躯体变化过程、自我变化过程、社会变化过程中突然间成了一个关键点。山姆和那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病例都表明了另一种危险的倾向，也就是说，变化无处不在，当外界支撑上述三个变化过程的力量被削弱时，发病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我已经讨论了两个病人出现的危机，以便全面地说明我的临床观点。本书将会讨论一些相关的定律和理论。在这里介绍的病例不是典型的。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很少有病例会有如此清晰的“病因”。发现这些病因并不代表就能治愈病人的情绪紊乱。它仅仅说明了某一代表性事件发生时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为了说明之便而选择一些非典型病例时，我们也并没有偏离临床这条主轴。
这些原理可以用公式来表达。某一特定方面在某一病史中的意义有赖于其他方面的意义。为了理解某一特定的精神病理学病例，我们会去研究病例中可以观察到的变化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支配着症状的出现，也可能是因为你掌握了观察变化的方法而容易掌握这种变化，无论这种变化是躯体的变化、个性的转变，还是社会的变革。无论你从哪个方面开始着手研究，你必须回到开始从头再做一次。如果你是从病人的机体着手研究，你就必须检查机体的变化对于其他变化过程有什么意义，这对机体的复原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了弄清楚这个过程，你不能惧怕反复观察和分析不同的自我变化过程。你需要将每一方面与机体的发展阶段及状态联系起来，并将其与病人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观察。你还必须了解第三个重建形式，也就是说要了解病人的家庭历史以及他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这些变化与他身体上的变化都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会影响他的自我发展。换句话说，你不能依靠任何简单的病史发展过程推导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只有反复分析病人的资料，才能逐渐搞清已知资料的相关性和相对性。这种分析不会引出一个明确的病症现象，其结果既不能清晰地重现病因，也不能有依据地列出病情发展的公式。这对我们的病史档案而言是不幸的，但也许对我们的治疗努力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不仅要同时考虑，还要同时影响这三个变化过程。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临床工作的最好时刻，我们没有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的相对性，我们应该将它们明确地写在工作总结中。我们必须全面考虑病史资料的关联性和相对性。
用实验证明我们的研究在治疗方面的价值并不是本书的目的。在结论部分，我将就心理疗法作为一种特定的关系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我提出某些临床见解主要是为本书的撰写提供理论基础。
在第一部分的剩余部分，我将讨论精神分析理论的生物学基础。弗洛伊德的性欲发展时间表已经把这种生物学基础同我们现在知道的自我和我们现在开始了解的社会生活形态联系起来了。
第二部分讲述的是社会困境，也就是现在和从前美国印第安儿童的教育及其与文化适应的意义。
第三部分探讨的是自我病理学和正常童年游戏所揭示的自我之原则。我将呈现一张心理社会发展收益表，这是自我成功调节生命各个阶段的需要和社会规则的结果。
在第四部分，我将讨论美国、德国和俄罗斯在工业化条件下结束童年、步入成年的几个方面的问题。这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历史性的理论基础。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个体必须决定是继续将童年作为一个制造非理性恐惧的兵工厂，还是将成年和童年的关系以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发展为一种伙伴关系。